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魅力优于拼音文字

    说到汉字，不能不提及世界文明史。世界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等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产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国人对此是充满自豪感的，无论是对汉字的发展历史，还是对汉字所承载的中国独具的文字文明和文化底蕴。

    但是，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所带来的缺陷，如撰文用字多、字型复杂、难记、难读，在过去几十年中，汉字的未来与发展前景便广受汉字文化圈中一些国家的关注和议论。但肯定的一点是，要想准确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必须仔细回顾和耐心审视汉字所走过的历程。写于1988年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引进出版，该书作者阿辻哲次以“事典”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对汉字发展史上的基本事项进行了简洁却明晰的梳理和叙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代的汉字发展史，从前印刷时代的汉字书写工具材料史到汉字印刷的发展史……意在为学习汉字、使用汉字的人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让那些对汉字有成见的人明白：现在就想把拥有四千余年悠久历史、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翼的汉字塞进博物馆里，还为时尚早。

    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连续发展的，从甲骨文、青铜器文字、篆体字，到隶、行、楷，没有文化断层。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图形文字，以物的图形为基础而形成文字，例如“山”、“川”、“日”、“月”等。而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也都跨越广阔的版图，从中国中原，传播到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用文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如朝鲜的自创文字“谚文”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文字，因而朝鲜“正式”的文字依然是汉字，这跟日本称汉字为“真名”，称自创的文字为“假名”相同，都是出于对汉字的尊崇。

    但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世界潮流曾缩小了“汉字文化圈”，就连毛泽东 、鲁迅等也曾主张废除汉字，认为汉字终将改为世界通用的表音文字，但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施拼音文字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韩国在文字政策上曾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许多韩国专家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个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所以，韩国开始反思，并于1991年11月和1994年9月在汉城（今为“首尔”）先后两次举行了“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国际汉字学术研讨会，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日本也是如此，它曾减少了可识的汉字字数，但现在又增加了。

    现在，世界潮流不仅在扩大“汉字文化圈”，还在促使汉字为创造21世纪人类的高度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图说汉字的历史》带给汉字文化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让读者明白，汉字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根基，而且是能够超越语言的不同而让彼此知晓共通意思的最佳媒介。透过汉字，不用语音也能达到彼此理解、彼此认同和彼此融合。

材料一：

2017年上海统计局对不同年龄市民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调查

材料二：

    我国生活垃圾主要处理方式为填埋与焚烧，其中填埋占主要地位。填埋处理具有方法简单、技术门槛低的特点，是我国长期以来广泛采用的处理方式，但填埋场占地大、使用年限短，不但可能影响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还会造成大量有机质的浪费，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相悖。与填埋不同，焚烧处理占地小、能极大程度地实现减量化并产生电能，近年来发展迅猛。在我国大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土地资源紧张，生活垃圾可回收比例和垃圾热值较高，因此在确保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分类回收的前提下，宜采用以焚烧为主的处理方式，既能满足减量化的要求，又可产生清洁能源；在其余中小城市，生活垃圾热值较低，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因此更适宜采用填埋为主、结合堆肥等资源化技术的处理路线。

    农村生活垃圾全量收集难度较大，运输成本高，收运过程易产生二次污染。根据有机垃圾易腐的特点，考虑运输和处理的经济性，农村有机垃圾适宜就地处理（例如堆肥）。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化，未来可将农村与城市垃圾进行区域一体化利用。

（摘编自金宜英《生活垃圾分类后去往何处？多元化方式将取代填埋》）

材料三：

    让群众支持生活垃圾分类，不能让大家在花花绿绿的分类图前犯怵，而是要让他们觉得分类有趣味，易掌握。目前，生活垃圾分类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前端介绍得很详细，后端利用却很粗放。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两者对应起来。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无疑分别自成体系，有模糊不清的垃圾，丢入其他垃圾桶中，高温焚烧肯定有效。湿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区分，除了汤汤水水，其余既可发酵，也可被焚烧，两种资源化利用方式都可以，不必纠结哪种方式更优而唯一指定类别。总体上，厨余垃圾处理系统相对较弱，觉得不好生物降解的都可归到其他垃圾中焚烧掉。厨余垃圾处理产生的残渣最后也是送去焚烧发电厂，具有兜底的地位。

（摘编自殷明励《生活垃圾分类要和后端利用结合起来》）

材料四：

    网约垃圾“上门回收员”顾名思义即客户通过线上预约，线下回收小哥上门“取件”。目前，全国已有数千名上门回收员。

    据介绍，从事“上门回收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大概有两种，一种专职从事垃圾分类工作，另一种则是在相关工作中兼职。专职回收员的工作一般分为定点回收和上门回收。有的人上午做定点回收，下午上门回收。比如之前垃圾分拣公司的员工，此前这些公司只负责接收“游击队员”回收回来的垃圾，并进行分类打包，再出售给不同类别的垃圾处理公司；而现在，公司中的一部分员工直接向居民进行回收，做起了专职回收员。而兼职人员则包括小区的清洁员、物业公司员工等，他们原本已有一份工作，垃圾回收为他们增加了一些收入。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用户使用垃圾回收程序也很方便。比如在支付宝平台上，打开支付宝“城市服务”，选择“垃圾分类回收”，按流程提示选择好上门地址、上门时间，就能坐等社区回收员上门，称重、计算价格之后，卖废品所得会自动转进居民设置的提现账号。针对低价值的回收品，可按重量兑换“能量”。如，1公斤塑料瓶可兑换1公斤“能量”，随后在环保商城里兑换实物或优惠券。

（摘自温婧《垃圾分类催生网约上门回收员》）

    ①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

    ②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③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④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脑科学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⑤人工智能涉及范围极广，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要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以既有资源禀赋和研发优势为主攻方向，以“双一流”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人才梯队培养为抓手，实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原始突破，进而利用类脑智能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第二，要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贯彻落实这一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

    ⑥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

（摘编自许宁生《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 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 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熟，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网资本论》)

    材料二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摘编自宋清辉《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三

    图1 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口量与进口额

    图2  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出口量与出口额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一“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期，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际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何为“新基建”？日前，国家发改委明确范围，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职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

（摘自韩鑫《新基建如何加速落地》，《人民日报》2020年6月7日）

材料二：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化升级，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为何要选择此时按下“快进键”？

这一决策既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大趋势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抉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对冲疫情影响、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的集中爆发，展现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潜力，客观上也打开了新基建的窗口期。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原有基础设施体系的不适应问题更加凸显，基于新时代新使命，基础设施体系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加速推动新基建，价值不仅在眼前。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具有一定超前性，投资新基建，实际上是投资未来，服务长远。新基建是围绕科技这一经济新硬核掀起的基础建设浪潮，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数字动力”，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摘编自吴月辉等《为新基建注入强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

材料三：

中国出台经济扶持计划，以帮助国家摆脱疫情引发的危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这一金额看上去是天文数字，但以中国的标准而言不足为奇，这表现出的更多是审慎。考虑到至少最近一年经济形势和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没有匆忙将资金注入经济。他们从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吸取了这一教训。

在一揽子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扶持提供了超过70%城市就业的中小企业，为此中央政府将向税收优惠、贷款利率和自然垄断产业关税补贴投入资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没有宣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目标。

大部分投资不会用于道路和桥梁，而是用于被中国理解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代信息网络、5G应用、数据中心、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中国将力求借这一机会，建成向“工业革命4.0”过渡的基础设施。

（摘编自《俄媒关注：中国“新基建”助力“工业革命4.0”》，《参考消息》2020年6月6日）

材料一：

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履行减贫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世界减贫事业的有力推动者。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摘编自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5日）

材料二：

脱贫目标的实现也只是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存与生计问题，只有接下来生活质量的改善才意味着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为此，需要在农村加大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养老院以及娱乐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某种程度而言，只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相应的水平达到均等化，才意味着乡村振兴目标的真正实现，而更具现实的意义是，如同基础设施带给农民的职业赋能一样，公共服务设施也能为脱贫农户创造必要的工作岗位以及稳定的收入来源。

（摘编自张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国际金融报》2021年03月01日）

材料三：

研发远低于市场价的温室物联网装置、培育葡萄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田间课堂”帮农民育种培菌……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委员说，近年来，学校发挥学科优势，面向河南省53个贫困县，开展“百名教授千名学生服务万村”工程，以“定点扶贫+结对帮扶+科技扶贫”的方式，每年安排学校上千支万余人的师生队伍下沉基层，让科技走进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生产一线。

“将田野作为践行‘厚生丰民’办学理念的大课堂，将服务‘三农’作为师生的必修课，将实践作为检验师生真本事的‘试金石’。”张改平委员认为，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河南农业大学为200多个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等解决技术难题，与30多家企业开展示范平台共建。此外，还在河南省率先成立了乡村振兴研究院，改革和完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面向乡村基层干部和涉农人员开展成人学历提升教育。

（摘编自白雪蕾《“决不能把小麦种在黑板上”》，《光明日报》2021年03月06日）

材料四：

坚决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全面提升和重点突出相协调、当前工作和长远发展相贯通，全面实施“四大提升行动”。要聚焦产业、就业、社会融入这“三件事情”，大力实施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要围绕中央明确提出到2025年脱贫群众收入增速高于农民平均水平、自治区党委提出到2025年全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这“两个高于”，大力实施城乡居民收入提升行动，让广大农民特别是脱贫群众手上有钱花、卡里有存款；要抓住农村地区共享优质资源、脱贫地区控辍保学提质这“两个重点”，大力实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让脱贫地区和农村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要防范重大疾病这“一个风险”，大力实施全民健康水平提升行动，让农民实现身体健康、生活宽裕的全面小康。

（摘编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宁夏日报》2021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