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从何处寻（节选）

宗白华

    ①苏东坡论王维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日：‘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

    ②以上是东坡的话，所引的那首诗，不论它是不是好事者所补，把它放到王维和裴迪所唱和的辋川绝句里去是可以乱真的。这确是一首“诗中有画”的诗。“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可以画出来成为一幅清奇冷艳的画，但是“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二句，却是不能在画面上直接画出来的。假使刻舟求剑似的画出一个人穿了一件湿衣服，即使不难看，也不能把这种意味和感觉像这两句诗那样完全传达出来。好画家可以设法暗示这种意味和感觉，却不能直接画出来；诗人也正是从这幅画里体会到这种意味和感觉，所以用“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两句诗来补足它。这幅画上可能并不曾画有人物，那会更好地暗示这感觉和意味。而另一位诗人可能体会不同而写出别的诗句来。画和诗毕竟是两回事。诗中可以有画，像头两句里所写的，但诗不全是画。而那不能直接画出来的后两句，正是“诗中之诗”，正是构成这首诗是诗而不是画的精要部分。

    ③然而那幅画里若不能暗示或启发人写出这诗句来，它可能是一张很好的写实照片，却又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画，更不是大诗画家王维的画了。这“诗”和“画”的微妙的辩证关系不是值得我们深思探索的吗？

    ④宋朝文人晁以道有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这也是论诗画的离合异同。画外意，待诗来传，才能圆满，诗里具有画所写的形态，才能形象化、具体化，不至于太抽象。

    ⑤但是王安石《明妃曲》诗云：“意态由来画不成。”美人的意态确是难画出的，那画不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古代诗人随手拈来的这两句诗，却使孔子以前的中国美人如同在我们眼面前。达•芬奇用了四年工夫画出蒙娜丽莎的美目巧笑，现在我却觉得我们古人这两句诗仍是千古如新，而油画受了时间的侵蚀，后人的补修，已只能令人在想像里追寻旧影了。达•芬奇在这画像里突破了画和诗的界限，使画成了诗。谜样的微笑勾引起后来无数诗人心魂震荡，感觉这双妙目巧笑，深远如海，味之不尽，天才真是无所不可。但是画和诗的分界仍是不能泯灭的，也是不应该泯灭的，各有各的特殊表现力和表现领域。

    ⑥诗里所咏的光是可以先后活跃的，但不能在画面上同时表现出来，画家只能捉住意义最丰满的一刹那，暗示那活动的前因后果，在画面的空间里引进时间感觉。而诗像《初日》里虽然境界华美。却赶不上门采尔油画上那样光彩耀目，直射眼帘。

    ⑦诗和画各有它的具体的物质条件，局限着它的表现力和表现范围，不能相代，也不必相代。但各自又可以把对方尽量吸进自己的艺术形式里来。诗和画的圆满结合，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也就是所谓“艺术意境”。

老人

崔立

    ①早上，阳光缓缓地照射在马路上，老人佝偻的背影，缓步地前行中。微风从老人的身边轻轻滑过，都像比老人的速度要快。老人，是要从人行道的一端，走到人行道的另一端。有一个年轻人，急急地走过老人的身边。年轻人走过去时，带起了一阵风，也碰触了老人柔弱的肩膀一下，是风要刮倒了老人，还是年轻人撞到了老人，老人的身子踉跄地顺势往前仰了一下，像是要摔倒，摇摇晃晃地要倒下了，还是艰难地撑住了。匆匆而过的那个年轻人，在老人的眼睛里早已不见了踪影。

    ②又一天，老人走着同样的路，缓缓地，在那条人行道上蹒跚着步子，缓缓行走在人行道的中间。一个女孩，越走越近，很快已经到了老人的跟前。老人站在人行道的中间，挡住了女孩前行的路线，女孩几次想走过去，但空间太窄，还是走不过去。女孩咬了咬牙，想说什么，又憋了回去。反复犹豫，女孩终于是忍不住开了口。女孩说，阿姨，你能让我一下吗？有好几秒的停顿，老人缓缓转过了身，看向女孩。顺势地，女孩在老人转身时多出来的空档，匆匆忙忙地走了过去。女孩真的是太匆忙了，连一声“谢谢”也忘记说出口，人已走出去好远。

    ③……

    ④再一天，老人还在那里行走，缓慢地，继续缓慢地行走在这条路上。①天是有些冷的，哪怕阳光是高高挂着的，也难以抵挡冬日的寒冷。老人缓缓地在行走，不知不觉间，本来围得就有些松的围巾悄无声息地滑落。老人毫无察觉，②老人丝毫感觉不到因围巾掉落后的寒冷，老人本来就很冷，冷与再冷之间差异不大。身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女人已经到了老人的身旁。女人喊了声：阿姨！老人听到了，老人是有几秒钟的停顿，老人缓缓地转过身，老人以为还是要让开路，然后有一个人会像阵风般匆匆忙忙地从她身边走过。这次，没有风，要是风，也是空气中的寒风。女人停在了老人面前，女人说，阿姨，这围巾，是您掉的吗？老人看到了女人手上的围巾，习惯性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脖子间空荡荡的。无疑，眼前的这条围巾是老人掉的。老人从女人手上接过了围巾，说，谢谢。老人轻轻地摸索着往脖子里围，老人围得很艰难。女人说，阿姨，我帮您围吧。女人为老人围上了围巾，围得很严实，让那寒风吹不进脖子里。女人还说，阿姨，您是要往前面走吗？我送您过去吧。老人脸上挂起笑容，说，谢谢你。女人扶着老人缓慢地往前走，③天还是冷，冷中却跃动着一丝暖意。是春天快要到来的暖意。

    ⑤这是电视台做的一个节目，老人是电视台请的一位演员，表演得很到位。演员在这条短短的人行道上行走了一个星期，没有人怀疑她是假的老人，也没有人关注过老人。女人是这个星期最后一天出现的。电视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找到了愿意帮助老人的女人。

    ⑥这个节目很快就在电视台播出了。

    ⑦同时播出的，是近期发生的一个诈骗故事：一个未经证实的儿童募捐，竟引发了全市高达数十万的捐款，若不是警方的及时介入，捐款数额还在不断地增长。为什么我们市民的防范意识是如此的薄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发出善心善念踊跃捐款呢？如果需要捐款的不是孩子，是老人呢？

    ⑧两个故事放在了一起播放，是刻意，还是无心之举？

    ⑨这个节目什么都没评论，只是原生态地播出了。

    ⑩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这个城市一下子多了许多主动帮扶老人的年轻志愿者们。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9日，第11版，有删节）

    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中国诗性文化大致呈现三种面孔。一是“知识”面孔，如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之名”，如现代语文教育经常提到的“古代文学知识与素养”，这是诗性文化传统具有实用性之表现。二是“审美”面孔，受西方文论中“情感表现”说的影响，这也是人们谈得比较多的，即古诗有审美功能，可以愉悦心灵。三是“伦理”面孔，它的大背景是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前两张面孔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惟独这副“伦理”面孔，由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不给人带来愉快的享受，甚至本身还是一种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正在陷入深深的遗忘中。以至于人们经常会想：读不读唐诗与宋词，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与希腊文化模式相对，中国文化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来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它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诗性文化当然不是只有审美意义，它本身也曾是我们民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区别，在历史上具体表现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它们的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中国古典诗歌，既是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其中最高境界的是唐诗与宋词。当前，如何才能守护中国诗性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认识与了解它。这是不能偷懒的，只能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由此可知，读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直接关乎着“诗者天地之心”的“大道”。未来世界，决不只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摘编自刘士林《“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红搂梦》艺术的个性何在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各种人物的复杂关系的处理，对人、对物的细微刻画都是高超的。他写人、写物、写事、写境都包含着个性，我们只能以这种认识读这部作品，才能理解《红楼梦》。曹雪芹写贾宝玉对人生的看法，在后半部写晴雯的死，先写怡红院中的一棵海棠树枯萎了。贾宝玉说：植物是有生命、有灵姓的，它也有情、有理、有感应、有交流，晴雯死前海棠树先枯萎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一个活物，有生命、有灵性、有血、有肉、有脉，凡生命有的，他（它）都有，而且还包括性情。我们欣赏《红楼梦》，体会它的魅力，就要把它看成是鲜活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生命的精华。西方文艺理论要求一件作品（小说）形象要鲜明、性格要突出、刻画要细致……。写一个贵妇人，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戴什么首饰等等。大家看《红楼梦》中有多少这样的描写？林黛玉穿什么衣服，老太太长什么模样，穿戴如何等等。《红楼梦》为什么不写这个，笔墨用在什么地方。大家看《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一上场就是二句话，很简单。他的笔墨用在刻画人物的个性上，而不是外貌、衣着上，专抓人的“精气神”。

《红楼梦》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全书贯穿着一种“伏线”。比如说一上来有一个《好了歌》，《好了歌》甄士隐做了注解。每一句都是伏线，那里边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床，古代的一种坐具，这句话意思是说，这个大富贵之家，他们家做官的下了朝来，笏板都摆满了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意思是当年那个繁华，现在一看，一堆荒草，一根衰柳，这就是荣国方大观园的变迁。后面每一句，“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每一句一个埋伏，伏在那儿，指的是后面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他写的这里，他的心血指神一直贯穿到那边，后半部分。这一个大手法，是他的个性，这个个性是他运用了我们传统的手法—伏笔，伏笔贯穿会；是他个人特有的创造，所以叫个性。

《红楼梦》的艺术个性还体现在创新上，以往的小说大多千人一面，曹雪芹的书与别人不一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如何写人的呢？荣国府那么多人，他们的相貌、衣着如何？贾宝玉、林黛玉个性如何？千头万贯，如何写起。而《红楼梦》一书中，据有人统计各种角色最少有400~500个，最多600~700个。我认为曹雪芹的500~600人是融入一本书中，其创作难度要大得多。

曹雪芹写《红楼梦》借鉴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以形传神”和“迁想妙得”的艺术主张，写形为了传神，只用几句话就把13岁的贾宝玉给烘托出来了。写怡红院用粉墙低护、垂柳滴翠八个字，达到了最好的境界。写大观园、牡丹、古树、柳荫，宝玉联想杜牧的诗，把时间、空间和人的生老病死的变化都包含进去了，把境与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总之，曹雪芹的《红楼梦》艺术成就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他有着哲学家的思想、科学家的精确、历史家的洞察、诗人般的境界。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梦>艺术的个性》）

材料一：

红色故事要塑造鲜活的英雄群像

杨洪涛

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近期一些类型多样、风格各异的党史题材影视作品集中上映，以矩阵式、接力赛的方式，生动记叙我们党在百年征途上筚路蓝缕、艰难求索的壮阔历史，以星星之火的红色故事，塑造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英雄群像。

塑造鲜活的英雄人物，首先要摒弃机械僵硬、老气横秋的创作语态和脸谱化、理想化的人物塑造方式。在观众的审美经验和媒介接触日臻熟稔的当下，标语口号式的宣教无法打动观众。新时代的影视创作，要在立足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具有现代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的艺术视角切入，重新认识、重新发现英雄，用足够令人信服的戏剧桥段和情节铺陈，为普通人成长为英雄、锻造成先锋的过程提供充足的戏剧逻辑和现实依据。英雄的诞生，有赖于其生命轨迹中蓄积的能量迸发，有赖于其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的坚守笃定，也有赖于其在危难时刻、非常时期的果断选择。在影视创作中，只有牢牢把握诞生英雄的逻辑起点，才能够塑造出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悬崖之上》里凝视深渊、心向光明的红色特工们，在冰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在敌人残酷狡诈的严密监控下，与敌人巧妙周旋、殊死搏斗。作为普通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情趣，也有自己的儿女情长。但是信仰的力量召唤着他们，在面对随时到来的牺牲时，他们以革命者的无畏与勇毅向死而生，诠释了无名英雄的隐秘而伟大，让观众看后走心动情、肃然起敬。

塑造鲜活的英雄人物，要避免主题先行、居高不下的思维定式。要赋予角色活泼的生命质感和作为普通人的意趣情怀，注重人物在性格特征和行事作风上的深度挖掘，从还原本真的角度出发走向崇高。“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要挖掘领袖人物、革命先驱具有人情味和烟火气的生活点滴，从性格塑造走向人格塑造并最终完成信仰塑造。《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肆意洒脱、意气风发，喜欢和三五知己把酒言欢畅谈理想，也会为苦难的老百姓号啕大哭泪流满面……一个个有着真性情、侠客范儿的革命者形象呈现在荧屏上，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要捕捉普通党员、平凡英雄的生活梦想和人性微光，从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实并最终实现精神攀登。《在一起》塑造了坚守在各自岗位抗击疫情的普通人。从面对灾难时的内心恐惧、手足无措，到振作精神、振奋斗志携手抗击疫情时的戮力同心，创作者把每个角色的心理轨迹都刻画得传神到位，给普通人的英雄情怀铺设了足够令人信服的光荣之路。

随着党的百年华诞临近，屏幕上的红色故事已成燎原之势。这些影视作品，沿着一百年来的历史脉络，撷取经典史实、融入独到视角、结构新鲜故事，瞄准观众的共情点和同理心，生动记叙一百年来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塑造出熠熠生辉的英雄群像，让红色故事的当代价值和荧屏魅力愈发历久弥新。

（摘自2021年4月2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阐释文物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旅游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缺乏革命性文物的历史资料和展览方法。加强革命文物工作，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充分利用革命博物馆、纪念碑等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基地，会使更多的人接受革命思想和先进的文化教育。

革命性的文物是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爱国主义教育中最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它们具有独特且不可代替的优势。每一份革命性的文物和真实的故事都表现出中国英雄的崇高理想和抱负，表明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加强革命文物工作，是发展文物的重要途径，也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迫切需要。

革命文物是对革命纪念馆进行思想道德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力量，解说员的讲解是展览内容的延伸和补充。叙述者向观众提供所有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的信息内容。从不同角度对革命性文物和历史资料进行科学解释，叙述者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可以让受众更好地了解革命文物、因此叙述者的文字力量和业务素质必须足够高。叙述者应充分研究历史和文化以及目标人群的收藏，每一个文物、每一张历史图片和图表、每一个事件，都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和历史背景相关的内容。

文物的收藏和展览是博物馆运作的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增加文物的数量，博物馆的展览才能得到加强和进一步发展。文物收藏与口述历史相结合，在博物馆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因此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口述史料翔实，有利于文物原始记录的收集。口述史的进一步研究也是今后文物研究的一个方向。此外，口述历史方法已被用于发抵文物，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展览和宣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们将努力把每件文物和每一张照片都记录下来，收集起来，在展示文物的历史视频资料时，公众可以更好地接触这些资料，进一步理解其深层含义，从而扩大文物本身的现实教育意义。

（摘自2021年4期《参花·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