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深处有“菩萨”

    在海拔5200米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上，除了两座代表现代文明的公共厕所外，再没有什么永久性建筑了。人们只能在一间间帐篷里找到茶馆、旅店、邮政所，甚至是一家藏在黄色帆布帐篷里的医院。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高的医院，没有之一。2002年，来自美国蒙大拿州的医生卢安娜·弗瑞尔在此创办了喜马拉雅搜救协会附属诊所。此前，海拔4450米一个小村落里的坡努奇诊所是最高的，那里需要徒步5天才能到达。事实证明，走得太远太快的游客往往会在这个海拔高度出现高原病症状。

    珠峰急救室转移了相当一部分坡努奇诊所的病人。9年来，弗瑞尔和她的同事们已经救治过3000多名病人，其中包括30多名重病号。有人称他们是真正的“活菩萨”。

    大部分病人是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他们是喜马拉雅山的原住民。据称，这群长年生活在海拔4700米左右的人，血液中血红蛋白浓度远高于常人。据说，曾经有背着氧气筒的登山队员气喘吁吁地向上攀登，却看到一个夏尔巴男孩从山上急匆匆地跑下来。这个光着脚的男孩气急败坏地告诉登山队员，“我家的牛今天早上跑没了，上了山顶也没找着。”有西方记者甚至夸张地声称：“他们长着专门用于登山的第三片肺叶”。

    在珠峰探险队中，他们的角色可能是向导、助手或搬运工。在队员登顶前，这群登山界的奇才必须先被雇来“修路”：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他们随身携带路绳爬到高处，将绳端用冰锥固定进千年岩冰，架设全长达7000米至8000米的安全绳，起到导路、辅助攀爬和一定程度上保障队员安全的作用。

    不过，即便是夏尔巴人也不能总是幸免于严酷的高山环境。一些牧民在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上放牧牦牛，结果出现了带有剧烈头痛和呕吐感的急性高山症。居民们散居于高山各处，距离诊所太远。弗瑞尔就通过无线电话进行指导。她曾经借此指导村医对一名孕妇实施椎管内麻醉，并帮助一个婴儿健康地诞生。

    登山队员也是珠峰急救室的常客。4年前的5月，来自尼泊尔的尤莎参加了一个条件简陋、只拥有一些最基本登山设施的廉价探险队，结果，她在距峰顶仅有550米处突发严重高空病，陷入半昏迷状态，倒在一个陡峭的、不稳定的雪坡上，氧气也快被用光了，她的大半生命已经越过了死亡的边界线。

    也就在那时，两名已经登顶的队员正在下山途中，在这个“死区”撞见了陌生的尤莎。

    他们将尤莎裹在一个睡袋中，绑到一架雪橇上，沿着珠峰陡峭的南坡，花了整整8个小时，才将尤莎一步步抬下险峻的山壁。12个小时后，抵达位于大本营的小诊所。

    尤莎获救了，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她这样幸运。就在她获救的1年前，英国登山者夏普也被困珠峰附近，数十人曾从他身边经过，登顶后返回，但没有人施以援手。最终，夏普因缺氧身亡。

    弗瑞尔和她的同事们的重要工作，也包括处理那些遇难者的尸体，他们被封存在冰碛中，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后来者发现。

    当然，这只是最最糟糕的情况。大部分时候，弗瑞尔的病人们总是捂着“快要被咳断的肋骨”，或是敲打着疼得“像是被刀劈成两半”的脑袋前来就诊。在这座孤寂、冰冷的冰山里，弗瑞尔甚至也会帮忙看看焦虑、烦躁的登山客的心理疾病。

    不过，在这个特殊的急救室里，各种各样的麻烦都会找上门来。有时，病人正在接受救治，但发电机却出了故障，不过几分钟的时间，高压氧舱的踏板断裂，正输着液的静脉输液管瞬间冻结，注射药物也成了冰块。

    对这名53岁的女医生来说，这里最重要的器材可不是氧气袋或止血钳，而是可以粘住各种各样被冻裂了的医疗器材的防水胶带。几乎没有一天，弗瑞尔面对的是相同的状况，见机行事成为了她的准则，“毕竟，没有哪本教科书说过，当你身处海拔5200米，遇到意外时，到底该怎么做”。

（选自2011年7月20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196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群年轻人将一些涂成白色、没有上锁的自行车放在公共区域，供人们免费使用。这次勇敢的尝试被普遍认为是共享单车的起源。现今，共享单车在全球遍地开花，但是发展得都不尽相同。

     “西雅图的共享单车太烧钱，已经宣告夭折。”今年1月，西雅图市长宣布该市单车分享计划彻底做黄。报道称，西稚图自行车共享服务的收入及推广效果远不及预期。有数据显示，西推图市的料坡道路是该计划夭折的重要因素。“想用车的时候空无一车，要停车的时候找不到停车桩”，纽约市公共自行车共享计划在用户体验不佳的情况下，经营状况也每况愈下。又比如，巴塞罗那的Bicing每年赤字竟高达1200万美元，与Bicing同属难兄难弟的还有伦敦公共自行车系统……

与众不同的是，法国成了世界上首个成功推行共享单车项目的国家。最为著名的案例应数巴黎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Velib。在发展初期，Velib出现过8成单车被损坏和盗窃的状况，但如今却成功化解危机，年均利润高达2000万欧元。Velib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便宜。无论是巴黎市民还是旅居者，只需支付29欧元的年租金（约合人民币216元），便能够无限次地使用。当然，该系统运转良好还离不开资本及政府的配合——通过与德高广告公司合作，Velib获得了用于建设和管理整个公共自行车系统十年的费用，用于交换的则是巴黎50%户外广告牌的独家使用权。

（摘编自《共享单车在中国很火热在欧美日子并不好过》，新浪综合，2017-03-22）

材料二

    往何处去？爆发式的增长过后，刚刚起步的共享单车已经面临发展之问。解决公共出行“最后一公里”，共享单车的贡献无须多言，但是随之出现的乱停乱放等管理困局，“如何骑得更远”已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之问。只有共享的旗帜，没有共治的思路，“骑得更远”只会是一句口号。毫无疑问，共享单车是当下的投资热点，然而，共享单车会不会只是一场资本的游戏？事实上，资本推动下的重投入轻管理的缺陷，正是共享单车乱象的重要推手。而且，当共享变成一门生意，商业性彻底压倒了公益性，共享单车更应该谈谈责任谈谈规矩。共享单车如此，其他共享经济新业态同样如此，政府能为这个民间诞生的准公共产品做些什么？习惯了自上而下的推动，自下而上的共享单车自然会迎来诸多冲击，比如乱停乱放的管理难题从媒体报道来看，共享单车的管理涉及到两个职能部门，交通部门大多持开放心态，城管部门大多是谨慎口吻，对于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来说，野蛮生长的共享单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既然是民生产品，那么就应该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比如场地。谈到互联网+，李克强总理说得最多的是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眼下的共享单车，可以说是一道相同性质的考题。共享单车的管理乱局，其实也是新的“公地困局”。反正道路是公共资源，企业可以乱投放，骑者照样乱停靠。当然，板子也不能全部打在管理上，大家，包括骑行者，也应该为文明骑行做些什么。要共享，得共治。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也是社会治理共识的形成。

（摘编自《商报评：如何让共享单车骑得更远？》，深圳新闻网，2017-3-23）

材料三

    近日，广东深圳蛇口湾厦山公园出入口，出现了大批被人为破坏的共享单车，现场一片狼藉。看到这样的新闻，正在享受共享便利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管理问题，面对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从事此领域的企业，显然难逃其责，但还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企业管理的不善与公共管理的缺位很难完全切副开，基于便利与有序这一矛盾体，人们借助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来反思公共管理，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无论是提供共享单车的企业、参与享受共享单车便利的个人，还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面对有助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共享单车，反思的视野目前尚停留在那辆街头的单车上，倘若承认我们共享的不只是一辆单车，而是一种社会运转的思维，那么就需要将反思的视野放得再宽阔一些，去关注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石：信任、规则与秩序。

（摘编自《共享单车应真正体现共享思维》，《人民网·观点》，2017-03-19）

材料一：

    【本报讯（记者李贞）】《中国诗词大会》举办两季以来，可谓是难得的同时收获了收视率与好口碑的综艺节目。第一季首播时，收视率就达到了全国第四位。今年播出的第二季借助央视这一强势平台，又占据了春节黄金档的十余天强势档期，收视率更是飞速飙升。

    在微博上，不仅普通网友纷纷留言关注，一些知名“大V”也出言点评，《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点爆牧视热点，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给荧屏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同时，这样的节目也给电视人带来深思与启迪：我们不该将宝贵荧屏资源拱手让给那些粗俗无聊，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曝米花”节目，以博得些许廉价掌声，换取毫无意义的虚假收视。

    节目的火爆，带来的是各位参赛选手的人气高涨。勇夺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00后”高中女生武亦姝，她在节目中的淡定从容，“圈粉”无数，被网友们盛赞为“满足了对古代才女的全部幻想”。而除了武亦妹这样的“才女型”选手成了新晋“网红”，许多参赛选手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腔热爱，与苦难不断斗争的毅力，也成为了媒体深度挖掘的对象。像白茹云、王海军这样选手的参赛，一方面让社会大众知道了诗词与普通人的生活并不遥远，另一方面也传递了温暖与感动。《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微信公众号上，也都发布了介绍节目中人气参赛选手的文章，获得了不错的阅读量。

    无论是网友们对节目的高评价，还是对参赛选手、嘉宾以及节目幕后的关注，实际上都反映出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了解欲望。事实上，在今年《中国诗词大会》火爆荧屏之前，已经有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等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节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节目改变了以往文化宣传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创新形式、寓教于乐，润物无声地令传统文化获得了当代观众的认可。

    另外，节目还使得不少观众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更是树立一种文化自信。网友“美好好”表示，“期待全社会能由之激发起一种发自内心，出于真诚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崇”。网友“似水在流年”的体会则是，“全程看完，感受到中华文化是意象里的中国，是诗词大会的中国，这背后是全体黄皮肤的中国人！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和标识”。

——（摘编自201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是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诗词大会》实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的融合，是文化供给端少有的“老少皆宜”。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一热点与当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唤紧密相连，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国人文化自信的体现。

——（摘编自2017年02月08日《湖南日报》）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出现的诗词，从《佛经》、楚辞到毛泽东诗词，时间跨越数千年，涵盖了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到近现代整个中国诗歌史。竞赛题是央视请高校专家出的，题目所涉诗歌不是局限于唐诗宋词等中国诗词高峰期的作品，而是突出精品，选择普通观众熟悉的，日常吟诵得多的，能带来审美享受的主流作品。

——（摘编自2017年02月09日《长江日报》）

材料四：

    近日，在央视一套、十套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下帷幕，节目的热播也掀起了新一轮学习古典诗词的风尚。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18～35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8.5%的受访青年在平时生活中经常阅读或学习古典诗词，70.0%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今天仍需培养古典诗词爱好，75.5%的受访青年认为社会应加强古典诗词方面的教育。

    如何推动古典诗词走进今天人们的生活？爱访青年的建议有：与流行文化对接，找到当代人更易接受的传播方式（58.0%）；在网络文化中植入古典诗词的成分，推动其普及（49.4%）；提倡全民鉴赏古典诗词，降低传统文化的学习门槛（31.1%）等。

——（节选自《人民周刊》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材料一：

    未来，中国智能移动设备将越来越普及化，移动阅读市场的活跃度将进一步提高，用户规模的增长将推动整体阅读市场的发展。预计2017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将达到160亿元，增长率有望达20.4%；2017年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将达到7.2亿人，增长率为4.3%。

中国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规模预测

（摘编自《2016年中国移动阅读行业现状及2017年市场发展预测》）

材料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8年上升，达68.2%；图书阅读率为58.8%。手机接触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6分钟。

    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时长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手机阅读接触时间最长。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66.1%，连续三年超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2016年，有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较2015年的51.9%上升了10.5个百分点。

（摘编自《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人均每天微信阅读26分钟 每年读书7.86本》，2017年4月18日新华社）

材料三：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纸质读物阅读仍是5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这是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在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8年增长的今天，身处触屏时代，我们该如何阅读？

    手机阅读能否打开阅读新天地？

    “逛街或吃饭时，我都会随时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新闻。坐地铁时间长的话，我就会看网络小说或电影。”在北京工作的范跃辉表示。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习惯。此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5年增长了6.1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时长连续8年增长。

    “手机阅读极大扩展了阅读的方便程度，也极大扩展了国人阅读空间，这是对阅读的整体带动，是一个好的起步。但也要防止碎片化阅读的弊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说。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手机让公众便于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的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创新如何让传统阅读回归？

    为了给读者增加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北京图书大厦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名人签售、专家讲座、主题展览等各类活动，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

    在北京艺天桥咖啡厅，青年作家与读者谈阅读、谈创作、谈生活；在青岛BCMIX美食书店，人们在享受美食、品味咖啡的同时，领略阅读之美，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愉悦时光；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PageOne、言又几等各色书店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每逢周末还举办图书交流会、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这里不仅是潮流地标，也成为文化“宝地”。

    在徐升国看来，传统阅读的回归，在于传统书店不断创新，找到了在数字化背景下人们阅读的兴趣点，即体验式的阅读需求，这是网上书店、在线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亚马逊、当当、阿里等电商也纷纷扩展线下渠道。此外，得益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促使更多人走进书店。

    全民阅读如何厚植土壤？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对阅读的兴趣。”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孙慧阳认为，诸如邀请外国专家参与的交流活动、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等具有优质内容价值的阅读活动更能提升公众对阅读的理解和兴趣。

（摘编自《触屏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全民阅读新观察》）

材料一：

    教育部2011年8月下发《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意见要求，中小学校主要通过有关课程及活动开展书法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中，要按照课程标准要求开展书法教育，其中三至六年级的语文课程中，每周安排一课时的书法课。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艺术等课程中，要结合学科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书法教育。普通高中在语文等相应课程中设置与书法有关的选修课程。中小学校还可在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中开展书法教育。

    教育部2013年2月公布《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规定从当年春季开学开始，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学生分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

    2015年秋季新学期，经教育部审核的书法教材首次走进课堂。全国各地共81家出版社陆续开展书法教材研发，最终11家出版社的教材通过审核。新版书法教材在封面醒目地印着“教育部审定2014”的圆形图标，书名统一为《书法练习指导（实验）》。

（以上综合摘编自《中国教育报》等媒体）

材料二：

图表1教师所在学段书法课开设情况统计

图表2：学校书法教师配备情况

图表3：书法课教师胜任教学情况

××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截至2014年底）

材料三：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书法教育不能真正进入课堂的原因为何？

卢中南（全国政协委员）：阻碍书法教育最重要的内在因素是应试压力，在这种重压之下，不少学校的书法教育依然是个空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2015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这是否能够使得书法课不再受到“排挤”，成为引领甚至“倒逼”书法教育真正走进课堂的“指挥棒”，的确令人期待。

（中国文明网  2016年3月9日）

记者：请问目前我们中小学书法教育面临哪些困难？

郭振有（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目前不少学校没有按教育部要求开书法课，主要瓶颈是缺少书法教师。除了补充专职和兼职书法教师外，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加大培训力度，特别是要好好培养语文老师，让他们教语文之外还能教好书法。

苏士澍（全国政协常委）：这几年中国书协、教育部一起做了一个“翰墨薪传工程”，对中小学书法师资进行培训。此外还要改进师范教育，以前就是中央美院培养书法老师，一年不过十几个，现在是200所大学都招。

记者：推动书法教育发展，中国书协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设想？

苏士澍：书法教育一定要和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打开IPAD或者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练书法，非常便捷。在这方面，未来还要加大投入，创新思维，深入开发我们的汉字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书协参与的书法教师“国培计划”预计在未来5年内培养7000名书法教师，为书法教育全面铺开贡献力量。同时我们还准备举办一些展览，通过展览推动书法教育进中小学课堂。

郭振有：我们希望把教育系统和中国书协系统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培训中小学书法老师、成立中小学书法实验学校等方面，双方能共同推动书法进校园、进课堂，提高书法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教育报》2017年03月14日）

材料一：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浑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

都在发生变化。村庄的最好位置往往是最有钱的住户，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人们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爷奶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只有单纯的金钱关系。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做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的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稳固的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摘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