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黄昏无下落

鲍尔吉·原野

    是谁在人脸上镀上一层黄金？

    人在慷慨的金色里变为红铜的勇士，破旧的衣裳连皱褶都像雕塑的手笔；人的脸棱角分明，不求肃穆，肃穆自来，这是在黄昏。

    小时候，我无意中目睹到了黄昏。感受到那离奇的光从红里变出诡异的蓝。红里怎么会生出蓝呢？它们是两个色系。玫瑰红诞生其间，橘红诞生其间，旋生旋灭。

    这是怎么啦？西方的天空发生了什么？我结结巴巴地问大人，那里发生了什么？大人瞟一眼，只说两个字：黄昏。

    自那时起，我得知世上还有这两个字——黄昏，并知道这两个字里有忧伤。我盼着观黄昏，黄昏却不常有。多云天气或阴天，黄昏就没了下落。我站在我家屋顶看黄昏。西方的天际在柳树之上烂成一锅粥，云彩被夕阳绞碎，红云有如在烈火中逃窜的野兽，却逃不出西天的大火。太阳以如此大的排场谢幕，它用炽热的姿态告诉人它要落山了。人习以为常，不过瞟一眼，名之“黄昏”。而我心里隐隐有戚焉。假如太阳不再升起，全世界的人会在痛哭流涕中凝视黄昏，每日变成每夜，电不够用，煤更不够用，满街小偷。

    黄昏里，屋顶一株青草在夕照里妖娆，想不到生于屋顶的草会这么漂亮，红瓦衬出草的青翠，晚霞又给高挑落下的叶子抹上一层柔情的红。草摇曳，像在瓦上跳舞。原来当一株草也挺好，如果能生在屋顶的话，是一位在夕阳里跳舞的新娘。地上的草叶金红，鹅卵金红，土里土气的酸菜缸金红，黄昏了。

    我在牧区看到的黄昏惊心动魄。广大的地平线仿佛泼油烧起了火，烈火战车在天际穿行，在落日的光芒里，山峰变秃变矮。天空盛不下的金光全都倾泻在草地，一直流淌到脚下，黄牛红了，黑白花牛也红了，它们扭颈观看夕阳。天和地如此辽阔，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坐在草地上看黄昏，直到星星像纽扣一样别在白茫茫泛蓝的天际。

    那时，我很想跟别人吹嘘我是一个看过牧区黄昏的人，但这事好像不值得吹嘘。什么事值得吹嘘？我觉得看过牧区的黄昏比有钱更值得吹嘘。那么大的场景，那么丰富的色彩，最后竟什么都没了，卸车都卸不了这么快。黄昏终于在夜晚来临之前昏了过去。

    “我曾经见过最美丽的黄昏”，这么说话太像傻子了。但真正的傻子是见不到黄昏的人。在这个大城市，我已经二十六年没见过黄昏，西边的楼房永远是居然之家的楼房和广告牌，它代替了黄昏。城市的夜没经过黄昏的过渡直接来到街道，像一个虚假的夜，路灯先于星星亮起来，电视机代替了天上的月亮。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我失去的仅仅是黄昏，原来还有那么多东西。我一直觉得自己身上缺了一些东西，原以为是缺钱、缺车，后来知道我心里缺了天空对人的抚爱，因为许多年没见到黄昏。

（选自《美文》，有删改）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这就是说，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物”，存在于自然之中。作为一种自然存在，隶属自然的本性规定了人如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这是人存在的客观方面、物质方面。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作为一种自为存在，人的活动总是灌注着一种内在的渴望、憧憬，即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通过自我意识，把自身从自在的自然世界中提升出来。这是人的存在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共在、共存，人才能成为有生命创造的人。梁漱溟的“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的议题，同样也暗含着对人的两重性存在的肯定。“形为心役”，一方面肯定了“心”这种精神内驱力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形”与“心”、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正是因为两重生命的共在，人才能在生产自身、满足肉体物质需要的同时，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与意义，从而形成人独有的身心不二、体魂合一的存在方式。

    但进一步看，人的两重化生命存在对人的意义并非等量齐观。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内在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过有意义的生活，这才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赫舍尔直言：“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人所固有的。”面对现代人的沉溺于物欲，皮兰德洛的“我为什么不是我自己？”以反问句式和更强烈的指向，说明了精神生命、意义生命是人的生命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述共同表明，能将人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人的存在的容观方面、物质方面，而是人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其中，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人独有的内容。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对意义的渴望与追求，是人的精神支柱，是人的最高意义上的精神权威，是人独有的最高之境，也是人的本性的重要方面。它使人立于自然而又能超越自然，受制于肉体生命而又能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成为一种超越之物，一种“超自然的自然体”、“超生命的生命体”。

    总之，人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而是具有精神意味、意义向往的物质存在和在自然界中的精神存在。

（摘编自李丽《文化困境及其超越》，人民出版社）

    在古典美学中，雅俗与“文野”分别组合，成为两组相对的范畴，即文雅和野俗。二者是对立的两极，相反而又相成。

    从人类文明脱离动物本性起步之际，雅与俗的分野就产生了。人类文明进步愈大，文化层次愈高，知识修养积累得愈丰厚，雅俗的差异就愈显著。上古时期，典型的雅俗差异表现在《诗经》之中。《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诗的作者多为农夫走卒、妇人女子，多道田间闾巷的山情水音，显得浅近野俗一些；雅诗则多出自公卿士大夫之手，较为讲求辞采，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化修养。因而雅诗与文采相联系，成为“文雅”。文雅观念的形成也与孔子有关，《论语·雍也》记孔子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文质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雅适合的是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口味，反映的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习惯。文雅的重要内容是指语言中显示出的文化知识的积累。在语言中引用或化用古人语句、古典古事，可使语言有苍古博厚之风。古代的批评家认为，知识、学问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别雅俗的重要标准。清人毛奇龄说：“天下惟雅须学，而俗不必学；惟典则须学，而鄙与熟则不必学。”读书是求雅去俗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雅俗的表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雅俗的差异在于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于文化积累的多少。然而这种高低和多少却又是相对的，是在比较中呈现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超过度的限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雅和俗虽然异势，但也并非水火不容，雅俗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互相易位。“以俗为雅”这个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影响的理念即是典型的例证。文雅本指文采华语言修辞工致，是艺术修养高的标志，但如果一味追求文采华丽、语言精致，则又会成为千口一腔的陈辞滥调，又成了凡俗、陈俗的东西而令人生厌。这时如果别出心裁，有意从以前已遭摒弃的民间语言中汲取材料，用入作品中，则会产生清新出奇的效果，这正是高雅的一种表现。“以俗为雅”的作品，其外在的形式特征是“俗”，而其体现出来的品格、趣味却是“雅”。这里“俗”和“雅”是相互协调、相反相成、浑融一体的。

    “以俗为雅”的理念还可以运用到文学创作的体裁、题材、意境等领域。如表现在体裁方面，古代文学家、批评家通常推崇雅体，贬斥俗体，如民间歌谣就被视为俗体而受到贬斥。但也有一些作家看到了这种体裁所蕴涵的艺术价值，如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文雅和通俗。梁启超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将诗分为“文人诗”和“民间歌谣”两类，并指出：“简单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

 (选自《论文雅》有删改)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狄青，汾州西河人，善骑射。宝元初，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延州指使①。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尝战安远， 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狄青是汾州西河人，擅长骑马射箭。宝元初年，皇帝下诏挑选卫士参加戍边军队，（后来）任命狄青担任延州指挥使。当时戍边的将领多次被贼军打败，士兵们大都畏惧胆怯，狄青出战经常自己做先锋。一共四年，前后经历大小二十五次战斗，八次被流箭射中。曾经在安远有一场战斗，狄青身体遭受很重的创伤，但是一听说敌人来犯，马上起身上马奔赴战场。他在贼兵中出入，贼兵都纷纷溃散没有人敢阻拦他。

    尹洙（朱音）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与谈兵，善之，荐于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

    尹洙担任经略判官，狄青凭借延州指挥使身份进见。尹洙和他谈论军事，认为他非常擅长，就向韩琦、范仲淹推荐说：“这是良将之才。”韩琦、范仲淹一见狄青就认为他很出众，对他非常看重。范仲淹拿《左氏春秋》送给他说：“将军如果不了解历史，那也不过是有着匹夫之勇的人罢了。”从此狄青改变平日志向去读书，全面透彻地了解了秦、汉以来将帅的用兵策略，他也因此而更加知名。

    青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②犹存。帝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 擢枢密副使。

    狄青从行伍中奋斗起家，十多年就显贵了，这时脸上刺的墨字还在。皇帝曾颁布文书准许狄青敷药除去字迹，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凭借我的功劳来提拔我，不责求我的出身，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只是因为这刺下的墨字的不断激励罢了，我希望留着它们用以鼓励军中其他的将士。”不久狄青凭借彰化军节度使的身份管理延州，后又被提拔担任枢密副使。

    皇祐中，广源州蛮反，岭外骚动。青上表请行。青戒诸将毋妄与贼斗，听吾所为。广

西陈曙乘青未至，辄以步卒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按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已而顿甲，令军中休十日。觇者还，以为军未即进。青明日乃整军骑，一昼夜绝昆仑关。贼既失险，悉出逆战。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还至京师，帝嘉其功。

    皇祐年间，广源州蛮谋反，岭南局势动乱。狄青奏上表章请求前去平定。狄青告诫将领们不要胡乱同贼兵作战，要听从自己的排兵布阵计划。广西的陈曙趁狄青还没到任，就带领八千步兵向贼兵发起攻击，结果在昆仑关溃败。狄青说：“命令不加整饬，是军队失败的原因。”早晨在堂上会合诸将领，将陈曙等人集中起来，审查失败逃亡的罪状，将他们赶出军门处斩。接着指示放下铠甲，命令军中休整十天。敌方窥探的人回去报告，贼兵方面认为朝廷军队没有马上进发的动向。狄青第二天却整顿军骑出击，只一个昼夜就跨越了昆仑关。贼兵失掉险要关隘之后，全都出来迎战。狄青手执白旗指挥骑兵，直冲贼军左右翼，出乎贼兵意料，大败贼兵，追逃奔袭溃败的贼兵达五十里之远。回到京城，皇帝嘉奖了狄青的战功。

    青为人慎密寡言，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 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与将佐。始，与孙沔（免音）破贼，谋一出青，贼既平，悉以诿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

    狄青为人谨慎缜密很少言语，谋划事情一定看清机会以后才去施行。调度军队时先整顿队伍，明确赏罚，常常同士兵一起忍受饥寒劳苦，（因此）即使敌人突然侵犯他们，也没有一名兵士愿意落后于前面的人。因此狄青出战时大多会有战绩。狄青尤其爱把功劳推给偏副将领。当初，他和孙沔打败了贼人，计谋完全出自狄青，贼人被平定后，狄青把归劳都推给孙沔，自己仿佛是没出过什么主意的人一样。孙沔起初赞叹他的勇敢，这件事之后又佩服他的为人，自认为比不上狄青。

    熙宁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将帅，以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慨然思之。

    熙宁元年，宋神宗考核排列之前各时代的将帅，认为狄青起于行伍之间却能够声名震动中原和边疆各地，为人深沉又有智谋，能够凭敬畏谨慎保全终始，感慨之下非常追念他。              

取材于《宋史·列传第四十九》

【注】①指使：当时戍边军队职务。 ②面涅：脸部瘢痕。狄青出身寒微，因代兄受过而被刺字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