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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三中2020-2021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第一模块检测(期中)试卷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5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4900余人来自中医药系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国际临床评价指标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真正反映疗效的关键指标是转重率。临床发现,中医验方在减轻发热咳嗽症状、控制病情进展、提升人体免疫力方面有独特优势。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作为欧洲第一个实现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匈牙利在抗击疫情之初就非常重视中医药的作用。今年2月底,在匈中医师就开始熬煮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中药茶饮,并免费向当地民众发放。“中医药能因人而异地进行针对性治疗,帮助病人减轻病症,独特优势和作用显著,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获得越来越广泛认可。”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认为,“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已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中医药正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

(摘编自《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医药抗疫》,《人民日报》2020年3月24日)

材料二:

有人质疑,面对一个新发疾病,西医没有特效药,中医为啥有方子?其实,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看待人体和疾病的角度不同,治病方法也不相同。例如,面对新冠病毒,西医的重点是寻找有效药物,直接消灭病原体;而中医则着眼于病因和病机,通过整体调节,清除病原体的生存环境,调动人体的自我痊愈机能,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本次疫情初期,我国中医专家对患者进行诊察分析以后,结合武汉气候特点,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新冠肺炎属于“寒湿疫”,在治疗上应主要针对寒和湿,用辛温解表之法。为此,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荐“清肺排毒汤”。此方是对张仲景相关经方的融合创新运用,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胃。除了通用方,还有针对不同病情、不同症型的其他方剂和中成药。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中国人和疫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东汉中后期,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明代医学家吴又可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温疫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起到积极作用。凭借浩如烟海的中医经典和针、灸、砭。药、按跷、导引等医术。中华民族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凶险疫情。中医药学组方的关键,在于精准找到病因病机,明确治则治法。无论什么疾病,中医只要找到致病原因,就能从古代经典中得到答案,从而制定出诊疗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并用,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宝”。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中医和西医是战友。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携手共进,才能降伏病魔、造福患者。我们应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中西医的差异,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盲目否定中医。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3月13日白剑峰的《用疗效证明中医实力》)

材料三:

3月18日,中国第二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13人抵达意大利,其中中医专家引人注目。这是中国首次派出有中医的医疗专家组驰援海外战“疫”。中医专家将向海外讲述中西医结合战“疫”的中国经验,并为当地侨胞提供诊疗咨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迄今,中医药参与治疗的中国确诊病例超过90%。世卫组织近日发布消息,决定删除其官网上关于抗疫“常见问题”一栏中“不应使用传统草本药物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关内容。此举被认为是中医药抗疫的临床效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全球战“疫”,中医大有可为。然而,受文化传统差异和各国法律政策影响,在参与世界各国的临床救治过程中,中医和中医药依然面临重重阻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道人类共同考题,疗效是最佳答案。中医出海,和西医强强联合,势必为世界彻底战胜疫情注入一剂“强心针”。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中《侨胞为何对中医战“疫”充满信心?》)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医药已得到世卫组织的肯定,标志中医药抗疫的临床效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 B、西医中医各有千秋,并且作用互补,这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防治疫病的重要原因。 C、中医药已传到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并被其纳入了医疗保险体系,受到了法律保护。 D、中医药对抑制新冠病情转重有独特优势,其疗效体现了国际临床评价关键指标要求。
(2)、中医专家能够参与驰援海外战“疫”的原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儒、道、墨、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但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处在优先地位。

    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的过程。

    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

    “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楚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原始楚文化以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及神巫性、浪漫性的总体特征,不断对文学加以渗透,形成了南楚文学的独特风格,为后世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地处尚未开发的荒僻的江汉之滨的楚民族,其创业的历史是十分艰苦的。他们的先祖经历了举步维艰的创业艰辛,又长期遭受中原诸夏的歧视和侵伐,甚至到了战国时代,孟子还称其为“南蛮鴃舌之人”,把它划在中国之外。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就导致了楚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定向趋势:一是“僻陋在夷”的屈辱感,一是别于中原诸夏的独立感。前者激发了楚民族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后者促使其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走自己的路,从不把自己与中原诸夏混同起来。基于以上两点,形成了楚文化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屈原和庄子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

    在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厚的宗国感情,对理想与美政的深情呼唤和九死不悔的韧性追求,以及他那峻洁纯美、砥砺不懈、傲岸不屈的人格,正是楚文化这一精神的完美写照和突出显现。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把代表楚文化的屈原作品和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加以比较,准确地指出了屈原作品与《诗经》的差异,并对其“异乎经典”表示不满。但这一点恰恰是屈原的贡献,是与儒家礼法文化的相异之处。屈原以“诡异之词”“谲怪之谈”来表现“狷狭之志”,这构成了其作品的基调,使他的作品不仅“惊采绝艳”,而且富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这一切恰是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的突出表现。

    楚辞文化是这样,庄子的散文也是如此。他对现世的功名利禄视之如敝屣,他笑傲权贵,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与世俗处的自由逍遥生活,这一切都显示了楚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屈原和庄子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们那种不畏强权的精神和坚守独立人格的节操,可以说垂范中国历史士林,形成了一种优良的传统,并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楚文化形成以后,一直对中原文化有较大的影响,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容。

    汉朝统一天下以后,采取熔北南文化于一炉而治之的文化政策,以楚文化为表率的南方文化,终于同北方中原文化融合,成为层次比它们更高、范围比它们更广的汉文化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转化成为全国的共性凌驾于区域的个性之上的汉文化了。

(摘编自殷义祥、丹枫《楚文化的特点及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风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l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迭经验的人一一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可见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有读不懂的诗,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文/臧棣

    大多数情形下,读不懂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爱国斯坦的相对论,对有些人怎么解释,他都不明白。在诗歌的阅读史上,很多所谓难懂的诗,对另一些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难懂的。可以说,读不懂的情况,原因完全在于个人。这种情形下,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感到极其懊恼:天下怎么竟然有我读不懂的诗。懊恼的极端,是把不良的阴暗的个人情绪怪罪于诗的作者。这种行为,涉及一种人性的恶劣。每个人的智识都是有限的,一个人如果不过分自恋的话,他怎么能自信到以为能理解所有类型的诗呢。真读不懂,最好问问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这确实有点难,因为这涉及我们愿不愿涉足心灵的自性和自省。

    第二种,读不懂,但是觉得这恰恰预示着一种人生的机缘,心智的挑战。嘿,普天之下,竟然有让我费神的诗。那我倒要好好深究深究了。通过扩展阅读和更耐心的体会,大多数曾经让人感到难懂的诗,其实都不是那么难懂的。读不懂,就诗的阅读而言,就人性的自我改进而言,其实是我们的一次机缘。

    第三种,读不懂,就阅读而言,一定是相对的。大部分好诗,最终都是能读懂的。就诗歌文化的道德性而言,如果有的诗,确实读不懂,那么,主要的责任不在于诗人,而在于诗的批评没有尽到责任。

    第四种,对于读不懂的诗,最好能怀有一点深刻的同情心。在我们的历史语境里,如果真有读不懂的诗,那么,它很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诗的晦涩,是个人对普遍的堕落和麻木的一种必要的防御术。就像德国人阿多诺表露过的,诗的晦涩,是给这个世界的麻木的一记耳光。

    理解诗歌非常重要。如果愿意努力的话,理解一首诗能带来非常大的生命的愉悦。但由于人类个体的差异,以及人的理解力本身的局限,从文学行为学上看,理解诗歌,在我们和诗的关系中其实又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形。但目前流行的诗学理论从来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如果缺乏对诗歌和理解之间的关系的正确的态度,那么,理解诗歌本身就有可能招致一种令人懊恼的状态。

    其实从阅读行为上看,读者作为个体,其阅读活动是很有限的;而诗作为世界性的存在,则是浩瀚的,多样态的。这样,即使一个读者的理解力再强悍,面对诗歌的丰富性,他总会在有些诗歌面前,感到力不从心。这原本很正常。但在我们的阅读文化中,这种力不从心,经常会归纳为诗的晦涩。其实,这不是读者本身的错,也不是诗本身的错。正确的态度是,作为读者,必须知道诗的晦涩,大多数情形中,恰恰是自身的阅读经验抵达诗歌认知极限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如果读者足够慧心。其实应该感谢诗的晦涩。

    诗人得到一首诗,需要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而读者得到、接触到一首诗,需要的时间则越来越短。付几十元,就能买到一本诗选;在互联网上,几分钟内就能搜索到想读的诗。这就导致了人们在接触诗歌方面巨大的失衡。由于获得诗歌的时间太短,读者,特别是缺乏耐心和同情心的读者,就会把读诗行为降格为一种肠胃蠕动,在这种阅读惯性下,读诗所涉及的审美反应已简化为一种生理反应,不幸的是,大多数所谓的诗歌批评都是建立在这种生理反应之上的。所以,诗人对批评的反感或憎恨,作为一种文学的直觉,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选自《诗收获·2018年春之卷》之《诗道鳟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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