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恩人

江岸

    正是下班高峰。侯一凡挺起胸膛，绷紧双腿，笔直地站在工厂门口。他目送着下班的人群潮水一般陆续涌出工厂大门，后来，只有零星的工人一个个往外走的时候，他才稍微放松下来。

    虽说只是一名工厂的保安，但是，侯一凡毕竟刚从武警部队退役半年，他站岗的姿势还是完全保留了真正的军人风范。

    他晃晃微微发酸的脖子，扭动了一下腰肢，准备回值班室的时候，突然想起，怎么没看见吕晓红大姐走出来呢？

    侯一凡楞了一下，勾头往厂区方向看去。他拥有一双视力在2．0以上的眼睛，一眼看去，能看得很远。他发现，正在往外走的工人，包括厂区纵深处三三两两的人影，都不是吕晓红。吕晓红平时上下班都很准时，今天怎么了？侯一凡决定在门口再站一会儿，等等吕晓红。

    侯一凡在这个肉联厂虽然已经工作了半年时间，但是，认识的工人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在上下班的时候进出工厂，在他值班的时候，才在他面前晃一下。他一个从山区农村黄泥湾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小保安，没有几个工人主动跟他搭讪，并告知他自己的名字。吕晓红这个名字也是他听别人喊的，可能听的次数稍微多了一些，他便牢牢记住了。

    大概等了十多分钟，厂里没有一个人往厂门口走了，当然，吕晓红依然没有出来。侯一凡感觉有些不对劲，到底哪里不对劲，他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他只好给保卫科长打电话。

    科长，你认识吕晓红吗？她是哪个车间的？

    我不太清楚，怎么啦？

    我没看见她下班出来，有些不放心。

    下班的时候，工人一窝蜂地出来，你一个个都看清楚了？你点名了？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出来？

    吕晓红和别人不一样，我知道的。

    你别管闲事了，你又不是人事部的，考勤不归你管。看好你的门吧。

    科长没好气地挂了电话。科长说到人事部，提醒了侯一凡。他查了一下人事部的电话，把电话打了过去。

    请帮忙查一下，吕晓红是哪个车间的？

    冷冻车间。

    还没有等侯一凡再说点什么，人事部那个人已经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他把电话打到冷冻车间，可是，没有人接电话。他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打到厂办公室。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没有出来。

    怎么了？

    我怀疑她会不会被关在冷库里了。

    不会吧？

    厂办公室的那个人漫不经心地挂了电话。该打的电话都打了，侯一凡没辙了。他在值班室坐了两分钟，椅子上好象放着一盆火，烧得他坐不住。终于，他站了起来，咬咬牙，拨通了厂长的电话。

    厂长您好。我是保卫科小侯，向您报告一件事。

    哦？说吧。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怀疑她被关进了冷库里。请您赶紧派人到冷库去看看吧。

    有这样的事？我马上让冷冻车间主任去看看。

    放下了电话，侯一凡惴惴不安地站在值班室门口，眼睛盯着大街。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冷冻车间赵主任骑着摩托车，箭一般射过来。到了厂门口，他猛地刹车，停了下来。赵主任指着侯一凡的鼻子，喝道，就是你打电话给厂长，说冷库里面有人？

    是我。侯一凡挺了挺身子。

    老子喝个酒都喝不安生。如果我去看了，冷库里没有人，出来我揭了你的皮……说着，赵主任一加油门，摩托车嘶吼着冲进了大门。

    后面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

    医院救护车开进厂区的时候，几滴泪水猛地涌出了侯一凡的眼眶，挂在了他的睫毛上。

    吕晓红出院以后，买了一大兜水果，到厂门卫值班室感谢侯一凡。她紧紧握住侯一凡的手，说，大兄弟，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大姐就冻成死猪了。

    大姐，其实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

    为什么这样说？

    侯一凡说，每天你上班，总是问候一声：你好；每天你下班，总是说一声：再见。我那天没有听到你说再见，所以知道你没有出来。否则，全厂五六百个工人，我怎么可能单单记得你呢？

（选自《洛神》2016年第6期）

雪窗帘迟子建

    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我上车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多半，看上去六十左右，穿灰棉袄，扎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带着一只篮子。她似乎怕别人不小心踢着那篮子，时常地往下望上几眼。她大约是不常出门的，像小孩子一样用指甲刮开车窗上的霜花，不停地朝外张望着。她的自言自语声引得我忍不住想笑。比如她轻声嘀咕：“这荒郊野外的还亮着灯，这不是给鬼照亮的嘛。”这电线杆子可真多啊，隔不远就一个。这电是从哪里走的呢？”

    一个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老女人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千真万确。很快，列车员过来了。她听明了事情原委后，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已经卖给人家了。”“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老女人落下了眼泪，提着篮子来到边座上。她看了一眼那贴着车厢壁立着的座儿，说：“它立着我可怎么坐呀？七仙女的屁股也坐不稳定呀！”她的话引来一片笑声。列车员一伸手把那弹簧座拉了下来，说：“这是可以活动的座，你一起身就自动立起来了！”老女人把篮子放到窄窄的桌上，小心翼翼地坐下来，用手护着那只篮子。一个年轻人叹了口气，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得了。”

    这时从靠近门口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穿驼色毛衣的男人，他看上去有六十左右了，戴一副老花镜，手中提着一份报纸。他对年轻人说：“我是下铺的，我能爬到上铺去，你让老太太睡我的铺，我睡你的不就行了吗？”

    那年轻人听了老人的话连连摆着手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让你到上铺去，万一磕碰着怎么办？”

    “我天天早晨都打太极拳，什么毛病都没有，别说爬上铺了，就是上树都没问题！”老人拍着胸脯说。

    “那可不行，万一有闪失，我可负担不起！”那人的脸涨红了，借口上厕所，逃之夭夭。老头叹了一口气，说：“不诚心让铺，装什么好人啊。”说完，回自己的铺位了。有个抱小孩的妇女说：“我带着孩子睡在下铺，可是小孩子离不开我，不认别人，我要是在家，她奶奶搂着她睡都不行。她不认生的话，我就让你和她睡一个铺了。”我犹豫了一下，轻声对她说：“要不你和我睡一个铺，你睡前半宿？”“姑娘，不用你费心了，我能坐着，不就是一宿吗？”先前我还有些紧张，她的话竟使我一阵轻松。我说：“要不我睡前半宿，后半宿你睡？”车厢突然暗了下来。我睡不着，不时地翻身探头看一眼老女人，她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样子就像一个用心听讲的学生。我终于在黎明前连续睡了三四个小时。醒来见她依然把手搭在篮子上，端正地坐着。我不由得心生羞愧。我跳下中铺，对她说：“大娘，到我的铺上休息一会儿吧，篮子我帮您看着。”

    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快到站了，不麻烦你了。”她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喉咙那里热辣辣的，仿佛着了火。

    天色渐渐地亮了。经过了一夜寒冷的旅行，车窗积满了厚厚的霜雪，仿佛挂了一幅严严实实的雪窗帘。老女人又开始用指甲去刮霜花了，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刀在割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阵阵疼痛。

    抱小孩的妇女过来了，她对老女人满怀歉意地说：“原想着和孩子早点起来让你去躺躺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这时，又有几个旅客过来让她去自己的铺位躺一会儿。老女人回答大家的话总是一个内容：“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要到站了，不用了。”

    前方就要到青杨树车站了，那是老女人下车的地方。她的腿已经麻木了，走得很迟钝，踉跄着，像是拼尽全力在拖着两条腿走。她挎着的那只篮子，也跟着她踉跄着。

    我坐在老女人坐过的边座上，透过她刮开的那道明净的玻璃，望着那个小小的站台。她终于下了火车。她把蓝围巾系到头上了，缩着身子在站台上张望着。火车启动了，她的身影很快就被甩在车后，甩在一片苍茫的白雪中，模糊了，不见了。而我所坐的座位，还残存着她的体温，那么的热，可我却觉得周身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

一副对联

米兰

    冬日里总是有些寂廖的。一场小雪过后，情形有些改变，“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文人的古意相跟着来了，再念及王子猷雪夜访戴之雅意，便起身拿了围巾和手套下楼，推上自行车出门——去漏月轩看看吧，又是六个月过去了，“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① ， 老先生以行楷笔法书写在自家门上的红对联褪尽颜色了吧？那字儿还能瞧出些眉目来吗？

    外面的世界依旧熙熙攘攘。路两边灌木丛上残雪点点，像一朵一朵洁白的莲花。骑着自行车猛蹬几步，转往鹤伴二路。

    与郭连贻相识十年，在他始终平静如水的表情里，跌宕人生消失无形，我每每感觉流离时光背后，他那不着一才的隐士之风发载而来的大气象。得其沾溉既久，我的性情业也随之多了些天高云淡，再不喜铿锵之音，更愿意聆听对面坐着的人，无言传递过来的那些话。亦由此，当丙申年春花开过、先生“走”了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纪念文章，我保持着沉默。我以为面对极具个人色彩的一位乡贤而不作个性化的表达，是不太有趣的，信手而来的溢美之词对他也是不够尊重的。郭连贻生前抑或明白，他眼前这位“米兰女史”依稀仿佛与他的灵或有些微相通之处吧。别人看到的，他的笔默文章，就在那里，我也看，只是对此未曾作过只言片语，想起来也是惆怅。

    郭连贻的村庄就在印台山脚下，周围植有大片果木，每年春天花开时节，踏春的人接踵而至，人声嘈嘈，全然不见他当年为生产队看守果园时的那份清静。郭连胎长子郭宪明犹记得小学时代，每天放学后跑进果园，扔掉书包，拿起父亲尤头上的书，《契诃夫小说选）或者《聊斋志异》，随便哪一本都是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屋前一架丝瓜，几只蝈蝈飞来瓜架上支支叫着；雨天里坐在门口听雨声，着黄黄的些瓜花落满一地，望着父亲穿着蓑衣，从朦胧雨中的小道上走来……”在郭宪明笔下，果园里的童年就是这么美好。只有一点，每天被父亲规定着写十张大仿，实在是额外的负担，端的不如在果园里跑来跑去，偷偷摘个果子吃好玩。每年春节前，庄邻乡亲拿着红纸来让父亲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不到除夕不作买，令人烦不胜烦，写一手好字有什么用，自找麻烦。写一手好字有什么用？当郭宪明自己悟到答案的时候，老大徒悲，，悔之已晚。人生的季节哪能颠倒呢。

    丙申年十月十五之夜，据说是六十八年来月亮最大最圆的一次。那天晚上，我在鹤伴二路明丽的清辉里散着步，想象郭家院子里那片青青翠竹飒飒有声，像青年郭连胎风樯阵马，下笔疾走。我觉得他一定还有想说的话没说，把它们留在什么地方了。郭连贻一生磨难并不是我能会意的，对于他的书法艺术，我一个外行更无资格做高低品评。老先生一点一刻横竖撇捺，在我眼里加此天真稚拙，所谓“儿童乃成人之父”，先生下笔复归本真，其中的缘由与秘密藏匿于岁月深处，无形滋渥，无由言表。想至此，仍是惆怅。

    雪后初睛的景色很不错，印台山北麓雪光闪闪。薄雪覆盖的麦田扩展了视野，成群的麻雀在行道树上明喳觅食。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生风，呼与吸凝成的白雾团团向后飘去。用不了一刻钟，就能再次见识郭家那片竹林了，那可是北方院落少有的景致。以前每次去，老先生都会站在门口迎着，我们也不拿自己当外人，像回家一样踏进门去。这次我一个人悄悄地去，只是因为想念。我谁也不打扰。甚至他家后面那座文昌阁楼顶上古老的青瓦以及瓦缝间漂亮的松花，我也不打算再拍照，看看就走。

    郭连贻家在碎楼村街最北端。六月份的时候我来过一次，看到两扇门上各粘了一张小小的白纸，盖住了对联末尾那个字，翰墨因缘、烟云供养，郭连贻的影子在淡红的对联里沉默不语。我对着门拍了一张照片，记录下那一刻我内心的悲伤。半年后再次过来，门上纸张已然残破，颜色已然褪尽。忽然想起雷恩·寇伯音乐特辑《心灵秘境》中的一首“暗夜”：当夕阳西沉，路易斯岛上的石头送走的不是光明，而是迎来满满一屋子的宁静……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

    可是郭连贻已经沉寂到了远方，只把一副对联留在门上，等着远远近近过来看他的人。

（选自2018年第4期《北方文学》，有删改）

【注释】①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清朝书法家伊秉绶所撰伊姓宗祠通用联，意为与笔墨结缘，受云烟之洗涤。

端午节

鲁迅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安慰。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地，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这其实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居然倒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后来竟不理无关痛痒的官吏，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化为索薪骁将了。他也赞成同僚的索俸，然而他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

    阴历五月初四午前，他一回来，方太太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

    “一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销……发了么？”方太太说。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又说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方太太看着他的脸说，“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他想了一会，又懊恼地出照旧例，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须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递给方太太一叠簇新的中交票，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四这一天他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

    “怎么了？……这样早？……”方太太看了他说。

    “发不及了，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我午后去寻金永生，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说。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说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

    然而不多久，他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莲花白竟赊来了，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支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来，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

    他又要看《尝试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地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走远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有删节）

【注释】《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平淡的事

彭家煌

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没屋子住。我替他找了两天的房子，找着了一个挂眼科牌子的医生家的一间后楼，即刻就叫他搬进去。匆忙的我不过记住了前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照原眼科”，也仿佛记着这医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来和我谈天。 

“昨晚那个房东走到我房里向我借一块钱买米，吓吓吓！” 

第二天，我在微光中找来找去，不知如何始终找不着“照原眼科”几个字，但是看见前门的墙壁两边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这就是的吧！”我是怀着“连一块钱都得向生朋友告贷，贫穷到这样子！”的心情去的，但进门一观察，那客堂间也点着洋灯，灯下也有两个老妈子似的顾客请他看眼睛，靠窗也陈设一张只开了两道裂缝的桌，东边墙下也摆着小圆台，台上也搁着好几瓶药水，台边还有两个一只脚都不短的藤椅。至于他本人，身上却穿着呢大衣，旧靴子上也盖着呢布，一见还知道他是穿穿西装裤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见有人推门，就脸色苍白起来，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轻着脚步走近我，低声的温和的说：“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颠颠头。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说：“曾先生，我们去喝酒吧！” 

他连忙鞠着躬：“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发现一酒馆。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 

“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我们喝酒吧！——这地方真好！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你何不好好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笑“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月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曾先生，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 

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他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钱，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 

“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木器。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 

“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 

“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老夏说。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十二，二五日于上海（节选自厦门中学生助手微信公众号，有删改）

母亲的奖章

刘庆邦

①母亲去县里参加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从县里回来，母亲带回了一枚奖章，还有一张奖状，奖状和奖章是配套的。

②而我只对奖章有印象。那枚奖章相当精美，的确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我们小时候主要是玩泥巴，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玩。母亲的奖章，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终于可以拿得出手的玩具。母亲把奖章放在一个用牛皮做成的小皮箱里，小皮箱不上锁，我随时可以把奖章拿出来玩一玩。我没把奖章戴在身上试过。因没见母亲戴过，我不知把奖章戴在哪里。有一次，我竟把奖章挂在门口的石榴树上了，好像给石榴树戴了一个大大的耳坠一样，挺逗笑的。

③我不仅自己喜欢玩奖章，别的小孩子到我们家玩耍，我还愿意把奖章拿出来向他们显摆，那意思是说：你们家有这个吗？没有吧！我只让他们看一看，不让他们摸。见哪个小孩子伸手想摸，我赶紧把奖章收了回来。

④不知什么时候，奖章不见了，我一次又一次把小皮箱翻得底朝天，连奖章的一点影子都没见到。奖章没长翅膀，它却不声不响地“飞”走了。母亲的奖章的丢失，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也许永远都解不开了。

⑤倘若母亲的奖章继续存在着，那该有多好，每看到奖章，我们就会想起母亲，缅怀母亲勤劳而光荣的一生。然而，奖章不在了，奖章却住进了我的心里。我放弃了对物质性的奖章的追寻，开始追寻奖章的精神性意义。

⑥当劳模不是百里挑一，也不是千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应该说母亲能当上劳动模范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怎么就当上了劳动模范了呢？怎么就成了那个“万一”呢？既然模范是以劳动命名，恐怕就得从劳动上找原因。听大姐二姐回忆说，母亲干起活儿来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强。往地里挑粪，母亲的粪筐总是装得最满，走得最快。麦季在麦田里割麦，不用看，也不用问，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母亲。别的妇女绞水车时，都是一次上两个人。而母亲上阵时，坚持一个人绞一台水车。她低着头，塌着腰，头发飞，汗也飞，一个人就把水车绞得哗哗的，抽出的水，水头蹿得老高。

⑦母亲的身材并不高，体重也不重。可是，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才慢慢理解了。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是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心劲儿。心劲儿，也就是心上的力量。心上的力量大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有力量。体力再好，如果心劲儿不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力量。一个人心上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只有能够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战胜别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战胜，先败在自己手里，还指望能战胜谁呢！

⑧与母亲相比，我的心劲儿差远了。说实话，小时候我是一个懒人，几乎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后来参加工作到煤矿，我才失去了对家庭的依赖。一个人孤身在外，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好在母亲勤劳的遗传基因很快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是自尊、自立和成家的需要，我开始挖掘自身的劳动潜能，并在逐步认识劳动的意义。

⑨直到现在，我才稍稍悟出来了，原来劳动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劳动的过程，是修行的过程。如果人的一生还有点意义的话，其意义正是通过不断辛勤劳动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当一个劳动模范是多么的光荣！

⑩人说闻道有先后，人的觉悟也有早晚。而我现在才对劳动模范重视起来。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向母亲学习，天天按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体力可以衰退，心劲儿永远上提。就算别人不评我当劳动模范，我自己评自己还不行吗！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