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

莫言

    1982年秋天，我从保定府回高密东北乡探亲。因为火车晚点，车抵高密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通乡镇的汽车每天只开一班，要到早晨六点。举头看天，见半块月亮高悬，天清气爽，我便决定不在县城住宿，乘着明月早还家，一可早见父母，二可呼吸田野里的新鲜空气。

    这次探家我只提一个小包，所以走得很快。穿过铁路桥洞后，我没走柏油路。因为柏油公路拐直角，要远好多。我斜刺里走上那条废弃数年的斜插到高密东北乡去的土路。土路因为近年来有些地方被挖断了，行人稀少，所以路面上杂草丛生，只是在路中心还有一线被人踩过的痕迹。路两边全是庄稼地，有高粱地、玉米地、红薯地等，月光照在庄稼的枝叶上，闪烁着微弱的银光。几乎没有风，所有的叶子都纹丝不动，草蝈蝈的叫声从庄稼地里传来，非常响亮，好像这叫声渗进了我的肉里、骨头里。

    路越往前延伸庄稼越茂密，县城的灯光早就看不见了。县城离高密东北乡有40多里路呢。除了蝈蝈的叫声之外，庄稼地里偶尔也有鸟或什么小动物的叫声。我忽然感觉到脖颈后有些凉森森的，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特别响亮与沉重起来。我有些后悔不该单身走夜路，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有无数秘密，有无数只眼睛在监视着我，并且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尾随着我，月光也突然朦胧起来。我的脚步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越走得快越感到背后不安全。终于，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我的身后当然什么也没有。

    继续往前走吧。一边走一边骂自己：你是解放军军官吗？你是共产党员吗？你是马列主义教员吗？你是，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有鬼吗？有邪吗？没有！有野兽吗？没有！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依然浑身紧张、牙齿打战，儿时在家乡时听说过的鬼故事“连篇累牍”地涌进脑海：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听到前边有货郎挑子的嘎吱声，细细一看，只见到两个货挑子和两条腿在移动，上身没有……一个人走夜路碰到一个人对他嘿嘿笑，仔细一看，是个女人，这女人脸上只有一张红嘴，除了嘴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光面”鬼……一个人走夜路忽然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吃青草……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冷汗一直流着，把衣服都溻湿了。

    我高声唱起歌来：“向前向前向前——杀——”

    自然是一路无事。临近村头时，天已黎明，红日将出未出时，东边天上一片红晕，村里的雄鸡喔喔地叫着，一派安宁景象。回头望来路，庄稼是庄稼道路是道路，想起这一路的惊惧，感到自己十分愚蠢可笑。

    正欲进村，见树影里闪出一个老人来，定睛一看，是我的邻居赵三大爷。他穿得齐齐整整，离我三五步处站住了。

    我忙问：“三大爷，起这么早！”

    他说：“早起进城，知道你回来了，在这里等你。”

    我跟他说了几句家常话，递给他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

    点着了烟，他说：“老三，我还欠你爹五元钱，我的钱不能用，你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他吧，就算我还了他钱。”

    我说：“三大爷，何必呢？”

    他说：“你快回家去吧，爹娘都盼着你呢！”

    我接过三大爷递过来的冰冷的玛瑙烟袋嘴，匆匆跟他道别，便急忙进了村。

    回家后，爹娘盯着我问长问短，说我不该一人走夜路，万一出点什么事就了不得。我打着哈哈说：“我一心想碰到鬼，可是鬼不敢来见我！”

    母亲说：“小孩子家嘴不要狂！”

    父亲抽烟时，我从兜里摸出那玛瑙烟袋嘴，说：“爹，刚才在村口我碰到赵三大爷，他说欠你五元钱，让我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你抵债。”

    父亲惊讶地问：“你说谁？”

    我说：“赵家三大爷呀！”

    父亲说：“你看花了眼了吧？”

    我说：“绝对没有，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还敬他一支烟，还有这个烟袋嘴呢！”

    我把烟袋嘴递给父亲，父亲竟犹豫着不敢接。

    母亲说：“赵家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

白痴的生活

【爱沙尼亚】梅希斯·海因萨尔

    维洛·林德意识到了自己是个白痴，这使得他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尽管周围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就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丝毫没有想到他有这种可怕的症候。

    “这一切简直太离谱了！”维洛暗想。

    维洛开始频繁地照镜子端详自己的脸，可是除了忧虑的表情之外，并没有什么令人担心的样子。而忧虑的表情对于一家之长、真正的父亲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家里人都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事实上，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工作，不管他所做的事多么引人入胜，不管工作中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成就，都不能给他带来像白痴那样生活所享受到的快乐。可他却不得不掩饰这见不得人的秘密。

    有时候，劳碌地工作了一天之后，维洛发现自己在公园里张大嘴巴看着麻雀，有时更傻里傻气地纵声大笑。他惶恐地看看四周，扮出一副正经八百的神情，然后匆忙离开。

    与这种神魂颠倒完全不同的是，维洛做出了不少杰出的发明。他受过两种高等教育：一种是人文科学，另一种是实用艺术。现在他在塔尔图家具公司担任厨房装饰工艺艺术设计师，在这一领域他颇受尊重，是当之无愧的知名专家。此外，他还熟练掌握了五种外语，娶了哲学教授的女儿为妻，和她一起养育了三个孩子，他还善于结交朋友，其中不乏绝顶聪明和智慧超群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起不到他所期望的那种作用。所有的大智慧固然很有意思，使他开心，可在这中间他根本体会不到那种快乐、那种生活中原本质朴而纯真的快乐。

    三十五岁时，维洛终于明白：如果揭开那并非天生而是后天获得的保护色，那么可以看出，在他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白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很悲伤，却又感到某种解脱。从那时起，他开始享有静谧而怡然自得的独处时刻。他有时提前下班或者星期日一大早就悄悄溜出家门。

    在这样的日子，维洛的眼睛格外闪闪发光，他几乎一路小跑着来到长途汽车站，随便登上某辆城郊汽车，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基亚尔尔肯纳或艾克。不过，他最常去的地方是设在达比韦雷的垃圾场。在那里他能摆脱掉一切束缚，自由自在。他毫不掩饰内心的快乐，高兴地看看被扔掉的暖气片、熨斗还有旧杂志，随心所欲地挺直身子躺在发霉的破垃圾堆当中，放心地扯着噪子大声喊叫，以迎合乌鸦的哇哇叫声。

    当妻子偶尔问他经常外出到哪里去时，维洛早就准备好了答案：因为家具市场竞争激烈，他不得不经常到图书馆去，以便提高专业水平。他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会从公文包里取出各种专业书籍和图纸，再加上专业术语来解释分析。妻子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也就相信了他。这样维洛便可以继续过着自己原本状态下的隐秘生活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有了更加喜欢的地方。那是一个被废弃的古老的庄园。维洛一到庄园就钻到畜牲棚里，仰面躺在鸡群和羊群之间，静静地待在饲料和干粪堆上。他欣赏着吃力咀嚼饲料的羊，觉得自己像在家里一样，体验着最幸福美妙的瞬间。鸡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悠闲地散步，用呆傻的目光看他，有时啄他外衣上的纽扣。羊呢，不停地闻着维洛那沾满谷壳饲料的头发，用粗糙地舌头舔维洛那抹了盐的脖子。他眨巴着眼睛，嘴角上流出黄色的口水。有趣的是某一只母鸡会把维洛当成公鸡在他眼前迈着碎步走过，向他卖弄风情，竖起羽毛向他求偶，面对这种情景，他的心里美滋滋的。他与这间破旧不堪的小房、鸡、羊，还有弥漫在阳光中的尘埃融合在一起，他每分每秒都在享受着极乐世界般的幸福。

    外面天开始变黑了，维洛跑进庄园里的厨房，默默的坐在板凳上，凝视着日光渐渐把自己的阴影从污水桶向右边移动，直到破旧餐桌上仅仅留下一个小小的亮点。这时小老鼠爬到餐桌上寻找面包残渣吃，它根本不在意这里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看着它。小老鼠对于他这个生命体的存在毫不在乎，如此不加掩饰地无视他是一个生命体，使他顿时产生许多感悟。

    每次维洛这样外出归来，情绪都格外高昂，眼里闪烁着特殊的光芒。他热烈地亲吻妻子，和孩子们玩耍嬉戏。而当夜幕降临时，他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设计用于遥远未来的另类家具。在这些迅速绘制出的桌、椅、柜橱的草图中，可以捕捉到某种非同寻常的、完全新颖的、宏伟壮观的风格，维洛会立刻把这些图纸藏到办公桌的最里面，仿佛担心被不吉祥的毒眼看见似的。

飞来的木桶

高军

    1939丰冬天，沂蒙山区比往年冷得多。这样的气候对患有肋膜炎的徐向前来说是很不舒服的。

    部队很快就要从东高庄村移防了，一有空闲徐向前总是到老百姓家里多转一转。

    这天他和警卫员随意走进了麻其老人家中，老人正坐在被窝里取暖。麻其想从床上起来，徐向前赶紧上前一步，按住了他：“大爷，够冷的哈。”徐向前觉得那破被子薄薄的，仅有很少的一点暖意，“你就坐在被窝里，咱们拉拉呱。”说着，他把自己披的大衣脱下来，盖在了麻其的薄被子上面。警卫员想阻止，徐向前摆手阻止他说下去：“咳，咳，你出去吧，我和大爷说说话。”

    麻其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湿润起来。徐向前倾着身子，拉着他那粗糙的手与他家长里短地说着话。麻其看徐向前嘴唇有些发青，想把大衣让他披上。徐向前用力制止了：“大爷，这是送给你的。”

    告辞的时候，麻其还是起来了，徐向前赶紧给他披上大衣，拉了拉领子：“这样会暖和一点，别送了，有空我再来看你……”

    拐过院子墙角的时候，警卫员突然对徐向前小声说：“首长，大爷家的木桶盛的水不易上冻，咱们饮马用的铁桶，太容易冻实心了，要是……”徐向前摆摆手制止了他，大步向前走去。

    这些天天气太冷了，饮马水很快就被冻住了，冻实的冰块倒都倒不出来，非常麻烦，警卫员打的小九九是想要麻其家的木桶，但看到徐向前很坚决地摆了手，知道没有戏了也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可是说来也奇怪，第二天警卫员在大门楼下发现了一只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木桶，他高兴地拿着去井上打满水，提回来就放到了马头前面。他站在一边，高兴地观察着，马悠闲地喝几口水，偶尔抬起头来看他一眼，温驯的眼睛中好像充满感激之情。

    “怎么回事儿？”警卫员转眼一看，是徐向前来了，正用严厉的眼光逼视着自己，食指直直地指着木桶。“我、我……”警卫员正想解释，被徐向前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什么我，赶紧给麻大爷送回去。”警卫员想，肯定是自己昨天说的话让大爷听见了，大爷知道咱们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偷偷把木桶给送过来了。于是赶紧倒掉水，提起来就小跑着去了。

    徐向前在军用地图前思考着，时而也会用手在上面指点比画一下。不一会儿，警卫员提着空空的木桶慢吞吞地回来了。

    徐向前转回身来：“怎么回事儿？”

    警卫员汇报说：“麻其大爷家的木桶还好好地在家里呢，他根本不承认这是他家的木桶。”徐向前自言自语道：“难道是长着翅膀自己飞来的？”警卫员赶紧接上说：“咱们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也没听到，早晨起来大门楼下就发现了这只木桶，说不定就是自己飞来的呢。”徐向前瞪了他一眼，他赶紧住了嘴。徐向前又问道：“老人家怎么说的？”警卫员小声说道：“大爷说，找不到主儿就先用着呗。”徐向前嘱咐道：“先注意观察情况吧，看到底是谁给咱送来的，然后再做处理。”警卫员出去了，徐向前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摇摇头又回到了地图前面。

    又过了一天，一切都已收拾整齐，部队就要出发。徐向前让警卫员提起两个铁筲桶，招呼说：“走吧。”警卫员有些疑惑，但还是听话地紧跟上了脚步。

    他们再次来到了麻其家的小院子，麻其看着警卫员提的铁筲桶，问道：“这个……”徐向前用一只手揽着麻其的肩：“天气太冷了，咱们屋子里说话吧。”

    坐下后，徐向前说道：“麻大爷，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过来向你告个别，再来看看您老人家哈。”麻其说：“别见外啊，你送我的棉大衣可暖和了。”徐向前说：“前天早上，我那里突然飞去了一只木桶，我用来饮马可好用了，特别是这大冷天。可是，你说说它会长翅膀吗？怎么就会飞了去呢？”麻其呵呵一笑：“山里奇事多，长翅膀也是有可能的。”徐向前用舒缓的语调深情地说道：“玩笑话咱就不多说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得到了拥护和支持的，我们深深感谢父老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啊。大爷啊，我有了那飞来的木桶，这两个铁筲桶也就用不着了，想着送给你哈。”麻其摇头：“这不行这不行。”徐向前笑了笑：“这也能给我们行军减轻一些负担啊。”麻其嗫嚅着：“你看看你看看，这刚送了我大棉袄，怎么能再要这个啊？”徐向前说：“不是说军民一家吗？咱们就别分你我了好不？”

巴施蒂希追踪记

[捷克]兹丹涅克·斯维拉克

    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我刚脱下外套，浴室门“砰”地打开，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穿着雨衣从里面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巴施蒂希。在那一刻，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紧跟着进去，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给其他客人送酒时，他起身离开了酒吧。我提醒女招待，说那人还没付账，女招待表情漠然地说：“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到“地窖酒吧”的吧台前坐下。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

    “很遗憾，先生，您是记者。”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单背面立了一份声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装潢社的普通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也是苦涩的。一天晚上，我在酒吧小坐，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看到外面的雨那么大，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这件事启发了我。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

（2016年05期《小说界》有删改）

捉鳖

朱树元

    纪伟回乡下看望父亲，给父亲捎了两条好烟。父亲说：“这烟老贵了。”

    纪伟说：“您只管抽，反正不要我花钱。”

    父亲又叨叨起来：“你走到今天不容易，得处处小心哪！”

    “我还是那句话，现金购物卡什么的一律谢绝。”纪伟说，“至于收两条烟孝敬您……”

    “先不谈这个。”父亲打断纪伟，拿起一根木棍状的工具，“走，咱捉鳖去，捉那只逃跑了的鳖。”

    纪伟年纪尚小的时候，屋后的小河里生活着一只小鳖。纪伟瞅见过它，就缠着父亲给他捉。父亲用猪肝钓，鳖就是不咬钩。父亲埋伏在河边，用鱼叉戳，可是鳖迅速下潜，鱼叉仅擦伤了它的背壳。

    后来，鳖转移到附近一条宽阔的大河里，把远在鱼叉射程之外的河心作为透气点，平安地生活着，年复一年，长成了老鳖。

    父子俩来到了大河边。

    纪伟望着水面：“鳖呢？”

    父亲说：“别急，它马上就会现身。”

    过了一会儿，河心果然浮出一只如小斗篷般的背壳带有伤痕的老鳖。

    “好大的鳖啊。”纪伟说，“可是它离我们有四五十米呢，怎么捉啊？”

    父亲没有作答，而是捡起一颗石子，瞄了瞄老鳖。

    “别砸。”纪伟说，“会把它吓跑的。”

    父亲还是挥动了胳臂。扑通一声，石子落在老鳖附近。

    老鳖竟然没有逃跑。

    纪伟说：“咦，它咋不跑呢？它咋不怕呢？”

    父亲说：“刚开始砸，它跑，砸多了，它就不怕了。”

    纪体说：“您总砸它干啥？”

    “它个头越来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我站在岸边时也敢大摇大摆出来透气，好像知道我拿它没辙似的。”父亲说我嫌它碍眼，招我生气，就用石子砸它，想把它赶走。”

    “石子没什么威力，伤不了它；石块砖块扔不出那么远，碰不着它。”

    纪伟说，“它这是公然向您挑衅呢。”

    “但是，我现在有了捉它的办法。”父亲扬了杨手中木棍状的家伙，“用我新制的鳖枪。”鳖枪长约一米五，最前端有一个小滑轮，后半端有一个绕着鱼线的大轮子。鱼线从大轮子上引出，顺着木棍，从小滑轮中穿出。鱼线顶端，挂着一个鹌鹑蛋似的铅坠，铅坠和小滑轮之间的鱼线上系着一串带有例刺的鱼钩。

    父亲抡起木棍，让铅坠垂在身后，然后瞄好方向，猛地向前挥去。木棍画出一个半圆，甩出了铅坠。铅坠嗖嗖往前飞，越过老鳖上方落在水里。接着，父亲飞速转动大轮子，往回收鱼线，老鳖就被鱼钩钩了个正着。

    父亲把老鳖拽上岸，装进网兜。

    “您先麻痹它，然后攻其不备。”纪伟感叹道，“这一招真是厉害！”

    回家后，父亲进屋取出一盒烟，抽出一支抛向纪伟。纪伟麻利地接住，叼到嘴上。父亲说：“别急，你先看看这烟能不能抽。”

    纪伟捏着烟，看到烟卷中装的不像是烟丝，就将它撕开，把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一看，居然是两张卷着的百元大钞。

    “上次你捎回一条烟，里面全是钱。”父亲把手中的烟盒抛向纪伟，“这是其中的一盒，你自己瞧瞧吧。”

    纪伟没有接烟，而是惊叫一声，侧身让开，像是躲避来袭的利器。

    父亲又把老鳖拎到纪体眼前：“你好好看看它！”

    纪伟看到了老鳖的眼睛。老鳖的眼睛亮晶晶的，如一面小小的凸面镜，纪伟从老鳖眼里看到了自己的模样，恍惚中觉得自己被关在一道栅栏里，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父亲拿开老鳖：“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烟里的钱要么退掸，要么汇进廉政账户。”纪纬回过神来，“还有，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不是我的，我绝不能沾手。”

    “这就对了。”父亲说，“你一定要清清白白做官，坦坦荡荡做人。”

    纪伟认真地说：“我记住您的话了。”

    父亲说：“咱怎么处理这只老鳖呢？”

    纪伟想了想：“让我把它养起来，让它成为我的镜子，行吗？”

    “嗯，这个主意好，我看行。”父亲欣慰地笑了。

（选自2016年第2期《稻河》）

瑞宣辞职

老  舍

    大街上，铺户已差不多都开了门，可是都没有什么生意。那些老实、规矩的店伙，都静静的坐在柜台内有的打着盹儿，有的向门外呆视。胡同口上已经有了洋车，车夫们却不像平日那么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有的靠着墙根静立，有的在车簸箕上坐着。

    瑞宣今天没课，但他还是决定到学校去看看。在护国寺街口，他看见了两个武装的日本兵，像一对短而宽的熊似的立在街心。他的头上出了汗。低下头，他从便道上，紧擦着铺户的门口走过去。

    到了学校，果然已经上了课，可是学生并没有到齐。这是一个生活在北平的意大利教授窦先生办的洋学堂，瑞宣一周在这里兼两天课，四个钟点，有点儿额外的收入。平日，窦校长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今天，在祁瑞宣眼中，他却好像很冷淡，高傲。

    “平常你们都很爱国，赶到炮声一响，你们就都藏起去！”

    瑞宣本来想笑一笑，然后告诉他今天没有他的课，可是被一点儿轻蔑的神经波浪把笑拦了回去。不过他还是诚意的请教洋先生：“窦校长，您看中日战争将要怎么发展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

    瑞宣的脸上烧得很热。他从窦校长的脸上看到了人类的劣根性——崇拜胜利（不管是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取得的胜利），而对失败者加以轻视及污蔑。他一声没出，走了出来。

    已经走出半里多地，他又转身回去，在教员休息室写了一张纸条，叫人送给窦校长——他不再来教课。

    再由学校走出来，他觉得心中轻松了一些。在大槐树底下，小崔的车歪脖横狼的放着。小崔的倭瓜脸气得一青一红的，“祁先生！”小崔用乌黑的手扯了瑞宣一把，给瑞宣的大褂上印上了两个指头印儿。“你看，到底要怎样呢？真要老这么锯磨人，我可要当兵去啦！”

    四大妈转移了攻击的目标，她才看见瑞宣：“哟！祁大爷呀，你看我这瞎摸合眼的！祁大爷，这么一会儿关城，一会儿净街的，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儿呀？”

    “我也说不清！盼着过几天就好点儿了吧！”他只能这么敷衍一下，好搭讪着走开。

    进了家门，他看见祁老人，天佑，瑞丰夫妇，都围着枣树闲谈呢。瑞丰长得干头干脑的，他的头发永远从当中分缝，生发油与生发蜡上得多到要往下流的程度。

    瑞丰竭力要显出心中的不痛快：“我们学校每月拿二十块钱维持费。二十块钱，还不够我坐车吸烟的呢！听说，日本的军政要人今天在日本使馆开会。管他谁组织政府呢，反正咱们能挣钱吃饭就行！”

    祁老人连连的点头，完全同意二孙子的话。

    “你到学校去啦？怎么样？”天佑问儿子。

    瑞宣声音很低而很清楚的说：“我已经把那四个钟头辞掉了！”

    “什——”老二连“什”下的“么”还没说出来，就又闭上了嘴。今天，看瑞宣的神色不大对，他很快的闭上了嘴。

    祁老人心里很不满意长孙这个把馒头往外推的办法，可是不便说什么，于是假装没有听见。

    天佑知道长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分寸，不愿意别人追问什么原因。所以，他很怕别人追问瑞宣，赶紧的说：“反正只是四个钟点，没关系！老大你歇歇去！”

    瑞宣走进老三瑞全屋里去。

    “大哥！你出去啦？”他把书扔在一边，一下子坐起来，

    瑞宣把与窦校长见面的经过，告诉了弟弟。

    “我喜欢大哥你还有这么点儿劲儿！”瑞宣很兴奋的说。

    “谁知道这点儿劲儿有什么用处呢？能维持多么久呢？”

    “当然有用处！人要没有这点儿劲儿，跟整天低着头拣食的鸡有什么分别呢？至于能维持多么久，倒难说了。大哥你就吃了这一家子人的亏。连我也算上，都是你的累赘！”

    “一想起窦校长的神气，我真想跺脚一走，去给中国人争点儿气！我们再低着头装窝囊废，世界上恐怕就没一个人同情咱们，看得起咱们了！”

    “大哥你尽管这么说，可是老拦着我走！”

    “不，我不拦你走！走的时机到了，我必定放了你！”

    “可要保守秘密呀，连大嫂也别告诉。”老三声音很低的说。

    “当然！”

    “我就不放心妈妈！她的身体不好，我要偷偷的走了，她还不哭个死去活来的？”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那有什么法子呢！国破，家就必亡啊！”

（摘编自《四世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