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人类的智能水平从整体上正如许多科幻电影与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远远超越于其他生物智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人类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得出推论，如果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很可能不再听从人类的指令，反而会与人类争夺统治权。那么，人工智能会从整体上超越人类智能吗？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考察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可能性问题。虽然目前学界对智能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存在许多差异，但这正体现了人类对智能认识的多样性，是人类实现对智能全面深理解的必经过程，并不意味着人类对智能的全面理解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家对人类智能的全面认识与实现，只是程度和时间的问题，而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

    已有不少学者从哲学、未来学等角度论证了人工智能发展进步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启发下，在一种非公理化推理系统的技术平台上开发出具有不同配置形式的通用智能系统，并使之走向产业化和商业化。被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誉为“预测人工智能未来最权威的人”的库兹韦尔坚信，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智能，而且超越的速度会比人们预想的快得多。他认为，2045年是奇点到达的时期，这将是极具深刻性和分裂性的时间点，非生物智能在这一年将会10亿倍于今天所有人类的智慧。虽然库兹韦尔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他的论证并非空穴来风，而且他的著作产生的广泛影响至少说明他所思考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看，许多预言不可能实现的科学技术，后来都变成了现实。比如，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曾认为飞机不可能飞上天，让比空气重的机械装置飞起来纯属空想。但是，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因此，当科学家对某些科学技术进行否定性的预测时，他们更应该谨慎行事。当然，要对某一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作出精确预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相关技术的发展进步以及目前世界各国对人工智能重视的程度来看，人工智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极可能会快速地发展。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存储容量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学习、云计算、超算、大数据技术等也会推动人工智能的进步。显然，谷歌阿尔法围棋的胜利使得人们普遍相信人工智能必将取得更快的发展。据报道，在阿尔法围棋与李世石之间的“人机大战”之后不久，韩国政府宣布一项总投资约8.4亿美元的专项计划，用于加快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自然都不甘落后，希望抢占人工智能研发高地，科研经费与人员投入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想要阻止人工工智能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杜严勇《探究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必要性》）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8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8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8年08月15日）

    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材料一：戏剧的最初踪影，远不是戏剧本身。探求戏剧的渊源，实际上，就是寻觅古代生活中开始隐隐显现的戏剧美的因素。一切向着文明进发的原始民族都不会与戏剧美的因素决然无缘。但是，使戏剧美的因素凝聚、提纯的条件却出现得有多有寡，有早有迟，因此各民族戏剧形成的时间也有先有后。有的民族，戏剧美由发端到凝聚成体，竟会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有某些民族，戏剧美始终没有真正凝聚起来。

芬兰美学家希尔恩认为：戏剧，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它必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甚至是最晚才出现的。它是艺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这可能是文化高度进步的产物，因此它被许多美学家看作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后的形式。然而，当我们面对原始部落时，应该采取一种比较低的标准。最简单的滑稽戏、哑剧和哑剧似的舞蹈常常可以在原始部族那里发现，而这些部族往往还不能创造出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从戏剧这个词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它是所有摹仿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它在书写发明之前就有了，甚至比语言本身还要古老。因为作为思想的一种外在符号，原始的戏剧行为远比词语更直接。

    （摘编自余秋雨《中国戏剧史•最初的踪影》）

    材料二：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

    （摘编自张宜昂《俯视与仰视——谈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

    材料三：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此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材料来源同上）

    材料四：

注：以上数据出自2018年国人观看戏剧的相关调查

    （摘编自“搜狐网”）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诗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更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奈》），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 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