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小记

于　坚

①有一天读希腊神话，尤利西斯流浪一生，经历无数磨难，几十年后回到故乡，认出了童年时跟着父亲种下的树。这是一种幸福。我小时候特别崇拜我们大院里的一位爷爷，他总是很得意地告诉我们，院子里的老枇杷树是他种的，然后咧嘴一笑：那个枇杷鬼也是我放进去的。我们在黄昏里吓得四处逃开，躲到母亲的背后。有一天与黑人诗人阿发聊天，他老家在美国，他说他的家门口有一棵老柳树，他母亲去世时，老柳树也倒下死了。

②我平生第一次种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是1964年的春天，我正上小学，有一天，学校宣布，要种树了！我们高兴着，盼望着。那天，艳阳高照，我们提着水桶，扛着比我们的个子还高的锄头，唱着歌去种树。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神圣的时刻。我有一种父亲般的感觉，少年时的一件大事开始了，我坚信我自己种下的树在我长成大人的时候，也会长成一棵高高的大树。我们种的是银桦树，我把种那棵树的坑挖得很深，埋下树苗，培土，浇水，最后把红领巾系在树脖子上，让它飘扬了一回。我激动而严肃，像在寺院里面对着佛像，我相信这是一件与永恒有关的事情，我的生命有了一个具体的期待，我埋下的那一小片黑暗是将来的一个丰功伟绩。树种好以后，我过几天就要提一桶水去浇，放学回家也要去看看，摇摇它，看它长结实了没有。

③几个月后的某日，忽然发现我们种的几百棵树全部被拔了出来，丢在地上，被太阳暴晒着。几辆推土机停在附近。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建筑工地，后来盖起了春城饭店。那个早晨我看见这情景的时候，脑袋嗡嗡地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这件事情，也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过这件事情。大人们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谁会向一个三年级的少年去解释什么呢？但一个少年却遭遇了世界猛力的一击。我种的树啊，我人生第一件完全是我自己干的正大光明的大事情。

④这个世界还有比我的树更强大的东西，那一天我模糊地感觉到了这点。它可以根本不与我商量，哪怕我的事属于真理，它就那么在黑暗里咔嚓一下。春城饭店的设计师也一样，他一定严肃认真，以设计百年大计的激情干了一个夏天，在我的树坑上设计了他的“树”，那是昆明上世纪60年代最早的高级饭店。但10年后，我发现那里再次成为一个巨大的坑，他的“树”也被拔掉了。

⑤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去滇池游泳，忽然发现水是臭的。我才3个月没来啊，这里已经成了臭水坑！这不是一个盆，一个洗澡堂，一个水库，这是一片海啊！那个下午我仓皇逃出滇池，回到岸上坐着发呆。我又一次感觉到那个巨大的力量，它比滇池都强大啊！我看着太阳，说不定它什么时候会被一把大刷子刷成黑的，我不以为这是神话。

⑥后来我又种过许多树，我几乎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永远忘记了它们种在哪里，我不想像个守财奴或者庄园主那样把它们视为自己的财产。生命中还有无数的树等着我去种呢！种树只是生命的无数过程之一，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种树的时候你体验了某种喜悦或者悲痛。人生的意义并不在这些具体的事件中，种树只是种树这件事而已，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意义，它将来是否会死掉，或者长成一棵大树，那是另一件事情，那是宇宙的事情。天地无德，宇宙大千不是按照人类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观、主义、尺度、喜怒无常的情绪来安排世界的。

⑦多年前我曾经在澳大利亚的荒野漫游，看见一棵树。不知道是谁种的，那么遥远，那么自由蓬勃地生长着，那荒原上没有人，风吹过的时候，把树上的一点什么带去了远方。那些风就是荒原上的种植者，它们从来不在乎结果、意义，天地无德，因此它们的树遍布大地。

⑧而且，也许，它们就是1964年的春天种下的。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我的犹太邻居

李明晏

    我们这栋公寓大楼的居民，虽是各扫门前雪，相互不来往，但每当在楼道里或是院子里相遇时，彼此却是笑脸相迎，热情哈罗。惟有三单元的犹太老人费佛伯格与众不同。和他碰面时，若不先展露国际语言微笑，不主动哈罗，他会如同影子一般，无声地从身边摇晃而过。倘若主动和他打招呼，他的一声哈罗，也是颇为艰难地从翕动的嘴唇里飘出来。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套中人”竟会有一天登门造访。

    “哈罗，史蒂文！可以进来吗？”

    “当然，请进，费佛伯格先生！”我从僵硬的状态清醒过来，热情地将犹太老人迎进屋。

    “费佛伯格先生，喝茶还是咖啡？”

    “不必客气，史蒂文。我今天在录影公司租了《辛德勒的名单》录像带，可偏偏不巧，我的录像机有了毛病。如果方便，我想请你共同欣赏。有兴趣吗，史蒂文？”

    这部风靡了世界影坛，囊括了十多项国际大奖的影片，我不但看过，还托朋友复制了一套，可难得这位孤独的老人亲自登门，何况，他还是个犹太人。

    当悲壮的音乐响起来时，随着荧光屏上的第一个画面，费佛伯格全身便抖动起来，跟着他那浑浊的眼泪从眸子里流了出来，流过苍老的面颊，滴入浓厚的胡须。①渐渐地，随着剧情的发展，他失声断气地抽泣，仿佛要把整个犹太民族遭受的苦难全部倾吐出来。而我，不知是又一次被斯皮尔柏格的艺术魅力震撼，还是被身旁这位犹太老人心裂肠断的哭泣所感染，尖锐的隐痛撕裂我的五脏六腑，泪水如泉水般流溢出来。

    当我们从血淋淋的画面回到现实中来时，费佛伯格脸孔僵硬，似乎涂满了石膏。当他拿着录像带向门口走去时，猛然间回过头来，对我说道：“史蒂文，不好意思，我租这盘带用了两元钱，咱们一人一半，你应付给我一元钱。” 我呆呆地望着那张泪痕斑斑的老脸，险些失声惊讶地叫起来。待我清醒过来时，急忙找出钱夹。偏偏不巧，只有一枚两元钱的硬币。

    “没关系，我先欠你一元。”老人以敏捷的速度，从我手中拿走两元钱。

    我直瞪瞪地望着他在门口外消失，连一句拜拜都说不出来。

    大约十分钟后，门铃响了。悦耳的铃声似乎向我传递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信息，预告犹太老人的再度登场。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通过门镜向外窥望。

    果然是他，费佛伯格先生！

    我屏住呼吸，悄悄躲进卧室，任凭门铃响个不停。

    当日下午，我和几个文友去海滩露营，三天后返家。在院子里我遇见了费佛伯格先生。他急忙走到我跟前，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史蒂文，不好意思，这三天我天天按你的门铃，还好，一元钱没利息可算。若是大数目，我还得付你利息。”说罢，塞给我钱，蹒跚而去。

    我正望着手中的一元钱，伫立在灿灿的阳光中。

    “哈罗，史蒂文！”是九号南斯拉夫女人玛丽娅的声音。

    她那幽深的灰色眸子，直勾勾地望着我手中的一块钱，涂满唇膏的嘴唇，冲着犹太老人的背影，挤出了一个鄙夷的笑容：“史蒂文，那个老葛朗台是不是借口自己家中的录像机出了毛病，用你的录像机共同欣赏《辛德勒的名单》，然后拍拍屁股，叫你付一元赞助费？”

    我惊讶得喃喃说不出话来。

    大约一星期后，我应几个文友之邀，去唐人街饮茶，交流爬格子的甘苦。走出中央火车站，我看见人群中的费佛伯格。他手提大包裹，步履显得十分艰难。

    我如同一个好事的女人，悄悄地尾随他来到了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公园。不料，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幅动人的画面。

    “你们好，我的小天使，我的救命恩人！”犹太老人一面说，一面从包裹里取出各种食品，撕成一块块，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鸽子群抛去。

    不知是好奇心的驱使，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呼唤，我慢慢向犹太老人走去。

    “吃吧！吃吧！……”犹太老人望着鸽子，喃喃自语。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沿着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

    “鸽子是我的救命恩人。”犹太老人望着美丽的晴空，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被冷落在一旁的我讲起了他的故事。

    在二战期间的波兰，全家七口只有他和父亲逃出了德国法西斯的虎口，躲在树林里。一天，父亲外出寻食，再也没有回来。小小年纪的他，在饥饿的煎熬中奄奄一息时，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一只美丽的鸽子。强烈的求生欲望顿时焕发了他的生命力。他将鸽子抓到手，咬破了鸽子的脖子。那热乎乎的鲜血，血腥的嫩肉，将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

    一只美丽的鸽子飞到犹太老人的脚下，老人深情地望着它，一滴眼泪在苍老的面颊滚动，在阳光下闪着光。②

（选文有删减）

材料一：

    （本报记者徐瑞哲）从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百年语文”走到当下，有什么教得太多了，又有什么教得太少了？昨天，上海市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办的首届语文教育论坛在华东师大落幕，不少名家一针见血、针砭时弊。

    语文，是语言，也是文学，但绝不同于美术课。甚至有时，借助视图的“帮助”，反而限制了学生对语文文本本身的理解，无助于语言文字能力培养。如今，中小学校语文课堂上，多媒体课件的使用频率与其他科目一样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表示，滥用多媒体已成为语文教学的“毒药”。他发现，有些中学语文课堂已经不用黑板，只靠多媒体屏幕上课。比如教曹操的《观沧海》，作者介绍、作品背景、字词注释、思想意义、艺术手法等，全是网上下载、拼凑而成的。他认为，这样虽然很直观，文本解读却被切割得零碎了，学生阅读兴趣与经验也被挤压了，对文字的感受与想象被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

    另一方面，语文课少了一个重要的口语教育功能。与外语课相比，语文课几乎与口语表达训练没什么关系，在“听说读写”中嘴巴似乎最用不上。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过程中，上海等地的外语科目考试都加入了听说测试。而语文科目考试从来都是笔试，“既然高考不考，就几乎没人关注语文也应当培养口头能力。”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表示，眼下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明星等“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似乎离开讲稿就不会讲话。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与语文课过于单一的书面语教育不无关系；同时，这也与学生过多依赖多媒体络有关，其口头交际需求受到一定程度抑制。

（2014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07版）

材料二：

    3月28日上午，美国教育联合会驻华代表处主任孙连成为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的老师、部分家长做了一场关于中美教育的报告。

    当天的报告会上，一直致力于中美基础教育领域交流工作的孙连成一再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母语教育就是语文，我们的语文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过相信在2017年高考改革后这一状况将得到改观。”孙连成说。

    孙连成介绍说，美国很重视母语教育，“美国高考考三科，第一科大家知道肯定是数学，第二科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说是语文，对，那第三科呢？我告诉你还是语文。美国高考有三科：数学、阅读和写作。数学多少分呢？800分，那两科呢？每一门也是800分。”

    再看看美国小学的课程表。相当于我们语文课的英文课，一年级每天的教学时间大概190分钟，二年级150分钟，其它年级和二年级都一样。

    “我曾做过统计，美国人对母语教学的时间一周是950分钟，我们多少？拿非常重视母语教育的清华附小来说是320分钟。”孙连成认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排在各科之首，“因为无论你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有再多的思想也没有用，你需要语言的表达。”他说。孙连成分析说，起始于2017年高考的这轮改革方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强了语文的重要性，语文的分值增加几乎已成定局。

    “我们这次高考改革不是学习美国，而是借鉴了西方教育的一些方法。比如对母语的重视，比如强调语文教学与音乐、美术、思品等的融合教学。”孙连成说，在中国，学校不能给学生们更多的空间，因为有些课程体系课表是由教育部门决定的。家长要给孩子更多的时间去补回这些东西。数学很重要，但孩子的语文一定要重视。

    他介绍，美国学校的课程种类少，但注重演讲和辩论以及小组学习，尤其强调细致观察。老师会经常让学生仔细观察一幅图或者一个画面，然后说自己观察到什么，再进行小组讨论或辩论。

（长春广播2015年3月29日，有改动）

材料三：

    中考总分相同，优先比较语文成绩。日前，北京市教委详细解读中考招生政策，这一条特别引人关注。往年单科成绩参考录取顺序是数学、语文、外语，今年则将语文调到首位。从“更注重数学成绩”调整为“更注重语文成绩”的导向，值得点赞。

    人是传播的动物，语言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工具，语文是重要的人文社会，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和科学的基础。对学生来说，学好语文的确重要。因为，无论学习什么都需要借助语文的力量，在语文上多下点功夫没有亏吃。希望中小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能重视语文，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语文素养，加强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样做不但在中考时不吃亏，更有益长远。

（摘自2015年3月25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何怀宏说自己曾做过一次试验，让孩子朗读一个学期的语文课本，结果40多分钟就读完了。“作为母语的中文，整整一个学期在学校学一本课本，每天几堂语文课，回来还有课后作业，就翻来覆去学这点东西，考试还不怎样，真是觉得太奇怪了。”何怀宏说，他认为只有大量阅读好书和勤于写作才是培养好的语言能力的关键，而好的语言能力则又是好的思考乃至好的创意的关键。

（摘自2015年4月1日腾讯教育）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材料一：

    最近，11岁的唐安琪将要动身去美国参加游学。为了短短13天的行程，她的妈妈秦女士支付了3万多元的费用。除了游学，秦女士还给女儿安排了暑期培训，花费5000元。许多孩子的暑假，如今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烧钱季”，不少家长感慨“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

    其实，这种“烧钱游戏”的性价比并不高。一些游学机构动辄将出境旅游产品贴上“游学”的标签，改头换面之后抬高价格。实际上，很多项目仅仅是参观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而已。这类产品价格虚高，内容却是走马观花、蜻蜒点水、游而不学，很难实现拓展视野、丰富知识、提升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效果。

    另外，有的家长把孩子的暑假填得满满当当。在北京，一些培训机构里有的孩子一天5节课，1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在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安排下，孩子不仅难以用心投入学习，反而容易滋生厌学情绪，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摘编自《暑假变烧钱季，金钱和时间堆不出牛娃》，《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4日）

    材料二：

    各年级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数量比重

    图1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图22015年某市学生假期参加课外辅导班数量调查表

    （摘编自《当前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状况的调查报告》）

    材料三：

    剧场之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但是如果前排观众为了看得更清楚，或者一些其他原因站了起来，周围的人劝不了，“剧场管理员”又熟视无睹，那么后排的其他观众为了看到演出，就只好被迫站起来。最后的结果是，会场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都坐着与都站着相比，都是看戏，但是所有人都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也更累了。这种情景被称之为“剧场效应”。

    （摘编自《校外教育须警惕“剧场效应”》，光明网2018年1月8日）

    材料四：

    “减负”不等于降低课程难度、不要学生刻苦学习、让孩子无节制玩耍，而指的是减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负担”。对于“减负”，要坚定地“减”，更要科学地“加”。

    “加”在积极引导、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上。比如让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安排自己放学之后的生活：读书、做手工、练书法……通过积极引导，真正从育人角度介入孩子的课后活动。

    “加”还在延展书本、走向生活、接触社会上，让孩子们清楚知识的逻辑，明白成长的真谛，拓展思维的视野。科学“加”的最终目标是育人，每次活动要从主题出发，设定合理的课程目标，把握活动内容的关键要素，把立德树人任务落实在具体的活动中。学生在与同伴的交往以及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协助支持下，探究知识、发展素养、体验情感、塑造人格。

（摘编自《减负：“减”的背后应科学地“加”》，《中国教育报》2018年7月22日）

匆匆过客

路遥

    天还没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空气里满含着潮湿。我的心情沉重了。明天就是春节呀！要是再下一场雪，班车一停，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

    一进车站候车室，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802次的售票口，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增加一辆车。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我笑了。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

    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

    “哪位同志行行好，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

    这声音是绝望的，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

    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正好！803次和802次的售票口紧挨着，并且车次牌上写着“增加两辆车”的字样。

    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犹豫了一下：先排哪个队呢？我来不及多想，很快站到了802次的队伍后面。

    当我把一张802次的车票拿到手后就站到803次的队伍后面。我当然是这个队伍的最后一名。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头发乱蓬蓬的，像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他穿一条带条格的裤子，一双皮鞋的后跟闪着亮光，右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着锣鼓点,“时髦青年”！不要看他的正面，光那后背就叫我反感。的确，我现在已经对当今的年轻人有一种执拗的不信任感。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队伍的旁边还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她既像是在排队，又不在队里边,眼睛斜视着窗口，像是在探索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来是她的孩子。

    由于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站在前面，我有点丧气了。我深知他们会在紧要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倒霉的事终于出现了：当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票已经剩最后一张了。当售票员宣布只剩一张票的时候，那青年妇女丢下孩子，猛地把手抢先伸进了售票口。等那个男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票已经到了那个青年妇女的手里。那男青年刚要找售票员算帐，那小门却“啪”一声关了，小门板上“票已售完”四个字嘲笑似地对着他。

    那个男青年马上把全部的愤怒转向了那个青年妇女。他两只拳头紧捏着，开始用很难听的话斥责她，并强硬地让她把那张票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她今天无论如何走不成。

    那青年妇女在男青年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下，眼帘低垂着，嘴唇微微在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然而却不知她嘟囔了句什么，结果，那个男青年更愤怒了。坏了！看来他恐怕要动武了！

    “叔叔，求求你，不要打妈妈！”正在这时，那个小姑娘护着她的妈妈，小嘴一张一张地说。

    那暴怒的男青年吃惊地盯着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竟然举起一只僵硬的手，在那小女孩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说：“你……别怕！叔叔……不打人……”

    男青年沉默了一会，转过头来对那个青年妇女说：“同志，对不起。刚才，我，太过分了……”

    他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车票，把它递到青年妇女的面前。

    他这举动使我茫然了：这是怎回事呢？

    那个青年妇女也茫然了，迷惑地眨巴着眼睛。

    “您不要奇怪。”他说，“我是买到了一张803次的车票，但这不是给自己买的。我第二次排队才准备给自己买一张，但让您买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带着孩子，在这里待下去太不方便了。我不走了，但请您帮个忙，替我在路上照料照料那个人。”

    “谁？”她问他。

    他向后面的角落里呶了呶嘴：“那个瞎眼老头”。

    只见那青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车票递到了男青年面前，惊喜地喊叫着说：“呀，这太巧了！我这张也是给他买的呀！”

    “他是你什么人？”

    她摇摇头：“不认识……”

    一刹那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

    此刻，站在他们身边的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傻瓜，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羞愧地站在班主任面前的小学生。

    那青年妇女说：“同志，我根本不是去桃县的！我本来是要买802次车票的。但看见那个老头儿太可怜了，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就决定先给他买一张。我想现在您应该相信我了吧？快要进站了，您赶快和那老头儿上车去吧！”

    那个男青年从她手里接过车票，并掏出车票钱放到了青年妇女的手里，便转身走了。

    我迈着难以抑制的激动步伐，走到了那位青年妇女面前，掏出了自己的车票，说：“你要802次的票吗？我有事不能走了，退票”。她惊喜地一边掏钱，一边说：“真运气！太谢谢您啦！”

    我接过钱，把帽沿往下拉了拉，默默地走过拥挤的人群，出了候车室。

外面已经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我踏上洁白的路面，匆匆向机关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