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日的春光

      冰心

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的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

今年北平的春天来的特别的晚，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阴，柳絮乱飞，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春还未曾露面，已悄悄的远引了。

天下事都是如此——

去年冬天是特别地冷，也显得特别地长。每天夜里，灯下孤坐，听着扑窗怒号的朔风，小楼震动，觉得身上心里都没有一丝暖气。一冬来，一切的快乐、活泼、力量和生命，似乎都冻得蜷伏在每一个细胞的深处。我无聊地安慰自己说：“等着罢，冬天来了，春天还能很远么？”

    然而这狂风、大雪，冬天的行列，排得意外地长，似乎没有完尽的时候。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的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

九十天看看过尽——我不信了春天！

几位朋友说：“到大觉寺看杏花去罢。”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未曾得到春的消息，却也跟着大家去了。到了管家岭，扑面的风尘里，几百棵杏树枝头，一望已尽是残花败蕊；转到了大工，向阳的山谷之中，还有几株盛开的红杏，然而盛开中气力已尽，不是那满树浓红、花蕊相间的情态了。

    我想，“春去了就去了罢！”归途中心里倒也坦然，这坦然中是三分悼惜，七分憎嫌，总之，我不信了春天。

    四月三十日的下午，有位朋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看海棠，“且喜天气晴明”——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是九十春光中惟一的春天——海棠花又是我所深爱的，就欣然地答应了。

    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宁可无香。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珍珠梅，夏天还有玉簪，秋天还有菊花，栽后都很后悔。因为这些花香，都使我头痛，不能折来养在屋里。所以有香的花中，我只爱兰花、桂花、香豆花和玫瑰，无香的花中，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

    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

    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花坐下。

    春在眼前了！

    这四棵海棠在怀馨堂前，北边的那两棵较大，高出堂檐约五六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半圆的月，遥俯树梢。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乱烘烘的在繁枝上挤着开！

    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力量、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季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

    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

    一春来对于春的憎嫌，这时都消失了。喜悦地仰首，眼前是烂漫的春，骄奢的春，光艳的春——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百就千拦，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快意恣情的一放！

    看得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人回来。这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过了三四天，又有友人来约同去，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太晚，我知道那时若去，已是“落红万点愁如海”，春来萧索如斯，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

    虽然九十天中，只有一日的春光，而对于春天，似乎已得了酬报，不再怨恨憎嫌了。只是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孩子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喜，却又不肯即时言归于好，只背着脸，低着头，撅着嘴说：“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又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

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黄培昭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 “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 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名言，并得到朱熹、吕祖谦以及众多帝王将相的高度赞赏。张载之志堪称具有崇高的学术担当，然而“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方法注定了理学家们没有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反思张载之志的成败得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理学的最大弊端就是虽有学术担当，也不乏人文情怀，却没有科学精神。比如，理学家们将“天地”解释为尊卑等级关系，宇宙万物也都有尊卑等级，如天冠地履、星空列阵、大雁成行、羊羔跪乳等都反映尊卑等级，然后依据“天人合一”论证三纲五常符合“自然之理”。这种缺失科学精神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造成了“以理杀人”的社会现象。宋元之后，理学占据社会思想意识的统治地位，而中国古代文明却从鼎盛走向衰落。在应对民族内争或外敌入侵方面，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的欲望、能力和进程都受到四书之学的严重抑制。当西欧的精英们致力于创新文化、发展科学、变革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却把“为往圣继绝学”“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当作“为万世开太平”的灵丹妙药，大大延误了中国的发展。当下，有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是人文情怀有余、科学素养不足，研究中不注重证据，一些研究成果在形式逻辑上经不起分析，至于历史逻辑、辩证逻辑就更谈不上了。正是由于科学素养的不足 ， 一些观点明显简单化，一些观点甚至可以说有害无益。可见，缺失科学素养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多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和学校一直强调人文情怀的培养、道德的培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强调道德教育、国学教育，而没有把培养科学素养摆在重要位置，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那就会出现很多偏差。

    就立人而言，立德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德以及培养什么样的德。科学素养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实事求是是人类一切优秀素养之本。一个能将实事求是精神融入灵魂、植入骨髓的人，一般而言其道德情操、人文情怀和其他素养也不会差。因此，我们不能将培养科学素养与培养人文情怀对立起来，二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才与德的关系，某些科学素养其实就是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科学素养是培养人文情怀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手段，培养科学素养的过程必然包含人文情怀教育的成分，也是可以立德的。所以，从小学阶段就应重视科学常识教育，使学生养成基本的科学素养；从小培养学生客观全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何强化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素养，是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科学教育搞好了、科学素养提升了，人们才能增强科学思维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传统。

（摘自张分田《科学素养是立德的基础》——人民日报6月16日版，有删节）

一条短裙

张春燕

    晴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嘴角闪现出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是自得其乐、自品滋味的那种意思。她腿上的丝袜在夜光下闪着俏丽的色彩，短裙游鱼般摇摆着。此前，晴很少穿短裙，几条牛仔裤悠闲地打扮着她青春健美的双腿。还是7号病床的老伯，用病入膏肓却还跳跃着激情的目光盯着她说，晴护士，你的腿真美，应该穿裙子。

    晴的脸红了。没有恋爱过的她，第一次对自己双腿直白赞美的人，竟是这位行将入土、目光渐渐枯萎的老人。自己平时太孤傲，那些平庸而稚嫩的同龄男孩的目光就不敢在傲视一切的美少女身上流连忘返。于是面对病床上喘息的老人，晴有了些许的感激。她动作轻柔地为老人做静脉穿刺，老人的皮肤像冻伤的茄子——又青又紫又厚又硬，针头难进，血管也枯萎了。

    老人虚弱地咳嗽了几声，看到晴脸上红润的光泽，好像看到了某种鼓舞，喘息中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说，当年我们在延安，条件那么艰苦，生存环境那么恶劣，可那些从南方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姑娘，太会展现女性美了，头发上扎块手帕，或绑段红丝带，那个美啊——老人又虚弱地咳嗽起来，但迸发着激情的目光却像黑暗中的火炬。

    晴决定买一条长及膝盖的漂亮短裙，她想买了裙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给老人看。晴期望着再一次听到老人那些毫无修饰的赞美，她的脸就会再—次红起来。晴知道自己脸红的样子，像两朵桃花映在脸颊，烫烫的、爽爽的，升腾在心间的是云雾缭绕的感觉。晴知道自己这周是夜班，她不畏这个夜晚的秋意渐浓，她喜欢让凉风环绕自己的感觉。

    穿着短裙，踩着落叶，穿行在黑暗中的女孩晴，像精灵一样飘向那火炬般的目光。

    走进病房的晴被眼前的一幕击傻了。

    医生们默默地摇头退出病房，接着就传出家属此起彼伏的哭喊声。护士长急急地催促晴穿好工作服来做善后处理。晴明白了，7号病床的老伯走了。称赞她双腿秀美的老伯，没能看上一眼她穿裙子的婀娜样儿，就闭上了他激情燃烧的眼睛。晴穿着丝袜的双腿忽然像被子弹击中一样疼痛得战栗起来，裙子也在寒噤中摇摆着发出窸窸索索的呓语声，这给晴带来了不寒而栗的恐惧感。晴没有勇气走进病房，更不敢面对躺在7号病床上已被称为遗体的老伯。可是护士长的催促声就在耳旁，晴在万分的惊恐中，委屈无助地哭泣起来。

    晴陷入了自己泪雨飞溅的惶恐中。她背靠墙，旁若无人、彻心彻肺、泪雨滂沱地恸哭。她心无杂念，只是有些委屈，有些害怕，有些莫名的恐惧。面对没有呼吸和体温的遗体，面对那曾经有过激情的眼睛和赞美过她的嘴巴，她害怕自己在料理的过程中，他突然有体温，他突然苏醒。但此时的老伯五官毫无血色，寂静而落寞地成为遗体的一部分，成为人们回忆中最生动的那个部分。这种东西折磨着晴，使她在这个瞬间痛不欲生。晴感到自己穿着丝袜的双腿上爬满了冰冷且蠕动的蚯蚓。

    忽然，她发现老伯微闭的眼睛似乎慢慢睁开了一些看着她，专注又有些焦急地看着她，目光中有激情，有赞美，有鼓励，有安慰，还有无尽的留恋和莫名的忧虑……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法分离。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 关系。“五四”以科学与民主为其核心观念，传統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而又相融的关系。

    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要的差异。按照苟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所谓“度量分罪”，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級结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伦理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伸的钢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 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 既表现为普遍的道 德原则，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 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 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 的基 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尽管这种平等意识

    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期，“科学” 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 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阔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诚” 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其中不难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诫”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的思想脉絡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 究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摘编自杨国荣《“ 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