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在后世不断得到回应。

【注】①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当前，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开启全新变革，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而无论是智能制造还是人工智能都离不开数据分析，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时代，数据到底该怎么用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数据隐私是一项基本权利，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应该将他人的搜索行为、购买行为、行程等数据用于牟利。就如一些互联网媒体在未经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抓取消费者的搜索记录，并投放广告，这等于未经授权将个人隐私数据变现来赚取收入，某种程度上已侵犯了用户的数据隐私权。

    日前，脸书董事长扎克伯格在问询听证会上承认，除了将注册用户的数据供第三方使用，脸书还收集未注册用户的数据，令数据“泄密门”进一步发酵。而国内消费者反映，在手机百度上搜索吸尘器后，频繁收到百度、京东、网易新闻等AP推送的吸尘器广告。百度利用搜索记录定向推送吸尘器广告尚可理解，为何京东、网易新闻也有此类推送呢？他们又是如何得知该消费者关注吸尘器呢？数据隐私状况令人担忧。

    同时，数据分享又是十分必要的。以人工智能医生为例，仅在影像诊断方面，人工智能就需要学习大量的影像病例，以达到较高的准确率。此类数据分享和汇总分析最终将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

    数据隐私与数据分享界限如何划分？关键在于规则的建立。脸书数据“泄密门”后，苹果、百度、腾讯等企业纷纷表示自己是绝对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但海量的信息收集和存储，使相关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拥有了一种巨大的权力，仅仅靠企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权力如果不被关进笼子，那么在网络上近乎“裸奔”的用户信息，可能随时都会被出卖到镁光灯下。

    正如硬币有两面一样，大数据也有两面性。无论你是否喜欢，大数据裹挟着好与不好同时到来。面对新技术，我们要拥抱它，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定它。一个行业兴起初期往往处于野蛮发展状态，企业由小变大则需要规范，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规范。没有数据的规范使用，就没有数字经济产业的健康生态。规范不是制，不是遏制技术发展。相关规范滞后于技术的发展是客观的，应积极探索，在创新中解决问题。

(摘编自李心萍《数据隐私和数据分享》)

    所谓传统文化，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更多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开掘而逐渐消亡。由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长久保持了发展恒定性的农业中国，并未像欧洲那样从自身肌体中自发生长起工业革命的初始动力，而是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之后才被动开始现代变革。因而，中国是以完整而缜密的一整个古代文化体系与现代突然遭遇的，这个体系曾经焕发出历史文明的耀目光焰。然而现代文明的竞争遵循的却是另外一套法则，它迫使之前的传统文明全部萎缩甚至覆灭。人类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世界上一些自强的古老民族采纳了后者，其中包括中国。于是，现代化道路在脚底下展开，传统文明则成为遗产。

    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击，前期还只是造成文化杂糅，未能阻断传统，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剧，商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属于传统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冰。针对现代都市文明来说，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传统遗产，是旧有生活方式的智慧结晶，是祖先留下的文化基因，我们需要保存住这些文化符号，以延续自己的民族血脉。然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又是消灭这些文化符号的罪魁祸首——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悖论。

    好在现代人类从文明教训中逐渐懂得了尊重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先于我国开始工业化的一些东方国家也先行瞩目传统文化，日本早在50多年前已经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韩国也较早开始了对无形文化的保护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付诸行动，也成为联合国抢救人类传统文化理念的前奏，然而，我们以往的理解和措施远不够全面和完善。当下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国的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上锐减，一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而只剩下业余演出，许多剧种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惟一团”。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在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作为人类传统文化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选自廖奔《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符码》)

    青藏高原作为北极和南极之外的最大淡水储区，被称为“亚洲水塔”。科学家认为，由黑碳排放引起的大气升温和冰川加速消融，将影响亚洲区域的水资源安全，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研究员康世昌告诉记者，化石燃料污染已被全球重视，但对青藏高原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生物质燃烧比化石燃料排放的黑碳更多，发展新能源是一个更优选择。

    记者：黑碳是一种什么物质？它主要来源于哪里？

    康世昌：黑碳是由化石燃料和生物质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通过大气环流被带到青藏高原，在冰雪表面一层层富集，它有很强的吸光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冰川表面是暗色的。黑碳的累积加速了冰川融化。我们发现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黑碳主要来源于南亚国家。在这个地区，生物质燃烧排放的黑碳比化石燃料更多。生物质包括秸秆、木柴、牛粪等等。

    记者：有人说，“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但如果不烧牛粪，当地居民是否能用煤来替代？另外，每年秋收季节来临，大范围的秸秆燃烧是否也是青藏高原的黑碳来源？

    康世昌：煤是化石燃料，用煤炭来替代是不可取的。“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这是错误的，没有考虑青藏高原的区域差异。青藏高原内陆人口稀少，大片地方是无人区，因燃烧牛粪而增加的黑碳排放非常有限，影响到青藏高原的黑碳，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境外，比如尼泊尔、印度等国。中国燃烧秸秆的地区主要在东部，青藏高原在中国西部，大气环流是由西向东，所以中国东部地区的秸秆燃烧对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影响不大。

    记者：减少生物质燃料的黑碳排放，有没有好办法？

    康世昌：一个办法是使用新型炉具，使生物质燃烧更充分，这样能减少黑碳的排放。我看到，有国际组织在帮助尼泊尔山区居民使用节能炉具。另外一个办法是使用新能源来替代，比如发展太阳能、风能。

    记者：减少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排放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康世昌：大气污染物可以跨境传输，减少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气溶胶，需要跨境联合，国家政府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采取措施，环境外交可以发挥作用。

    记者：目前在黑碳排放的影响下青藏高原冰川退化程度如何？

    康世昌：青藏高原的冰川最近几十年来处于普遍退缩状态，高原边缘区域退缩较内陆地区剧烈，低海拔、面积较小的冰川退缩也较快。就像应对全球变暖一样，我们需要尽快采取减缓措施，减少温室气体和具有温室效应的气溶胶排放。

    （摘编自《中外对话》）

    资料链接：

    冰川可以储水，高峻山体可拦截水汽，冰川、冻土、积雪、湖泊、陆地生态体系可以调理河川径流。通过遥感和实测资料发现，1976年以来，藏东南冰川退缩幅度平均达到每年40米，有的甚至超出60米。

    “亚洲水塔”正朝着失衡失稳偏向发展。总体来看，青藏高原东部、南部季风区水储量减少，北部、西部西风带水储量增进。同时，“水塔”固液布局失衡，液态水体储量的增进导致“水塔”布局失稳。

    近期水资源增进，让我们感受到青藏高原生态变好。但据猜测，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道径流的补给将到达最大值然后减少，因此久远看，将来水资源欠缺的隐藏风险在加剧，相应的灾难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摘编自《科技日报》）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我国书籍还很少在国际上出现过如此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在国际上也常受轻视。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礼”，就是讲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而非强调抽象的人。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曾经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几年前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帝国理论的、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国古代的“天下”，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模式，而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

    ⑥“天下体系”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理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认识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逐渐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视。当然，其中也不乏质疑和不同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世界性的重视和讨论。

    ⑦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壁德、布莱希特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⑧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⑨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8月6日，有删减）

阿舒

茹志鹃

天暖了，花开了，树上已抽出新枝条，地面上绿茸茸的一片，一切都在向上窜向上冒。在庄稼还是“苗”的时候，就要给它移植，添水，加肥，锄草。“苗壮五分熟”，半年的收成，一半就看这时候的功夫。在这里，人过得紧张、热烈，有点辛苦，而生命的意味却更加深长。我正默想着，阿舒进来了。

“讲故事。”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接着就伏在我肩膀上，纠缠不歇。我朝她那张娃娃脸看看，便决定给她讲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我答应讲了，阿舒倒又提出了条件：“苦不苦?苦得我不要听。我要听有趣的。”

她不要苦的，她要喜剧，要大团圆，而我却偏偏觉得她需要的，不应该只是那些“有趣”的。

于是，从这天起，我每天晚上要给她讲两个故事，一个是“有趣”的，一个则是不那么“有趣”的。她听故事的态度认真极了，不插嘴也不大笑，嘴巴微微张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惊讶、欢喜，坦率地看着人。

每晚必来的，还有一位，就是小队长阿舒娘，来和我谈白天的生产。娘来了，阿舒就着急。“唉！不懂人事不知愁啊！”阿舒娘又是这句老话。

说阿舒不懂人事不知愁，我同意；但是老支书说的“要她愁什么呢”，我也觉得有理。我总想在以上两种说法当中，挑选一个，但是每天都决定不下。“十七”这个年龄，真是个奇妙的年龄。

阿舒小学毕业了，稻子也黄了。

村边金色的稻子在沙沙作响，透过厚厚的稻穗，前面一块后季晚稻试验田里有灯光在摇晃，这是有人在诱蛾子呢！

“是伯伯！”阿舒眼睛尖。

“今年单季稻长得不错。”我说了一句，老支书立即抬起头来，眼梢的皱纹像扇子似的舒展开来，“嗨嗨，不错是不错，不过……你倒估估看?”别人的估产，对老支书已是一种极大的快慰。

“错不了，少了七百五十斤你来问我。”田根公公说得斩钉截铁。

老支书连连摇头：“不行，赶不上啊！”我看他肚里一定还有一个什么指标。“伯伯，我们跟哪个队挑战比赛了?”

“比赛?我跟谁比赛?……不过，人活在世界上，你不比也是在比。”老支书站起来，把灯挂在架子上。立即，①老支书的身影映在厚厚的稻子上，灯晃动着，巨大的人影晃动着。老支书在说话：

“人人都有一辈子，有人一辈子做的事，硬是有些人活几辈子也赶不上的，这是什么缘故?”他看着远处，好像在问自己，又好像在问那高高的天，问那无垠的土地和大片的庄稼。

“这叫什么，”田根公公含着旱烟嘴，稳稳地说道，“这叫有人活得像一条龙，有人活得像条虫。”

他们这么谈着，阿舒迷惘了，忽然笑道：“做条龙有什么好处?”

“你不懂。”老支书爱护地朝她看了一眼，说道，“上半年的小麦，就算它一亩少收九十斤，全大队一千七百亩，算算看……”

阿舒用最快的速度，把答数算了出来。老支书说：“看，国家要少收入十五万三千斤的粮食。”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听见阿舒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刚刚干了一件重活儿一样。

第二天去公社开会。会议上，老支书站起来了，说道：“我们上半年小麦歉收，我要负责任。半年的收获，不够我们队吃三个月的，我们自己是种粮食的人，可现在吃的粮是乘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从别处运来的……”阿舒不安地转动着，把辫梢一圈紧似一圈地绕在手指上。

“……好多人都说我们水稻不错，可是我们全年的产量跟人家比起来，我们还是要吃人家的，穿人家的，我们……”老支书说到这里，拿着旱烟的手都颤颤的了。我看着阿舒，②她一动不动地挺坐着，两只手捏着那只精心打起来的蝴蝶结，放在嘴里咬，把绸带上的丝都咬下来了。

“阿舒，你在干什么?”我碰了碰她，她茫然地朝我看看，像什么也没听见，仍咬着蝴蝶结，绿色的绸丝，一缕一缕地飘落下来。

有谁知道这位姑娘的思想凝住在哪一点上?

“伯伯是一条龙。”阿舒忽然没头没脑地说，“田根公公说的那条‘龙’是什么意思，我懂了。”

“我懂了，我懂了。”风在吹，云在移动，太阳渐渐西下，上弦月已经挂在当空，一天快要结束了。③这一天里，在南方，在北方，多少小生命出生了，多少铁变成了钢，多少棉花变成了布匹，多少粮食收进了仓。在这里，十七岁的阿舒说“我懂了”。我发现“十七”这个年龄，不仅仅是奇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年岁。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身，忽听窗外有人说话：

“一层河泥，一层这玩意，倒是肥的呀。”

我推门一看，是老支书和阿舒娘朝外站在窗边议论，前面，那条河边上，阿舒带着她那个小组的全体成员——五个姑娘，正在河边捞菱藤。

“她们在玩什么呀?”我问阿舒娘，阿舒娘不以为然地说：“在积肥呀！”我忍住笑，出来拉了阿舒娘朝河边走去，一边朝阿舒叫道：“阿舒，你们在干什么呀?”

“④我们给土地老爷下寿面呢！”阿舒嚷道。姑娘们都是裤脚卷到大腿上，手里一式拿着两根长竹竿，嘻嘻哈哈地用竹竿夹住那些菱藤，真像下面似的，把藤绞在竹竿上，然后拖上岸来。阿舒娘一看她们这半身的泥水，不禁又笑着感叹道：

“唉！阿舒，你真是……”阿舒娘说到这，忽然来了个急刹车，下面那句“不懂人事不知愁”竟破例留在喉咙里面。

河边，菱藤已堆成了几个小山。几个幼儿园的孩子乐极了，在旁边转来转去，忙着采藤上的残菱。

“开心吧?”我问那些围兜袋里塞满了菱的小孩子。

“开心，”阿舒大声回答道，“这才真叫开心呢，你看！”阿舒朝岸上指了指。

那头岸上，竖着一块大黑板，黑板上写着她们积肥的指标数和已完成数，上面总的题额是极大极醒目的四个大字：“努力！争取！”

努力什么，争取什么，没有写出，可是我明白，她们要争取的，绝对不仅仅是完成积肥的指标。

太阳升起了，新的一天已经开始。这新的一天里，生活继续着，比赛继续着，看谁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比赛的人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许多十七岁的青年，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阿舒。

（选自《茹志鹃小说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