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区的地理空间暨领土历来都是有疆界的，国家疆域因此沉淀并演绎了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民族等的存在也是有边界的。但此层面的疆界多从人类为主位的角度来界定及研究，具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若从自然层面来看，生物、非生物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环境的存在也是有边界的，如森林、草原、荒漠、土壤、灌丛、草甸、草本沼泽等生物及其生态区系都有明显的分界线。

    与人文层面的边疆相比，自然界的边疆，无论是内涵还是表现形式，都要丰富、精彩得多。自然、生物界既然存在着边界，那生态边疆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历史及现实的一条条分界线，就成为界线内外的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相互区分、不会逾越及打破的疆界，一旦疆界被打破或跨越，就会导致生态界域里不同生物类群的减少、退化，甚至是生态系统的紊乱、衰减或灭亡。故生物、生态及其环境视域中的边疆内涵及实际意义不同于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民族、宗教等人文层面的边疆，而是因山川河流等地形地貌阻隔，因温度带、干湿带分隔而形成的自然特色浓厚的一道道分界线。

    边疆具有多维的内涵。生态层面的边疆与行政区划、领土层面的边疆，无论是边界线还是疆域，既有重合的部分，但更多的则是各自独立的存在。国家疆域，无论陆疆或海疆的疆界，在不同方向、位置上，一般只有一条分界线；但一个国家却可能存在多条民族、文化、经济、宗教、军事等人文特点明显的、大多重合的分界线，气候、自然环境等在其形成中不起主导作用。从自然界的视角来看，在生物物种的分布及其生态系统疆界的形成中，行政、民族、经济、文化等因素不占主要作用。若从国家地理疆域形成的历史及自然原因看，疆域的边疆与生态边疆具有较大的吻合性。但因历史进程及各种人为原因的差异，国家疆域界线与生态边疆界线既可能重合，也可能毫无联系﹣﹣在一条疆域线上的不同经纬度带、不同降雨带，会有多条生态界线，一条漫长、横向的生态界线上也有可能存在一条或几条疆域线。因此，一个国家尤其疆域狭小的国家，可能只有一条生态边疆线，或只有疆域线而没有生态边疆线；疆域面积大的国家可能有多条生态边疆线，生态边疆线可能因自然地理结构﹣﹣气候带、水域面积、地理地貌的分割作用而与疆域线重合，也可能完全不重合。

    国家疆域层面上的边疆是既靠军事、政治、经济实力，也靠宗教、文化、思想意识、民族等的差异来维系，其改变是因实力与差异发生了程度、高低、大小的改变而发生重组。生态层面的边疆是自然力量划分的，早期生态边疆完全以降雨、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及水域、地理地貌等因素维系，这种自然形成的边疆及其变迁多指19世纪以前的传统社会时期。当时，生物的分布及生态系统受人为干扰较少；虽然自然界生物的自然迁徙和移居不可避免，其中也发生物种的人为引进，但很多越界移民的生物也往往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异或被当地生物同化，但生态边疆受被同化的移民物种的影响并不大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处于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期。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结合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为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奔跑的人们指明方向、注入能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并改变世界。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近年来，自由贸易快速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过去那种孤立片面、相互对立的旧观念逐渐被整体、全面、相互联系的新理念所取代。旧观念容易引发冲突、战争，新理念倡导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同住“地球村”的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和谐生活，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学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这种“天下观”与和而不同、和为贵等“和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中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让世界发展成为中国的机遇，又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有删改）

柳青的遗产

路遥

    ①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

    ②是的，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座结构宏大的建筑物永远再不可能完整一体，而就其现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它仍然会让现在和以后的人们所珍重。

    ③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他自己的歌喉，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④作家当年毅然地离开繁华的大城市，身居皇甫村一个破庙改建的院宅里，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淌过；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⑤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

    ⑥没见过柳青的人，都听过传闻说这位作家怎样穿着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帽，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像小镇上的一个钟表修理匠。是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可是，这样一个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柳青：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有关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几乎世界上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的视野之内；而且他不仅通晓这些方向的问题，也往往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叫你感到新奇而独到的见解。在他晚年换过几处的寓所的墙壁上，没有什么其它装饰，往往只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他会不时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头一下子指住他正在谈论的中国或外国的一个地方。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专家。他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还写了关于改变陕北山区农业经营方式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国外农业方面的资料，使一些著名的农业专家感到吃惊。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的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

    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五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位作家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我国的集市贸易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物物交换”。有组织的集市，大约出现在殷朝。《史记·平准书》云：“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但在发掘周代以前城市遗址时，多见手工业作坊，还没有明确、固定的市场。

    东周后期列国兼并，一方面迎来了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另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共同催化了城市内的手工业作坊和商肆集中的“市”的发展。春秋时，齐国临淄出现了封闭结构的“市”。

    随着国家统一及其带来的人口激增，“市”不断壮大。发展至大一统的汉代，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更有东西两市遥遥相对；商人需具备市籍，且只准在市内按业设肆交易，并需缴纳市租。唐朝盛世，商业繁荣，大都长安则更进一步发展，对东西两市采用严格、集中的市制，把整个“市”划分为九区，中心区设有市署。直到唐代，市的设立、废撤和迁徙，都是官府以命令行之，并设有管理市场的专职官吏，监督和管辖着上市商品、度量衡、交易契据以及价格的评定、市税的收缴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费需求日益增加，唐代后期的商业活动逐渐不限于两市，在两市附近，已有手工业者和商人摆摊、设店售货，甚至出现了夜市；与此同时，各行业商人形成联合组织，使城中出现了许多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并逐渐形成以之为中心的“街市”。这些变化自下而上地打破了以往封闭的市制。北宋时期的都城东京，其以宫城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结构，更是推动了街市的发展。到了北宋末年，东京沿街大量出现商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华场景就是例证。

    至此，街市的分布彻底改变了以往集市严格控制、集中市肆的方式。商肆沿街道分布，形成繁华的商业街，这更符合城市人民的生活要求，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商市集中在某一街道或街道某一段，为了补充商业街的不足和便于农民进行农副产品交易，有的城市还在城门附近设置草市；还有在大型建筑内定期举行的集市，比如开封的相国寺就定期举办庙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摘编自《中国古代城市市肆发展初探》寿劲秋、马宁）

    春天万物复苏，面对烂漫春光，有人在“红杏枝头”品味春意，于“拂堤杨柳”陶醉氤氲春雾，有人却语竭词穷、词不达意，停留在“哇”“超赞”的简单感叹。尽管众人眼中的景色“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网络语言风靡、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不经意间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嘿”“咯咯”“呵呵”“扑嚇”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的风头正盛只是暂时的，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字”，一段时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新中，倒映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表达，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对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选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人民日报》2019年4月3日）

材料一：

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指引下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强调处理人的价值危机的特殊教育实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价值教育关乎个人的生活体验与存在方式，关乎社会的价值秩序与价值理性，关乎民族的价值坚守与价值理想，对于丰富人的生命意义、标注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以及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价值教育在我国的出场有着深厚的实践根源与深切的理论吁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价值偏差以及价值观扭曲等现象，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等问题展开探讨，认为价值教育是应对当代科学技术挑战、推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倡导实施更加关注个体精神世界和幸福体验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价值教育实践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从“荣誉”“忠诚”到“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转变，反映的是从封建等级制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

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差异。人们对价值范畴和价值教育的认识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揭示了背后的深刻原因：“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意味着，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价值教育的实践开展以及对于价值的诠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要依据时代的发展守正创新，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价值教育中。

价值教育具有共时性差异。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不同，价值教育的实践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在美国，价值澄清理论影响深远，人们多从道德教育、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理解价值教育。我国的价值教育研究与实践向来注重道德教育，这既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及实践根源密切相关，也与道德价值处于价值教育中心位置密不可分。当前，我们正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在此过程中，价值教育理论与实践要致力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价值教育的实践中，既要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价值，也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增强发展的辩证性，使全体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提升价值追求、丰富价值生活、厚植价值家园。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依据。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也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作为人们对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价值观念的生成、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即使不是完全同步的，也一定是同向的。价值观念以及表达利益诉求的价值范畴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也是为人的社会实践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引导下为了处理人的价值危机、厚植人的精神家园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价值教育要立足实践、适应实践，也要服务实践。

当前，世界各国已采取榜样示范、情景创设、价值澄清等方式拓展价值意义空间，强化受教育者对善的行为的认知和体验，提升价值教育的实效性。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景正发生深刻变化。实现价值教育的目标，需要将价值教育的核心精神全景式融入社会成翼的各类生活化场域中，使受教育者在注重知行合一的实践中通过持续的价值反思将价值进行内化，从而提升自身的生命质量、生命价值。

（摘编自靳思远《价值教育的哲学叙事》）

材料二：

任何价值教育理论，如果无法很好地指导教育实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通过分析规律阐释清楚实践层面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样才能对提出和完善价值教育的方法途径给予有力指引。

首先，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让受教育者能从日常的正当行为中获得激励感”的问题。施教育者能够采取适当的方式及时有效地对受教育者的行为赋予意义是衡量价值教育成效的关键一环。现行教育体系已经采取了很多方式，比如表扬、评优、主题活动等，这些方法实质上是在受教育者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其对正当行为的体验。

再者，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接受的就是施教育者教的那样”的问题。受教育者关于价值教育的接收是多元的，学校教育只是一个方面，受教育者接受并建立价值体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个体”，既要关注施教育者个体，又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关注施教育者的要点是言行一致，这才是最有感染力的价值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要点是个性化培养，价值教育应当比智能教育更加重视因材施最，应当更加重视构建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和学习体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教育者的行为予以跟踪评估，以确定受教育者是否在自己头脑里形成了应有的理性建构。

还有，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头脑里建立的价值体系具有延续性”的问题。价值教育有些成分是具有时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体系”，一方面要构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要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体现现代性，应当深入挖掘本民族、国家历史上重要的价值教育元素，并与当下时代的特征密切结合；另一方面要构建覆盖受教育者一生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不仅要着眼于儿童、青少年，也要关注非学龄段人群。

（摘编自李一希《论价值教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