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她都准时来到医院大门口左侧的台阶上，铺下一张报纸，静静地坐在那儿看书。那是一本很厚的书，她的面前是一个花坛，红色的郁金香正在灿烂地开放。在她若有所思的时候，能看到她的那双大眼睛，平静而且清澈。虽然病号服并不合体，但并不能掩盖住她典雅的气质。
      她很友善，每当有人找她问事的时候，她表现得非常耐心。我想，她可能是位教师或幼儿园阿姨。
      起风了，她轻轻地合上那本书，又整整齐齐把那张报纸叠好，转身走进了大楼。
      楼内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这个点有上班的，也有下班的，正好又是探视的日子。电梯刚停下，人们争着拥了进去。电梯马上有了反应，发出“受不了”的报警声。最后上来的人没有下去的意思，她就从中间挤了出来，等下一趟。
      下一趟人照样多，不过还好电梯没有报警。人们纷纷选择自己要去的楼层数。有个农民模样的大伯触动数字“7”的时候，那数字就是不亮。他有些着急，还有些紧张，一遍一遍地摁。但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她发现后，急忙说：“大伯，这部电梯双层停。”大伯仍然没有明白过来什么是“双层停”。说话间已经到了8层。大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肯下。她非常客气地对电梯内的人说：“请等我一下，我把他送到楼梯口。”
      她让大伯从8层走到7层。其实楼梯离电梯也就是四五步远，她很快就回来了，电梯内的不少人只是表情严肃，并没有说什么。当然，肯定有人心里会想：这人真多事。
      电梯慢慢上行，一位手捧花篮小伙子自言自语：口腔科病房是不是在12层？她主动接过话说，是的，往左拐。
      电梯到了14层，一位急忙下电梯的姑娘不小心丢下了插在塑料袋里的一枝玫瑰。塑料袋里有几盒营养品，但只有一枝玫瑰。这里电梯将要关上，她迅速触动开门钮并捡起了那枝玫瑰，她还没有说完“请等我一下”，就跨出了电梯，她一定想把那枝玫瑰还给那位姑娘，对于姑娘要看望的人，那肯定是一枝温馨的玫瑰，可以疗伤的玫瑰。
      但她没有想到，她后脚刚刚迈出电梯，电梯内一位戴眼镜女士“啪”一下就把电梯给关上了，并及时触动了上行的按钮。“神经病！”她似乎憋了一肚子的火气没有发泄干净，继续说，“真的，这个人我知道，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了，精神病人。”
     “噢，我觉得她的行为不太正常。”另一个人接着说。
      电梯内剩下的十余人恍然大悟，大家觉得甩掉她真是太正常了。

夜深了，花睡了

三毛

       我爱一切的花朵。在任何一个千红万紫的花摊上，各色花朵的壮阔交杂，成了都市中最美的点缀。

       其实我并不爱花圃，爱的是旷野上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的野花和那微风吹过大地时的感动。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迫不得已在花市中捧些花回家。对于离开泥土的鲜花，我总有一种疼惜又抱歉的心理，可还是要买的。这种对花的抱歉和喜悦，总也不能过分去分析。

       在所有的花朵中，如果要说“最爱”，我选择一切白色的花，尤其是长梗的百合。

       许多年前，我尚在大西洋的小岛上过日子，那时，经济拮据，丈夫失业快一年了。我在家中种菜，屋子里插的是一人高的枯枝和芒草，那种东西，艺术品位高，并不差的。我不买花。

       有一日，丈夫和我打开邮箱，又是一封求职被拒的回信。那一阵，其实并没有山穷水尽，粗茶淡饭的日子过得没有悲伤，可是一切维持生命之外的物质享受，已不敢奢求。那是一种恐惧，眼看存款一日日减少，心里怕得失去了安全感。这种情况只有经历过失业的人才能明白。

       我们眼看求职再一次受挫，没有说什么，去了大菜场，买了些最便宜的冷冻排骨和矿泉水，就出来了。不知怎么一疏忽，丈夫不见了，我站在大街上等，心事重重的。一会儿，丈夫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小束百合，兴冲冲地递给我，说：“百合上市了。”

       那一瞬间，我突然失了理智，向丈夫大叫起来：“什么时候了？什么经济能力？你有没有分寸，还去买花？！”说着我把那束花“啪”一下丢到地上，转身就跑。在举步的那一刹间，其实我已经后悔了。我回头，看见丈夫呆了一两秒钟，然后弯下身，把那些撒在地上的花，慢慢拾了起来。

       我向他奔过去，喊着：“荷西，对不起。”我扑上去抱他，他用手围着我的背，紧了一紧，我们对视，发觉丈夫的眼眶红了。

       回到家里，把那孤零零的三五朵百合放在水瓶里，我好像看见了丈夫的苦心。他何尝不想买上一大缸百合，可口袋里的钱不敢挥霍。毕竟，就算是一小束，也是他的爱情。

       那一次，是我的浮浅和急躁伤害了他。之后我们再没提过这件事。四年后，我去给丈夫上坟，进了花店，我跟卖花的姑娘说：“这五桶满满的花，我全买下，别担心价钱。”

       坐在满布鲜花的坟上，我盯住那一大片花色和黄土，眼睛干干的。

       以后，凡是百合花上市的季节，我总是站在花摊前发呆。

       一个清晨，我去了花市，买下了数百朵百合，在那间房中摆满了它们。在那清幽的夜晚，我打开家里所有的窗和门，坐在黑暗中，静静地让微风吹动那百合的气息。

       那是丈夫逝去了七年之后。又是百合花开的季节了，看见它们，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丈夫弯腰从地上拾花的景象。没有泪，而我的胃，开始抽痛起来。

（原题为“夜深花睡”。选自十月文艺出版社《你是我不及的梦》一书，有删改）

陌生的红苹果

       一个微寒的夜晚，我搭上了从广州开往长沙的第58次列车。

       我躺在铺位看杂志，听到一声温柔的（a）：“小姑娘！”侧过脸，对面铺位上那位陌生妇女扬着手里的一只红苹果，对我说：“喜欢吃这个吗？”我笑笑，摇摇头。那妇女硬是把苹果塞到我枕边，我只好有礼貌地（b）。

       夜深人静，拿起那只红苹果仔细地看，那是一个很精致圆滑的华盛顿苹果，发出诱人的香甜。她不认识我，凭什么送呢？我开始警惕起来，脑中迅速闪过儿时看过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吃了一口“陌生人”送的苹果，结果中毒了……我把苹果放下，打算天亮后物归原主。

       第二天一醒，发觉对面的铺位已经空了，苹果仍在我枕边，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

“小姑娘，早上好！我知道你怀疑我的好意，不敢吃。女孩子出门在外多加一个心眼是好的，不怪你。苹果是我到广州开会时一位朋友送给我女儿的，可我女儿正在北京读大学。昨天一见你，便觉得你很像我女儿，一样留着长头发，一样长着大眼睛，一样穿着牛仔裤，一样喜欢躺着看书，于是我猜你也和我女儿一样，喜欢吃苹果……”

       我很内疚，她能把我想像得同女儿一样可爱，而我却没有把她想像得像母亲一样可信。

       苹果送到唇边时，我感到自己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苹果……

母爱的重量

凸凹

    周末早起，总有愁绪萦怀，隐约感到应该干点什么才是。对，去看望母亲。

    母亲患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又有腿疾，却一直坚强地独立而居。几种药物都是我买的，而社保卡有限制，“贪”一下也没几粒药丸，就索性自费。其实是我舍不得时间，索性一次备下一两个月的用量，我便可以安心于创作。如果像那些无所用心者，每周都出现在办理社保的窗口，也自然可以省去过多的花费。但钱与时间相比，我自然选择后者。

    到了母亲的住处，居室的门竟锁着。想到母亲灶间的煤气可能快用完了，就径直到了配房里的灶间。虽然从入冬到现在已过数月，但煤气罐的重量还是很沉，母亲真是用得节俭。我所居的小区通了天然气之后，我就把煤气本给了母亲。指标内的煤气一罐才43元，她居然也这么节省，让我心酸。

    不久母亲回来了。我大叫一声“妈”，她答应得脆亮，同时亮的还有她的目光。50岁的儿子还像小时候那样叫她，她心中受用。她说，我去村西头的小店，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老豆腐。我说，您血脂高，少吃油腻的为好。她说，你妈就好这口，谁管它好不好。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戳着手中的木杖，急迫地朝灶间拽去。她的腿疾在膝盖，关节劳损，不能直行，“拽”是快速的动作。她掀开锅盖，说了一声“完了”，就朝我傻笑。

    母亲每当做错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个表情。原来，她知道我爱吃田间的苦苣，就拖着病腿剜了一些回来。她也推断我今天会来，就上火焯它一下，好让我省去此环节，带回去直接凉拌。但她忘了马上捞出来，菜就一直浸在热水里，软了。我打趣道，软就软了，省得费牙。她说，吃野菜就得用牙，有咬劲才有味道，看来，你妈真是老得没用了。

    我说，没用也是妈，您站在那儿就有用，让我感到，自己虽然足够老，但依旧年少，因为父母是儿女的尺子。她说，我儿子就是会说话，总是哄妈高兴。我一直以为，孝顺的前提是“顺”，不仅要供奉钱物，更要供奉好心情。进了她的房间，我扶她坐下，问她腿上的浮肿消了没有。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消了。

    她长期服用降压药，有药物反应，中医叮嘱，要时常服一点五苓胶囊，祛湿化瘀。服用之后，果然见效，浮肿渐渐地消了。她回答得果断，我便心中生疑，蹲下身去，挽起她的裤腿——脚腕亮而腴，一摁一陷，实实在在地肿着。我说，您是不是停药了？

    她答非所问，说，只是腿肿，既不碍吃喝，又死不了人。我说，您老真不听话，几粒药也花不了几个钱。她马上接上话茬儿说，还没几个钱呢，小小的一盒药就好几十块，腿不肿，我心肿。我说，怎么就心肿？你儿子堂堂的一个处级干部，国家公务员，每月工资好几千块，能把药店里的药柜子整个给您搬过来。

    你就吹吧，她说，人就怕算细账——我孙子到了娶媳妇的年纪，你要给他买房子、车子，还不都得要票子？你是属兔的，即便是肥兔子，也拔不下几把毛来，除非你去吃夜草、取身外之财。这种事你甭说是去干，就是想一想，我也都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我说，您老放心，我是个文化人，明白事理，不会发生您所担心的事。这可不见得，她说，有的时候，越是明白人，越会做糊涂事，比如你二舅。他那时当着村里的支书，一直大公无私，但那年水灾之后，上边送来成车成车的救济物资，堆在场院，像座小山。以为毛多不显秃、不易被察觉，你舅顺手就往家里多拿了几捆布匹——他家里孩子多，都露着腚呢。不期就被人发现了，举报到上边，被铐走了。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贪心的人，是一时糊涂，就为他求情——批评教育一下就成了，切莫铐人。上边说，盗窃救济物资不同平常，要严办。你看，“好处”这种东西身上就有“邪劲儿”，会让人身不由己。我说，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可我呆的单位，是清水衙门，没多少油水，即便是想“湿”，也湿不了。

    她说，你这又错了，为什么？你看，咱们村前这条马路，常有拉煤的车经过。车稍一咯噔，就会掉下来一些煤渣，虽然不起眼儿，但只要你长年地捡，也能捡出成吨的煤。你再看，东头占地拆迁，拆剩下一些碎砖烂瓦，大家都以为是弃物，可我一点一点地捡回来，也堆成了一大垛，也盖起了一间厨房，这你是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再零碎的东西，也怕捡，捡多了也成气候；再寡淡的油水，也怕刮，刮多了，也肥。妈知道你是个本性清正的人，但就怕你身后有用度，一有用度，本钱不够，就会自生邪心，所以，咱们必须算计着花钱。

    母亲的一番话，让我看到了母爱的模样——母爱，总是垂下身来的姿态，是忘我的呵护。那么儿女呢？要想无愧地承受这大爱，就要站稳脚跟、挺直腰杆——因为爱是有重量的！

    看一眼母亲，由于齿稀而唇瘪，由于衰老而发白，让人感到岁月的无情。我情不自禁地把她抱进怀里，眼泪也止不住地滚落下来。母亲眼里也有了泪光。她毕竟多病，无奈于生活，承受不起这过于温柔的情感了。面对这样的母亲，我暗暗对自己说：对她最大的孝顺，便是更加清正地做人。

（选自2014《读者》第6期）

等鱼断气

    清明时节有微雨。不知怎么就想起了父亲。他这辈子对母亲是没说的。

    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肝病一向有“女怕脸肿，男怕脚肿”的说法，除此之外，她还伴有黄疸、全身乏力、脾肿大等症状。父亲多方打听求诊，医生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而且鱼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菜市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如同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父亲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黑市买来鲫鱼马上操作，按每碗鱼汤100克鱼计算，剖200克鲜鱼熬约30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入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疸消退，再服十天，两眼黄疸大退，月余黄疸全消。他们即去医生处报捷，医生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父亲一听，傻了，医生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当时父亲的月收入才三十六块，时值冬令，鲫鱼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岂不是要把家里掏空了。而且医生还不知道，为了抢一条活鱼，父亲多少次揎拳捋袖，和人在鱼摊前撕作一团。

    “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当然!”医生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

    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阿二去看看!”

    天已擦黑。路灯下，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此时的西北风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冻得簌簌发抖的身子，但仍然坚定地蹲着。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鱼断气。”

    我不解地看着他，没说话。为什么活鱼不买，要等到它咽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的规矩，鱼一死，就腰斩而沽，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翁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似的叫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恹恹地叹了口气，说：“好吧，拿去吧，算我输拜侬(吴语：你)!蹲了两个钟头伊港(吴语：竟然)!”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抽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入鱼腹，剐出鱼肠，那鱼心还在一翁一张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父亲就成了“老蹲”。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或许觉得父亲“老举(吴语：资格老、经验足)识货”，可以省却与人的反复解释，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格条鱼，快勿来赛哉(吴语：快不行了)!”

    日子久了，他还蹲出了经验，并授我心法：背脊黑黑的鲫鱼，不要去蹲守，有得辰光可拖了。只有濒死之鱼，身上鳞片才会越来越黄、越来越白，及时一蹲，可以少吃多少西北风!

    但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大概第一天蹲守时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发高烧到40℃。

    眼见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簧，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

    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于心不忍，常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也不收钱。长大后读书，每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退去。

    那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暖气吹。

(作者：胡展奋。有删改)

外婆的香橼树

①在乡间，散步的路上可以看到果实累累的香橼（yuán）树。金黄的果实仿佛一个个粗糙的小瓜。轻拉树枝到鼻尖，深深地闻一下，柑橘家族特有的迷人香气沁入鼻腔。正在门口溪边洗衣的老妇，上到坡道，踮起脚尖，采了三个最大的香橼。她笑吟吟地对我说：“多摘点，回去用蜜腌渍了，就可沏香橼茶喝了。”

②我从老妇眼角笑纹里，看到外婆的影子。

③20世纪40年代，曾经是大户人家小姐的外婆嫁给了贫寒的外公，靠做各式各样收入微薄的小生意带大四个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她有两个孩子在远方插队，买完米、油，头一件事就是用剩下的收入买一大版邮票。她心急火燎地给远在大西北的心灰意冷的孩子写信，她总要在信上给孩子新的希望：江南的小红萝卜下来了，她承诺要给孩子做五香萝卜干。吃螃蟹的季节到了，她承诺给孩子寄蟹粉油——她要省下一个月的肉票去买油膘，自己熬炼；半大的螃蟹一买就是一网兜，蒸熟后剥得两手的指甲都裂了，剥出满满的膏黄与雪白的螃蟹肉，用油热封，用玻璃瓶装好，再用蒲叶包好，寄到大西北去。

④写完信，外婆骑一辆自行车，专门到邮局去寄。她总是疑心路上的邮筒收寄信件要比邮局慢一些。孩子们埋怨大西北缺乏水果和蔬菜，外婆便想把香橼树苗种到大运河河岸的荒地上去。三年，河岸边的香橼树真的被她种成了。到了深秋，外婆借了两个大箩筐，来回三趟，一次性把河岸上的香橼都采了回来。外婆将香橼洗净，切成薄片，在大团匾中晾干表面的水分。紧接着，垒出珍贵的糖，一层糖一层香橡片，紧紧码好，在大陶瓮里密封一夜，再将这些被充分糖渍的香橼片平摊到大团匾中去晒。一直晒到捏起来硬铮铮，丢在碟子里当当响，而后，外婆开始缝制邮寄用的小布包：她要把这些香橼片寄到正在冰天雪地中捞河泥、种小麦与青稞的孩子手里。

⑤外婆能在艰苦的生活中支撑那么多年，始终保持淡定乐观，与她舍得留给自己一点儿精神生活也有关系。我至今还记得，外婆将带着果柄的香橼一个个串起来，吊在衣橱里，为衣服熏香；外婆的娘家虽然早已败落，但自己的那些陪嫁，外婆依旧小心翼翼地保管了很多年，那些宝贝包括一个可以插梅花的大铜瓶、一个可用来陈列果实的古铜青绿旧盘、一个宣德暗花白盘……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简直没有什么用场。然而，外婆把采回来的香橼摊放在盘子上，每个盘子里放8-9枚，满屋都是黄灿灿的颜色以及清冽又扑鼻的芬芳。

⑥回看外婆这一生，大起大落。17岁前，半条街的娘家商铺伙计们都喊她“大小姐”：结婚后，她不得不成为卖炒货的小贩，后来又在里弄办的小厂成为一名两手都是机油味的女工；最后，她在为居民打酱油的小店中退休，她似乎从未抱怨过什么。她嫁了个像木桩一样少言寡语的男人，文弱书生一般，遇到事只会往她背后躲，家中买100块煤饼也挑不动，还要她一起去挑，她也无一丝怨怼。外婆从不计较她这一辈子为家族、为后辈付出了多少，她只是深信，一条河要不断地朝前走，才可能冲刷出深深的河床，汇聚无尽的溪流与雨水，蹬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直到汇入大海。

⑦基于这种朴素的认知，外婆从不把时间花在抱怨上，遇见事儿，她只是不断地去想办法，不断地去行动。从起了在运河边种树的念头，到从乡下以板车载了树苗回来种，她只花了3天时间；从运河边将香橼摘回来，到晒出可以泡茶的果干，她花了10天时间；而劝说两个在外插队的儿女一定要“把书读起来，就像在大风中拢住一粒火星”，她分别花了8年和10年。最后，孩子们放下锄头，在1978年考上大学，这却是外婆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但小舅舅和三姨能从痛苦与迷茫中觉醒，我以为，与外婆辛苦攒下寄出的几十版邮票息息相关。

⑧外婆离去多年，那些运河河岸上的香橼树还在，每次回到故乡，我就去看望那些树，外婆若有所思的样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这些香橼，听到过拖船的声音，听到过船上人网鱼、炒菜的声音，也听到过源源不尽的水声，它们的香味，比佛手还要好闻。不知道为什么，闻到它，我就觉得这辈子遇到再大的沟坎都能心平气和地过去。

（选自《读者》2023年1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