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王家村

夏鲁平

    去年夏天，家乡发了一场大水。我负责大哥那个村的包保工作，又让我顺便包保王家村。我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调查一下还有多少受灾扶贫项目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群众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来到王家村，我暂时住在村部。我特意向村长王东明打听那个溺水孩子父亲的情况。王东明告诉我，那个孩子的父亲叫王宝贵，是个聋哑人，一直是村里的贫困户。

    他告诉我，王宝贵是村里的老大难，水灾前，村里收到上面拨的扶贫款，盖了两间房屋，其中一间给了王宝贵。房子盖完了，王宝贵却不满意，嫌房子盖到了村子里的低洼处。当时村里能盖房子的地方也只能是这里，没办法的事，我们怎么解释都说不通，王宝贵的老婆倒不是聋哑人，我们就跟他老婆讲，王宝贵却在一旁火冒三丈，上来就抓我衣领子。做了好事人家还不领情，你说我这心里该是什么滋味？这几年，大家都奔着钱使劲儿，我猜想这聋哑人挣不到钱，心里不痛快，见到谁，都看不顺眼，有什么办法？这次闹水灾，村里很多人家房屋都不能住人了，王宝贵家的房子完好无损，这回他才看到了自家房子的好处。

    不过，通过这次水灾，也的确看出王宝贵家房址有些问题，全村的水全往他家院子里流，他家的院子成了河道。

    洪水到来时，上游的水裹卷着死猪死鸡直往下冲，冲过来的还有门板、家具、柴草垛，柴草垛上居然还趴着一个人，不管怎么呼喊，还是被无情的大水冲走了。这时我们惊奇地看见王宝贵站在自家窗台上张望了一阵，往腰上系了一根粗绳子，跳到洪水中，大家以为王宝贵被洪水吓疯了，急于逃生，但我们都想错了。跳到洪水中的王宝贵拼命游到他家院子里那棵老榆树跟前，爬上了老榆树，解开腰上的粗绳子，捆在树干上，他又扶着绳子游回窗台，撅着屁股爬回屋里。

    王东明说，王宝贵往那棵大榆树上拴上绳子不长时间，洪水里又漂来一堆柴草垛。柴草垛上蹲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被吓傻了，不喊也不叫，直看着站在房顶上的人群呆愣，柴草垛漂进王宝贵家的院子，正好被那根粗绳拦住，不走了，柴草垛一点点散开，变成了零星几块，又顺着绳子底下漂走。王宝贵老婆在窗台上喊那女人，让那女人拽住绳子，王宝贵从窗口伸出一个木杆，那女人趴在绳子上，一只手攥住木杆，用另一只手和胳膊挽住绳子，王宝贵用劲把女人拽进屋里。刚救完这个女人，紧接着又漂过来一根圆木，圆木上趴着一个男人，那男人倒是灵巧，漂到绳子跟前，伸手抓住绳子，一点点挣扎着爬进了王宝贵家的窗台。有了这男人，王宝贵也多了一个帮手，只要有人漂过来，就被他们拽进屋里，就这么忙活了不知多长时间，王宝贵救出了五六个人。当然也有没救成功的，我们亲眼看见有一块门板漂过来，门板上趴着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儿，漂进王宝贵家院子的时候，洪水忽然出现漩涡，门板偏离了原有的方向，朝着榆树那边靠去，王宝贵老婆喊，抓绳子，快抓绳子。那男孩儿慢了半拍，伸手没有抓住绳子，又顺着洪水漂走了，王宝贵急了，他冲出窗台欲跳入水中追赶那块门板，被他老婆从后面一把抱住，王宝贵也许急红了眼，回手给了他老婆一巴掌，他老婆的手松开了，那门板却漂远了，即使王宝贵跳入水中，也追不上了，他就眼睁睁看着那男孩儿，沮丧得要命。也就从这时开始，王宝贵不再站在窗台上救人，他拽住绳子，把半个身子探入水中，只要漂过来一个人，他就能及时搭救。当时我们都看傻眼了，想不到这个木呆呆的王宝贵竟有这么大的勇气和胆量。

    后来洪水退去，那些被王宝贵搭救的人，有的来看过他，有的根本没来，对于那些来与不来的人，王宝贵全没理会，经历了这么一场大水灾，什么事都不算事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丑琴操

邓跃东

    祖父会拉琴，好事者命令他带上两个会拉胡琴的侄儿一起演出。在邻村第一次巡演时，我大伯父刚拉开过门，台下就扔来一只鞋子，砸在他头上。他们指责大伯父的胡琴有问题，硬是逼着他锯掉了琴杆上的龙头……

    这件事我是听一个叔父说的，几个伯叔不愿回忆这些旧事，唯有我堂二叔反应异常，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说：“琴头是我砍的！”我知道二叔一直钟情于胡琴，没想到他竟是这件事的亲历者。透过浓浓烟雾，我看到了二叔眼里流露出的几丝幽怨。

    那晚他们受到了批评，被要求将琴头处理掉，否则后果难以想象。祖父答应一定处理好，但不是当场锯掉的。这把琴是大伯父在县城读中学时带回的，却成了二叔的至爱。那时祖父被贬职从学校回乡，思虑最多的是要保住侄子们的性命，要不就对不起大哥。祖父就给二叔做工作，二叔十五六岁，很不配合。祖父发了怒，责问他：“是人头重要还是琴头重要？”二叔噙着泪、含着怨气，在祖父的逼迫下锯下了琴头。祖父说：“这个琴头雕刻得精致，你先收着，日后可能会用上。”二叔不吭气，捡起琴头一把甩进了灶膛。

    丑琴无头，祖父他们也无脸面，操琴的模样十分滑稽，总不被人正眼看。当然，心里最憋屈的是二叔。他很年轻，无端被人嘲笑，其实他拉琴是很有水准的，但是心里不平，音色起伏大。丑琴让二叔的脾性也丑了起来，他变得十分倔强，不太理会祖父﹣﹣以前他们经常一起谈琴论艺，慢慢地不怎么说话了。

    没过多久，伯叔姑姑们不能读书了，因为村里不准。二叔二次被生产队长从中学赶回，他聪颖好学，无奈初三未读完，就再也未进过学堂的门了。二叔积下一肚子的愤懑和怨恨，别人拈轻怕重，在生产队混工分，他年纪轻轻就去学泥水匠的手艺，每天用砖刀砍砍剁剁，其实是在发泄不满，他要砍平种种崎岖。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他感到轻松，他的虎口被震烂，血流不止，也不能释放心中的怨气。他又想起了无头琴，每天劳作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里，只有丑琴懂他，眼里的泪、虎口的血，遗落在琴上，他浑然不知。

    二叔独自拉琴，长夜不息。祖父知道他心里苦闷，就开导他说：“拉琴可以消解磨难，但不能宣泄情绪，你指上的怨气太重了。”二叔说：“你不是说琴音传递的是心声吗？”祖父反问：“你心里向往的是什么？”二叔不吭声了。听琴知音，得失寸心。二叔对祖父的视听修养极为钦佩，他为自己更名为“清明”，自此静心练琴，研习音律。

    清明通透，方有流音。二叔反复体悟，寻求彻悟﹣﹣人跟丑琴一样，没有脸面，可琴还是琴，心里有音，仍可自然地发声。他的心慢慢地融入了丑琴，琴声开始从心里流泻出来，没有了早时的发泄，音色一片柔美。

    二叔认真地看着我说：“琴已无头，人得有名。”

    二叔那时带着这把丑琴，一次次地参加上级安排的演出。他用丑琴发出的优美琴声征服了众多同行，感染无数心田。有一次，上级首长要来观看，领导提出给他换把琴，说这琴太丑了，影响县里的形象。二叔说，人能换但琴不能换。

    在本村的一场集会上，全家人都被责令到场陪斗，批斗的对象是二叔的母亲。大冬天里她被拉到学校操场上，被风车对着猛吹，她不服软，直挺挺地站了一夜。有人起哄要我家的人拉琴造势，祖父跟他们交涉能不能换人，他们说不行，故意要我二叔拉。祖父尴尬不已，二叔却轻松地拉开了弓子。凝望着受难的母亲，他如入空谷，心若止水，怀中丑琴一如惜日，不动声色。后来我得知，二叔拉的是刘天华先生的《光明行》，他心里存有光亮！

（选自《读者》2015年第9期，有删改）

价值

刘永飞

    苏国良还没回到村里，却已成为村人的笑柄。

    起初，村人将信将疑，可是待苏培盛回来之后，一切得到证实，原来苏国良还真是个“二百五”。

    苏培盛是腊月二十七的下午回到村子的，当晚已有多家备宴来请。席宴间，主人极尽奉承之能事，说他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说什么“国有邓小平，村有苏培盛”。

    苏培盛听了这句话，噗的一声吐出酒菜，差点笑岔了气儿。他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是一小偷，能和邓小平比吗？

    主人说，“别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邓小平说的么，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难听。你看看这几年村里起了多少高楼，哪一栋不比外村的气派，这都是您的功劳呀，要不然，光凭他们出去打打工能盖起这样的楼？下辈子吧。再说了，这都啥年代了，小偷咋啦，我看比那些贪官污吏高尚多了，还是那句话，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酒肉吃完，好话说尽，主人这才借着酒动儿说出了自己的小九九。说什么自家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又说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还不如趁早跟你培盛叔出去历练历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苏培盛自然无法拒绝，他吐掉牙签说，行，年后跟我走，只要别学苏国良就成。

    不会的，不会的，酒桌旁一直沉默寡言的后生信誓旦旦地说。

    酒足饭饱，苏培盛打着嗝，在主人一家的簇拥下，歪歪斜斜地走了。

    一年前的这一天，苏培盛也是这样从苏国良的家里走出来的，那时候和现在唯一不同的是，苏培盛眼里噙着泪花，他在门口心情复杂地拍了拍苏国良的肩膀说：“放心跟我走，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平日里并不憨傻的苏国良第一单“买卖”就搞砸了。在这之前，苏培盛在技术和心理上亲自培训他。在培训心理时，苏培盛说，干这行最重要的是不能紧张，要装得跟没事儿人似的。

    他还说，别怕被人抓住，你要谨记，现在已不像早些年，如今管闲事儿的人越来越少了。当然，即使碰到个“愣头青”也没关系，咱们人多，稍微一打掩护就能脱身。

    那是个星期天，一个妇女怀抱着一个哭个不停的婴儿去医院，幸运的是一车人没一个给她让座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做活”的难度。

    更可喜的是，那妇女从口袋里取纸巾时忘了拉拉链，厚厚的皮夹子裸露在外，这可真是无赐良机！可是，就是这闭上眼睛也能十拿九稳的活儿，愣让苏国良搞砸了。

    煮熟的鸭子飞了，飞就飞了吧，尽管小组成员对苏国良不满，苏培盛还是替他说好话，他说，谁没个第一次呢。

    其他成员问苏国良那么容易的事儿为什么不伸手，他说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还说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没了钱孩子的病怎么办？那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乐意了，他们说敢情就你有良心，有良心你还干这行？

    这次也就算了，关键是接下来的几单活儿全砸了。做贼不偷东西，在团伙里是大忌，你总不至于让别人养吧。

    促使苏培盛让他离开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儿，那次，也是在公交车上，偷窃对象是个老人。苏培盛知道苏国良的毛病，只让他打掩护，可是就当自己人逼近老人时，苏培盛却清晰地看到苏国良趁一个刹车，猛地将老人撞了一个趔趄。老人警惕了，生意又砸了。

    看着小组成员一张张愤怒的脸，苏培盛平静地说，国良，你走吧。可，他是个老人呀，我实在不忍心……好啦，苏培盛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需要的是个能偷东西的贼，而不是个有良心的人！

    这不，苏国良离开的消息传到村里，村人的嘴巴都快笑歪了，他们说：“良心，良心能值几个钱，他们家祖孙三代倒是都讲良心，结果呢，穷得连个婆娘都找不到……”

    新年到了，归来的人都在庆祝一年的收获，唯有苏国良家冷冷清清。去年的今天父亲还在，甚至老父亲求苏培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父亲说自己无能，连给孩子找个媳妇的本事都没有，他希望苏培盛能把苏国良带出去。他知道，父亲说这番话时，内心一定很痛苦。

    野外，爆竹声四起，许多人家都在拜祖。直到夜幕降临，苏国良才买了纸，默默地去了祖坟，他要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

    远远的，他见自家的坟地里有火光跳动。这么晚了，谁会来我家坟地呢？走近了，他看到一个身影堆坐在父亲坟前。火光暗淡下来，眼前一片模糊。

    “二爷，您千万别怨我，不是我不收国良，而是我不忍心看他变成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二爷，我虽不讲良心，可是我知道良心金贵呀。当初要不是您在大灾之年宁可全家饿肚子也要来救济我这个孤儿，怕是我的尸骨早就没了呢。二爷呀，今天这世道坏啦，不是良心不值钱了，是良心太贵重了，一般的人已经拥有不起了……”

    这是苏培盛的声音，苏国良听着听着，再也忍不住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8期）

看病

一碟

    年轻的白大褂微笑着把林森请到了桌前。

    林森身体好。以前在农村时，就没上过医院，没想到一调进城里，身子骨就像放了大量的酵母菌，一个劲儿地发酵膨胀，到现在连楼梯都快爬不动了，他不得不来到陌生异常的市中心医院来检查身体。挂了号，刚跨进候诊室，就被并不认识的值班医生像熟人一样请到桌前。年轻的白大褂一边给林森把脉，一边跟他拉呱儿。原来白大褂在市报和电视上见过林森，知道他是市里的主要领导，所以林森一进候诊室就被他认出来，受到了一次莫名其妙的优待。谈话中林森也就知道了白大褂的姓名—魏力，并且得到了他的一张名片。

    “魏大夫，我的病……”林森见白大褂专心扯闲篇，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句。

    “脂肪积聚症。没啥大问题，运动量少的人一般都容易得这病。”年轻的白大褂谦恭地微笑着，说：“您叫我小魏吧。在您跟前我是小字辈。”

    小魏大夫手脚麻利地开了张药方递给林森，说：“别坐车，上下班步行，一个月后我再给您复诊。没问题的，为了自己的病，这是运动疗法。方子上的药只起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林森很高兴，为了自己的病，为了医生优质的服务。他告别了谦恭地送他出门的小魏大夫，步履轻快地走出医院，对在外面等候他的司机小景说，他不坐车了，他要走路治病。

    林森的路走得很顺畅，但始料未及的是，随着时间的延伸，他竟走出了不少流言飞语。

    有的说，林森犯了严重的错误，被市长拍着桌子骂了一顿，要撤职呢。

    有的说，林森贪污受贿经济上有大问题，正在停职审查呢。

    这些话有一部分传到林森的耳朵里，林森觉得可笑。他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半夜敲门心不惊。那些谣言，让它们怎么生就怎么灭去吧！

    所以林森就继续走他的路。

    林森有一个女儿。女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成了待业青年。市环保局闻讯，派人专程来到林家，说本单位缺人，如果可以的话请她去局办做职员。女儿很高兴，林森当然更高兴。可近来不知咋的，环保局又一个劲儿地找各种借口延宕，急得女儿老往环保局跑。

    最后一次，女儿是哭着回来的。回来后就劈头盖脸地数落父亲，接着又半跪着哀求父亲不要再步行了，并且要争取多上几回市报和电视。

    林森感到莫名其妙；这与女儿的工作有啥关系？

    女儿稍稍平静下来，断断续续说出了原因。原来环保局的人被她缠得没法，才亮出了底牌：你爸爸要完了，我们还要你干啥呀！

    林森听了，气得面皮紫涨，拍着桌子直吼：“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他转过头来安抚女儿：“不要紧！啊，不要紧，爸爸给你安排个更好的工作，咱不跟那些势利小人一般见识！”

    哄地女儿高兴了，林森心头却沉重起来。积羽沉舟，积毁销骨，真是人言可畏啊！他终于领教到了谣言的厉害。

    为期一月的“运动疗法”总算结束了，林森眼前浮现出小魏医生谦恭的微笑来，他心情轻快了许多，这个小魏不错，他想，有机会一定跟卫生局说说，表扬表扬。这样的年轻人如今不多了。

    到了医院候诊室，林森把挂号单递给了小魏医生。

    和一个月前一样白皙英俊的年轻白大褂这次没有了微笑，他面无表情地打量了一眼挂号单，把它拂下地来：“排队去。”

    林森弯腰拾起挂号单，想了想，又掏出魏医生的名片递过去，笑着说：“小魏，不，魏大夫，你忘了我啦？我是林森呀！上个月……”

    “什么上个月下个月的！”白大褂的脸板得像青石板，“要遵守医疗公德，按先后顺序一个一个来，懂不懂啊？下一个，王、王瑶……”

    看着再一次被拂下地的挂号单和名片，林森蒙了。少顷，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血涌上了头顶。他大踏步走到候诊室中央，从衣兜掏出小巧的手机，啪啪啪按了几个数字，凑在耳边大声吼到：“小景，我是林××。你马上把车给我开到市中心医院来！不，给我开加长林肯！”

（选自《微型小说精选》）

“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我心想。毕竟每一所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都有刷成黄色和绿色的走廊，墙上也都有老式弯形挂衣钩；就连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的《美秋亚》和九年级甲、乙两班之间尼采的小胡子，也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肯定有必须挂尼采像的明文规定。普鲁士文科中学的环境布置规定为：《美秋亚》挂在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挑刺的少年》放在二年级甲、乙两间；恺撤、马可·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过道里；尼采挂在楼上——楼上的学生已经学习哲学了。还有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一幅多哥的彩色画。《挑刺的少年》和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已经成了世代相传的，美好而又古老的学校摆设。而且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的恶作剧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发烧，我在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