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株玉兰树

陈忠实

    清明前一日回到老家，到村子背靠的白鹿原北坡上，在父母的坟头烧了一堆被视为阴币的黄纸。尽管明知这是于逝者没有任何补益的事，然而每年此日不仅不能缺少，甚至早早就泛溢着一种甚为急切的情绪。自己心里明白，上坟烧纸和跪拜的行为，无非是为消解对父母恩德亏欠太多的负疚心理，获得一种安慰。

    天气很好。温润的风似有若无。西斜的依然明媚的阳光下，原坡和河川满眼都是蓬勃的绿色和黄色，绿的是返青的麦苗，黄的是盛开的油菜花，间有零星散落在坡梁上杏花的粉白。

    回到老屋小院，便坐在前院闲聊。许是那种负疚心绪得到消解，许是得了这明媚春色的滋润，竟是一种难得的轻松和平静。记不得是谁颇为惊诧地叫了一声，玉兰树开花了。我便朝大门右侧的玉兰树看去，在树梢稍下边的一根分枝上，有两朵白花。我的心微微一颤，惊喜得轻叫一声，从坐着的小凳上站起来，几步走到玉兰树下，久久观赏那两朵玉兰花。那是两朵刚刚绽放的玉兰花，雪白，鲜嫩，纤尘不染，自在而又尽情地展示在细细的一根枝条上，洁白如玉，便想到玉兰花的名字确属恰切。玉兰树尚不见一片叶子，叶芽刚刚在枝条上突出一个个小豆般的苞，花儿却绽放了。我久久地看那两朵花儿，竟然不忍离去。玉兰花在我其实也算不得稀罕，见得也早也多了，之所以发生一缕不寻常的惊喜，这是开在自家屋院里的玉兰花，而且是我栽植的玉兰树苗，便有了一种情结；还有一种非常因素，就是这株玉兰树苗成长过程的障碍性经历，曾经让我颇费过一番心思。

    几年前我重回原下小院读书写字，一位在灞河滩苗圃打工的乡党，闲聊中听说我喜欢玉兰花，便给我送来一株不过食指粗的幼苗，我便在大门右侧的围墙根下挖坑栽下了。为了便于浇水和保护，我在玉兰幼苗四周用砖箍了一圈护栏。得到我的用心守护和浇灌，玉兰树苗日见蹿高，分枝，加粗，蓬蓬勃勃，生机盎然，我便期待花苞的出现。恰好盼到玉兰树应该发苞开花的规定期树龄，不仅没有开花，失望且不论，等到叶子成型，我发现了非常的征象，本应是深绿色的叶子，却呈现着浅黄；即使到盛夏烈日暴晒的时候，各种树叶都变得深绿近青的颜色，我的玉兰树叶反而由浅黄变得几乎透亮了。任谁都会看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征。村里乡党见了，有说是蛴螬咬了树根，有说是缺肥，有说是化肥施多烧了根，等等。后两种说法不能成立，我栽植时填的是农家粪土，不缺肥更不会发生烧根的事，倒是蛴螬啃食树根有可能发生，却也无可奈何。我曾扒土寻找蛴螬，一只也未见到。我就怀疑大约是玉兰根自身发生了什么病患。

    等到第二年，玉兰树仍然是满树病态的黄叶，自然不会开花了。我便有所动摇，这株病态的树会不会自愈？需得几年才能缓解过来？如果等过几年不仅缓解不了反而病情加重以致枯死了，那我就会白等了。我便想挖掉它，重植一株。拿着镢头刨挖的一瞬，却似乎听到一种凄婉的求生的哀音，那一片片透亮的黄叶似乎也幻化成哭相，我便举不起镢头来。突然想到，任它继续存在着，如果真的挨过了病患，当一树健康墨绿的叶子呈现在小院里的时候，我会获得一种别样的欣慰和鼓舞；如果万一病患发展到发生枯死，再换植一株也无妨，这株玉兰树便保存下来。约略记得去年夏天回家，玉兰树的叶子变绿了，尽管仍不像正常的叶子那么深色近青的绿，却不是往年那种透亮的黄色了，我不由得庆幸，它的病情缓解了，更庆幸我握在手里的镢头没有举起来……今年，这株玉兰树开花了。尽管只有两朵，却是一种美的生命的胜利。遭遇过生存劫难之后开放的这两朵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就不单是通常对所见的玉兰花的欣赏的愉悦了，多了一缕人生况味的感受。

梯子

周粲

    年轻的爸爸和他的儿子一起在后花园放风筝。小小的园地，小小的风筝。

    小小的风筝飞呀飞的，就飞到了墙头上。墙头上的野花，把风筝紧紧地缠着。

    于是爸爸说，必须去拿一架梯子来，然后爬上梯子，取下墙头上的风筝。

    爸爸要爬上梯子，但是儿子说：“爸爸，让我来吧！”

    爸爸看了看他9岁的儿子，想了又想，终于说：“让你来就让你来。”

    猴子一般地，儿子爬到梯子的最高一级了。

    儿子转过头来，嘻嘻地笑。他的笑声，像用早晨的牵牛花吹出来的。

    解开了风筝绕在野花上的线，正要下来，爸爸却用一只大手和一个声音制止了他。爸爸说：“慢着！”

    儿子停住了，望着爸爸，用眼睛问爸爸：“怎么啦？”

    爸爸说：“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你再下来。”

    于是儿子笑得更开心，他一手抓住梯子，一手拿着风筝，等爸爸讲故事。爸爸讲的故事，没有一次是不好听的。

    爸爸说：“从前有个爸爸，告诉他那个站在一架很高很高的梯子上的儿子说，你跳下来，你一跳下来爸爸一定会在下面把你抱住。听见爸爸这么说，儿子很放心，便纵身一跳。哪里知道当儿子就要投进爸爸的怀里的前一秒钟，爸爸的身体一闪，站在一旁。儿子扑了个空，掉在地上，屁股差一点开花。儿子哭哭啼啼地站起身来，问爸爸为什么要骗他。爸爸说，我要给你一个教训，连你爸爸的话都靠不住，别人说的话，更不必说了。”停了一停，爸爸继续说：“我们也来照着做一次好不好？”

    儿子一听，脸都变白了。

    爸爸说：“不要怕，勇敢一点，你只要跳那么一次就行了。我要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免得你以后长大了，容易上人家的当。”

    儿子显然没有被爸爸的话所说服。他脸上惊愕的表情，丝毫没有消退，他站在那儿，动也不敢动。

爸爸开始发号施令了：“听着啊，我喊‘一二三’，喊到‘三’的时候，你就跳下来，然后我就把伸出去假装要接住你的手缩回来，让你跌一个屁滚尿流！”

    站在梯子上，儿子的脸像一粒还没有熟透的橘子。

    爸爸喊了：“一……二……三！”

    咬着牙根，忍着泪，儿子从梯子上跳下来了。他等待着自己的身体像一个南瓜，噗的一声，摔得支离破碎……

    然而，好奇怪！爸爸的手竟然没缩回去，他的身体也没移开。他还是定定地站在原来的地方，把掉到他两手中的儿子，牢牢固固、结结实实地接住了、抱住了。

    儿子虽然不曾受伤，但是他的神情，比刚才还要疑惑，张大了眼睛，他问：“爸爸，你为什么要骗我？”

    爸爸笑出声来。爸爸说：“爸爸要让你知道：即使是别人的话，有时也是可以信任的，何况是爸爸的话呢！”

    所有的玫瑰花，都回到儿子脸上。他搂住爸爸，不住地吻爸爸的双颊。

    爸爸和儿子拉着风筝，向后园的一角跑去。

四家书楼

谈歌

    乾隆初年，保定读书风气渐盛，藏书风气空前。其中最有名声的藏书者是丁聚会，其次有郝伯力，王家惠，郑子森。四人从小一起长大，经常一起切磋，谈书论诗。四家人关系相处和睦，来来往往，应付唱酬，情感自然愈演愈深。丁家是保定城内藏书行里首推的第一，丁聚会的父亲丁延祺卧病在床之后，长子丁聚会便接手了这些藏书。丁聚会的同胞弟弟丁聚合，在北京做生意，据说生意很是红火……

    这几年丁聚会一改深入简出的习性，开始出入酒楼茶肆，又常常去城中的赌坊逍遥。据说他总是不计输赢地豪赌。发展到后来他便举债进赌坊，郝伯力、郑子森、王家惠三家都被丁聚会借过大笔银两，转眼两年过去，丁聚会已经债台高筑，至今也没有还贷的动静。三人深深叹息一向稳重持家的丁聚会如何走到这一步田地，商议既然劝解丁聚会无效，也应与丁延祺老先生讲明白，让此事有个了结。

    到了丁宅，门人传话只请郝伯力进去。一个时辰后，郝伯力冷着一张脸，闷闷地讲，丁延祺老人病得很重，有些神志不清了。三人商议求见丁聚会的妻子冯氏。冯氏木着一张脸，一言不发，只是呆呆地听三人讲述。三人说过后，客厅一片沉默。三人好生无趣，便起身告辞。

    三人走在街上，郝伯力说道：“聚会败家，已成定局。我相信聚会是不会白白赖账的。只要催得紧，他必定将藏书抵债。再说聚会的胞弟丁聚合，只在银子上看得要紧，诗书上却无一点儿兴趣。丁老人朝不保夕，聚会已经变得这样，又没有后人，丁家藏书到此缘分便是尽了。若是到了聚合手里，岂不是要尽其所有货与了书商吗？”

    面对三人的讨债，丁聚会长叹道：“我往日待你们三个不薄，几十年的交情，书友一场，如此相逼，是否有些过分了？”郝伯力冷笑道：“谁不知道聚会兄家中藏书万册有余，如何不以此抵账？”丁聚会怔了片刻，哀哀地说：“我今日就与你们做一个了断，拿我的藏书抵账就是了。”说罢步子软软地向家中走去。

    城中飘起了雪花，渐渐地越下越猛。清点书册，谈好价钱，打包装箱，搬上马车，三人各自引领着装满书籍的马车走了。车载很重，车轮转动得吃力，压迫得积雪痛苦地作响。

    这一夜丁延祺老人去世，两个时辰后丁聚会去世。

    丁聚合匆匆赶回，他还带来一个姓李的书商，早已经将丁家的藏书讲好了价钱。丁聚合得知家中的藏书已经被丁聚会抵了债，气愤得说不出话来，书商也气急败坏地索回了定金，泄气地走了。

    郝伯力等三人吊唁后出了丁家，郑子森感慨万端说：“伯力兄，你催逼借贷，竟是为了保存那些藏书呀。”郝伯力叹道：“这是丁老人的一片苦心啊。那日我三人索债，丁老先生单独叮嘱我：逼迫聚会用藏书抵账。这些藏书丁家已经传了九代，他万不想被后人换了银子挥霍一空，他知道我等都是藏书之人，便要我等借着索债的口实收藏这些书继以传世，他唯恐你二人心慈面软迁就了聚会这才瞒过。”郝伯力接着郑重地说：“切记告诉自家后人，这些书传之后世，是我等的职责啊。”

    丁聚合将宅子卖给了族人，分给冯氏一笔钱，让冯氏回娘家，便回北京了。郝伯力等三人为冯氏送别。冯氏取出三张银票，淡淡道：“这些银子，还望你们收回去。聚会生前叮嘱我，一定要将这些还给你们。”

    三人张口结舌：“聚会兄的借贷，已经将藏书抵账了啊。”

    冯氏摇摇头：“你们有所不知，这些年聚会从未大赌，他只是虚张声势，只为从你们手里借贷银两。他三年前发现自己身有不治暗疾，公公当时也是人命危浅，他们父子都担心家中的藏书被聚合败了。思来想去，想把这藏书交与你们保存，又怕聚合从中作梗。便想出一个借贷不还、以书抵债的办法。”

    三人都怔住了，郝伯力仰天长叹：“聚会兄，你如此费尽心机，将这万余册藏书交付于我们，真可谓至情至义的藏书圣人啊。我们岂敢稍有懈怠啊。”

    第二天，三家便将藏书拢在了一起，一个月后，三家人出资在保定东大街盖了一栋阁楼，上面题的匾额是“四家书楼”。

担水的

贾大山

    老魏是个担水的，一条担杖两只木筲，是他吃饭的家当。那时没有自来水，城里的每一条街道上，有两眼公用水井，每天早晨和黄昏，井台上就站满了人，有担水的，有抬水的。那些没有劳力的人家，或是有劳力，自己懒得担水、抬水的人家，就雇一个担水的，一担水二百钱（旧币，等于现在二分钱）。担水也是一个职业。

    老魏在西大街担水。西大街路北里，有一眼古井，东北两面是人家的墙壁，西、南两面，短墙环绕，亭台似的。井台上青石墁地，井口的石头上，有两道深深的沟，是井绳和岁月留下的痕迹。井很深，水很甜，老魏就从这里打水。

    老魏高大身材，浓眉大眼，脸上有一些络腮胡子；夏日赤膊，冬天穿一身薄薄的黑布棉衣，肩上总是搭着一块抹布似的手巾。他的年岁不小了，可是气力很充足，干活利落又热闹。朝井里“放筲”的时候，手不挨辘轳把儿，任那辘轳自己欢快地旋转着：格啦格啦格啦格啦。筲到水面了，用手把井绳猛地一逮，一摆两摆，扑通一声，一筲水就灌满了。担起水来，眼睛显得更大了，虎视眈眈的，一副奋勇向前的模样……

    老魏供应着许多人家喝水，除了西大街，府前街上也有雇他担水的。有一年夏天，我家房东也想雇他担水：“老魏，给我担水吧，一天十担。”

    “十担？”

    “浇花儿，近，钱不少给。”

    我家房东是个财主，土改的时候，“愿”了不少房屋，保留下一座小花园儿。那座花园儿就在井台对面，里面有一座假山，种着一些花木。老魏想了一下，不干，他说他只伺候人，不伺候花儿。

    老魏依然给人们担水，路近的二百钱一担，路远的也是二百钱一担。

    吃老魏的水，不用付现钱，十天结算一次也行，半月结算一次也行。谁家雇他担水，他便扔下一句话：“账，你记吧！”

    “你也记吧，以防差错。”

    “错不了，一个凉水！”他说。

    老魏没有账簿，用户也没有账簿。所谓记账，就是他担一担水，用户拿粉笔画一道杠儿，有的画在墙上，有的画在树上，有的画在水缸上。结算完了，擦掉，重画。

    夏日的中午，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碰见他担水。我们一嚷口渴，他就把担子放到树凉里，让我们喝水。我们喝足了，他就把那担水泼掉了，再去打一担。我们谢他，他呵呵一笑，还是那句话：“不谢不谢，一个凉水！”

    他所卖的，好像不是力气，只是凉水。

    老魏除了担水，还管给人捞筲。那些自己担水、抬水的人家，不小心把筲掉到井里了，就去请老魏。他有一副捞筲钩子，形状像船上的锚，系在一条绳子上。井台上不忙了，他就把那捞筲钩子抛到井里，手握绳端，慢慢地打捞。那也真是一种技巧：闭着眼睛，屏着气息，一会儿捞上一只，一会儿捞上一只﹣﹣那些沉落井底一两年的铁桶、木筲，也出人意外地重见天日了。他把它们捞上来，用水冲洗干净，打满水，一字儿摆在井台上，等待失主认领。失主们给他钱，他不要，一定要给，他就急了，嚷：“我是担水的，担水的不挣捞筲的钱！”

如果给他一点儿吃的，他就要了。

    老魏没有妻室，没有拖累，净吃好的。他天天早晨坐在麻糖铺里，吃麻糖、喝豆浆，中午吃马蹄儿烧饼、喝豆沫。他最爱吃马蹄儿烧饼了，一买就是五六个。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那时叫作懒婆懒汉），看见他吃马蹄儿烧饼，就说：“老魏，你的生活倒不错呀！”

    “是。”他说，“咱们城里头，遍地是马蹄儿烧饼，你得卖力气！”

    他相信自己的力气，更敬重那眼水井。每年腊月底，他总要到我父亲的小铺里，买一张黄纸、一股高香、一对蜡烛。他把那黄纸在柜台上裁了，让我父亲洗了手，写几个毛笔字：井泉龙王之神位。除夕把那神签贴在辘轳石上，焚一股香，点一对蜡烛，摆一些供果。黑暗里，那香着得欢欢的，像一朵静静开放的莲花……

担水的没有行会，但是到了除夕，他们都会这么做的，像粮行供奉火神，药行供奉药王，木匠行供奉鲁班，理行供奉罗祖。

    可是，后来人们不雇担水的了，全是自己担水吃，或是抬水吃。原因是解放好多年了，雇人担水，像雇“洋车”一样，有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嫌疑。

    老魏不担水了，井台上显得冷清了许多，再也听不到那欢快的格啦格啦的声音了。

（有删改）

【注】辘轳：汉民族民间提水设施，流行于北方地区。

赵家米铺

赵长春

    三教九流，各有其道。五行八作，各有其味。

    赵家米铺，也如此，米味儿、糠味儿四时不断。远近走过，即有那种淡香，过于敏感的，甚至啊哟——来个喷嚏，得揉揉鼻子，心里头赞一声，这米，香味冲。

    赵家米铺前店后仓。店门正对大街，后仓临河，袁店河。从汉口过来的米船，就在赵家米铺后门处的自家码头停下。青条石，高台阶，长跳板。伙计们背米，跳板悠然，人影晃荡水中。看着这些，赵掌柜就想也背上一两包米。

    赵掌柜是靠背米起家的。他不只背米，还看老板怎样验米、卖米，包括跟着出去看米、选米。他不多说话，心里头学了不少本事，三十岁从汉口回到袁店河。十年打拼后，就有了这袁店老街上的“赵家米铺”。人们对他有份敬，总讲起“赵掌柜背米起家”的故事，来激励自己和别人。

    对此，赵掌柜笑笑，在心里。

    对于如袁店河水流淌的日子，赵掌柜也是笑笑。他有一句口头禅：急啥？再急，也得慢慢来。

    这句口头禅有深意，是赵掌柜人生经历的总结。那年，他还不是掌柜，还在街头摆摊售米。进了腊月，快小年了，他从南阳贩了一车好米回来，想趁着年关，赚些钱。车是骡拉的，两匹大骡，悬了铜铃，咣咣地响。风急雪猛，过丰山脚下的袁店河老桥时，天色已晚，雪野茫茫。桥头，一老人团卧雪中。他恻隐之心顿起，坚持扶起老人，安放在米车上，绕道去了药铺，给老人看了病，喂了饭。如此一耽误，晚上就歇在了药铺，陪护老人。

    也巧，就在当晚，罗汉山上的“红枪会”早已通过骡夫对他布下眼线，准备在袁店河的沙湾里劫他的米车！见他心好，所雇的骡夫对他说了这一心事。骡夫说，“掌柜的，您心好，救人一命啊，也救了您自己……”

    赵掌柜握紧了骡夫的手，“以后，我就雇定你了！”

    米铺卖米。大米、小米、香米、糯米。米分等，好米当然是富有人家买去，糙米多是小户人家买的。赵掌柜就坐在柜后，看人流，看伙计量米。量米用升、斗，量时，吆喝，报数。别的不要求，赵掌柜要求升尖、斗满，有赚的即可。薄利就多销。如此，来买米的就更多。不少人家成了常客。谁家喜欢什么米，谁家该来买米了，谁家买米的唤什么，赵掌柜都记得清。这也是本事。

    还有个本事，是赵家米铺的大本事，别的米铺不干，也不敢干。逢腊月初八，逢五月端午，赵掌柜要开棚舍米：熬腊八粥，煮粽子，都用一个特大号的大铁锅。那锅特大，别的不说，熬粥，二百斤大米进去刚盖锅底，煮粽子，能管全袁店镇的人吃。逢这两天，赵家米铺前人满为患，不再做生意。腊八就舍粥，为穷人，为要饭的，热气腾腾，粘粘稠稠。端午就煮粽子，头天晚上天一擦黑就上锅，直到端午早上，各色的粽子摆开，摆在长长扁扁的竹匾里，任人来吃。民国三十年大旱，赵掌柜竟然舍了四个月的粥，从九月到腊月！包括罗汉山的“红枪会”员，也换了衣服，下山喝粥。赵掌柜一视同仁。人们都说好。

    谈起赵掌柜的好，还有一件。每进入腊月二十三，赵掌柜把好米掺入糙米，还当糙米卖。“过年了，都吃点好米吧。”晚上，在柜上，他看着伙计把一半好米、一半糙米掺匀，随手捻了几粒，在嘴里一嚼，点点头。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解放后，这样那样的运动，有的人要找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站出来拦挡；还有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啪！”一掌，“你吃饱了撑的！没有赵掌柜，也不知道你在哪里？爹早就饿死了！”

    找不到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在某个晚上，把赵家米铺前的那口大铁锅给砸了，指把厚的铁锅裂纹五六道，就没法熬粥、煮粽子了。其实，已经好几年不用，那锅就锈蚀着，又加上这碎裂，没有用了。袁店老街改造时，大铁锅就被移到了墙角。时间长了，里面长出了一棵槐树。树越长越高，高出了屋檐，高高地看着老街的变化。根越长越粗，竟翻出了锅沿，扎出了缝隙，树根形成的疙瘩，把铁锅紧紧地抱住，锅与树一体，搬不动，移不走，成了袁店镇的一景！

    有景就得有名儿：锅槐。

    也有人称为“郭槐”，说是唐朝大将郭子仪来过袁店街，用此树拴过马，人称“郭槐”。瞎扯的。

    依我说，“赵槐”最合适。

（选自《短篇小说》 2015年第9期）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在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睛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走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

    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绝对相信别人。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这些给我的 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

    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