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一滴墨汁落在一杯清水里，这杯水立即变色，不能喝了；一滴墨汁融在大海里，大海依然是蔚蓝色的大海。

不熟的麦穗总是直撅撅地向上挺着，一副不甘居下的模样；成熟的麦穗总是低垂着头，一副甘居人下的模样。

材料一：

    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在参加河南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点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扭住乡村振兴这个“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就能为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画上句号，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梦写下惊叹号。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秉纲张目，执本末从，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才能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实。

（摘编自《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河南日报》2019-03-15）

材料二：

2000-2016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率

（摘自《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研究与舆情分析报告》2018-02-09）

材料三：

    近年来，新疆哈密市五堡镇坚持以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基本形成环境因乡村旅游更美丽、产业因乡村旅游更兴旺、百姓因乡村旅游更富裕的乡村振兴发展态势。

    近日，在伊州区五堡镇吐格曼博依村，一场中式面点培训课程正在村委会进行，这场培训是五堡镇为镇里旅游业发展培训后备餐饮人才。吐格曼博依村村民阿木提参加了这次培训。阿木提原是吐格曼博依村的贫困户，2016年五堡镇举办了首届桑葚节，大批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吃饭、住宿都不能满足游客需求，阿木提由此找到了商机，开办起农家乐，第一年就盈利8万元，2018年收入达到10余万元。

    旅游业发展也促进了五堡镇生活环境的改变。为了吸引游客，改善公共服务设施，五堡镇加大公厕等公共设施建设，并制定各项制度改善乡村卫生环境。如今，走进五堡镇，现代感十足的街道，整洁美观的院落，美丽的新农村景象跃然眼中，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摘编自《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央广网2019—03-17）

材料四：

    2018年10月12日，四川美术学院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该研究院下设乡村建筑与环境研创中心、艺术与社会创新中心，将以具体实践案例和项目为载体，积极促进理论和研创成果落地，以艺术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美术学院整合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新媒介美术创作实验室、重庆市协同创新中心西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市高校创新工程中心等校内外资源，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汇聚中外艺术与乡村研究人才，构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搭建跨文化的学术平台，开展在地性的学术探讨。

    长期以来，学校在乡村民居营建、乡村风貌改造、乡村文化生态调查、当代艺术走入乡村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摘编自《植根乡土振兴乡村四川美术学院成立重庆首个艺术与乡村研究院》中新网重庆新闻2018年10月12日）

材料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网进行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9年春节档调查”结果显示，科幻片《流浪地球》以85.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

    “太阳系即将毁灭，人类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这个听起来既疯狂又炫酷的“末日故事”，来自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的作品，构成了电影《流浪地球》的基本内核。导演郭帆的团队非常成功地把这个小说里面的中国内核，幻化成了电影里面观众看到的那份具有强共鸣、强共情的中国式故事和情感。在《流浪地球》的出品方之一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看来，“中国科幻影片和好莱坞科幻影片的最大差异，取决于有没有一个中国的内核，而这个内核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情感”。

    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表示：“《流浪地球》在制作上显示出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度，内容上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思和责任的担当，是一部让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升级的代表性作品。”

    《流浪地球》的上映让中国科幻电影看到了发展的空间与希望，看到了与好莱坞大片竞争的力量与勇气。影评人韩浩月表示：“国产科幻片可从《流浪地球》中获得大量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以前国产电影都是‘土味儿科幻’，今后可以把格局打开，营造宏大的史诗效果。”

（摘编自《春节档电影：高质量成就好作品》，《光明日报》2019年2月12日）

材料二：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4日刊登题为《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的文章，作者为史蒂文·李·迈耶斯。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是太空探索的后来者，同样，在电影业中，该国也是科幻片的后来者。这种局面即将发生改变。

    中国首部以太空为背景的大片——《流浪地球》，2月5日上映，外界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新时代的到来。

    据报道，这部电影的预算接近5000万美元，以美国好莱坞的标准来看不算高，但在中国已经可以说是大手笔。7000多人参与了制作。其中大部分场景拍摄于由房地产和娱乐业巨头大连万达集团投资80亿美元在海滨城市青岛建设的东方影都。

    郭帆说：“我真心希望这部电影至少不要赔钱。只要这部片子不赔钱，我们就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科幻电影。”

    刘慈欣小说的流行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最近的两部好莱坞电影《地心引力》和《火星救援》也有助于引起观众的兴趣。这两部影片都包含了重要的情节转折，正面展现了中国的太空计划，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

    今天再谈论科幻电影，为了与之前的国产电影区分，人们往往会加上一个限定词“硬核”。够不够“硬核”，成为评价科幻电影的关键指标。其实，“中国硬核电影科幻元年”的提出，并非简单的噱头和炒作，而是各方面条件成熟后的“呼之欲出”。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过去引为笑谈的简陋特效逐渐成为历史。而中国电影视效公司对视效数据库的建设和制片体制中“后期前置”逐渐普及，使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具备摄制比肩准一线大片的硬实力和先进的摄制流程。而从人文思想演变角度来看，一战后，西方世界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人类的“反噬”和伤害的思考一直贯穿于其科幻电影创作之中，“废土”与“末世”构成很多科幻电影的主场景。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是“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还是“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我们对科技进步主要持“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乐观精神。因此，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世界科幻文艺创作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15日）

材料一：

       目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使遥远两地用户可以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容量子隐形传态，是利用量子纠缠特性，将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送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送物质本身，通过隐形传输实现信息传递。

    材料二

       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格林说，潘伟健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伟健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材科三

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莳田一彦，船越翔)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验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中国推进的这类大型工程还有很多。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协委员潘建伟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潘建伟是利用2016年发射的“墨子号”人造卫星进行量子通信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其团队2017年以后相继发布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实验成果。潘建伟今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踏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嫌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