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衣花旦

海飞

    村主任在县剧团找到青衣和花旦的时候是下午，她们正在练功房里练功。她们看到斜阳把村主任的脸劈成了半明半暗的两半。村主任很年轻，但是穿得很土。村主任说我是球山村的村主任。她们就问球山村在哪儿？村主任说球山村在很高的山上。她们这才看到年轻的村主任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黄泥。村主任看到了她们的目光，就很局促地移了移自己的脚步。村主任又说想请青衣和花旦去村里唱一场戏，清唱就行了。青衣和花旦相互看了看，她们不愿意去，她们就说我们要收钱的。村主任说收就收吧。她们说很贵的，村主任问多少？她们就说了多少。

    沉吟了许久，村主任说，贵就贵吧。她们说，我们怎么去，得坐车吧，还有山路怎么吃得消走？村主任说，我们早就有人等在山脚了，我们准备了轿子。如果你们不去，那么我也不回去了，请不到你们村里人不准我再回去。青衣和花旦对视了一眼，只好点点头。

    于是她们就去球山村。跟着村主任乘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一座山脚时，看到了两乘简陋的轿子，她们就上了轿。又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她们终于到了那个叫球山村的地方。许多村民围过来看，他们的表情很蒺然，他们没有看过穿得这么光鲜又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青衣和花旦往山脚下一看，怎么也没见底，云雾一片。青衣和花旦就面面相觑，吐了吐舌头。

村主任指挥着大家干这干那，村主任说去把大爷、大婶接来，那两乘小轿就又开始工作了。 简易的戏台已经搭了起来，村主任在家里招待青衣花旦吃过晚饭后，就陪着她们去了晒场戏台上点起了松明灯，台下也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把，全村人都赶来了。青衣花旦就上台，她们是收钱的，而且也不便宜，所以她们唱得很认真很卖力。

    她们唱了很多折子戏，从《楼台会》到《送凤冠》，又从《宝玉哭灵》到《黛玉葬花》。她们看到台下第一排坐着一对老夫妇，四周站满了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村主任站到了台上，松明灯噼噼啪啪的响声中，村主任中气很足地说：乡亲们，从今后，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球山村人的爹妈!台下一片寂静，一会儿，呼声如潮：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的爹妈!青衣和花旦被吓了一跳，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她们看到坐头排的老夫妇的眼里泪光一闪一闪。

    然后她们接着唱，唱到月上中天，就结束了。村里人渐渐散去。村主任安排青衣和花旦住他对象家。村主任的对象长得很俊，一双大眼睛，两根大辫子。在对象家门口，村主任对她们说，你们先住下，明天一早我和你们结了账，然后派轿子送你们下山。青衣和花旦就说，好的。

    青衣和花旦与村主任的对象很聊得来，对象送给她们自己剪的剪纸，说可以贴窗花。青衣和花旦家里的铝合金窗不需要贴窗花，但是她们还是收下了。

    第二天早上村主任来对象家送青衣和花旦下山，却四处没找到人。村主任的对象也急了，说，怎么会找不到?村主任说，你们昨天什么时候睡的?对象说不知道反正睡得很迟。村主任说你们说什么了吧。对象说她们问我桂子是谁，我就说桂子是我们村的小伙子，去外面当了兵，在洪水里救一个女人时被淹死了。骨灰送回来，明天就要下葬。桂子爹妈爱看戏，我们全村人凑钱请了你们来唱戏，算是代桂子孝敬他们二老的。村主任说，她们两个嫩女娃子，这么高的山，她们能走到哪儿去?

    后来村主任的对象在八仙桌上看到了一小沓钱，旁边还留了字：桂子和我们一样，也是20岁。桂子爹妈也是我们的爹妈。演出的钱我们不能收，这点钱就算是桂子孝敬爹妈的。不用再找我们了，我们自己能下山。落款是：青衣花旦。

    村主任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蹿了出去。不一会儿，两乘小轿出现在弯弯的山道上，快得像风一样。

                                               （选自（（中国小小说300篇》）

治印

聂鑫森

    著名的老篆刻家厉刃，一早起来，心情特别好。他先在院子里看了看花架上一盆盆的太阳花。猩红的花骨朵正迎着霞光慢慢地展开，然后踱进他的书房。书房的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是他亲手写和刻的三个篆字：“石窝窝”。这个名字似乎有点土，但却很有意味，桌子上、博物架上，到处堆着各种各样的印石和关于篆刻的书籍，空气里飘袅着石头的气息。

    昨夜，厉刃其实睡得很迟，一口气为本城评选出来的五名优秀的清洁工人，各刻了一方印。是总工会的同志交下的任务，酬金当然是按他的润格，每印四千元。但厉刃说：“为他们刻印，我分文不取，而且要刻好。”这几方印确实刻得既有气势又有韵味，采用的是汉官的风格，下刀雄浑奇肆，但细部却又婀娜多姿。他觉得这些身处底层的工人，正直朴厚，情感丰富，有一种值得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刻完印，已是凌晨三点，他又兴致勃勃地把印文和边款拓到宣纸册页上，将来可以收入到他出版的印谱中去。

    老伴忽然走进来，说：“有个年轻人要见你，他是市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叫任之。”

    厉刃说：“我并不认识他，不见，哪有来这么早的？”

    老伴说：“八点都过了，还早？也许人家有急事呢，我去叫他进来吧。”

    厉刃点点头说：“也好。”

    走进书房里来的任之很年轻也很英俊，上穿银灰色短袖衬衣，系着一根紫红色的领带，下穿一条牛仔长裤，挺时髦的。

    “行石老先生，冒昧打扰，请您原谅。”

    “行石”是厉刃的字，任之不直呼其名，可见这小伙子是很懂礼貌的。

    任之递过一张介绍信，上面写着“兹有任之主任前来拜访，求请为市长华阳刻一印章。”

    “行石老先生，不知可否？”

    厉刃笑了笑：“我给任何领导刻印，都是要收取润金的。这是我的规矩。”

    “能不能破个例？”

    “不能！”

    任之犹豫了一阵，说：“我知道老先生是每印四千，能不能少一点？”

    “分文不少！”厉刃有些不高兴了。这样的事他见得多了，头头爱风雅，下属要讨上司的欢心，送个字画、印章，却又不想花钱。厉刃从不让人占这样的便宜。

    “润金我照付……我想三天后来取。”

    “不，一星期后来取，这几天我没时间。”

    “好吧，都依老先生。”任之付了润金，悻悻地走了。

    任之走后，厉刃觉得心里憋得难受，便找了块印石，操刀刻“华阳之印”。仍然是汉官印的格局，但笔笔画画端庄质朴，边款为：“治印必端方，做人亦如是。华阳先生雅正。厉刃奏刀。”

    不久，市长华阳亲自主持了一个本地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的座谈会，厉刃应邀参加了。在开会之前，华阳特地走到厉刃面前，诚恳地说：“厉老，谢谢您赠我的印，刻得真是太好了。”

    “华市长，您不必客气，这印您是花了四千元定刻的。”

    华阳愣了一下，随即说：“当然要谢您的，艺术——是无价的。”

    这个座谈会开了整整一天，华阳微笑着听取大家对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并认真地做了笔记。在中午的宴会上，华阳特意给厉刃敬了酒，祝他在古稀之年再创辉煌。

    几天后，厉刃收到了华阳的一封亲笔信。

    信是这样写的：

厉老：

    夏安！您在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令我茅塞大开，获益匪浅，谢谢！

    首先要向您道歉，办公室主任任之未经我的应允，擅自上门求印，多有打扰。谢谢您的提醒，我特意去财务室查了账，小任竟然用四千元公款付的润金。我除补交这笔款子外，还特意在机关党员大会上做了检讨。任之主任虽然年轻有为，但此种行为却不可姑息，已暂调离办公室，去一个乡镇锻炼，以观后效。

    “治印必端方，做人亦如是。”真乃警醒之语，我会牢记在心的！

    厉刃读完这封信，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忽然问老伴：“捐献给希望工程的五万元寄了吗？”

    “早寄走了。”

    “那就好，那就好……”

安装工小马

王剑冰

    小马的墨镜还放在那个台上，静静地享受着昏暗的光。而小马这时可能正在阳光下骑着车子狂奔。几次打给他电话，他都说在去客户家的路上。小马很忙，忙的连眼镜都顾不上来取了。那天，小马干完活走得慌张，已经九点多了，我才发现他的墨镜忘在了杂物台上。

    小马是一家公司的热水器安装工，来我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了。小马表示很不好意思，说让我久等了。小马干活很麻利，为了安装得美观些，小马在不大的空间里费了很大的事。

    我说一会儿装热水器的时候叫我一下。可等我看见，小马自己一个人正扛着那个大家伙在卫生间狭小的空间里转着身子。我赶忙去帮手，那个大东西被小马举过了头顶，这时我已经帮不上了，小马是站在梯子上。可是，小马举着那么大个东西，就是挂不上钉好的小钩子，那两个小钩子太袖珍了。我看得出，小马已经没有缓冲的余地，要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挂上去，要么就会坚持不住掉下来。小马满头大汗地憋红了脸的最后一举，站立的梯子在猛一用力中突然滑动了，小马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了下来，而我就在他的下面仰头看着，躲是来不及了。小马打了个趔趄没有摔到地上，而热水器正好挂在了其中一个钩钩上，斜斜地没有掉下来。好险啊！小马直说不好意思。而我吓了一头汗。

    这时小马的手机不停地响。小马接听说一会儿就赶过去，好像是一个客户的事情。小马说总有干不完的事，等干完了，也快半夜了。

    又有个电话打进来，是问小马在哪里，吃饭了没有，而且还要把饭送过来，小马说不用不用，你先吃吧，一会就好了。那边说，你不要急，把活给人家干好，别马虎。小马说是，我啥时马虎过。那边说要过来帮上一把，小马就有些急躁了，说你啰嗦什么，耽误我干活。

    我说是你的爱人吧？挺关心你的。小马说是，她总是怕我给人家干不好。我说，她干什么的？小马说是干销售的。两人在郊外租了一间很便宜的房子，比都市村庄的还便宜，就是路远一点。起的早一点，睡的晚一点，腿和车子辛苦一点，就又能多余下点钱了。可以给她买个好衣服什么的，她跟了自己，总是什么都不舍得买，起早贪黑地跟着自己吃苦，不管多晚回去，都在那里等着，有时就守着饭菜睡着了。

    我说小马有福，小马说是啊，那就只有好好干活儿，爱人也是看中了自己这一点才跟自己好的。我心里感慨社会里还有这么实诚的年轻人。

    我忽然想起来，应该给小马拿点吃的。就去了厨房拿来几个包子，可小马很是不好意思起来，说什么也不吃，说这是公司的规矩。我说，就当是兄弟。小马还是不吃，说一会就好了，不饿的，把碗放在了那里。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吃一个。而这之中，小马又忙了个把小时。小马把活做得很认真，线路跑得规规矩矩，还帮我做了多余的活，比如另外跑了一根线。小马很仔细地填写了安装单，很仔细地讲说了注意事项，说有什么事情可以给他打电话，小马留下了手机号，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了另一个客户家，调度那里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催了。小马又得忙到很晚了。妻子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中间也是打了好几个电话了。小马脾气很好地说着善意的谎话，说再有一个小时就回去了。小马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走了，把那个遮阳的墨镜忘在了水池的台子上。

    我记着小马说，干一个月虽然工资也不高，但小马挺满意的。小马说，钱拿多少是小事，关键是把活干好，不能损坏了公司的名誉。小马是个很敬业的人。我想我要是有一个公司，就让小马做个总经理助理什么的，小马是个可用的人，而他的妻子能做部门经理。可我笨得不会经营什么公司。

    小马黑黑的，壮壮的，精精明明的，小马很是让人想念。

    我再一次给小马打电话，告诉他我会把他的墨镜直接送到卖热水器的商场去。

选自《小小说选刊》

美女

（俄）契诃夫

    记得还是在做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和爷爷到顿河区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把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意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的村庄。我们停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里——喂马。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没有漆过油漆的木墙啦，家具啦，红褐色的地板啦，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听着他们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对草原、太阳、苍蝇等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后脚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青天白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神韵非常的脸。正如理解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那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美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却温存地看着玛霞足有一分钟，随即问道：“这是你的女儿吗，阿维特·那扎雷奇？”

    “女儿！这是我女儿……”主人回答说。

    “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旋律，在这旋律中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霞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卷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霞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美丽得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霞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几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霞。

    喝完茶，爷爷躺下午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霞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熏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不大工夫玛霞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消失在大车后边。

    她极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天才知道！

    两三个钟头之后，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有删节）

从母亲到外遇（节选）

余光中^①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妃子，养蚕之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我被称为“台湾作家” 久矣。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文章选自散文《从母亲到外遇》，有删节）

【注】①余光中：台湾作家，诗人，1949年离开大陆到香港，一年后又去台湾，先后在台北、高雄任教，并坚持创作。其间曾到香港沙田任教11年，发表了大量描写歌颂香港的诗文。近50岁时到欧洲旅游，64岁时曾回到大陆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