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人们对科学的力量越发信奉，进而发展成科学主义思潮。20世纪初，哈佛大学教授、“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提出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引发社会空前关注，也使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科学主义思潮视科学研究为认识世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唯一正确方法，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科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在将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创造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价值危机，使人在精神上感到焦虑和无所适从。

    科学的负面效应必然引起传统人文主义者的批判，他们呼吁用人文引导科学的发展，以人文的“善”为科学的“真”保驾护航。而人文主义发展到现代及后现代阶段，涌现出唯人文主义者，他们在认知世界的方式上表现出极豉非理性，完全否定科学价值。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可以追溯到叔本华，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将世界的本质归属为意志，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完全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否定人的理性存在，主张只有通过直觉、信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才能认识世界。这在无形中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冲突。

    面对愈加剧烈的分裂、对立和冲突所带来的弊端与危害，人们积极寻找出路，但均忽略了生命对于科学和人文的原点意义。生命是客观实在和主观建构的有机结合，是理性存在和感性体验的统一。作为生命主体认知世界的方式，以生命为内核的生命文化表现在精神、价值和方法等方面。就精神而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生命精神的两种不同表象，最终都归属于生命精神。科学文化富有求真精神，人文文化也蕴含客观和真实。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文化对于调和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面对环境破坏、生态失衡和社会失调时，人们谴责科学技术，实际上谴责的是唯科学主义思想和在科技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的因素。就方法而言，随着学科交流和渗透，学科间范式相互借用，科学与人文的分化与融合不断演化，形成新的学科，如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等都是这种融合的产物。

    如果说生态文化是针对人与自然扭曲关系的梳正与表达，那么生命文化则是以生命为基点，聚焦于人生命的真善美的文化，是面向自然、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学说。它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要求科学和人文的调和，解决现代社会人性的蒙蔽和对科学技术的迷思。在个体层面，要求协调科学和人文，正确处理生命个体与群体、社会、自然的关系。在群体层面，生命文化要求正确处理生命群体与自然、社会、宇宙等的关系，同样要求科学的发展充满人文关怀、人文的发展不缺科学的理性。在当代，生命文化要求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一旦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与科学主义相勾结，就会导致主体失去生命自主意识，更不可能诗意地栖居。生命文化昭示富有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充满科学智慧的人文，在生命文化的引导下，科学和人文将会相互交融而又彼此独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妥善共存。

（摘编自江文富、邱龙虎《生命文化：科学与人文的和洽之道》）

现实中的悲剧快感

凌继尧

    ①冯友兰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校歌是一件艺术作品，当年吟唱校歌的西南联大师生是校歌所描述的悲剧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吟唱校歌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情正是现实中的悲剧快感。

    ②悲剧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感情，因为它和崇高有密切的联系。悲剧是一种痛苦、灾难和牺牲，但是它又不让人感到沮丧和压抑。悲剧使我们接触到崇高和庄重的美，因此能唤起我们灵魂中崇高庄严的感情。它好像打开我们的心灵，在那里点燃一星隐秘而神圣的火花。悲剧自有一种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韧性精神。在吟唱西南联大校歌时，郁积的痛苦、情绪受阻的挫折感得到自然的宣泄和表现，因此会产生一种快感。

    ③悲剧具有英雄气概，然而光凭英雄气概还不能产生悲剧效果。悲剧效果必然含有怜悯和恐惧，英雄气概只是令人鼓舞而不会首先令人恐惧，它产生坚决的心情，而不产生悲愤的心情。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危急关头发生的悲剧事件。在侵略者的铁蹄下，祖国山河破碎，哀鸿遍野，生灵涂炭。正像联大校歌所描述的那样，“九州遍洒黎元血”。人们吟唱联大校歌，会产生悲剧的怜悯。但这种怜悯不是指向外在客体的道德同情，而是一种审美同情，即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感受。

    ④除怜悯外，悲剧感中还有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日常生活中面临生命危险时的那种恐惧，也不是胆怯、懦弱的畏首畏尾。悲剧中的恐惧是一种哀伤或忧郁的情调，是一种忧患意识。悲剧中的恐惧是面对强大的邪恶力量而感到无能为力的感觉。然而，他们在吟唱校歌时，感到压抑和震惊，也感到反抗和振奋。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恐惧成为一种强烈的刺激，唤起应付危急情境的非同寻常的大量生命力。它使心灵震惊而又充满蓬勃的生气，所以也包含着一点快乐。”

    ⑤联大校歌歌词与岳飞《满江红·写怀》多有比照。冯友兰先生在联大校歌中把《满江红·写怀》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改为“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冯先生幸而言中。今天如果再讨论这四句话，杨振宁先生建议改为：“千秋耻，既已雪。中兴来，需人杰。”从“终当雪”到“既已雪”，这是多么痛苦、多么艰难的历程；我们在缅怀浴火重生的血泪史时，一种悲愤而坚决的心情不觉油然而生。

（有删改）

    《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些公案直接关涉到诗经学的根基，但传世文献本身已无力解决，若想有所推进，唯有把眼光转向出土文献。

    “孔子删诗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为“三百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编纂《诗经正义》时，开始对该学说提出质疑，其核心理由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此后，不承认孔子删诗活动者代不乏人，并陆续增加了诸如“诗三百”之名由来已久、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所观周乐演奏顺序已与今本《诗经》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删诗、孔子本人仅自称“乐正”而未曾言过“删诗”、孔子若删诗则不可能留存“淫诗”等新的理由。肯定“删诗说”者则又对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驳难。但遗憾的是，对孔颖达的核心理由，始终无力颠覆，因为《国语》《左传》称引赋诵诗篇确实多见于今本《诗经》而少“逸诗”。有学者又变换思路，以刘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类推孔子编订《诗经》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护“删诗说”，可惜也仅是间接推测而非实证。

    2012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该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存诗两组，周公儆毖成王一组仅余前半首4句，成王自儆诗存完诗9首，每首8句。这9首半诗确为《诗经》“逸诗”无疑，因为第1首就是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而从第1首到第9首诗连续用音乐依次标识“元纳启曰”至“九启曰”，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然第1首是《诗经》作品，后8首也必然是删除之前的《诗经》作品。由两组诗前小序明言各为9章乐曲可知，该组竹简一次性贡献了8首“逸诗”文本和9首“逸诗”数目，可谓“逸诗”大宗，只是周公的9首作品仅保存前半首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和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理由提供了经典范本。组诗9首被删除了8首，今本《诗经》仅留1首，九去其八不就是“十分去九”吗？

    九去其八的文本还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司马迁“去其重”的双重含义，即不仅是删除不同版本的重复篇目，还是同时删除同一版本中的相近篇目。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将“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五篇”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公之琴舞》组诗中的小序还说明，今本毛诗各首作品前的小序可能战国时代已有，汉代人只不过是根据时代需要作了增补完善而已。

（摘编自徐正英《诗经学公案再认识》）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②“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③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可以明确，“粉丝”的欣赏和“知音”的欣赏对比，它首先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④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⑤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⑥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唱和MTV翻拍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

    ⑦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但是，将“粉丝”与“知音”并置，能建构一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使我们可以借此反观二者。二者并非没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不管接受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得有以文本辨识为基础的热爱。如果有了这份热爱，知音与粉丝未必是不能沟通和相互接受的。基于此，笔者以为可以提倡“知音型粉丝”和“粉丝型知音”，来构建这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

    ①“分行布白”是书法上的一个词语。词义说白了，就是欣赏书法作品，要连字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描红簿上的字，写得个个字正腔圆，还不能称之为书法作品，原因大抵就是，连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了，会发现没多大的美感，产生不了审美方面的感动。这空白的地方，确实了得。看看颜真卿的《祭侄稿》、怀素的《自叙帖》、苏东坡的《寒食帖》，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手迹，还真是可以打开眼界。这字的线条有多美，连着空白的地方看了，才会发现，就是总能把这白茫茫的一片，天才地裁开来，裁得和谐灵性。由此，怎么看都教人心旷神怡。这“分行布白”的道理，用来说画也一样。不论是简简单单的齐白石，还是密密匝匝的黄宾虹，还都脱不了和它的干系。齐白石好像好理解些，因为他是无以复减的，空白的地方留得明明白白，稍微注意，就可以感觉到出奇的美意来。黄宾虹呢，他是无以复加了。看起来画面上全画满了，奸像没什么空白的地方了。其实墨分五色，五色互为空白，说没空白还不如说是丰丰满满的大空白。“分行布白”的道理，其实到处都成立着。

    ②读金克木先生的文字，看到他也说到了“分行布白”这一书法上的词语，他是把它来解读文章的，他认为文字也是要在“分行布白”的意义上来读的，就像古人说的另一句话：“当于无字处求之。”他说“一本书满是字，岂不是一片油墨？”他还说，写作的人都有意无意不把话说尽。写得罗嗦，说明他有话说不出或者难说出。写得简单的，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他说他是连字和空白一起读的，仿佛字里行间藏了许多话，这的确是前辈的真知灼见。

    ③_______________。宋人有句“小舟撑出柳荫来”。有评家说，这句可以和唐人的“野渡无人舟自横”句媲美。其实这两句诗正可以见证唐诗和宋诗的差别，分出这两者水准的高下。唐人那句提供了许多可以思考的可能性，而宋人这句几乎没有，唐人那句读来感觉很真实，又不自觉浮想联翩，它在字里行间留下了许多空白的地方，让历来读它的人，各自读着它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而宋人这句就产生不了这样的阅读效果。毛泽东说宋诗“味同嚼蜡”，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④金克木借“分行布白”这个词语来说文字，说出了文字的奥秘和本义。就读者而言，阅读文字只是寻找自己的一种方式。人的所有的欢喜和哀伤，都是自己造成的，而人的敬畏甚至崇拜，说到底只是对自己的敬畏和崇拜。只是因为在别人那里找到了自己认可的东西，才对那个人产生了敬畏甚至崇拜。阅读文字也是这样。只是在字里行间读出了自己认可和感动的东西，才会赞赏甚至痴迷这样的文字。在字里行间空白的地方藏了不少的话，读它各自找到自己感觉到的天下和心中的纷繁。这恐怕就是文字的本义。

中新社记者：①

林建超：古代中国围棋长期处于世界巅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围棋，来源和传入具体途径、方式不同，有的从中国直接传入，有的经由其他国家和地方间接传入，但共同根源都在中国。总体分为四个阶段：公元2世纪前后，即东汉、三国时期，围棋开始向古代中国中原以外的民族地区传播； 公元5世纪前后，即南北朝时期，围棋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 公元16世纪前后，即明清之际，围棋开始向欧洲国家传播； 公元20世纪前后，围棋逐步走向世界。

其中，向朝鲜半岛的传播，在围棋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围棋由中国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的起点和桥梁。中国史学界和围棋界一般认为，围棋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并由此传至日本。传入日本后，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化，日本棋艺水平迅速提升。唐朝时期，日本先后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和留学生。其间，围棋不仅是游戏娱乐，更是他们留学和交往的重要内容。据记载，唐玄宗当太子时，就多次召随遣唐使来长安的日本学问僧辨正切磋棋艺。

最初把围棋介绍给欧洲的是三位著名的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比利时(一说法国) 的金尼阁和葡萄牙的曾德昭。他们都来过中国，都是受罗马教廷派遣的耶稣会教士，且都在著述中讲到围棋。《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八章《关于服饰和其他习惯及奇风异俗》中，就记述了当时中国围棋活动的情况，包括围棋的基本特点、规则和着法等。17世纪，欧洲对围棋的了解基本来自利玛窦的描述。直到1694年，得益于到访伦敦的中国天主教徒沈福宗的帮助，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在其名著《东方游戏》中提供了有关围棋的新资料、新描述。尽管此书关于围棋的表述并不完整甚至有失误，但在围棋史上仍占有重要位置，它比利玛窦的记述为更多人所知，使围棋在欧洲人眼中被视为一项严肃的游戏。

到19世纪，有关围棋的准确信息主要通过被派往中国、 日本等国的外交官传至欧洲，且开始出现中日两种同源但不同规则的围棋传播体系。

至此，围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古代、近代历程告一段落。后来，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推动围棋走向世界的进程主要由日本推动，这和日本开展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有密切联系。

中新社记者：②

林建超：中国许多地方都在探索传承和弘扬围棋文化，其中衢州市烂柯山被誉为“围棋仙地”。近年来，当地提出打造“世界围棋圣地”目标，建成中国首家国际围棋文化交流中心、首个国家围棋队地方集训基地，实施了中国首部涉围棋的地方性法规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围棋协会利用中国围棋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和成果，把中国国内开展“非聚集型居家网络围棋运动”的完整模式和成功经验向海外延伸。2020年3月至10月，中国先后举办近20项遍及世界的国际围棋赛事活动，获得世界围棋界好评，产生积极效应，让围棋成为联结世界的特殊“国际公共产品”。

中新社记者：③

林建超：作为中国传统智力博弈项目，围棋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才艺的优秀代表，是文化与竞技的高度统一。

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善思、精算、多谋的思维特征。围棋行棋和结局变化量的数学结论，在精确与模糊两个方面达到的高深程度，都使其当之无愧地居于思维博弈运动计算水平的巅峰，居于人类脑力计算能力的巅峰。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追求公正、平等、均衡的价值理念。其改变了最早棋类“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竞智斗巧，代之以公平的行棋方式。棋盘上，每个棋子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只有被摆在不同的位置，即参与不同的实践才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

围棋强调把握全局、双方接受、攻守平衡、降低风险等，这与中华民族追求中庸、中和的理念相一致。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注重集体、整体、全局的道德特征。围棋强调子力作用的整体性。对弈中投放的每一枚棋子，都是布下的一个能量要素，只有有机组合、聚合成形，才能生成和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华文化历来重视整体利益，围棋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新社记者：④

林建超：围棋能够成为“世界语言”，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看。

从历史看，以欧洲为例，其接触围棋的历史仅二三百年，在此期间，欧洲人从开始不知围棋为何物，到了解围棋、熟悉围棋，热爱围棋、迷恋围棋，乃至学习围棋、研究围棋，并开发出具有超强棋力的人工智能(AI) 围棋，率先突破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瓶颈。这让我们觉得，欧洲人接受围棋似乎并不困难，对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之中的围棋有天然的亲近性和接受能力，对承载着中华传统哲学思维与智慧的围

棋有强烈的痴迷性和研究力度。事实上，研究发现，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与围棋所承载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相通性、相似性、相近性和相容性。

从现实看，围棋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具有再创性； 不仅体现本原性，而且体现多样性。比如，在人工智能时代，围棋智慧形态发生巨大变革。智能围棋在竞技水平上已远超人类，形成新的技术体系，成为围棋智慧最新的承载和实现形式。但智能围棋并未改变围棋的本质和主体，围棋实践的主体仍然是人，围棋实践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的思维博弈活动。新时代智能围棋与人类围棋的交集，正在并将继续深化、融合发展。

(摘编自中新网《林建超：中国围棋为何能成为一门“世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