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灯

逄金一

    在济南地图上，你一定能很快找到顺河高架路。它南北纵贯，状如一个发福中年男性的啤酒肚曲线。大约在这啤酒肚的肚脐眼处，由东向西挺出如小火柴棒一样的一条街，那就是馆驿街。

    馆驿街是一条温暖的街。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济南。济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大明湖，不是趵突采，不是千佛山，不是泉城路，而是馆驿街。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和父亲走过两个开满丰满荷花的大池塘，那荷花拥拥挤挤却高高兴兴的样子，荷花长得好像比我还高。站在街口，父亲一字一顿地念：“馆一一驿一一街，嗯，走走看。”

    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馆驿”，它带着古文明的胎记，带着汉炙字的神秘感，指向古代，指向了大多数当代人看不清的远方。

    “馆驿”让我想到“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的门下冯谖。孟尝君最初将他“置于馆驿”，不甚重用，后来冯谖唱《长铁歌》，吐槽自己“食无鱼，出无车”，终成孟尝君的高级食客。著名成语“狡兔三窟”也源于此人。典称“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馆驿”让我想到商鞅。这是一个在生命的最后“驿不得”的可怜之人。他被迫逃亡到边境时，想投宿馆驿，却被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最终被逮捕遭车裂而死。

    “馆驿’：还让我想到杜牧那首著名诗作：“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讽刺唐玄宗为了爱吃鲜荔枝的杨贵妃，动用国家驿站运输系统，从南方运送荔枝到长安。那得得马蹄声，历久千年，犹自回响耳畔。

    父亲和我就在那沙沙的长铗歌声中，在那慌慌的择路声中，在那隐隐的马蹄声中，像两簇小火，一步一步照亮这根充满神秘感的火柴棒。

    多少年后，当我终于在这座城市落户，而所居住的地方恰巧就在馆驿街附近时，就每每想到与父亲共度的那些宝贵时光。现在，这条路只能由我一个人走了，火柴棒被我一次次孤独地擦亮，父亲那慈祥的笑容就浮现在眼前，他身上那淡淡的烟草气息就萦绕于鼻尖，他那略带低沉的声音就回荡在耳畔。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这条街。

    这是一根燃烧了六百多年的火柴棒。它最初出现在文字中是一条大道，俗称官道。那是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移于历城，此地始设馆驿，名曰谭城驿。这是传送公文、迎送官员的馆驿，百姓称“接官亭”。

    这根火柴棒正式成为一条街，是在清代。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历城县志》将这一带称“十王殿街”。后来，在馆驿和十王殿之间形成街巷，才统称馆驿街。《续修历城县志》记载，馆驿街“北走燕冀，东通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

    既为“咽喉”，那么我想，明代“后七子”领袖、大诗人李攀龙（今济南人）按理说也会从此街走过。因为他曾在今广东、山西、河北、河南、浙江、陕西等多地出任高官并多次回乡，一定有机会经过此街，而在极其重视迎送程序的古代中国，他在馆驿街上寒暄几句，当是必有的步骤。

    这根火柴棒的东端为荚贤桥：西端，也即它的红色磷头，是红瓦坡顶的德式建筑津浦铁路宾馆。我们在说这座建筑的时候，其实应该降低了声调，因为它可是一位业已107岁的历史老人。在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它有很多荣耀的时刻，孙中山、胡适、泰戈尔与徐志摩均曾在此住过。

    孙中山与胡适的这次济南之行，均曾抽时间游览了大明湖。从路线上考量，他们均可能走过馆驿街，只是未曾有确实的文字留下而已。一条街就是一条街，它平躺着，只供人走来走去，未必非得让人记住它，不像湖山胜景，或以水的形式低下头去一脸娇羞，或以碑、塔、寺、观的形式仰起头来一脸的正能量，让人在俯仰之间流连忘返。一条街，以正直为本分，沉默是它的声音，寂寞是它的命运。

    从更大的视野上看去，这条街在现代史上，日本人的铁蹄踏过，国民党的军警皮靴踩过，解放军的步鞋丈量过。720米的长度，一部大历史的容量。

    而今，我上下班都要穿过英贤桥，脚触馆驿街：我的孩子也曾每日路经馆驿街。而每次经过这条街，我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称它为街，实则好似省略了什么。在我眼里，它是一座以直线形式存在的高山，是一条以硬土方式存在的长河。它甚至也可视为典型山东人的一个隐喻：外表平凡、平实、平和、平静，而目光久远、沉稳老练、处变不惊。

    每个人的记忆中，都会有这样燃烧着的火柴棒。它们默默燃烧，侍奉着岁月，滋养着时光。它们小到无名无姓，却大到能照亮一座城市、光耀一部历史。

    它们，是能够点亮人们心海沉舟的生命之灯。

（选自2015年第10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

（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一代宗师叶企孙：以身之微芒照亮天下

蒲潇

    如今，人们仍在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然而鲜有人知道，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曾受业于同一位大师。事实上，中国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亦离不开这个名字。

这个曾被历史遗忘了半个世纪的人正是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

    1898年，叶企孙生于上海南市区的一个书香世家。目睹大批仁人志士为了脚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叶企孙在心里默默立下了一个志向，“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3年夏天，15岁的叶企孙报考进入清华大学。5年后，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载着祖国厚重的希望，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完成了普朗克常数值的精确测定，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中国人的姓名第一次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中，那一年，他不过23岁。

    1923年，叶企孙回国，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了。是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去摘取稍加努力就能触碰到的科学桂冠，还是放弃所有，从零开始，在自己贫瘠的国家撒播科学的种子？叶企孙的心中早有了答案。有着远见卓识的他深知，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清华园。

    1926年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从执教开始，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王大珩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

    课堂之外，叶企孙经常邀请这些清寒学子到家里做客，买些点心为他们加加餐，天冷了，叶企孙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没地方住了，叶企孙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那些年，在叶企孙的住所北院7号里，能听到的尽是学生们与他们所尊敬的老师的欢声笑语。叶企孙会和每个学生深度交谈，并将他们的特点，在小本本上一一记录下来。叶企孙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也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细心了解观察，他总能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点拔，并结合祖国需要，找到学生们未来最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不仅善于培养人，叶企孙还很注重名师的重要性。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后，叶企孙因熊大缜遗案涉嫌被捕，他屡次入狱，人格与肉体遭受到双重折磨，精神几近崩溃。那一年，他已七十高龄。1969年冬，在北大一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昔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叶企孙，腰已弯到90度，双腿肿胀，身心疲惫，每况日下。然而他却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别人抱怨。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他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遭到抛弃，敌视之后，仍挺立着身躯，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长久病惠溘然长逝。

    叶企孙的一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的著作，没有宏伟的教育纲领，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中国的物理学教育从无到有的在他的手中建设起来了。我国这棵科学大树生长的每圈年轮里，都会发现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他是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的，一个我们知道的最晚，了解最少，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大师。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

（有删减）

江平：法学家的思与痛

    江平在人生80岁时，相信胡适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这“四不”他可以说是做到了。

    1996年，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40周年，写过一篇《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的文章。其中这样说：原先不明白为什么传统美德“礼仪廉耻”中不写“勇”而写“耻”，后来知道，得耻者，不足也。勇有匹夫之勇，知耻之勇是最大的勇。

    他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说，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在多数人一边。

    树在划痕处生长出新芽，人的受伤处生长出思想——这些话语源于他的切肤之痛。江平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那种撕心裂肺的精神疼痛，如一把钝刀磨砺于皮肉包裹的内心深部，并且前后折腾了20年。

    在1957年他被派去苏联学习之前，他自以为戴着桂冠回国，就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但是回国后等待他的却是一顶冰冷而沉重的右派帽子。在27岁风华正茂之年，他从天堂跌入地狱。

    接着，感情甚笃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之离婚。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没过多少天，她又结婚了。“我正被过去的恩爱所折磨，她却表现得如此无情无义。”

    1960年，他和一个朋友为了弄个护碾子的铁栏，去铁路上偷钢丝，却意外地被火车卷到车轮底下，轧断一条腿，几乎丧命，最终落下残疾。这三件致命打击，连续发生在两三年内。

    他是这样评价“反右”的：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他曾经在反右20年后的1977年写下《反右20年感言》，深感“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他意味深长地说：“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

    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历史的玩笑开得精准和过分，并且总是与愿望恰恰相反，无法预料，也避之不及。

    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故事。经过岁月和时局，当大历史的潮涌终究回归于正常的轨道，作为个人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0～50岁，他把一个法律工作者人生最好的20年，当做历史的牺牲。而他的牺牲，与隐匿于历史布景中的无数牺牲者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

    他在序言中说：“我近30年来的学术成就与两人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一次李慎之先生对他说：你们搞法制的，最终会发现法制的困惑在于政治。法制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促使我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他赞同“对私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江平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

    他努力超越无法改变的宿命，总记得灾难经验中的美好部分。他的学生贺卫方留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他没有被摧毁，或者被磨圆。相反，愈挫愈奋，常语出惊人，刀刀见血。

    “文革”结束后几年，被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他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的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这期间，他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的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

    这是一个讲求利益和娱乐的时代。在利益面前，理想主义者的初衷渐渐迷失。在利益面前牺牲品质和原则，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他知道，在理性的层面，只有把被颠倒的颠倒回来，他的命运悲剧才可能被彻底释怀。他相信那些浮沫和喧嚣是一种外部装饰，终归会归于沉寂，而他的使命是直抵社会问题的核心。他要在刀尖上工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最近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词，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词？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我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我觉得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要把这两个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②江平教授不但弟子满门，且学术名气蜚声海内外。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特立独行的“国士”，今之江平教授，亦堪称敢于秉持正气、坚持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郭道晖《只向真理低头的法学家》）

落实

许世杰

    不知从哪个角落发出一阵轻微的鼾声，总算打破了会议室里令人窒息的沉寂。在县教育局汪副局长不满的目光下，有个胳膊肘悄悄捅了捅垂头打盹的人。于是，室内空气又凝滞了，连临窗张挂的“全县二十年以上教龄老教师座谈会”红布横幅，都纹丝不动。

    一个低柔的声音：“翁老师谈一谈？”梳着两把短刷子的女秘书终于忍不住了，她脸涨得通红，胆怯地窥察着汪副局长的表情。

    刷——！从全场二十余双老师的眼睛里，立刻射出或热或冷的束束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在翁思茂身上。

    翁思茂却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依然凝视着什么，呆呆地出神。迎面墙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标语，正牵缠着他的绵绵思绪。

    二十五年了！如今，大学同学有的已经成了大学的副教授、编辑部的副编审、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而他——大学的高才生，由于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被分配在远离省城的县立中学。至今，仍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员。陪伴他的，也仍然是那简陋的校舍，坑洼不平的黑板，夏漏雨、冬灌风的住房。当然，变化也是有的，他已经鬓发斑白、瘦骨嶙峋；他那“银河”对岸的爱妻，也总算熬到了身边，虽然已经瘫痪在床，又吃了劳保，人事关系还在外地……

    一个清脆的声音：“请翁老师谈谈吧！”当女秘书隔着屡屡青烟，看到汪副局长温文尔雅地点着头，肌肉松坠的脸上现出不大明显的笑容时，便鼓起了勇气。

    “啊？”翁思茂从冥思中惊醒，“我——”

    能谈些什么呢？如果是在一个月前，他一定会动情地向大家讲述，汪副局长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多次到家里问寒问暖、同他交朋友的经过。一次，得知他爱人看病竟是自费，原单位不予报销时，汪副局长气愤地站了起来：“岂有此理嘛！这样吧，把医药费单据给我，由组织上帮你交涉好了。”翁思茂眼里闪着泪花，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能有这样一位贴心的好领导，他的心就暖了，劲就足了，即使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再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汪副局长悄悄流露出为了让女儿考上大学，希望请个老师辅导辅导的意思之后，翁思茂便一口应允了。

    “汪副局长同翁老师交朋友的事，省教育厅通报表扬了。请翁老师谈谈体会吧！”女秘书又催了，翁思茂礼貌地欠了欠上身，尴尬一笑，青筋暴露的右手置于胸前，拇指、食指和中指习惯性地拢在一起，就像平日在讲台上捏着一支粉笔那样：“体会嘛……”

    体会？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因为，有两件事使他非常伤心。在高考报名的时候，汪副局长的女儿委屈地说：“翁老师，我想报师范，可爸爸说什么也不让。”

    “噢？不会吧？”

    “不骗您，我爸爸冲我瞪眼说：‘当一辈子老师有什么出息！’”

    没过几天，这个女孩拿着几张医药费单据：“翁老师，这是阿姨的吗？”

    翁思茂接过一看，惊愕了，原来正是去年交给汪副局长的那几张。

    “我在字纸篓里发现的，保准是您给我补课时掉在我们家的。”

    翁思茂双手颤抖，几张单据被撕得粉碎……

    女秘书不耐烦了，蹙眉代替了笑脸：“体会、希望、意见什么的，都可以谈谈。”

    “好吧！”翁思茂严肃、冷静，“我对局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提点希望和意见。不多，只十二个字：端正认识、不弄虚假、落到实处！”

    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会议室的空气总算活跃了……

（选自《全国微型小说精选评讲集》）

科学

韩少功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①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摆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住在山洞“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这样吃比较科学。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就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简直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马鸣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对词语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选自小说《马桥词典》，有删改）

【注】①知青，全称“知识青年”，这里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愿从城市到农村或边疆去参加劳动建设的年轻人，他们多数是初中或高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