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失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舞台

袁省梅

    一直以来，王少宏都坚信自己能成为声名卓著的二胡演奏家。

    正儿八经的音乐学院毕业，加上天赋，加上勤奋，还有童子功，他说，除了舞台，还缺什么呢？

    可是，没人给他舞台。

    他抱怨父亲，抱怨老婆孙兰。他说要是当初不回到这个鬼地方就好了。小县城，有多少人懂音乐多少人懂他的二胡呢？

    王少宏毕业那年，已经分配到了省城大剧院。可是，父亲不答应。父亲拍电报，打电话，又撵到省城要他回去。父亲说，你哥没了，你嫂子嫁了，留下三个孩子，还有我和你妈你奶，谁养？就这样，王少宏到小县城的小学做了一名音乐老师。他没有想到，就是小学老师，要做好，也不容易。校长从心里不喜欢他。谁让他的学历太高人又孤傲呢？学校里所有的演出，他都不要想参加，他给学生排练的节目也不要想上舞台。去县里电视台演出，就更没有他的份了。

    每次，他气闷地问老婆为什么时，孙兰都是静静地听着，不说话。他也不等老婆说话，就去拉二胡了。孙兰听着他滞重的二胡声，就发出一声叹息。

    小城有人带着孩子请王少宏教二胡。小城已有好几家二胡培训班。王少宏想都没想，就  拒绝了。给小孩子做启蒙老师？他不屑。一个华丽、高大的舞台一直在他的心里矗立着。过一段时间，他就往北京跑，参加那里的比赛，或者与同道者聚会。王少宏一直相信北京会有他一个舞台。钱花了不少，可王少宏也没拿回一个奖杯。孙兰说，他们不懂。王少宏勾着头，好久才说，他们说的对，我的演奏中缺了最重要的东西。孙兰说怎么会呢？王少宏摇摇头，说，你不懂。孙兰脸上暗了一层，心说，我怎么不懂呢？听你的二胡十多年了，也听你在家放的碟片十多年了。

    看着王少宏不开心，孙兰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过是一名小学老师。她能做的，就是把观众这一角色做得加倍的合格。孙兰在逼仄的阳台土砌了个小小的台，高出地面半尺，椭圆形，还给周围挂了一层白的纱帘。风吹过，纱帘悉悉索索地轻轻晃，是有点舞台的感觉了。

    是舞台。孙兰给王少宏搭的舞台。

    孙兰把王少宏用过的二胡，一溜排的，都挂在“舞台”的墙上。孙兰叫王少宏坐到“舞台”上拉。王少宏开始不愿意，骂孙兰瞎整。况且，王少宏除了给学生上课时拉拉二胡，平日里，他已经很少拉了。说到底，心里还是别扭。孙兰却总是催他拉。孙兰给他买好烟好酒，给他说好话。孙兰说，你就是我的二胡演奏家，我要做你一生的听者。孙兰不说自己是观众，或者粉丝什么的。王少宏喜欢“听者”这个称号，当然，更喜欢孙兰这样地看重他，他就坐到他的“舞台”上，给他唯一的“听者”拉起了二胡。

    孙兰说，不管什么曲子，你都处理得那么好，是精妙绝伦。

    孙兰说，美妙的旋律在弓子的拉拉推推中，出神入化，滑着美丽的弧线，蹦跳，流淌，像云在飘，像风在扬，像花在开，简直是，太炫了！孙兰说，如果在处理时心无旁骛，人琴合一，琴曲合一，就更好了。

    听着听着，王少宏愣怔了。他没想到，孙兰，一个小学语文老师，能听懂他的二胡。王少宏抱着孙兰说，周末了，我们去黄河边，我给你拉《江河水》，水边拉琴，有水的滋润，又有辽阔天地的回旋，是再好不过的舞台了。

    孙兰说，改天吧，一会儿有几个学生来补课。

    王少宏生气了。王少宏说，你这是干嘛？家里就缺你这点钱？无趣，庸俗。

    孙兰倒不生气。孙兰说，爸的滑膜炎又犯了，医生说最好做手术……还有大侄子的婚事，小侄子的学费……王少宏不说话了。好久，王少宏说，我也带学生吧。

    孙兰不同意。孙兰说，你得潜心研习你的二胡，你的舞台不在这里。

    王少宏吱着唇，好半天，指着阳台的舞台，说，够了，有它，我觉得，挺好。

（有删改）

大师

    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八旬著名山水画家黄云山，正坐在画室的大画案前用紫砂壶啜着茶，目光却移动在一张铺好的四尺宣纸上，于下笔之前，构思着一幅《深山行旅图》。门铃小心翼翼地响了。过了好一阵，门铃再一次响起，透出一种急迫的心情。

    黄云山重重地放下紫砂壶，他急急地走出画室，穿过客厅，猛一下把门打开了。

    站在门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陌生汉子，风尘仆仆，右手提着一个旅行袋，左手拿着一幅折叠着的没有装裱的画。

    黄云山问：“你找谁?”

    来人彬彬有礼地向他鞠了一躬，说：“您是笔樵先生吧?”

    黄云山很意外，来人居然知道他名字，便点了点头。

    “笔樵先生，我叫秋小峦，是一个乡村教师。我从外省一个偏远小县来到北京，只是为了了却父亲秋溪谷的一个心愿。他也当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也在业余画了一辈子的山水画，对您又极为倾服。不久前因病辞世时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携画去京请笔樵先生法眼一鉴，看此生努力可否白费，回来后在坟前转告我，我也就可以闭目于九泉之下了。’”

    秋小峦说得极快，为的是怕耽误黄云山的时间。黄云山有些犹豫，像这样上门求教求画求鉴定的人太多了。他年事已高，实在是没有精力应付了。

    “笔樵先生，十九年前，也就是1978年，我父亲行将退休，县教育局组织老教师进京参观。他多方打听到您的地址并找到这里来拜访，恰好您外出讲学，便留下一封信交给了尊夫人。”

    黄云山“呵”了一声，似乎有点印象，又似乎一点印象也没有。他把一只手习惯地扶住门框，依旧没有请客人进屋的意思。

    “您放心，我不进您的家，只想耽误先生几分钟，请您看一看这张画，我也就可以向死去的父亲作个交代了。”

    秋小峦的眼圈红了，眼角有泪光闪烁。

    “好吧。”黄云山为秋小峦的孝心所感动，脸上有了笑意。

    他接过那张折叠好的画，缓缓地打开，是一幅用积墨法画出的《楚山春寒图》，苍苍茫茫，云烟满纸，繁密处不能多添一笔，却能做到不板、不结、不死；在最浓墨处也能分辨出草、树、石的层次，称得上是大气磅礴，浑厚华滋。

    黄云山激动起来，大声说：“恕老朽怠慢，请进!”

    他们一起走进画室。

    黄云山问：“除了此画，还有吗?”

    “旅行袋里还有二十余幅，其他的都在家里。”

    “待我净了手、焚香，我要好好看看你父亲的大手笔。国有颜回而不知，我深以为耻!”

    黄云山净了手，又擦拭干净，忙给秋小峦沏上一杯茶，再寻出一个铜香炉，插上一根点着的檀香。

    满室芬芳。

    黄云山足足看了两个小时，然后长叹一声，说：“能得积墨妙处的有明末清初的龚贤，现代画家中，就要数黄宾虹和你父亲了。可惜这两位也都先后过世，悲哉!悲哉!从你父亲的用纸上，可看出他生前生活的窘困，而从画面上又看出他的豁达乐观和淡泊名利，我辈惭愧!”

    他们坐下来亲切地交谈。黄云山问的很细，诸如秋溪谷的身世、师承、生活、读书……秋小峦虔诚地一一回答。

    黄云山说：“你一定要进京来为你父亲办一个遗作展，他是一个进入美术史的人物，是真正的大师。我给你写几封引荐信，让我的老友们开开眼，别高踞北京以为天下无人。费用、场地、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安排，不用你操心。”

    然后，他站起来，向秋小峦鞠了一躬，说：“一是谢谢你的孝心，为了尊父的嘱托，不远千里而来；二是请你原谅我的失礼，差点与一位大师的作品失之交臂。”

    秋小峦忍不住大声恸哭起来。

    看看壁上的挂钟，十一点了。秋小峦慌忙站起来，揩干泪，说：“笔樵先生，我该走了!”

    “不忙，在此午餐!”

    两个月后，“秋溪谷先生遗作展”在北京的美术馆举行，观者如堵，好评如潮。在众多记者和名流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黄云山真诚地对秋小峦说：“我愿以我平生的一幅得意之作，交换你父亲的任何一幅小品，以便时时展读，与他倾心交谈!”

    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来。

木匠

刘亮程①

    赵木匠家弟兄五个，以前都是木匠，现在剩下他一个干木匠活儿。菜籽沟村的老木匠活儿只剩下一件：做棺材。这个活儿一个木匠就够做了，做多少都有数，只少不多。村里七十岁以上的，一人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也一人一个，算好的。也有人一直活到八九十岁，木匠先走了，干不上他的活儿，这个不知道赵木匠想过没有。也有人被儿女接到城里住，但人没了都会接回来。

    赵木匠的工棚里，堆了够做几十个寿房的厚松木板，一个寿房五块板，所谓三长两短。我在里面看了好一阵，想选几块做书院的板桌，又觉得不合适，那些板子在赵木匠心里早有了下家，哪五块给哪个人，都定了。做一个寿房多少钱，也都定了，不会有多大出入的。

    村里的老人或许不知道赵木匠心里定的事。有时哪家儿子看着老父亲气儿不够可能活不过冬天，就早早地给赵木匠搁下些定金，让把寿房的料备好，到时候很快能装出来。更多时候是赵木匠自己做主，把他想到的那些老人的寿房都定制了。早晚都是他的活儿，人家不急他急，他得趁自己有气力时把活儿先做了，万一几个人凑一起走了，他又没个打下手的，那就麻烦了。

    赵木匠心里定了的事，旁人不知道，鬼会知道。鬼半夜里忙活着抬板子，三长两短盖房子，给每人盖一间，盖到天亮前拆了板子抬回原处。我不能买老木匠和鬼都动过心思的板子，看几眼，倒退着出来，临出门弯个腰，算请罪了。

    我们的大书架和板桌、木桥，原打算请赵木匠做的，问了下工钱，也不贵，但最后请了英格堡乡打工的外地木匠。也是想着赵木匠二十年来只做寿房，他把菜籽沟的门窗、立柜、橱柜、八仙桌还有木车都做完了，一个老木匠时代的活儿，都叫他干完，我不忍再往他手里递活儿。另一个我就是考虑他脑子里下料、掏卯、刨可能都想的是打寿房的事，我不能让他把这个活儿干成那个活儿。

    赵木匠到我们书院串过几次门，他跟我们说着话，眼睛盯着院子里成堆的木头木板，他一定看出这摊木活儿的工程量。

    他没问我们要干啥。我也没给他说我们要干啥。赵木匠耳朵背，我怕跟他说不清，我说这个，他听成那个，所以啥都不说。赵木匠是个明白人，他心里一定也清楚，一个木匠一旦干了那个活儿，也就不合适干别的活儿了。对木匠来说，干到可以干那个活儿，就简单了，所有以前学的花样都不用了，心里只有三长两短的尺寸和选板的厚道。赵木匠是厚道人，我看他备的松木板，一大柞厚，看了踏实。

    我们来菜籽沟的头一年，村里走了三个人，外面来的小车一下子摆满村道，仿佛走掉的人都回来了。

    冬天的时候我不在村里，方如泉说菜籽沟办了两个葬礼和十几家婚礼，礼钱送了好几千。我交代过，只要村里有宴席，不管婚丧嫁娶，知道了就去随个份子。

    村委会姚书记说他一年下来随礼要上万，哪家有事情都请他，他都得去。姚书记一点不心疼随了这么多礼。他的儿子这两年就结婚，送出去再多，一把子全捞回来。

    村里出去的孩子，在城里安了家，结婚也都回村里操办，老人在村里，养肥的羊、喂胖的猪在村里，会做流水席的大厨子在村里。再有，家人大半辈子里给人家随的礼账也在村里，要不回村里操办酒席，送出去的礼就永远收不回来了。

    也是我们到菜籽沟的这一年，英格堡乡出生了两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数字心里一片荒凉，几千人的乡，一年才生了两个孩子，明年也许是一个，后年也许一个孩子都不出生，到那时候，整个英格堡、菜籽沟，只有去的，没有来的。

相关链接：①刘亮程：作家，新疆沙湾县人。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他说“不管朝哪儿走，这里的村庄景象都能够唤醒我的记忆，那些破土墙、烂猪圈，睡到半夜忽然醒来听到一声狗吠，感觉这个世界还是你的。”

鱼钓

郑武文

    王铮担任住建局长的时候，已经有两任局长从这个职位上落马了。王铮已经58岁了，再干两年，就安全到站，光荣退休。王铮每天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他定下规矩：无论是谁，都不能到他家里谈公事。双休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熟人骚扰，带一个只有老婆知道号码的手机，自己开车到几十里外的水库去钓鱼。

    水库里钓鱼的人不少，都互不相识。王铮钓得安然自在。水库很大，库底自然卧了不少大鱼。有一天王铮运气特好，竟然钓到了一条足有几十斤的大鱼，王铮一抬没抬起鱼竿来，又抬还不行，只好带着鱼竿沿岸溜鱼，三溜两溜，脚下一绊，竞被鱼拖进了浅水里。王铮赶紧爬起来，旁边一个钓鱼的老头也过来帮忙。王铮解嘲地说：“呵呵，我钓鱼竟然被鱼钓了。”初春的天气，风还刺骨。老头忙说：“我家就在附近，先到我家换身衣服吧。”王铮开始还推托，禁不住老头一个劲劝说。又一想，不过是一个农家老头，又实在冷，就去了。

    老头就住在旁边的村子里。老头先拿出自己的衣服给王铮换上，又吩咐老伴把湿衣服烤上。然后拿出一瓶酒，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然王铮没说他是干啥的，老头也不问。

    又一个周末，王铮钓够了鱼，就直接去了老头家。不能白吃人家的不是？王铮带了现成的食品和酒。老头也不推辞，又拉起了家常。

    一来二往，二人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喝酒正欢，老头拿出一幅画，说是祖上留下的，让王铮鉴定一下。王铮一看，是一幅《秋钓图》，画着一个老头在湖边钓鱼，岸上菊黄竹疏，秋风瑟瑟。立意很好，画工也好。只是落款不甚明确。王铮对画本无研究，只是看着顺眼，就连声说：“好，好……”老头说：“一张破画子，这么旧了，咱庄户人没用，送给你当个玩意吧。”王铮说：“那不行，说不定挺值钱呢，你先去鉴定一下。”老头说：“鉴定啥，以前就在屋里挂着的，脏成这样了。”王铮一看，不好再推辞，就收下了。

    回去以后很喜欢，经常拿出来看，后来就直接挂办公室了。

    后来一段时间，市里要建一个国际会展中心，王铮忙得没时间去钓鱼了。投标那天，办公室进来一个四十来岁中年人。进来就打招呼：“王叔，你好，我是赵强，还认识我吗？”王铮一怔，看着有点面熟，没想起来。赵强一指王铮后面的画，说：“我住在水库边，您跟我爸是好朋友。”王铮的心里就有些不快，说：“你也来投标吗？”赵强说：“是啊，我也干工程。”王铮说：“那下午投标吧，同等条件下我帮你。”赵强说：  “谢谢叔，中午一块出去吃饭吧？”王铮说：“那不行，我们有纪律。”赵强就没说什么，出去了。

    下午投标，赵强中标。王铮也和三个副局长开了碰头会，三个副局意见难得统一，一致拍板让赵强干。王铮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可也没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还真出事了。赵强潜逃，三个副局长被双规，王铮党内记过一次。

    在反贪局，副局长们感到很冤枉，说：“王铮拿了一个郑板桥的《秋钓图》，价值数百万，为何只记了个过？”

    反贪局长拿出一幅画，说：“你们说的是这幅吗？王铮拿画以后，做了鉴定。发现是真画，就到反贪局备了案。如果没事，那是正常赠与，退休后还给人家；如果相求，此是贿赂，就交到局里。因为他太喜欢那幅画了，就又求人临摹一幅挂在办公室里……”

    此时的王铮正坐在他的老板桌后面，副局们的落马让他脊背一阵阵发凉。

    到周末，王铮又去钓鱼，秋风起了，落叶萧萧，到处一片凄肃景象。他感觉自己很像《秋钓图》里的老叟。

    鱼漂动了，提上来却没鱼，只是鱼食没了。如此几次，令王铮气恼不已。

    想一想又笑了，不是吗，人在钓鱼的时候，鱼也在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