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修建军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家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和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成分；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原载2011.12.30《光明日报》，有删节）

谈美

[英]毛姆

    ①我发现美是个终点。我仔细考虑美的东西，觉得我所能做的惟有凝视和赞赏。它们对我引起的情绪是高雅优美的，可是我既不能保持这情绪，又不能重复感受它；世上最美的东西最终也使我厌腻。我注意到，从未臻完善的作品中，我倒能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正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所以它们使我的想象力得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最伟大的艺术品已经是尽善尽美，我无以复加，我不安宁的心灵只能疲于消极的沉思默想。我觉得美好高山的顶峰，你攀上了那里，就只有重新回下来。完美无缺是我们都追求的，却又最好不要真正达到这境界。

    ②我曾试图从美学家那里寻找出人性中有什么因素使我们可能产生美的情感。我们惯常认为美源于人要求表现的本能，而我得说这是一种身心的状态。或许在身心的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生理功能，使某些声音、某些节奏、某些色彩特别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也因为我们爱某些东西、某些人、某些地方，或者时光的流逝增添了感情价值，所以我们觉得美。

    ③还没有人研究过时间对于美的作品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越熟悉它们，越看到它们的美，而且历代的赞赏不知不觉地增加它们的美。济慈的颂歌现在比他刚写下它们的时候更美，所有从这些优美的诗歌中得到安慰和力量的人们积聚的感情使它们诗意更加丰富了。审美情绪决不是一桩简单明确的玩意儿，它是非常复杂的，是由各种不同、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因素综合形成的。美学家们教你不要因为一幅画或一曲交响乐激起了你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它们挑动了你忘怀已久的往事，或者因为通过它们引起的联想，使你进入了神秘的狂欢状态，就为这些图画或音乐所感动。这样的劝诫没有用，事实上你还是被感动。

    ④一个人对于一件伟人的艺术作品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他在罗浮宫观看提香的《埋葬》，或者在听着《歌唱大师》中的五重唱的时候，他所感觉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种刺激，使我感到既是心灵上、却又是肉体上的高度兴奋，使我感到幸福，似乎觉察到自己的力量，摆脱了人生的羁绊；同时又感到自己产生一种充满仁爱的温厚心情。我觉得安定舒泰，而精神上又似超脱人世。但是我问自己，这种情绪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它令人愉快，而欢乐本身是美好的。

    ⑤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效果。倘若它只能给予快乐，无论是怎样的精神上的快乐，它也没有多大意思，或者至少不比一打牡蛎和一盅葡萄美酒有更多的意思。倘若它是一种安慰，那是够好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邪恶，人们能够常有个隐逸的去处，确是好的，但并不是逃避邪恶，而是积聚力量去迎战邪恶。艺术若要作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它必须培育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事实很奇怪，艺术家只有在无意之中才能收到这个效果，正如蜜蜂是为了自己需要而制造蜂蜡，全然不知人类会拿去派各种各样的用处。

（选自《毛姆随想录》，有删改）

    鲁迅作品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确可以从其与政治的关系中来进行读解。但这样的读解一旦过了适当的度，就会割裂其内在的意义关系，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东西。“鲁迅”的意义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回归“五四”，强调其启蒙的意义。这是由鲁迅前期小说的启蒙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更是出于反思和克服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人格扭曲、思想异化的严重后果的历史需要。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重新评价，突出其批判封建蒙昧主义文化的本来意义，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为思想解放开辟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鲁迅研究已经成了打破现代迷信、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人们对鲁迅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甚至是尖锐对立的，但“鲁学”始终占据着显学的位置。这种情形到21世纪初，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鲁迅从政治的符码、文化的符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们可以更真切地深入他内心，去体味他在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在面对无路可走的绝望时，心里如何挣扎，如何反抗这绝望，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喜爱和崇敬鲁迅的读者，可以从记录他心路历程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力量去追求光明和真理，哪怕要经历鲁迅式的艰难也罢。这样的“鲁迅”，就成了一座人格的丰碑。

（选自陈国恩《鲁迅的意义及当下价值》，有删减）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选择的自由，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201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