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起的弟弟

陈忠实

    这天，作家刚起来，弟弟来了。弟弟从山区老家来，肩头上挎着一只早已过时的仿军用黄色帆布包。

    作家看见弟弟的第一眼，当即想着自己兜里还有多少钱。兄弟姊妹生活在尚未脱贫的山区，凡是找上门的，作家总得给些钱。

    弟弟坦然直言：“哥，你别慌，我不要钱。我知道你名气很大，还是没有钱。”作家听了，有点摸不着头脑。

    弟弟坦率地说：“我想搞一个运输公司，先买一辆公共汽车，搞客运。你想想，你怎么能有钱给我？你把我嫂子卖了，也买不来一辆汽车——”

    作家弹了弹烟灰，大声呵斥：“凭你这号货，能搞长途客运，你是不是昨晚做梦还没醒？”

    弟弟并不恼：“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不相信我。事没成之前，谁也不信，弄成了，人又给你骚情了。前几年，你没成名时，谁把你当一回事？那时候你整天写稿子，没人登，我咋看你咋不像个作家；而今，我咋看你都像个作家……”

    作家真被堵住了口，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行啊，你想买一列火车搞运输，我都没意见。”

    弟弟笑了：“我还得求你，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给刘县长写个条子，让他给银行行长说句话，我就能拿到贷款。刘县长是你的哥们儿……”

    作家笑着给刘县长写了一张条。

    过了两天，作家给刘县长挂了长途电话，说明来龙去脉，最后，点破题旨：“你知道我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货。我给他讲不请道理，推到你手里，你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他打发走算了。”

    刘县长笑了：“你的电话来晚了，你弟昨日后晌就来了，我把他介绍给了农行行长。

    刚放下电话筒，铃又响了，是弟弟打来的：“哥呀，我在县农行，贷款没问题。刘县长一句话，农行行长照办，我要贷5万元，他连一个子儿也不敢少给。”

    作家心里沉了一下，真要贷款5万元，这家伙把钱捣腾光了，谁来还贷？他对这个弟弟最不放心，听着他狐假虎威的口气，愈加疑虑：“你可得考虑换贷能力呀……”

    弟弟说：“你甭操心，现在，人家贷款要财产抵押，我相来想去，咱们兄弟姊妹就你日子过得好，你给我当担保人。”

    作家冲口而出：“那就把我押上。”

    弟弟一笑，说：“谁敢押你这大作家啊。行长到是给我出了主意，把你那本书押上。”

    行长给弟弟出的这个主意，分明是游戏。自以为聪明的弟弟，正在农行行长的圈套里瞎忙。作家说：“我的那本书早卖给出版社了，版权在人家出版社，不属于我，押不成。”

    弟弟显然不懂《出版法》：“你写的书怎么不由你呢？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哪怕编个慌话，先让我把钱贷下。”

    作家缠不过，说：“我只有一支钢笔，永生牌的，你作押吧。”说完“啪”地挂断电话。

    一个月后，作家和朋友刘县长聚在一起，突然想起弟弟贷款的事，说：“后来，那贷款缠没缠你？”

    刘县长多喝了几盅，大笑起来，给作家讲了一个可以为小说尾声的故事——

    你弟弟从我那儿走时，要借我的自行车。三天后，交给传达室，我都认不出了，车铃摘掉了，车龙头换上了一副生锈的，车子的钢圈和内外胎换成旧的，只乘那个三角架——真是“凤凰落架不如鸡”了……

    作家“啊”了一声，想骂也没骂出来。

    刘县长说：“我看着这辆自行车，突然想起你常说的‘这个货’——只有这个称呼好。”

    次日，作家回乡看望父母，顺便看望这个弟弟。弟弟正蹲在窑门口抽烟。显然，汽车公司没有办起来，那辆自行车倒是撑在窑门前的场院里，除了三角架是脱漆锈斑的旧架子，其余部件都是崭新的。

    寒暄之后，作家指着自行车，说：“你太丢人现眼了……”

    弟弟笑起来：“这算个屁事，车也不是刘县长自己的，公家给他再买一辆嘛。哥，你跟他说是哥们儿，我沾不上大光，沾这么点小光，权当‘扶贫’嘛……”

    瞅着嘻嘻哈哈的弟弟，作家什么也说不来。走出窑院，面对弥漫着柴烟的村巷，他忍不住在心里呻吟起来：我的乡亲们哪……

（选自漓江出版社《中国当代小小说排行榜》，略有改动）

【注】①骚情，陕西关中方言，“献殷勤，过分热情”之意。

救人

三石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采访一下他。

    一件如初夏的信江水一般温暖的事情。

    沿信江河往上，拐过森林公园，便没有那么热闹了，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好静的人散步游玩。然而一个失恋的女孩，却打破了这里的清静。

    她跳进了信江河。

    开始的时候，几个散步的人并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对，只有他，从女孩整齐的衣装中感觉到，女孩绝对不是下水游泳。

    于是，他跳了下去，跳进了信江河。当然，在跳进水的一刹那，他没有忘记呼喊一声“快来人哪，有人落水了”。

    可他不会水，或者说是水性极差的那种，他在水中扑腾着，眼见要沉入水底，更别说救女孩了。好在他入水前的那一声呼喊，引来了一对散步的恋人，他们冲了过来，先后跳进了信江河。

    恋人中的男孩将失恋的女孩救了上来。而让他没有面子的是，恋人中的女孩费尽力气，将足有70公斤的他打捞上岸。

    次日的晚报刊登了这则暖人的新闻。

    这新闻便是我采写的。

    而我想，是否能为这则新闻做一个后续报道?

    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原因种种，但他的特殊身份应该是其中之一。

    他是个不小的领导，在当地算得上是号人物。他应该不会水，一个不会水的领导，为什么会在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是什么促使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答案或许只有他能告诉我。

    在他那间宽敞气派的办公室，我再次见到了他。

    他并不想接受我的采访，态度很坚决，直到我退而求其次，表明只是想解答一下内心的疑问，同时还动用了他的一位老领导的关系——他的这位老领导恰巧是我的长辈，他才勉为其难。

    所以，我至今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正式采访。

    事情的经过极为简单，没有必要过多赘述，我只是直接表达内心的疑问。

    “是的，我不会水。”他很坦然地说，“我是西北人，老家一片黄土高坡，只有几个小沟小渠，最深的时候也不会过腰，所以我从没有学过游泳，典型的旱鸭子。”

    “可你一点儿都不会水，怎么没有丝毫犹豫便跳进水中去救人?初夏的信江河，水流湍急，难道你就一点儿没有考虑自身安危吗?”

    “谁说我没有犹豫?”

    “你犹豫了吗?”

    “我当然犹豫了，只不过时间很短，也就几秒或者十几秒吧。”

    我点了点头，赞赏地说：“你犹豫了，说明你考虑了后果，在这种情形下，你仍然义无反顾下水救人，我觉得更加高尚。”

    他笑了。

    不知为什么，他的笑给我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所以我问：“你为什么这么笑?”

    他沉默了，没有立即回答。

    于是我追问：“你为什么不回答?”

    他仍没有回答，却反问我：“你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除了下水救人，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你为什么这么说?说一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你的选择可能是最糟糕的选择，原本人家只需要救那女孩便可以了，因为你贸然下水救人，救援的人还得救你。”

    他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眼睛看着别处，说：“其实，我下水不是为了救人，我是救我自己。”

    我瞪大了眼睛，表情绝对云里雾里。

    他继续说：“你知道，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我也算是个知名人士了，认识我的人不少。那天散步的时候，一路上有不少人跟我打招呼，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我不果断下水救人，以我的身份，事后肯定会有闲言碎语，指责、谩骂可能会铺天盖地。所以，虽然我不会水，虽然我也有些犹豫，但只能跳下去。至于跳下去之后怎样，那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说完这段话，他又笑了，却是苦笑。

    我恍然。虽然潜意识中也认为他的这种想法多少有点儿道理，但我还是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说：“你不会水，这是能够解释清楚的，我想公众也是能够理解的。”

    “解释?你认为我有解释的机会吗?有人会相信我的解释吗?”他的语气咄咄逼人。

    “万一，我是说万一，在场的人都不会游泳，即使会游泳，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将你救上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说到这儿，我顿住了，但我想他能明白我的意思。

    果然，他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跳下去，我可能被水淹死;问题是，如果不跳，我可能被唾沫淹死。”

    时值初夏，我竟然打了个寒噤。

葛市长家的草莓

    “知道不？这次人代会上，老葛转正了！”方凯来电话，话里话外都透着开心，仿佛A市新提拔的市长不是葛亚楼，而是他方凯。

    “真的？那咱可得借机‘宰’他一回。”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在人脉为王的今天，有个有实权的官同学，后面的省略号就太多了。

    不过，我心里也有点儿酸酸的。作为大学里上下铺的兄弟，我们三个当年一个起跑线，只不过毕业时拼爹，我和方凯因此留城，葛亚楼被完璧归赵。当时听说他进了最基层的镇政府，干了最基层的秘书工作，没想到十年打拼，人家浮上来了，我们却依旧原地踏步。

    领导的电话，一个字，忙！多次占线，终于打进去时，葛亚楼语气中透着一份惊喜：“尖子？老K？有日子不见了。什么？请客？好说，好说！嗳，下什么饭店！家里去，你嫂子这两年厨艺见长，来尝尝她的糖醋鲤鱼。”

    葛亚楼还像当年一样，亲亲的。方凯大大咧咧地称他“老葛”，我则恭恭敬敬地称他“葛市长”。

    “什么长不长的，还是叫我‘楼子’吧！”葛亚楼重新翻出了那个打着时光烙印的雅号。我和方凯“哈哈哈”地笑起来。

    周末，我们去了一个很普通的小区，葛亚楼住在那里。我们把车停好，正要上楼时，一个人骑着一辆旧“飞鸽”叮儿当地过来。咦，那不是我们的大市长吗？他把车锁好，从车筐里掏出一瓶干红葡萄酒，冲着我笑：“尖子不喝白酒，我差点儿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他真是细心！我的心一暖，贴身衣兜里装的东西就有点儿硌得慌。那是一枚价格不菲的祖母绿戒指，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

    “老葛，这些琐事，还用你亲力亲为？还有啊，现成的‘红旗’不用，骑这辆破‘飞鸽’。知道的，你艰苦朴素惯了；不知道的，人家不说你作秀吗？”方凯竹筒倒豆子，还是当年那个直筒子脾气。

    葛亚楼挠挠头：“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那么多。这车子还是我妈留下的，一直不舍得扔，偶尔搬出来骑骑，活动活动筋骨，挺好的！”

    进了门，我环顾四周，这套两居室实在简朴至极。葛亚楼看出了我眼里的困惑：“嘿嘿，这房子是小了点儿，不过，住着温馨。市政家属院那边给配了一套，我没要。我和你嫂子舍不得周围这些老邻居，人是群居动物，日久生情啊！”

    市长夫人，是一个贤淑女人，从事幼教工作，在一所幼儿园，陪着那些花儿、朵儿一起成长。她把自己的拿手菜端上桌，笑着说：“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老葛在我耳边没少念叨你弟兄两个。”

    家里的便宴跟饭店就是不一样。阻隔在我们之间的一些鸿沟顿时灰飞烟灭，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些青葱岁月，大声地笑着，大口地吃着，大杯地喝着。在这种情景下，我若掏出那枚祖母绿，岂不是太煞风景？

    酒足饭饱，我手插衣兜里，刚要行动，葛亚楼左扯一个，右拽一个，把我们拖到阳台上：“来，来，跟我来，看看我种的草莓！”

    那个不大的阳台上，摆满了黄泥花盆，里面的草莓郁郁葱葱，挂满了果实，红艳艳的。

    市长夫人手脚麻利地摘了一盘草莓，放在茶几上：“两位兄弟，快来吃，咱自家种的，绿色、环保、无污染。”

    “不养花草，种草莓！你这市长，雅兴不小！”方凯讥讽地拍着老葛的肩。

    “别小看这小小的草莓！是它一步步激励着我走到今天。”葛亚楼凝视着手中的一颗草莓，给我们讲了一段往事。

    “二十年前，一场瘟疫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带着我和小妹搬到了小城。她租了一间破旧的阁楼，用拾荒的钱，供我们兄妹上学。邻居的孩子吃草莓，不懂事的妹妹也吵着要。那时的草莓要20块钱一斤，对于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妹妹大哭了一场，睡着了，母亲也下了楼。母亲再回来时，一头长长的秀发不见了，头发短得如同男人的板寸。她的手里多了两个花盆，两颗草莓苗。她说：‘记着，自己种的草莓最香甜。’那年初夏，那两株草莓开花、结果，我和妹妹吃到了这世上最好吃的水果，同时也将母亲的话铭记在心。”葛亚楼说。

    面对一个喜欢吃自己种的草莓的人，我知道，那枚祖母绿掏出来也是白掏。告别时，葛亚楼握着我和方凯的手说：“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他永远不会知道，那天，他眼神里的那份真诚，是怎样让两个老同学落荒而逃的。

    几年后，班里搞了一次同学聚会。说起副省长葛亚楼，很多同学跟我们一样，吃过葛家的糖醋鲤鱼，尝过葛家的阳台草莓，还听过那段与草莓有关的往事。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抻面[注]

阿 城

铁良是满族人。问他祖上是哪个旗的，他说不知道，管它哪个旗的，还不都是要干活儿吃饭。

铁良在北京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因为抻得一手好面。面是随时有客要吃就得煮的，因此，铁良专在一家做。

铁良原来有几股钱在店里，后来店叫政府公私合了营，铁良有些不太愿意，在一个公家人面前说了几句。公家人也是以前常来店里吃铁良抻的面的主儿，劝了铁良几句。几年以后，铁良知道害怕了，心里感激着那个公家人。

抻面最讲究的是和面。和面先和个大概齐，之后放在案子上苫块湿布醒着。后来运动多了，铁良说，这“反省”就是咱们的醒面；醒好了面，愿意怎么揉掐捏拉，随您便。

醒好了的面，内里没有疙瘩。面粉一掺了水，放不多时就会发酸，所以要下碱。下了碱的面，就可以抻了。

有人用舌头试碱放多了还是少了，舔舔，有一股苦甜香，就是合适了。铁良试碱不用舌头，一半儿的原因是抻面是个露脸的活儿，是公开的，客人看着，当面的。铁良用鼻子闻闻，碱多了，就再放放，醒碱。

跑堂的得了客人要的数儿，拉长声儿喊给铁良。客人出到街上，靠在铺面窗口看铁良抻面，好像是买了一张看戏的站票。

铁良不含糊，一手揪出一拳头面，“啪”，和在一起，搓成粗条儿，掐着两头儿，上下一悠，就一个人长了——人伸开胳膊的长度等于这个人的身高。铁良两手往当中一合，就是两股，再抻再合，就是四股，再抻再合，八股，十六股，三十二股，六十四股，一百二十八股。之后掐去两头，朝脑后一甩，好像是大闺女的辫子飞落到灶上的锅里，客人就笑了，转身回到店里的座位上。

锅边儿的伙计用一双长筷子搅两下，大笊篱把面捞出盛到海碗里。海碗里有牛骨高汤，入好面，撒几片芫荽、葱丝儿、带红根儿的嫩菠菜，浇上满天星辣椒油花儿，红、绿、白，“啪嗒”，放在了客人面前。客人挑起一筷子面，撑开嘴吃，热气蒸得额头有点儿亮。铁良呢，和街上的熟人聊了有一会儿了。

20世纪50年代，犯人被押去刑场的时候还允许点路边的馆子，吃最后一口人间食。有个老头子被押在车上，路过铁良的店，说是去阴间的路上得吃口抻面。于是押进去，老头子张口要龙须面，铁良也不说话，开始抻。

铁良几下就抻好了，亲自放面下锅，瞬时捞起，入在汤里，双手捧了碗放在老头儿面前。老头儿挑起面迎光看了看，手上的铐“哗啦啦”响，吃了一口，说：“是这个意思。”就招呼上路了。

铁良后来跟人说：“这就是当初借钱给我学手艺的恩人，他就是要我抻头发丝儿面，我也得抻出来。”

(选自《阿城精选集》，有删改)

【注释】抻(chēn)面：用手把面团抻成面条。抻，拉长。

魔笛

    朗风站在考场中间，周围坐满了老师。他操着笛子向大家鞠了个躬，不等口令就开始吹起来。朗风是个不太守规矩的孩子，在梁老师家里，他也总是操起笛子就吹。

    朗风吹的是《乌苏里船歌》，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这曲子很甜，第一次听梁老师吹奏时，朗风就感受到那条大河在初春破冰，感受到渔民喜悦的心情。朗风的银笛晃动着，舌尖一下子欢快起来，梁老师为这首曲子加了不少修饰音，依附着甜美的旋律跳跃着，朗风反反复复地吹奏着船歌一段，像舞台上最鲜艳的红绸子不断翻舞着相同的花。

    吹着吹着朗风忽然就停下来，怯生生地问：“老师，还没让我吹吧？”

    大家一下子都笑了。刚才看这小孩冲进考场，大家就想笑，他太有个性了，棉袄上系了根红围巾，头发跟鸟窝一样。可大家都不敢笑，这孩子一定是自己从大老远来的，别一笑把孩子笑毛了。

    “你接着吹吧，孩子”，大个子老师说，“还有什么曲子？”

    “我想吹一下我老师的一部作品，《森林舞曲》。”朗风说。他操起笛子演奏起来。这是第一乐章《夏末林中》，朗风用花舌和颤音不断模仿着各种鸟的声音，从一只小雏燕欢蹦乱跳，到一群乌鸦用翅膀扑打着落叶，再后来是一群大雁从蓝天上飞过。梁老师写的这段曲子，明快而顺畅。朗风想起梁老师带他去听林中漂亮的雉鸡叽叽咕咕地叫，告诉他这嗓音非常自然，是凭着本能随心发出来，然后用笛音来解释它的发音技巧。

    第二乐章叫作《年儿》，这一段旋律太欢快了，连朗风家的黄狗听到都会摇晃尾巴。朗风想起，他这大山里的孩子第一次听到梁老师的笛声，不由入神地痴呆着，然后用口哨把刚才的曲子吹了出来，梁老师吃惊地看着他，嘴里更快更拐弯地又吹出一段，朗风又用口哨把这段吹了出来。后来，梁老师主动教朗风吹笛子，爸爸不明白梁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他坚信梁老师是真正的艺术家。他学吹笛子时，梁老师总是一遍遍地吹给他听，让他感受曲子的每一个细节。长笛是有魔力的乐器，气息的着落点会构成不同的音色，但开始时他总是拿不准，有点想放弃了，可梁老师不厌其烦的示范、鼓励的眼神，让他终究没有放下长笛。朗风吹着吹着，旋律变得激昂起来，随后秧歌调就扭了进来。朗风记得，过年的时候，梁老师把那条红色长围巾系在腰上，和全村男女老少都对扭了一遍，嘴里念念有词，哼着什么调，后来他把这些都变成这段音乐。

    第三部分《农忙》，那是梁老师在雪夜里点着油灯写的，在夏天看着河畔开满的野花写的。朗风想起春耕的时候，刚下放到农场的梁老师学开拖拉机，但他开的那辆车总是歪歪扭扭，不能犁出笔直的麦道。大家都在笑。休息时，梁老师吹响这根银笛，笛声悠扬，像从很古远的时候传过来的，也像一阵阵夏日里的微风。梁老师教给他，学音乐要听，当音符被演奏者变成声音时，它们就有了生命，用心听懂这些声音比什么都重要。

    第四部分是《无言曲》，朗风记得梁老师说，每个音乐家都有自己的一首《无言曲》，那是奏给自己听的。梁老师独自一人时，会对着山峰和森林吹奏，笛声平静、清澈，梁老师告诉朗风，就像落叶在水面上漂浮着一样，有时候最简单的声音能吹出最丰富的心灵。朗风的笛声飞扬着，自由地变化，就像梁老师那样，他用笛子感觉自己内在的心思，感觉那些扑面而来的隐在情感。在他的演奏中，《无言曲》越来越远离当初他记录下来的样子，更像是随风而逝的记忆。一会儿，山林呼啸，那尘封的年代，从卡车上下来的那么多戴眼镜的人，梁老师瘦小单薄的身板，脖子上红色的围巾。一会儿，山谷里飘来春天的气息，梁老师给他重新起的名字，晴朗的朗，像风一样自由自在。一会儿，山风浩荡，他想起梁老师和他一起重奏这段音乐，彼此的呼应像一问一答，也像相互的问候。一会儿，山间大雪弥漫，梁老师没能挺过漫长的严冬，草场边的河滩上，大家为他建了个“家”，这是他的遗愿，他希望留在这里，每年听到春暖花开、冰雪融化的声音。从此，朗风经常来这里，他为梁老师吹笛子，再也没有人指点他，但站在这里，他觉得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

    老师们沉默着，大个子老师摘下眼镜，擦了擦，拿过朗风的笛子，端详着，然后递给其他老师，他们传看着。最后笛子被小心地送回到朗风手里。“是把好笛子，孩子。它原来的主人这里很多人都认识，他是个很好的笛师。”

    朗风的眼睛有点红，低下头，他想起梁老师生前不止一次对他说的话：“有一天，你会站在音乐学院的乐台上的。”

（有删改）

虚 拟

毕飞宇

    这个冬天特别冷。

祖父神情淡然，但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了。

父亲看在眼里，退了出去。望着父亲的背影，祖父很轻地咳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怎么说。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最有机会上大学；但是，祖父把时间全部给了学生，父亲在另外一所中学读书，父亲没有考上，祖父的57个学生考上了31个，在当年，这是“放卫星”般的天文数字。九月，省报的记者把祖父的故事写成一篇长文：《春蚕到死丝方尽》。黑体的通栏标题很吓人的，还配了祖父的一张标准像。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冷静下来了，突然就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春蚕》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把父亲的自信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的建议：“忙你的去吧。”

父亲不是省油的灯，他模仿祖父的笔迹给教育局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一份工作，口吻酷似祖父。那些年，这样的事求之不得呢。局长爽快地让父亲进了县教育局。

一个月后，祖父急匆匆地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他瘦小的身体暴发出了雷霆般的震怒：上补习班去!局长打圆场了：“教育局挺好的……”祖父指着局长的鼻尖：庸俗!鼠目寸光!一年之后，祖父做了校长，而教育局长有机会出任副县长了。在组织部人员面前，祖父重复了那六个字，教育局长功亏一篑，他的委屈和愤懑落在了父亲头上。

父亲是祖父的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呕吐出来的“对不起”毁掉了这一对父子，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也说话，却不看对方的眼睛。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却是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祖父记得清清楚楚，涉及面极广，诸如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荣誉机构，院士、教授、研究员、副省长、副县长、办公室主任、董事长。也有记不住的时候，他在记忆阻塞之前往往要做一次深呼吸，随后，一声长叹。这一声长叹比马桶的下水道还要深不可测。

祖父的癖好，往好处说，爱才；往坏处说，他眼里其实没有人，只有高智商，他酷爱高智商。一旦遇上，不管你是谁，他的血管就陡增激情，奔涌起宗教般的癫狂和牺牲精神，沉着，持久。“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祖父对自己还算得意。

父亲退出去了，我打破沉默：“嗨，不就是爸爸那点事嘛……”

祖父说：“这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好久。你爸退休那天，我就释怀了……”

    我很意外——他的眼神里不是释怀。

    “……你说……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祖父凄然地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

    这算什么事呢。

“当年荣校长182个。我数过两遍。”祖父十分凄凉地憋了半天，轻声却又清晰地说。

荣校长的职务是祖父接替的，“182”也成了祖父岁岁年年的梦。

“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我想让说话轻松一点，特地挑选了嘻哈的语气。

“不能做假。”语气刻板，严厉，中学教师特有，“不能做假!”

祖父赋闲多年了，他又不像荣校长在岗位上轰轰烈烈地倒下去的；再说了，这年头早就不是1982年了；再再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忙着过年呢。

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死在了小年二十六。这一天特别特别地冷。

祖父曾为解寂寞，开了微博，我在上边发了讣告。微博长久寂寞。

我取出钱包，来到了花圈出租处，要来纸、笔、墨。我努力回忆祖父大醉的那些夜晚说出的那些名字职务单位，我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罗绍林遥寄哀

    思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茅开民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储阳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并不悲伤。事后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

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父亲没有给祖父送花圈，只是亲笔书写了一副挽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一直站在遗体旁，却没有瞻仰祖父的遗容，一秒也没有。他紧抿双唇，头有些昂，目光在扫视他手书的挽联，最终落在下联上。他没有泪，但是，毕竟上了岁数，有了水光，眼神很亮，像洞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