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礼物

（美）马林·汤普森

    我18岁的时候，离开了在美国的家，到英国的利兹大学读书。在这里，我生命中有一段既激动又痛苦的经历。说激动，是因为进利兹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就在我入校不久，我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在英国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还没有适应周围的的一切，就要独自一人默默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天，我在超市买东西时，发现一位老者一手拎着一袋苹果，一手拄着一根拐杖，步履蹒跚。我赶紧跑过去，扶住他并替他拎着苹果。

    “谢谢你，姑娘。”他说，“不要替我担心，不碍事。”他对我笑，让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他不只是用嘴在笑，而且明亮的蓝眼睛里也漾着笑。

    “我能陪您走一段吗？”我问，“免得这些苹果过早地变成苹果酱。”

    他听了哈哈一笑，说:“这可就要让你费事了。”

    他告诉我他叫伯恩斯，路上，伯恩斯先生的身子几乎全部要靠那根拐杖支撑。到了他的家，我帮他放好东西，并帮他准备了英国特有的下午茶。他没有强烈地拒绝我，我把这看作是对我帮助他的答谢。

    我问他以后是否还能再来看望他。他笑着说:“我从来不拒绝好心姑娘的帮助。”

    第二天，我还是在那个时间来到他家，帮他做了一些家务，虽然他没有请求我照顾他，但他也没有拒绝我的帮助，他那根拐杖足以说明他的确需要帮助。他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刚刚去世，但我没有说更多的事情。他让我看了桌上的两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这是两个女人，一个显然比另一个年长，却长得非常像。

    “这是玛丽”，他指着照片说，“我的老伴，已经去世6年了。那是艾丽丝，我们的女儿，是一名护士。她比她母亲去世得还早，对玛丽打击真大啊!”

    我流下了眼泪。我为玛丽流泪，为艾丽丝流泪，为老而无助的伯恩斯先生流泪，也为我的父亲流泪，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我竟未能亲口与他道别。

    我一周看望伯恩斯先生两次，时间是固定的。我每次来，他都坐在椅子上，一旁的墙上靠着他的拐杖。他对我的到来似乎总是非常兴奋，尽管我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照顾这个老人，但我还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听我倾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感到高兴。

    我给他准备了下午茶，我们的交谈就开始了。我告诉他，在我父亲去世前两周，我曾因一件小事与父亲发生了争吵，而我再也没有机会向他道歉了。

    虽然伯恩斯先生也不时插上几句话，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听我说话。他不只是在听我说话，更是像海绵一样吸进我诉说的每一点内容，并用他的经历及时佐证我的话。

    大约一个月后，在一个“非看望日”，我打算去伯恩斯先生家。我没有预先打电话，因为我认为我们似乎不需要那样的礼节。进了他的家，我发现他在花园里干着活儿，手脚麻利，动作轻快。我惊讶万分，这么利索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用拐杖？

    “哦，姑娘，你来了。这次让我给你沏一杯茶，你看起来累了。”他说。

    “可是，”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想……”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姑娘。你第一次在超市看到我那天，我扭伤了脚踝。”

    “可是，您是什么时候康复的？”

    他的眼睛眨眨，看上去既快活又怀着歉意，“我想，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我的脚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呢？”我纳闷地问。他显然不会为了骗我为他做下午茶而故意装出无助的样子。

    “第二天，你又到了我家，从你的话中，我知道了你的苦闷。对你父亲的死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你感到孤独和沮丧。我想，这个小姑娘需要一个老东西的肩膀依靠一下。但是我发现，你在告诉自己，你来看望我是为了照顾我，而不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知道我其实非常健康，你还会再来看我吗？我想，你需要对人诉说，对一个年长的甚至比你父亲还年长的人诉说。”

    “那这根拐杖呢？”

    “哦，这的确是一根好拐杖，一般情况下，我用它郊游和爬山。也许什么时候你愿意与我一起去。”

    不久，我们一起去爬了山。伯恩斯先生，一个我打算去帮助的人，帮助了我，送给了我一份用时间精心包装好的礼物。

药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① ， 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便出了门，走到街上。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白天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横肉的人只是嚷。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夏瑜^②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得了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节选自鲁迅的《药》，有删改）

【注】①洋钱：指银元。银元最初是从外国流入我国的，所以俗称洋钱；我国自清代后期开始自铸银元，但民间仍沿用这个旧称。②夏瑜：隐喻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秋瑾在徐锡麟被害后不久，也于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遭清政府杀害。

木鱼

周海亮

    冬子小时候，家里穷。不仅他家穷，全村都穷。不是吃不到米闻不到肉的那种穷，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那种穷。贫穷与饥饿贯穿了冬子的重年，即使现在想起，冬子的记忆深处，仍然是望不到尽头的饥饿。

    冬子九岁那年，村里有亲戚嫁女，娘带冬子去吃喜宴。临行前娘嘱咐冬子说，饭桌上一定要放开了吃，吃慢了，东西就没了。又说，千万别动桌上那条鱼，否则会被别人笑话。冬子问为什么，娘说那是条假鱼。鱼是木头雕刻而成，上面浇了汤汁，撒了葱花。盛在盘子里，端上桌，与真鱼别无二致。娘还说木鱼是栓叔的手艺，栓叔一晚上就能将一截木疙瘩变成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娘带冬子来到亲戚家门口，再次嘱咐冬子不仅要吃得快，还要尽量步多。吃饱了，咱家晚上那顿就省了。她说。

    六个菜，一个汤，满桌人吃得像猪。普通的蔬菜，加几片肉，味道就完全变了。冬子听了娘的，快吃，使劲吃，却总是吃不饱。那条鱼摆在桌子中间，假如娘事先不说，冬子绝不会当它是一条木鱼。鱼浇了汤汁，撒了葱花和香菜，那是一条红烧口味的木头鲤鱼。亲戚家虽穷，但厨艺高超，据说能把一条鱼变成七八种不同的味道。木鱼也能。不过仅仅是味道的样子。

    满桌人心照不宣。他们的筷子和汤匙伸向不同的盘子和汤碗，却绝没人去碰那条鱼。桌上很快只剩残羹冷炙，唯有那条鱼。仍然闪烁出诱人的光泽，散发出美妙的酱香。满桌人仍不散去，他们蘸着盘子里剩下的汤汤水水，啃着手里的黑面馒头，那也是平常时日难得的吃食。

    冬子有将筷子伸向木鱼的冲动。冲动那样强烈，有那么几个瞬间，他几乎无法自控。他强迫自己不去看那条鱼，可是鱼却顽强地游进他的眼睛，挠着他的喉咙，终于冬子做出令他和他的家人从此蒙羞的举动——他动了那条鱼，他甚至夹起撒在木鱼上的葱花。他甚至将那些葱花，直接填进嘴巴。

    他挨了娘的一顿巴掌。他受到村人的讥笑。以后很多年，他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他不仅仅是动了一条木鱼，更是动了乡村的规矩，动了主人的尊严。一条木鱼，没有人动，它便是一条色香味俱金的真正的鱼，便是富足和希望；动了，它便成为一个木头疙瘩，成为欺骗，成为乡间岁月的颓败与贫穷。

    那条木鱼挂在冬子的胸前，顶在冬子的头上，刻在冬子的脑门上，挤在冬子的心里，很多年挥之不去。

    后来冬子进城，吃了很多苦，终于成为一家水产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他几乎吃遍世界上所有的鱼，但童年里的那条木鱼，仍然时常游进他的心里，即使在梦里，也香气四溢，令人垂涎。然后让他在醒来以后，充满差愧。

    常跟娘说起这件事，娘说，是那时大穷了。冬子说，或许是。娘说，是你太无理了。冬子说，或许是。不过一个孩子动了一条木鱼，有什么大不了呢？冬子觉得，一条木鱼，绝不该让他背负这么多年的沉重。

    一次冬子去民俗博物馆，突然觉得那里面似乎缺少一条可以摆上餐桌的木鱼。他想为博物馆捐赠一条，馆长当然乐意。为这事冬子专程回了一趟乡下，他找到亲戚，问那条木鱼还在不在，亲戚找了很久，终于从一堆破铜烂铁里翻出来。木鱼上市满虫眼，却依然话灵活现。——一条木头雕刻而成的鱼远比一条河水里的真正的鱼，有着更为长久和顽强的生命。

    冬子带木鱼返回城里，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找一位匠人雕刻了一条鱼。他把新雕的木鱼送到博物馆，将真正的老木鱼拿回家，刷干净，加了底座，摆上桌子。

    生日那天，冬子调好汤汁，切好葱花，然后将那条木鱼，恭恭敬敬地端上餐桌。

    冬子对儿子说，吃鱼。

天嚣

赵长天

    风，像浪一样，梗着头向钢架房冲撞。钢架房，便发疟疾般地一阵阵战栗、摇晃，像是随时都要散架。

    渴！难忍难挨的渴，使人的思想退化得十分简单、十分原始。欲望，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水!只要有一杯水，哪怕半杯，不，一口也好哇!

    空气失去了气体的性质，像液体，厚重而凝滞。粉尘，被风化成的极细小的砂粒，从昏天黑地的旷野钻入小屋，在人的五脏六腑间自由遨游。它无情地和人体争夺着仅有的一点水分。

    他躺着，喉头有梗阻感，他怀疑粉尘已经在食道结成硬块，会不会引起别的疾病，比如矽肺？但他懒得想下去。疾病的威胁，似乎已退得十分遥远。

    他闭上眼，调整头部姿势，让左耳朵不受任何阻碍，他左耳听力比右耳强。

    风声，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他仍然充满希望地倾听。

    基地首长一定牵挂着这支小试验队，但无能为力，这隔一百公里，运水车不能出动，直升机无法起飞，在狂虐的大自然面前，人暂时还只能居于屈辱的地位。

    他不想再费劲去听了。目前最明智的，也许就是进入半昏迷状态，减少消耗，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

    于是，这间屋子，便沉入无生命状态……

    忽然，处于混沌状态的他，像被雷电击中，浑身一震。一种声音!他转过头，他相信左耳的听觉，没错，滤去风声、沙声、钢架呻吟声、铁皮震颤声，还有一种虽然微弱，却执着，并带节奏的敲击声。

    “有人敲门!”他喊起来。

    遭雷击了，都遭雷击了，一个个全从床上跳起，跌跌撞撞，竟全扑到门口。

    真真切切，有人敲门。谁？当然不可能是运水车，运水车会揿喇叭。微弱的敲门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不是来救他们的天神，而是需要他们援救的弱者。

    人的生命力，也许是最尖端的科研项目，远比上天的导弹玄秘。如果破门而入的是一队救援大军，屋里这几个人准兴奋得瘫倒在地。而此刻，个个都象喝足了人参汤。

    “桌子上有资料没有？，当心被风卷出去！”

    “门别开得太大!”

    “找根棍子撑住!”

    每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摆好了下死力的姿势。

    他朝后看看。“开啦! ”撤掉顶门柱，他慢慢移动门闩。

    门闩吱吱叫着，痛苦地撤离自己的岗位。当门终于脱离了销眼，那门，便呼地弹开来，紧接着，从门外滚进灰扑扑一团什么东西和打得脸生疼的砂砾石块，屋里刹时一片混乱，像回到神话中的史前状态。

    “快，关门！”他喊，却喊不出声，但不用喊，谁都调动了每个细胞的力量。

    门终于关上了，一伙人，都顺门板滑到地上，瘫成一堆稀泥。

    谁也不作声，谁也不想动，直到桌上亮起一盏暗淡的马灯，大家才记起滚进来的那团灰扑扑的东西。

    是个人，马灯就是这人点亮的，穿着战袍，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蒙语，他知道别人听不懂，所以不多说，便动手解皮口袋。

    西瓜！从皮口袋里滚出来，竟是大西瓜！绿生生，油津津，像是刚从藤上摘下，有一只还带着一片叶儿呢！

    戈壁滩有好西瓜，西瓜能一直吃到冬天，还不稀罕，稀罕的是现在，当一口水都成了奢饰品的时候，谁还敢想西瓜！

    蒙古族同胞利索地剖开西瓜，红红的枝叶，顺着刀把滴滴答答淌，馋人极了！

    应该是平生吃过的最甜最美的西瓜，但谁也说不出味来，谁都不知道，那几块西瓜是怎么落进肚子里去的。

    至于送西瓜人是怎么冲破风沙，奇迹般的来到这里，最终也没弄清，因为谁也听不懂蒙语，只好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谜，永久地留在记忆里。

（有删改）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璃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

    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撞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莱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

卖烧豆腐的秋娘

麦家

    秋娘是建水邻县石屏人。五十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林区，时年才六岁。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没有了父亲，伐木工人，替秋娘找了一份烧饭的差事做。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

    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小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丈夫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滋滋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

    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

    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

    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的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

    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

    我想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灰火落入耳朵。

（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