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以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人已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小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察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到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哦，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汉字危机

    中国的书写交流进入键盘划时代只有十几年，任何一个初次接触电脑的人通过简单的学习都能迅速掌握文字输入。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很多人写字总是提笔忘字，尤其是经常使用的汉字往往一下想不起来了，这跟他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无数信息和知识的身份有点不符。很多人纷纷惊呼汉字危机来了，拯救汉字刻不容缓。

    书写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式，只有经常书写，才能记住一个字该怎么写。过去用笔书写汉字基本上是音、形、义同时进行，键盘输入就出现问题了，它不是直接写汉字，而是让你在候选的重码中去选择正确的那个字。这就是汉字在键盘输入时代面临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就是音素文字和语素文字的最大区别。所有音素文字（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它们只有音和形，而且音形基本统一，打字本身就是书写过程。我们是拼音解决汉字输入问题，而不是在键盘上打笔画。五笔字型不会让你忘记一个汉字怎么写，但是可能会让你忽略它该怎么读；拼音输入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字怎么读，却让你慢慢忘记它怎么写。在信息时代，中国人开始遇到能说能读能输入但可能不会写的问题了。这也暴露了汉字的自身局限问题。

    网络时代屡屡出现新词，人们对“雷”、“囧”这类汉字就赋予新的含义。从每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中不难看出，新的词语越来越多，看上去也越来越没文化含量，继而还可能导致汉语的使用环境和美感越来越差。网络语言通过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迅速扩散全球，但死得也非常快。它只是迎合某一类信息某一种情绪在传播的当口被创造出来，并随着这种氛围的消失而慢慢消亡，能留下来的凤毛麟角。

    为了提高书写效率，方便学习和交流，开始出现俗字、新字，汉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却有不断简化的趋势。是否要恢复繁体字的讨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多汉字究竟怎么写，它的结构组合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可能都觉得不重要了。今天80%以上的中国人都会使用汉字、这其中多数人就像街头对话一样也仅仅是用来交流，而不是用来写作或研究。比如你打一个“爨”（Cuan），用简拼敲四下就出来了，你不用去写31画，它比你打一个“装”（zhuang）还少两下，笔画已经不是键盘输入时代最让人疼痛的问题了。那么，汉字是否还要继续简化就不是问题了。

    汉字在任何时代都有极强的适应性，不管是刻在龟甲上，还是刻在竹简上，还是写在帛上，或者写在纸上，乃至今天用计算机编码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汉字从来没有因为它的复杂性而被淘汰或异化。而眼前，我们汉字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中的语言交流和传播。汉字在外国人看来是最难学的文字，汉语是最难掌握的语言。

榨菜经济学

肖楠

    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面对面吃了一顿早餐，两人的餐品包括一杯果汁、一碗小米粥，还有摆在餐桌正中间的几小碟“家常榨菜”。很快，5毛钱一包的榨菜超越两位国家元首，成了席卷中国资本市场的明星。榨菜在餐桌上很难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但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个名叫“榨菜指数”的概念就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2012年年底，一家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在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时发现，榨菜销量的区域变化，刚好能够体现农民工的流动趋势。

    据说，政府已经在跟踪“榨菜指数”的变化，并且据此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制定不同的宏观政策。

    尽管发改委近期否认了他们曾经提出“榨菜指数”的说法，但大量数据证明，榨菜销售量与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存在巨大的相关性。从2007年到2011年，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从49%一路跌破30%，与此对应的，正是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份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相关性。报告称，2012年，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而相比于在华南地区的惨淡经营，涪陵榨菜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销售额，也伴随着农民工的回流，创造了接近50%的增长率。

    从餐桌上的“小角色”，到城市发展的晴雨表，榨菜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它低廉的价格。

    榨菜的销量直观体现了流动人口数量的高低起伏，并且具备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地方政府部门能够据此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人口骤增后的就业、治安、医保、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问题；而外来企业也能及时核算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为下一步的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依据。

    当然，能站上宏观经济舞台的食品，不仅是这小小的榨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提出用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全球各地的价格，来衡量各国的实际汇率。美国《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也曾经提出，拥有星巴克咖啡店越多的国家，受到金融危机伤害的程度越高。而在中国，网民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指数：用茅台酒的消费量监测“三公”消费，用“大妈扎堆”现象预警有过热危险的市场。

（节选自《读者》2014年1月第2期）

长凳

周海亮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黄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是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飘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每一个村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飘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木质的暗黄。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飘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飘了！凳子，飘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飘出很远，颜色开始暗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了。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奇快，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地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地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

    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后来我知道，三麻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人是否有权想信什么就信什么？

    ①人有权利相信任何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吗？常有人称这种“权利”是固执无知者的最后避难所，当这些顽固分子被如山的证据和汹涌的意见包围时，他们会说：“我就是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有这样相信的权利！”问题是，他们真有这个权利吗？

    ②我们承认，人都有“知道”某些事情的权利。我有权知道自己的雇佣合同条款，医生对我的病情诊断，我在学校里得的分数，是谁在控告我，我的罪名又是什么等等。

    ③然而，信仰并不是知识。就像分析哲学家摩尔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的那样，你不能说“天在下雨，但我不相信天在下雨”，这么说是荒谬的。信仰渴望真相，但并不蕴含真相。信仰可以是错误的，可以缺乏证据或逻辑思考的支持。它们还可以是道德败坏的，比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恐惧同性恋的信仰，比如相信养育孩子的正确方法是“消灭意志”、严厉体罚，比如相信老人应该一律安乐死，又比如相信“种族清洗”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等等。

    ④上面这些判断假定了信仰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但其实，信仰往往不太像有意而坚定的行动，更接近一种态度或者精神状态。有的信仰（比如个人的价值观）并非出自人的慎重选择，它们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从同侪那里“获取”的，它们要么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我们吸收，要么由体制和权威反复灌输，要么通过道听途说为我们接受。因此我认为，“获取并抱持信仰”未必是错，错的是“明知道信仰不对还要加以维护，不肯怀疑它们、抛弃它们”，这些都是有意的、不道德的行为。

    ⑤“你算老几，能告诉我该信什么？”狂热的信徒这样反驳。然而连这个反驳也是错的，它假定了信仰的成立应该依赖某个人的权威，而忽略了“现实”这个角色。我们的信仰旨在反映现实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信仰可能陷入混乱。有些信仰是不负责任的，更具体地说，有些信仰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获得和保留的。比如一个人可能无视证据，接受流言、谣传、或是来源可疑的证词，他可能忽视某个信仰和他的其他信仰互不相容，可能接受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表现出对于阴谋论的偏好。

    ⑥19世纪数学哲学家威廉·克利福德曾宣称：“无论任何时间地点任何人，只要没有充足证据就相信某事，就是错的。”我倒不是要恢复那种强硬的证据主义。克利福德这么说，是要阻止不负责任的“过度信仰”，也就是忽视证据，而用一厢情愿的想法、盲目的信念或情怀来刺激或是维护信仰。

    ⑦詹姆士在探讨各种宗教经验时提醒我们，“信仰的权利”可以营造出一片宗教宽容的氛围。那些立足于教义的宗教曾对不信教的人施行压迫、折磨，并发动了无数战争，要终止这类暴行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双方承认彼此“信仰的权利”。然而即使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依然不能宽容那些本身极不宽容的信仰。任何权利都有限度，而且和责任伴随。

    ⑧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人滥用了信仰的权利，对责任却嗤之以鼻。他们往往用一句“我有信仰的权利”来为自己的顽固不化和错误知识辩解，这并不符合詹姆士对信仰的权利提出的要求。有人相信人类登月或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政府虚构的事件，相信巴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相信地球是平的，或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这些人所宣称的信仰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其目的是排除对话，避免质疑，并禁止别人干涉自己的信仰和忠诚。这些人的心灵已经关闭，不再向外界学习。他们或许是“真正的信徒”，但他们不是真理的信徒。

    ⑨和自由意志一样，信仰是人类自主权的基本成分，也是个人自由的最终根据。但是克利福德也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的信仰都不是一件只涉及他自己的私事。”信仰塑造态度和动机，引导选择和行为。人的信仰和知识都是在一个认识共同体内形成的，并且反过来影响着这个共同体。信仰有信仰的伦理，无论是信仰的获得、维护还是放弃，都有规矩可循。这套伦理既产生了我们信仰的权利，又对它提出了限制。如果有的信仰是假的、道德败坏的、或不负责任的，那它们就也是危险的。我们没有信仰它们的权利。

（有删节）

塔铺(第四章)

刘震云

离高考剩两个月了。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高考还考世界地理。学校原以为只考中国地理，没想到临到头还考世界地理。

大家一下都着了慌。这时同学的精神都已是强弩之末。王全闹失眠，成夜睡不着。“磨桌”脑仁疼，一见课本就眼睛发花。

大家乱骂，埋怨学校打听不清，说这罪不是人受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家都没有世界地理的复习资料。于是掀起一个寻找复习资料的热潮。一片混乱中，唯独“耗子”乐呵呵的。他恋爱的进程，据说已快到了春耕播种的季节。

闹腾了几日，有的同学找到了复习资料，有的没有找到。离高考近了，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我们宿舍，就“磨桌”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卷毛发黄的《世界地理》，但他矢口否认。我和王全没辙，李爱莲也没辙，于是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我爹来送馍，见我满脸发黄，神魂不定，问是什么书，我简单给他讲了，没想到他双手一拍：“你表姑家的大孩子，在汲县师范教书，说不定他那儿有呢?”

我也忽然想起这个茬儿，不由高兴起来。爹站起身，刹刹腰里的蓝布，自告奋勇要立即走汲县。

我说：“还是先回家告诉妈一声，免得她着急。”爹说：“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

我说：“可您不会骑车呀!来回一百八十里呢!”

爹满有信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说完，一撅一撅动了身。我忙追上去，把馍袋塞给他。他看看我，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从里边掏出四个馍，说放心，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

晚上上自习，我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李爱莲。她也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和李爱莲分别悄悄溜出了学校，在后岗集合，然后走了两里路，到村口的大路上去接爹。开始有说有笑的，后来天色苍茫，大路尽头不见人影，只附近有个拾粪的老头，又不禁失望起来。李爱莲安慰我：“说不定是大伯腿脚不好，走得慢了。”

我说：“要万一没找到复习资料呢?”

于是两个人不说话，又等。一直等到月牙儿偏西，知道再等也无望了，便沮丧地向回走。但约定第二天五更再来这集合等待。

第二天鸡叫，我便爬起来，到那村口去等。远远看见有一人影，我认为是爹，慌忙跑上去，一看却是李爱莲。

    “你比我起得还早!”

    “我也刚刚才。”

早晨下了霜。青青的野地里，一片发白。附近的村子里，鸡叫声此起彼伏，天色渐渐亮了，东方出现一抹红霞。

忽然，天的尽头，跌跌撞撞走来一个人影。李爱莲指着那人影，“是吗?”

我一看，顿时兴奋起来，“是，是我爹，是他走路的样子。”

于是两个人飞也似地跑上前去，我扬着双臂，边跑边喊：“爹!”天尽头有一回声：“哎!”

    “找到了吗?”

“找到了，小子!”

我高兴得如同疯了，大喊大叫向前扑。后面李爱莲跌倒了，我也不顾。只是向前跑，跑到跌跌撞撞走来的老头跟前。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呢?”

“别急，我给你掏出来。”

老头也很兴奋，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李爱莲也跑了上来，看着爹。爹小心解开腰中蓝布，又解开夹袄扣，又解开布衫扣，从心口，掏出一本薄薄的卷毛脏书。我抢过来，书还发热，一看，上边写着“世界地理”。李爱莲又抢过去，看了一眼，兴奋得两耳发红：“是是，是《世界地理》。”

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只“嘿嘿”地笑。这时我才发现，爹的鞋帮己开了裂，裂口处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我忙把爹的鞋扒来，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有的已经破了，那是一只血脚。

    “爹!”我惊叫。

爹仍是笑，把脚收回去，“没啥，没啥。”

李爱莲眼中也涌出了泪：“大伯，难为您了。”我说：“您都六十五了。”

爹还有些逞能，“没啥，没啥……”

爹接着郑重地说：“你表哥说，这本书不好找，是强从人家那里拿来的，最多只能看十天，还得给人家送回去。”

    我们也郑重地点点头。

爹又说：“你们看吧，要是十天不够，咱不给他送，就说爹不小心，在路上弄丢了。”我们说：“十天够了，十天够了。”

爹爬起身，准备从另一条岔路回家。我说“爹，您歇会儿再走吧。”

爹说：“说不定你娘在家早着急了。”

看着爹挪动着两只脚，从另一条路消失，我和李爱莲捧着《世界地理》，又高兴起来，你看看，我看看，一起向回走，并约定，明天一早偷偷到河边集合，一块来背《世界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