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事实上他们并不是随处都用的，要是那样，就成了“万应锭”了。而且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无论谢庄、陆厥、柳恽、王褒、沈佺期、杜甫、黄庭坚，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也是千古名句，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场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了“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要形象上的2的个艺术特征。

长生不死的祖父

渡边浩二

    祖父是一位巨富，他仅靠一代的奋斗便构筑起现在数亿万日元的家业。可是他在刚过花甲之年，打算将家业传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的时候，被查出患了癌症。

    由于内脏的癌肿摘除手术十分成功，所以虽然还会有复发的可能，但是医生说，只要依靠药物抑制就无大碍。

    可是祖父似乎并不满足这一点，继而提出一项有些出人意料的要求，那就是用别的健康人的内脏来替换自己所有的器官。但不能是死人，而必须是活人的内脏！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植物人，然而几乎是空手而归——植物人的家属拒绝拆除维持亲人生命的医疗器械。

    为此，祖父想方设法，经过多次协商，终于以高额的补偿金换回了一个植物人的身体。

    就在这时，政府却出面干涉了。国家法律认为，植物人虽说处于死亡状态，但仍是活着的人。因此，夺取他们的脏器，无异于杀人害命。所以，祖父的行为可以说是购买人体，甚至也可能构成杀人罪！

    祖父并不因此而断念，他有自己的主张——植物人的躯体，即使不卖给我，也是必死无疑。那么，趁活着的时候将肉体提供给需要的一方，结果不都是一样吗？

    而政府告诉祖父，只有在拆除医疗器械之后，才能摘除脏器。但祖父不同意这一做法，将政府告上了法庭。

    判决在传媒界引起很大的争论。焦点集中在“若脑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那么，何种状态才可称为死”这一问题上。祖父仍然固执己见，认为靠机器维持生命的植物人可以认定为死人。

    祖父对此事所持有的热情令全家都感到吃惊。他已经上了年纪，即使接受了那种手术，恐怕也不会延寿多少年。并且，已决定稳居静养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像对“生”有着如此强烈的愿望。

    判决花费相当长的时候，最终以祖父败诉而告终。

    司法界的结论，仍是依据常识，认为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的植物人并非死人”。

    虽说是依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但只要有一个细胞还有存活的可能性，便可认为生命依旧存在。只有在拆除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所有细胞都死亡时，才可以称其死亡并允许进行脏器移植……这就是判决书上写着的最终结论。

    审判刚刚结束，祖父便去世了。或许是让人担心的癌细胞扩散所致，但祖父也的确到了寿终正寝的年纪。

    可在这之后，却引发了小小的骚动。祖父的律师开始采取行动。律师们拿出祖父临终时托付的文件，对给祖父下死亡定论的医师提出死亡证明无效的起诉。

    令人费解的是，祖父在生前，将手术中摘除的一部分癌肿寄放在某研究所的仪器中了。那是具有特殊作用的仪器，其功能就是维持细胞的生命力！众所周知，癌细胞不同于一般细胞，只要不断汲取养分和氧气，它就会无限地分裂下去。也就是说，它是长生不死的细胞！

    我去看过那些细胞，在玻璃容器中，仿若一片牛肉。然而，那却正是“长生不死的祖父”的形象。

    律师们提出，只要有一部分细胞还存活，祖父就没有死亡。

    司法当局一定不知如何是好。

    按常理，祖父的确已经去世，但政府当初正是以“虽说是依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但只要有一个细胞还有存活的可能性，便可认为生命依旧存在”来答复祖父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承认，祖父仍旧活着。

    只要不拆除医疗器械，祖父……祖父的癌细胞就会永远活着。并且，祖父生前已嘱托家人不能拆除医疗器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奉养祖父直到永永远远！

    那么，祖父为何要这样做呢？

    读到这里，不知有人能否破解这个谜。我也是看了祖父的遗书（不，因为他并没有死，所以正确来讲不应称之为遗书），才恍然大悟的。

    祖父并不是对“生”留恋不舍，而是为我们子孙后代设计了一步很巧妙的棋。试想一下祖父打下的江山和积累的巨额资产，就会晓得由于他的死，我们将缴纳多么大的数额的继承遗产税。但只要祖父一直这样活下去，我们家族就再也不必缴继承遗产税。

    我们一家的巨额财富，将永远这样得到保障，不必缴一分一厘的继承遗产税！

（选自《外国小小说》）

袁隆平  情系水稻五十载

    从50年前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到如今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耕耘杂交水稻这块科学稻田已整整50个春秋。世界因此增产稻谷5亿多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其他国家的吃饭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他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袁隆平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

    这年暑假，他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正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14万余株稻穗后，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寒来暑往，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着将困难一一化解。历经8年磨难，1974年袁隆平配制种子成功。

    1975年冬，国务院做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1979年，湖南省委的领导找他谈话说，准备提拔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袁隆平诚恳地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倘若真当上领导，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院里本来要给袁隆平换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但袁隆平坚决不同意，说：“何必浪费呢。”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每年手里的经费成千上万，但他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也非常“吝啬”。2000年12月，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袁隆平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但他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如农民一样的老头。

50年来，在促进水稻增产这座科研高峰上，袁隆平及其团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多次创造水稻大面积平均亩产的世界纪录。2014年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4期中国超级稻亩产达1026.7公斤，创造新纪录。

    84岁的袁隆平表示，希望能在90岁前完成每公顷16吨的第5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最终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心愿。（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家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资产再多，你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所以，我对钱这个东西看得很淡，够用就行。（袁隆平）②他是世界级农业科学家，联合国首席农业顾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然而至今，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民的本色，他每天至少去一次农田，几十年来，除了多一些皱纹，整个人没变过。（《一个价值一亿元的名字》）

匠心

杨一凡

    穆爷爷是镇上的木匠。

    听说他从小便没了父母，被一个好心的木雕师傅养大。木雕师傅本是紫禁城里头修缮宫殿的匠人，几经辗转流落到了这穷乡僻壤的地方。他刻刀下的凤凰漂亮得像是要飞起来一样。穆爷爷承袭了他的手艺，木雕水平出神入化。无奈战乱年代无人欣赏木雕，他便转了行，做了个普通的木匠，平日里干些简单的木工活计。

    “穆爷爷”这称呼，实际上唯有我这样叫。穆爷爷住在镇外的一座废园子里，又因性情不喜喧闹，多次训斥了去废园子探险的孩子们，便在孩子中得了个“老怪”之名。而我每次去都安安静静，因此，我才得到在废园长久停留的特权。

    废园已有好些年头了，100年？200年？没人说得清。其间换了数任主人，最终荒芜破落至今。别人都不懂为什么穆爷爷要住在这么个坍圮了大半的地方。只有我明白，穆爷爷是为了这园子里的木雕。

    穆爷爷时常在园子里抚摸着那些染上尘埃、疲惫不堪的雕花，就像很多年前那位木雕师傅所做的那样。木雕师傅在这园子里叹惋了半辈子，最终也未能见到它焕然一新的模样。听闻这位老人临终时还拉着穆爷爷的手嘱咐，游廊的花窗该如何开，亭子的匾额该如何修复。末了说：“老头子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看着那帮洋鬼子打了进来，毁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当年我没出息，自个儿跑出了京。老天爷发善心，让我到了这儿，安安稳稳活了几十年。可我这心里头难受啊！那年我背着包袱走出屋子，见着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我还没做完的花雕……”

    “小穆啊，老头子有私心，舍不得这门手艺跟着我埋进土里。你把那园子修修好，就当是圆了老头子的一个梦。”

    记忆里穆爷爷曾说：“丫头，你看看这些木头。它们都是活的啊！这些断了翼的鸟，折了枝的花，也会感到疼的啊。”

    彼时我抬着头，懵懵懂懂地问：“是像阿苗摔伤了一样疼吗？”好像世间之事，至伤痛也不过臂上一块瘀青。涂上药酒，吹一口气，就可以消隐无踪。

    “还要更疼啊。”穆爷爷笑了起来，摸着我的头，“阿苗长大了就会懂的。”

    我时常觉得，穆爷爷做木匠，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活下去，则是为了修复那些木雕。

    在那些缓缓流动的时光里，我也曾整日徘徊于亭台楼阁间，指尖掠过雕花的窗棂。我想，一定有那样的一个瞬间，我也曾感受到指尖的温热与浅浅的呼吸，听到那些花鸟的不甘，不甘湮没灰尘，如秋虫敛鞘翅，在枯叶下瑟瑟忍冬。

    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看见过千百回的画面：旧屋，木凳，暖阳。穆爷爷伏在案上，布满皱褶的手一丝不乱地刻下起死回生的诏令。他的脚边堆满木屑，空气里有陈旧却不曾霉变的木香。

    好像一个世界的种子就在那把刻刀下，破土成芽。

    我一天天地长大，穆爷爷一天天地变老。他的腰杆不再挺直，一头白发如废园里的荒草，整个人犹如一枚失水皱缩的橘核。那双眼睛染上一点点浑浊，目光却依然专注而执着。

    他开始加快了修复木雕的速度。以往我去时，还能见他在做着不知哪家的木凳，现在却已渐渐看不到了。他一心扑在了他的木雕上。

    穆爷爷说：“丫头，我担心我的时间不够了啊。”

    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瘦着，好像把所有的气血都注入了刻刀。

    那一日我出门前，母亲接了个电话，在那里怔怔站了几秒，尔后放下听筒向我招手：“阿苗，回来。”

    “我要去废园。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吧。”

    母亲急急地追出来，我却已消失在小巷深处。

    我到废园时，静寂的园子里隐有人声。我并没有进去，而是转了个弯，去了废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那里有一座小亭，四根红木柱子上游龙蜿蜒，昂首奋飞，栩栩如生。

    ——昨日我来时，穆爷爷指着那条失了双眼的游龙，道：“这是园里最后一处需要修复的地方了。”语调兴奋如孩童。

    “了却这桩心愿，我也能安心地入土了。”

    穆爷爷的葬礼我没有参加。我觉得穆爷爷仍然在那园子里，静默地摩挲着那些活过来的木头，古老的纹理斑驳出崭新的色彩。葬礼时我就在那儿，独自像个疯子一样地哭了一场，泪眼朦胧中重又看到了那个苍老却笃定的身影。

    我想穆爷爷一定还是开心的吧。看着两代人，或许是更多人的梦想在手下圆满。

    那以后我再未去过废园。不，现在它已不叫废园了。省城来的专家见到它后如获至宝，听闻修复它的老人业已过世，又是好一阵扼腕叹息。

    废园的名字被从古籍中翻了出来。它叫匠园。木匠的匠，工匠的匠。

    镇上的几个老人一拍脑袋，笑叹道：“我说老穆怎么总守着那个园子呢。你还记得不，他单名一个匠字啊！”

    穆匠。木匠。匠园。

    ①地铁在叮咚声中关上门，车厢里的人挤作一团。手机不在手上，你开始默不作声地观察周围的人。这个符合审美的多看几眼；那个不敢恭维的就此作别。前方的小伙子满头大汗，大概是要迟到了。短短几站，你感觉自己已经观察过了车上各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却对你一无所知。

    ②别被这美好的感觉骗了——其实别人也一样在观察你，只是你没意识到而已。最近，耶鲁大学心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对其他人的观察总是要多于其他人对他们的观察，仿佛他们在挤地铁或者在餐厅吃饭时，都是穿着隐形斗篷在看别人。

    我看你，我看他，你们却不看我？

    ③研究者艾莉卡·布斯比等人做了六个实验来证明这“隐形斗篷错觉”的存在。他们先从网上招募被试，让他们在完成一个无关测试后回答一系列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你会多常观察自己周围的人”或“一个普通人会多常观察他周围的人？”这样的问题。结果表明，被试们倾向于认为自己会比一般人更常观察别人，而觉得随机某个人对自己的观察会较少。

    ④这种效应并不只存在于想象的场景当中。他们的另一个实验地点更加生活化——耶鲁大学一个大受欢迎的食堂门口。刚吃完饭的学生们被要求回忆自己刚结束的午餐，回答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在观察别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有人在观察自己。提交答卷之后，研究人员会给学生们发糖作为酬劳。

    ⑤结果显示，尽管这些学生认为自己与他人在对诸如餐桌这样的物体上投入的关注度没什么差别，但96%的被试认为自己在餐厅里看别人的次数要比别人看自己来得多。后续实验发现，哪怕这个“别人”不是某个陌生人而是自己的朋友，结果也是一致的。甚至，就算只有两个人共处一室，这种错觉也还是存在。

    （上图）：隐形斗篷错觉示意图。箭头的颜色从浅到深表示观察量从少到多。研究显示，被试(自己)相信他或她观察他人最多(路径a)，他人观察自己最少(路径b)，而他人之间的相互观察介于两者之间(路径c)。但自己和他人对非社交物体的观察大致等同(路径d、e、f)。

    ⑥更显尴尬的是，就算出现了两人目光相接的情形——你都看到对方在看你了——也还是只有24%的人相信这是有人观察自己被自己发现了，而剩下的76%都认为那应该是自己在偷偷观察别人然后被对方发现了。不得不说，这真是无药可救的谜之偏见。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

    ⑦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基洛维奇表示，隐形斗篷错觉体现了人类那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基洛维奇自己也发现过类似的偏见：当他让学生穿上图案令人尴尬的T恤时，他们会认为自己获得的关注变得高于平时(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偏见叫做“聚光灯效应”。

    ⑧乍看之下，聚光灯效应与隐形斗篷错觉描述的心理似乎恰恰相反呀？但实际上，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在最后的实验中，布斯比等人召集被试两两会面，一人负责看对方，另一人负责被看。当被看的人穿上一件正面印有巨大人脸的长袖T恤时，他们会显著高估对方对T恤的关注，尽管对方其实不在乎他或她穿的是什么。然而，当评价对方对自己(这个人)的关注程度时，他们又会低估了对方。换言之，他们显眼的T恤触发了聚光灯效应，却没能让他们感到自己也引人注目起来——隐形斗篷错觉得以同时存在。

    （上表）：在目标穿着自己的衣服或实验室提供的特殊衣服这两种状况下，研究者调查了观察者观察、注意及想到目标(图a)或目标的衣服(图b)的频繁程度，以及目标认为对方投入这些关注的程度。评价通过一个7分量表进行，1表示从未关注，7表示很多关注。

    ⑨为什么这个错觉看起来如此稳固？研究者推测，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人们总是能很容易意识到自己在观察别人，却很难捕捉到他人观察自己的目光，这加剧了偏见本身。

    ⑩在多数人的生活中，观察别人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察言观色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别人的行为及态度，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研究者指出，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获得了更多关于别人的信息，而非相反。这种“掌控世界”而不被世界掌控的感觉，可能给人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可能成为人们愿意躲在隐形斗篷错觉中生活的动机之一。

    ⑪现在，轮到你来选择了。我知道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停止观察别人的(因为这实在是有趣)，那么，你会愿意沉浸在隐形斗篷错觉中获取一些虚无的掌控感，还是面对现实，接受观察你的人比你想象中多？——摘自果壳网，有删改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资料归纳总结的，其要素有三：是长篇巨制、有神话故事、有作者。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对中国汉语史诗却并不适用。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20世纪，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均不够准确。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西周三代，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其一，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如虞族内流传的是《韶》乐，夏族内流传的是《九歌》，商族内流传的是《商颂》等，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等基础原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天体日月崇拜史诗”“山川土地崇拜史诗”“祖先世系崇拜史诗”等类型内容，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英雄史诗"不同。其三，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各种仪式、通神法器而表现为早期的“图”“话”结合到后期的“图”“书”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图”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话”与“书”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中国的汉语史诗，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集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而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由于在宗庙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所以汉语史诗又称“颂诗”“雅诗”。此外，据甲骨文、青铜铭文可知，汉语史诗还被称为“祝”“典”“册”“史册”“作册”“再册”等。总之，汉语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马等诗人驱连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神话恩维、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因而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繁盛；另一方面，社会开始转型，理性思维张扬，宗教、政治伦理逐渐分离，出现了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

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文明早期，血缘部族内独立发展的汉语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融合转化，创新形成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些汉语新史诗、颂诗，既继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集体意识等，又发展了理性精神、个体意识、哲学思维。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两方面的融合，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后2500多年间中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概括汉语史诗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摘编自江林昌《建构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