材料一  南朝刘宋孝武帝时，有个名叫谢士先的人告发申坦是刘义宣(谋反败亡者)的同谋。当时申坦已死，他的儿子申令孙为山阳郡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便到廷尉投案请罪。廷尉卿蔡兴宗议曰：“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朝廷宽赦)，犹应蒙宥(宽恕)。令孙天属(父子天性相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同时指出谢士先“发因私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干黩欺罔，罪合极法。”又有告状的百姓二十二人，案情还未了结，还得参与廷尉审讯，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些人应该暂时拘押在尚方(监狱)之中。蔡兴宗“以讼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系尚方，于事为苦”。

—摘编于李延寿《南史·列传·卷二十九》

材料二  公民们：……在一个共和国当中，退位的国王只能在两种情况下派上用场：要么是危害政权的安定或是威胁自由，要么就是同时实现这两个结果。……我必须声明：路易十六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至于路易十六本人，我建议国民公会立刻宣布他是法兰西全体国民的叛徒。我建议为牺牲的自由革命烈士们竖立纪念碑，让人民始终铭记权利意识和曾经屈服于暴君的恐惧，同时也让所有的暴君永远知晓并害怕人民及其正义。

—摘自罗伯斯庇尔(1792年 12 月3 日)《就对国王的审判问题而作的演讲》

材料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后诸侯国纷纷起而仿效。随着法律的公开化，“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在总结各国法律的基础上，编定《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著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一部诸法合体分篇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商鞅变法的《六律》就是仿照《法经》的内容和体裁制定的。……中国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一般的惩治刑事犯罪的内容，还载有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条款，既包括了军事、财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职责，又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但详列了判决量刑标准的实体法，还包括具体处理诉讼、办案断狱的程序规定。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待遇和具体工作细则，乃至考课、升贬、休假、丧葬之制也无不在内。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等长期并行。

1870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法律修改，虽然是小修小改，但还是迈出法律变革的第一步。1889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统治岌岌可危，清朝政府被迫承认，不变法实难苟存，一些高官权臣们也认为不图强则不能自立。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驻美大使伍廷芳等主张兼取中西，着手修订法律，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