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一个人的旅程

卞流光

    ①郁达夫少年即负文名。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从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早晚会成名。扬名海内的《沉沦》发表时，郁达夫不到26岁。可是他等这一天仿佛等了好久。

    ②郁达夫属于早慧的人，因为三岁丧父，他的童年生活是孤寂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奔波在外，祖母每天念经礼佛。这在一个小孩的心中播下了孤寂的种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到中学，郁达夫的成绩一直优异，性格却越来越孤僻，这两者好像相辅相成，形成了他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性格。1913年17岁的郁达夫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除了积极广泛的学习本领外，孤寂和落寞再次强烈地包裹了他。他曾给一个叫隆儿的女孩做过这样的诗句：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感情上的不顺，志向的难酬，这是他一生焦虑的开始。

    ③1922年回国后，接触到中国现实后，郁达夫跟许多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幻灭感。《还乡记》这样写道：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和现在在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成了过去的云烟。《沉沦》的风行海内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经济上照样无法立足，还引来无数的误解和谩骂。回国后一直到1927年僻居上海，郁达夫挣扎在大学教职和作家、杂志编辑两种身份之间。回国伊始，郁达夫一边在安庆教书，一边写作、编杂志，然后又因为生计无着，再去教书。这样来来回回有三四次，"为饥寒的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

    ④这个时候郁达夫写过一系列文章，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南行杂记》和《感伤的行旅》，给读者一个飘零的旅行者的背影。1926年春，时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远在北京的儿子龙儿病危的电报，仓惶北归，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儿子一面。多年来的奔波漂泊的苦楚，一下子汩汩而出。他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上》的结尾这样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远了。自家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如此凄凉的自况，孰料却成为他一生的谶言。

    ⑤感情上的连连受挫，加重了他的流离感。1927年与王映霞相遇之前，郁达夫放浪形迹．流连酒楼歌馆。"检点青衫旧泪痕，歌场到处有名存。"然而其背后的孤苦和辛酸，恐怕十倍于他的放纵吧。与王映霞的结合，让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拒绝了鲁迅的劝阻，从上海移家杭州。过起来了半名士半隐士的家居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与国事一样，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备受打击的郁达夫此时应该是很绝望的，从他的选择可以看出：只身去国，自我放逐。"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坟墓）在星洲。"见过郁达夫临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

    ⑥他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

祖母是一片不知愁的落叶

朱成玉

    怀念祖母，是从一片叶子开始的，秋天的叶子。

    叶子上错综复杂的脉络，像极了祖母的皱纹。但祖母并不悲伤，祖母的额头经常是金光闪闪，阳光喜欢在那里安营扎寨，那令人愉快的微笑常常使她的皱纹看起来像是在跳舞。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总是拿着扫把，试图把所有的哀怨清扫干净，只留给我们无忧无虑的鸟鸣。

    祖母在那些落叶里不停地翻检，把中意的握在手心。祖母喜欢收藏落叶，这个习惯终生未曾改变。这个习惯让我感觉到，祖母永远不会衰老。

    我在祖母的书里看到过那些落叶。祖母喜欢看书，她的书里总是夹着各种各样的落叶，仿佛是她为自己的青春留下的标记。每一段青春，都是一片叶子，那些青春的遗骸，无法言说的旧日时光，成了书签，丈量这一本书的历程，时刻提醒着你，哪些句子需要再一次爱抚，哪些情节需要重温。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父亲告诉我，祖父结婚一年后就从军了，再也没有回来。作为军烈属的祖母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然而却没有人可以安抚她内心的痛苦。祖母习惯在那些叶子上写字，一句半句的，大多是哀婉的宋词。我想那是祖母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怀念着祖父吧。每年清明的时候，我就会看到祖母去祖父的坟前，把那些写了字的叶子铺满坟头，景象灿烂而华丽。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祖母掉过一滴眼泪，但我知道，她的心就像是蓄了雨的云，轻轻的挤一下，就会泪雨滂沱，只是别人无法看见。祖母的泪水，只居住在她自己的云里。

    不管天气好坏，祖母总是会大声爽朗地笑。祖母的苦难像一座山，把她的脊背压弯，却压不弯她热爱生活的心。

    在那些树叶上写字的时候，祖母是小心翼翼的，仿佛怕碰坏了一份念想。写上了字的叶子，就如同被装上了灵魂，重新活了过来。我想只有祖母懂得那些落叶，也只有那些落叶懂得祖母，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嘘寒问暖。

    怀念祖母，是从一片叶子开始的，替那些果实遮过阴凉，从枝头跌落，背井离乡的叶子。

    祖母在秋天的离世毫无征兆，只是那一天刮了很大的风，院子里的那棵老柳树稀里哗啦地掉落了所有的叶子。其实，也只有风能让叶子喘息或者感叹。在叶子的生命中，风往往扮演着接生婆和送行者的双重角色，所以叶子的心思只和风说，它只和风窃窃私语。

    落叶也有遗言吗？在离开枝头的刹那，它和风都说了些什么？谁听过它们交代的后事？那些齐刷刷掉落的叶子们，是去陪祖母了吗？

    我想，如果祖母是叶子，那么风一定是祖父。他们之间，有那么多缠绕不清的爱意。

    我的祖母，一片写满诗句的落叶，一片不知愁的落叶，把生命的结束当做一次旅行。

    落叶从不惊叫，哪怕你踩到它的脊背。不像雪，不论你走得多轻，它们都会在你的脚下呻吟，仿佛踩碎了它们的骨头。落叶从不惊叫，哪怕遇到再多的苦难，它都只是去和风窃窃私语。

    我似乎听到了落叶在说：“等我，来赴一个灿烂的约会。在此之前，请好好生活，各自珍重。”

马小菊天空的天

    马小菊从家里出来时，天还好好的，走到半路就下起了雨。马小菊没带雨具，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又冷又疼。她看看离药店不远了，就跑了起来，跑到药店，衣服湿了个透。这个夏天的雨格外多，像失恋女人的眼泪，落得很频繁。

    “咋这天来了？”药店老板招呼马小菊。“婆婆疼得紧。”马小菊一边用她本就湿了的袖子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回避着药店老板的眼睛。马小菊的婆婆有风湿病，一到雨天就疼得厉害。

    “向午真不是个东西，把家里的事都甩给你一个人，自个儿倒乐呵去了。”药店老板说。向午是马小菊的男人，当包工头挣了钱后就很少回家了，别人说他有了外遇。

    马小菊没理药店老板的茬，边说拿一盒膏药再拿一盒止疼片，边从温温的裤兜里往外掏钱。药店老板把找回的钱递给马小菊的时候说：“昨天二凯去省城进货看见向午了，他和一个女的在街上走着。”说完两眼盯着马小菊看，以为她会大骂向午一顿，可是马小菊似乎没什么反应，她先接过钱，然后像听别人家男人的事一样“哦”了一声。马小菊说：“要是二凯再看见向午，就跟他说他娘病了，想他。”

    马小菊说完拿上装在塑料袋里的药就往外走。雨还在下着，马小菊不紧不慢地走在雨里，密密的雨点实实地打在她身上。刚才要不是药店老板提起向午，她还想在药店避避雨的，可是药店老板提起了向午，她就不能再呆下去了。

    向午是马小菊的一块心痛。刚听说向午有外心的那会，马小菊的心都碎了。她整天哭整天骂，四处向人打听向午的行踪。她还去省城找了一趟，但偌大一座省城，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就像绣花针落门前草坡地了。马小菊找了三天三夜，没找到，就回来了。

    马小菊回到家才知道，她不在家这几天，婆婆摔断了腿。马小菊好懊悔，如果不是自己离开家去找向午，婆婆就不会摔伤。马小菊抱着婆婆的伤腿，眼泪流得像筛子眼里落下的米。一些人笑话马小菊，说她管不住自己的男人，马小菊不去理。她觉得眼下没有比照顾婆婆更重要的事了，真的没有了。

    马小菊揣着药走到家时雨停了，她心想：这雨，好像就是给我下的。

    马小菊进了屋唤了几声娘，没人回应。马小菊以为婆婆睡着了，就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等她换完衣服来到婆婆房间一看，婆婆昏倒在地上，口里吐着白沫，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张向午的照片。马小菊明白了，婆婆是为了找放在抽屉里的向午的照片才摔倒的。马小菊赶忙把婆婆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要马小菊去交住院押金。马小菊的钱不够，就去银行取钱。

    在去银行的路上，马小菊碰见了旺子媳妇。旺子媳妇追着撵着跟马小菊说：“我在省城看到远处一个男人，好像是向午呢。”马小菊说：“你再看见向午，跟他说他娘病了，病得很重，让他赶快回来。”旺子媳妇还想跟马小菊说些什么，马小菊却匆匆走了。

    经过一夜的抢救，婆婆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说能否醒过来不好说。

    马小菊说：“怎么就不好说了呢？”她想起别人曾给过她一个治疑难杂症的偏方，婆婆用了这个偏方也许会好起来。她就回到家找到那个偏方，按方子里写的，找了几味药，最后就差一味冬瓜皮。马小菊知道前院吴二婶家种了冬瓜，就去吴二婶家要冬瓜皮。

    马小菊到吴二婶家还没开口说话，吴二婶就先和她说起了向午的事。吴二婶说：“小菊，我去省城儿子家，看见向午和一个女人在逛街。”马小菊说：“吴二婶，你再见到向午，跟他说他娘病得很重，快不行了，让他赶快回来。”

    婆婆喝了马小菊熬的药，仍旧没有好，最后还是去了。

    婆婆入土那天，又下了雨，很大的雨，雨声把马小菊的哭声给淹没了。

    雨季快要过去的时候，向午回来了。向午一身落魄地回来了，他被人骗了个精光后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啥？你娘不在了你还回来干啥呢？”马小菊说着，眼泪像雨滴一样落了下来。可这时窗外的雨却停了，天空响晴响晴的。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不因迁谪岂能来

郭彦

    北宋诗人欧阳修被贬夷陵之初，因其“地僻而贫，民俗俭陋”，他很不习惯。渐渐地，他开始感觉到此地“风俗朴野”“江山美秀”，“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即所谓，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人至此而喜。他多次向老友梅尧臣谈到他在夷陵的感受：“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某居此久，日渐有趣。郡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饮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并写下了这首《黄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

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后来，欧阳修贬滁州，“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闲暇时徜徉山水，宠辱皆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欧阳修在贬谪地表现出的通达和自娱，源于他对官场的无聊和倾轧有痛切的认识，也因此有对人生更为现实的理解，虽在天涯，聊可自乐。

    欧阳修对被贬后如何自处以不失尊严有十分理性的认识。他非常欣赏韩愈的文章，却并不欣赏韩愈这个人，他对韩愈被贬后急急忙忙向皇帝写悔过书一事多有微词，说韩愈到了贬所，期期艾艾，不堪于穷愁，其行为完全无异于庸人。这是欧阳修的清醒意识，他随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去重复前人做过的不堪事。

    欧阳修性格中的刚烈，让他有种不肯认输的执拗，不排除他在贬谪地的悠然愉悦有故作欢愉的成分：即使苦，也不能低头 ， 也要佯装快乐给你看，至少不能将不快乐的一面让你看到。这也是促使欧阳修到处寻乐的一个动因，除了四处寻觅“江山之胜”之外，还随时发现“州僚亦雅”，主动去发现美，体会其中妙处，遂成为他降低身段、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刻意为之的方式。

    在中国古代，贬谪是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制衡各派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尤其到了宋代，采取如分权制度、台谏制度以及职务频繁更换和地域迁徙等措施来约束和监督官员，以最大限度达到权力的制衡，所以，官员沉浮出入的几率很大。在某些通达者看来，贬谪既是一件无力回天的事情，就索性把贬谪之地当成一个临时避难所和休养生息之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还借此获得了参禅悟道的清静机会和游山玩水的额外补偿。

    历史总是这样的乖张暴戾，它无端地让一些人受苦受难，又无意间给了后世的人很多福分，让我们得以在这些受尽苦难的身体中感受到他们灵魂的挣扎和精神的特质，也得以通过他们艰难的贬谪之路瞥见那些不曾跃入主流的地域和山水，那些隐藏在僻地角落里的风光和韵致。正如欧阳修所言，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他们去了，我们才能看得到；他们去了，我们才能听到。

    但是，这些被呈现的僻地绝域的山水和风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被描述和被状写，而是深深烙上了贬谪者特殊的际遇所派生出来的印记。与其说这些贬谪诗歌是一种蛮荒远地的地域发现，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观照所呈现出来的内心景观。绝域对通途，僻地对中心。欧阳修的豁达乐观，是知识分子在无奈环境下反放逐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那些异峰突起的绝域山水也是对帝都苑囿那些主流风景的无声对峙和挑衅。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23日，有删改）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姓娃！”她把灯点着了。里面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淋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砰！”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么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有删改）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