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说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和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实质相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及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有哲思、对人生能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原因是陶渊明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主，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守。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礼”的秩序中“游刃自如”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心力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静的味道。

（选自《论中国古代的隐士——以陶渊明为例》，有删改）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圆珠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油性圆珠笔头的圆珠由黄铜、钢或者碳化钨制成；水性圆珠笔头的圆珠则采用不锈钢、硬质合金或氧化铝等材料制成。由这些材料制成的圆珠笔，要满足在同一个角度下，连续不断地书写800米且不出现断线的情况才算合格。

    生产过程中，碳化钨先被制成比标准尺寸略大的小颗粒，散铺在一个带沟槽的板上，并使这些小颗粒进入圆形沟槽，仅露出其顶部。然后放上一块又重又平的顶盘，压在这些小颗粒上面，在两盘之间注入研磨油，使这些小颗粒浸泡在含有粉末状金刚石的润滑混合物中。

    接着转动下盘，使这些碳化钨小颗粒在圆形槽内不断地翻腾滚动，在槽壁、顶盘以及相互之间不断地接触，金刚石粉末不断地把这些小颗粒的边角研磨掉，使它们逐渐变得又圆又光。研磨过程还要停下来几次，将这些小圆珠取出洗净，进行测试，直到生产出光滑度适中、符合标准的小圆球为止。

小圆球太光滑了就粘不上墨汁，也就不能写字。生产一颗碳化钨的小圆珠笔珠大约需要断断续续地研磨几十个小时。这一过程真正的难点在于怎样把极大数量的小圆球，做到尺寸相同的。这里的高精度、高互换性是基于整个工业体系的严谨才能得到的。

    直径仅有2.3毫米的球座体，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此前都长期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球座关键部位的尺寸精度要求在两微米之内，表面粗糙度要求为0.4微米，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有0.3毫米到0.4毫米。由于后期要进行高精度的加工，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

加工球座体专用到的机床，是专用于加工镍白铜和不锈钢水性、中性圆珠笔头的自动加工机床，将冲成一定长度的坯料加入料斗后，机床能自动完成从进料夹紧，分多次钻削内孔、车外圆、锥面、镗珠座孔、冲气槽、装球珠、收口、压珠直至出料，加工装配全过程。

    圆珠笔头对加工精度的要求极高，由于笔头上不仅有小球珠，里面还有5条引导墨水的沟槽，生产加工中一个小小的偏差都会影响书写的流畅度和笔的使用寿命，笔尖的开口厚度不到0.1毫米，还要考虑到书写角度和压力，球珠与笔头、墨水沟槽位必须搭配得“天衣无缝”，加工误差不能超过0.003毫米。

为了给数百亿支圆珠笔安上中国笔头，国家早在2011年就开启了这一重点项目的攻关。没有可借鉴的资料，成分的配比都是从几十公斤开始炼……为找到国外守口如瓶的保密配方，科研团队重在摸清笔尖钢的成分配比这一环节，在切削性和加工性上寻求平衡点，最终在笔头用不锈钢材料的7大类工艺难题上取得突破。2017年1月10日，太钢正式对外宣布，成功研发“笔尖钢”，百亿支圆珠笔有望安上“中国笔头”。

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便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座喧闹、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

    汉字虽一笔千年，但不能固步自封。从早期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到中国学者的“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民国政府的“注音字母”“汉字简化”等方案，中国汉字在变革中步履蹒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文盲的艰难任务。这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力度最大、普及最快的时期。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阅读文化成果的能力，古老的汉字也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际社会的汉语热随之升温。今天，海外300多所孔子学院，让世界通过汉字、通过中华文化更立体地感知中国。

    汉字的一路征程也曾走过弯路，比如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化是为了易写便认，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一旦简单到无从认识或者误认，简化到瘦骨嶙峋，就失去了汉字结构的美、寓意的美。

    科技的进步，也曾让中国汉字遭遇考验。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引发了信息革命，1952年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但是以字母为主的输入方式把方块汉字拦在了门外。“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 ，外国专家如此定论，国内一些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沉渣泛起。

    如果汉字进入不了电脑，在信息浪潮惊涛拍岸的今天，中国航船就无法驶入国际航道；如果放弃汉字，中国文化将面临竭泽断流的危险，何况失去汉字的国家还是中国吗？别无选择，一批中国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专攻汉字信息处理技术。1956年，终于诞生了第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30年，汉字输入输出方法、汉字编码程序、汉字智能终端、汉字打印系统等难题被一一攻克。1985年，中国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制的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大获成功，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出神奇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化客厅容得下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让各种文明以礼相待，推杯问盏。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反对引进外来语，经过汉化的外来词汇同样能丰富中国词库，但我们反对取之无度、用之过滥；我们不反对让流行的网言网语进入汉语的传统家庭，但要注意汉字的规范，不能玷污汉字的纯洁，消解汉语的魅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今天的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下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屏幕化、碎片化、快速化、浅层次阅读盛行；各种键盘消解了我们的书写技能，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让我们患上输入法依赖症，提笔忘字；网络词典让我们在享受便捷轻巧的同时失落了追根溯源的乐趣和咬文嚼字的味道；网络俚语带来简明晓畅、通俗风趣的同时，削弱了汉字的美好。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不能没有文化的复兴。在继承中发展，在革新中坚守，呵护母语，就 是留住民族文明的根。

    ①近来，许多平时从未展出过的油画作品渐渐出现在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中，这是充分活化文化资源的好事。但不无遗憾的是，一些展出作品虽已经过初步修复，却仍可见颜料脱落、画面破损等问题，反映出当前国内馆藏油画作品的保存、修复依然面临挑战。

    ②新中国成立前后，第一代、第二代油画家接力创作，铸就了20世纪中国油画的不朽丰碑。其中一些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作品距今虽不过百年，但由于绘画材料、保存方式等未受到高度重视，画作遭受了不同程度损伤。例如，徐悲鸿所作《愚公移山》被误以正面向内卷致颜料脱落；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因长期未经修复出现画面开裂等病害。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厚重的色彩，还有时代的见证。

    ③国内油画修复事业起步晚、社会关注度低是客观现实。1999年，上海油画雕塑院从国外引进修复设备，成立我国第一家专业油画修复研究机构。短短20年，修复工作虽取得了进展，已有一批经典油画得到修复，但在修复专业建设、行业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④目前，我国博物馆、美术馆展览接连不断，但也存在过分关注展览策划而忽视基础保管工作的现象。当博物馆、美术馆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展览工作和“明星文物”中时，展厅外的库房是否已分门别类地建立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当展厅里观众络绎不绝时，那些库房中落灰的“大多数”作品又该如何有尊严地与世人见面？

    ⑤推进油画修复工作，树立正确修复理念、加强预防性保护意识不可或缺。国际文物修复领域，“可逆性、可识别性、最小干预性”是三大公认修复原则，但在国内实际操作中，一些画家自己充当修复师，盲目选用材料，对画作产生了不可逆影响；一些商业修复工作过度清洗、修补作品，把修复变成了“整容”。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公众对油画修复的态度、方法还需改进。油画“修复”不是简单的“修理”“修剪”，而需要完善的专业学科体系作支撑，遵循规范的操作流程，对症下药。更重要的是将“修复”贯穿于艺术品保护全过程，从保存、维护、包装、运输到展览，都将艺术品安全置于首位，让预防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同时还应认识到，没有一劳永逸的修复工作，随着岁月流逝，艺术品处于变化的状态，需要一代代人在传承中守护。

    ⑥油画艺术作品数量多与专业修复人员少的矛盾是我国油画修复行业面临的严峻考验。法国2002年颁布的《博物馆法》要求，修复师必须接受5年培训并获得毕业文凭和专业证书。这意味着想成为油画修复师并非易事，不仅修学时间长，还需具备生物、化学、历史、艺术等多方面素养。故而，推进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建立一批油画修复工作室，加强人员交流，形成权威行业标准，通过法律法规治理行业乱象，才能让更多对油画修复感兴趣的人踏进来、走下去。此外，推动油画修复行业进步也并非是要在短时间内培养起一大批水平参差的从业者，也不必每个博物馆、美术馆都要设立修复人员职位，而应注重人才质量。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例，该馆既有自己的修复人员，也会通过招投标方式与高校、专业公司合作完成修复项目。法国的一些博物馆也会选择雇用自由职业的修复师。这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修复工作的经验对我国油画修复行业的未来发展不无启迪。

    ⑦油画修复不仅是还作品以昨日风姿，更是铺就文化传承的明日之路。在油画修复工作中对作品的再认识，有助于不断深入、修正、补充艺术史。另外，公开修复过程、展出修复作品也是向公众揭开修复工作面纱、吸引人们走近艺术的捷径。据悉，今年7月荷兰国立博物馆将修复伦勃朗的《夜巡》并通过网络直播修复全程，相信这一举措将为油画修复界“圈粉”不少，也将廓清许多公众的认知误区。对于博物馆、美术馆来说，重视修复工作还意味着获得更多捐赠藏品的可能。只有当公众充分信任博物馆的保存、修复、研究能力时，才会愿意将珍贵的作品捐献给馆方，实现更广泛的文化共享。

（摘编自马苏薇《破解油画修复难题》，《人民日报》20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