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 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 1918 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 年 8 月 14 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 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情怀。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 1923 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更夫阿韩

沈从文

    我们县城里，一般做买卖的，帮闲的，够得上在他姓下加上一个“伯”字的，这证明他是有了什么德行，一般人对他已起了尊敬心。就如道门口那卖红薯的韩伯，做轿行生意的宋伯便是。

    这伯字固然与头发的颜色与胡子的长短很有关系，但若你是平素为人不端，或有点痞，或脾气古板，像卖水的老杨，做包工的老赵，不怕你头发已全白，胡子起了纽纽，他们那些娘女家小孩子，还不是只赶着你背后“烂脚老杨”“赵麻子师傅”那么不客气地叫喊！你既然没有法子强人来叫一声某伯，自然也只好尽他那些人带着不尊敬的鼻音叫那不好听的绰号了。

    在南门土地堂那不需出佃钱的房子住身的阿韩，打更是他的职业。五十来岁的人了，头发不白，下巴也是光秃秃的。但也奇怪，凡是他梆子夜里所响到的几条街，白天他走到那些地方时，却只听见“韩伯，韩伯”那么极亲热的喊叫。他的受人尊视的德行，要说是在打更的职务方面，这话很觉靠不住，他老爱走到城门洞下那卖包谷酒的小摊前去喝一杯。喝了归来，便颠三倒四地睡倒在那土地座下。哪时醒来，哪时就将做枕头的那个梆取出来，比敲木鱼念经那大和尚还不经心，到街上去乱敲一趟。有时二更左右，他便糊里糊涂“乓，乓，乓乓”连打四下；有时刚敲着三下走到道台衙门前时，学吹喇叭的那些号兵便已在辕门前“哒﹣﹣哒﹣﹣”鼓胀着嘴唇练音了。

    这种不知早晚的人，若是别个，谁家还再要他来打更？但大家却知道韩伯的脾气，从没人教训他。最多有个把刻薄点儿的人，笑笑地说一句“老忘晕了的韩伯”罢了。那时，他必昂起头来，看看屋檐角上的阴白色天空，“哦！亮了！倒看不出……”接着只好垂头丧气地扛着他那传家宝慢慢地踱转去睡觉。走过杨喜喜摊子前，若是杨喜喜两口子已开了门，在那里揉面炸油条了，见了他，喜喜屋里人很随意地叫一声“韩伯，喝碗热巴巴的猪血去！”他便不客气地在那脏方桌边一屁股坐了下去。

    他没有像守城的单二哥那样，每月月终可到衙门去领什么饷银。他吃喝的来源，就是靠到他打更走过的各户人家﹣﹣也可说听过他胡乱打更的人家去讨捐。南街这一段虽说没有很多户口，但讨捐来的却已够他每夜喝四两包谷烧的白酒了。他今天这家取点明天那家取点来度日，估计到月底便打了一个圈子。当他来时，你送他两个铜元，他接过手来，口上是“道谢，道谢”，一拐一瘸地走出大门。遇到我们对门张公馆家，一进屋就是几升白米，他口上也还只会说“道谢，道谢”。要钱不论多少，而表示感谢则一例用“道谢”两字。

    我们这一段街上大概是过于接近衙门的缘故吧，别的地方大嚷捉贼的当儿，我们这一节却听不到谁家被盗过一次。有时，我们家晚上忘了关门，他便乓乓地一直敲到我们院子中来，把我们全家从梦中惊醒。“呵呵！太太，少爷，张嫂，你们今夜又忘记闩门了！”这个“又”字，可想而知我们大院子不知他敲着梆进来过几多次了！他的这种喊声起时，把我们一家人都弄得在被单中发笑。这时妈必叫帮我们的张嫂赶紧起来闩大门，或者要我起来做这事。

    “韩伯，来做什么？前几天不是才到这要钱！”顽皮的六弟，老爱同他开玩笑，见他一进门，就拦着他。“不是，不是，不是来讨更钱。太太，今天不知道是哪里跑来一个瘦骨伶精的叫化子，倒在聂同仁铺子前那屠桌下坏掉了。可怜见，肚皮凹下去好深，不知有几天不曾得饭吃了！一脑壳癞子，身上一根纱没有，翻天睡到那里。这少不然也是我们街坊上的事，不得不理，我才来化点钱，好买副匣子殓他抬上山去。可怜，这也是人家儿女！”他每遇到所打更的这一段街上发生了这么一类事情时，便立即把这责任放到自己肩上来，认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洒着走到几家大户人家来化棺木钱；而结实老靠，又从不想在这事上叨一点光，真亏他！

    过年来了。这时的韩伯，他不像别人那么愁眉苦眼摆布不开的样子；也不必为怕讨债人上门，终日躲来躲去。他的愉快程度，简直同一个享福的小孩子一样。走到这家去，几个粑粑；走到那家去，一尾红鱼；而钱呀，米呀，肥的腊肉呀，竟无所不有。他的所费就是进人家大门时提高嗓子喊一声“贺喜”！

    土地堂前照例有陈乡约来贴一副大红对联。那对联左边是“烧酒水酒我不论”，右边便对“公鸡母鸡只要肥”。这对子虽然旧，但还俏皮，加之陈乡约那一笔好颜字，纸又极大，因此过路的无有不注意一下。阿韩虽认不到什么字，但听到别人念那对子多了，也能“烧酒水酒，汾酒苏酒”地读着。他眉花眼笑地念，总觉得这对子有一半是为他而发的。

    这几天的韩伯连他自己都不晓得是一个什么人了。每日里提着一个罐子，放些鱼肉，一拐一瘸地颠到城头上去找单二哥对喝。喝得个晕晕沉沉，又踉跄颠簸着归来。遇到过于高兴，不忍遏止自己兴头时，也会用指头轻轻地敲着又可当枕头又是家业的竹梆，唱两句“沙陀国老英雄”。这半月来韩伯也不要什么人准可，便正式停了十多天工。

1926年5月4日作于窄而霉小斋

（选自《沈从文作品集•第八卷》，有删改。）

耳根的清静

王开岭

    从前，人的耳朵里住过一位伟大的房客：寂静。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在我眼里，古诗中最好的句子，所言之物皆为“静”。读它时，你会觉得全世界一片清寂，心境安谧至极，连发丝坠地都听得见。

    古人真有耳福啊。

    耳朵就像个旅馆，熙熙攘攘，谁都可以来住，且是不邀而至、猝不及防的那种。其实，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一是寂静，一是音乐。我一直认为，在上苍给人类原配的生存元素和美学资源中，“寂静”，乃最贵重的成分之一。音乐未诞生前，它是耳朵最大的福祉，也是唯一的爱情。

    并非无声才叫寂静，深巷夜更、月落乌啼、雨滴石阶、风疾掠竹……寂静之声，更显清幽，更让人神思旷远。美景除了悦目，必营养耳朵。对人间美好之音，明人陈继儒曾历数：“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

    今天，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

    刹车、喇叭、拆迁、施工、装修、铁轨震荡、机翼呼叫、高架桥轰鸣……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喧嚣。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你无处躲藏，双手捂耳也没用。耳朵，从未遭遇这般黑压压、强悍而傲慢的敌人，我们从未以这么恶劣和屈辱的条件要求耳朵服贴。机械统治的年代，它粗大的喉结，只会发出尖利的啸音，像磨砂，像钝器从玻璃上狠狠刮过。

    我们拿什么抵御嘈声的进攻呢？

    耳塞？地下室？使窗户封得像砖厚？将门缝塞得密不透隙？当然还有，即麻木和迟钝，以此减弱耳朵的受伤，有个词叫“失聪”，就是这状态。偶尔在山里或僻乡留宿，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份静太陌生、太异常了，习惯受虐的耳朵不适应这犒赏，就像一个饿者乍食荤腥会滑肠。

    人体感官里，耳朵最被动、最无辜、最脆弱。它门户大开、不上锁、不设防，它永远露天，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但，耳朵总要反抗点什么。它的反抗即生病：失眠、憔悴、抑郁……科学家做一研究：观察马路两岸的树，噪音污染越重，树越无精打彩，枝头耷拉，叶子萎靡，俨然一个惊恐的孩子。和人一样，树是有情绪的，是长耳朵的。

    为抚慰可怜的耳朵，我淘过一张CD，叫《阿尔卑斯山林》，采的是纯粹的自然之声：晨曲、溪流、雀啾、疾风、松涛……买回家的那个下午，我急急关好门窗，打开音响，一个人浸泡到傍晚。那个下午，耳朵在逃窜，我携它一起私奔，向着遥远的阿尔卑斯。弥漫山林的，无论什么动静，都是“静”。久违的静，亘古的静，伟大的静。

    此后，我多了个习惯，每逢机会，便录下大自然的天籁：秋草虫鸣、夏夜蛙唱、南归雁声、风歇雨骤、曙光里的雀欢、树叶行走的沙沙……我在储粮，以备饥荒。

    城里的耳朵，多数时候是饿的。

    现代人的特征是：溺爱嘴巴，宠幸眼睛，虐待耳朵。不是么？论吃喝，我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华夏之餮、举世无双。视觉上，美色、服饰、花草、橱窗、广场、霓虹，所有的时尚宣言和环境主张无不在“色相”上下功夫。

    口福和眼福俱饱矣，耳福呢？无一座城市致力于“音容”，无一处居所以“寂静”命名。我们几乎满足了肉体所有部位，惟独冷遇了耳朵。

    是的，你必须承认，耳朵——失去了最伟大的爱情。

（选自《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有删改）

鹤顶红

李碧华

    张爱玲《对照记——看老照相簿》，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此批幸存的老照片，不但珍贵，而且颇有味道，是文字以外的“余韵”。人生的“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小小附注也是故事。

    我发觉，集子收入她很多照片，捧在手中一页页地掀，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稚嫩，成长，茂盛，荒凉……

    我的印象至深，是大部分张的倩影，总是仰镜，镜头自低角度往上拍摄，而她又不自觉（或自觉？）地微仰首，高瞻远瞩，睥睨人间。因为这不断出现的神情，令人有“鹤立鸡群”之强烈感觉。

    一个人的小动作往往介绍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即使什么也不说，却说了很多。

    “张爱玲”三个字，当中粉红骇绿，影响大半世纪，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再怎么淘，都超越不了。但，各个淘古井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窃笑人家没有自己“真正”领略她的好处，不够了解。

    对很多读者而言，除了古井，张还是紫禁城里出租的龙袍凤冠，狐假虎威中的虎，藕断丝连中的藕，炼石补天中的石，群蚁附膻中的膻，闻鸡起舞中的鸡，鹤立鸡群中的鹤……

    “鹤”，俗称仙鹤。嘴、颈、脚皆特长，身高，翼大，善飞。体白色，眼赤，尾黑。鸣声高朗。鹤之头顶朱红，相传此丹顶有剧毒，食之杀人。

    她的书，留传了五十年，直到今天，仍然具备“再来”的魅力，读者们对她的恋慕并不冤枉，好像爱一个人，没有爱错那么理直气壮。连那些“毒”，亦甘之如饴。

    张的小说是小说，张本身，也是一个小说。

    据说，有个男人，因时局变迁，逃至温州避劫。他的女人，竟千里迢迢特为看他来了。斯时，男人面不改容地又有了个女人。正是红啼绿怨，旧爱新欢。因两女同是他的人，不免好看好待。一天，甲看乙，叹道：“真是生得美。”当下给她画像，男人站在一边看。勾了脸庞眉目，正待画嘴角，忽地停笔。乙去后，甲道：“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言下不胜委屈，她看着他，只觉眼前这个人一刻亦是可惜的。

    ——以上情节，由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披露。张爱玲是什么人？何以被迫如此大气壮阔？提供机会予胡某这等坏分子角色做传，俾他粉向自己脸上擦？虽然张末了去一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我是经过一年半长的时间考虑，惟彼时以小劫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亦不要来寻我，即使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回复一点本色。

    但，也够委屈吧。

    古老照片堆中，有她青春妍丽的岁月，也有“在人屋檐下”的叹喟。即使不着一字……

    “1950年或51年，大陆解放后不久，不记得是领什么证件，街边人行道上，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子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 

    红遍上海的作家，半生作文字工作，在工农兵跟前，不很乐意被看出来是知识分子。趋时，惧祸，无奈……

    记得照片中的人吗？

    每以鹤姿仰视，冷静，自信，独立，而且毒辣。我们永远见不着她顶上的朱红。

    在这世界上，能叫一个扬眉女子低头，挫其锐气的，只有两样：一爱情，二政治。

    后记：张爱玲于1995年中秋前一天，被发现安详地躺在几乎完全没有家具的美国洛杉矶寓所，享年七十五。寂寞老人常以急冻食物加热充饥。她并无向任何人告别。遗作《小团圆》未写毕，一生最灿烂的作品，在二十五岁之前几已完成。直至今天，不见后来者。

    她擅写月亮，却不团圆。

（选自《李碧华随笔集》。有删节）

陈小手

汪曾祺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①。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冼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②。见了陈小手，说：“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他奶奶的！”团长觉得怪委屈。

（选自《汪曾祺作品精选》）

【注释】①老娘：接生婆。②走柳：方言，在一个地方走来走去，多指心里焦虑不安。

磨面的老王

杨振声

    一个伏天的午后，午饭刚过，满地都是树荫，一丝风也不动，好像大地停止了呼吸，沉闷得很。一团炎炎赤日，很庄严地在长空中缓缓渡过，这个世界像被它融化了，寂静得可怕。在一个花园东北角上，立着两间茅草的破房，从腐烂的窗格中间，滚出一阵阵隆隆的磨音。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那里磨面，黄色的脸皮上有着一缕一缕的汗纹，一条蓝布裤子露出膝骨来，被汗洗透，都贴在腿上。他十几岁就失去父母，雇于人家磨面。除了对门李家的花狗儿时常跑来看看他，对他摇摇尾巴要点冷饭吃，只有那两片又冷又硬的磨石是他离不开的友伴。

    墙下的日影渐渐长了，树荫下睡醒的老牛，哞哞地唤它的小牛。巢上的小鸦儿伸长了脖子，张着宽大的嘴儿叫老鸦回家。压山的太阳照出半天的红云。老王出了黑魆魆的磨房，拍一拍头发，走到左边的河里把身上洗一洗。坐在河边草地上，看李家的花狗儿和一个黑狗儿扑着石玩。张家的小福儿伸着两只泥手，从一株柳树后面转了出来，一直跑到河边对老王说：

    “妈妈要你磨麦子，你明天有工夫么？”

    “有工夫，明天一早就磨起。”老王回答说。

    那小孩子又眉开眼笑地说道：“妈妈要面给我做巧果子，后天过七月七啦！”说着跑到那两个狗的跟前，抱着那个黑狗的脖子，和两个狗滚作一块儿。爬起来又往北面一个菜园里跑了去，两个狗也跟在后面跑。她口里嚷道：“我叫爸爸吃饭去啦。”不一会儿张老三扛着锄从北面走了过来，福儿在前面跑。她又站住等她爸爸一回，仰着小脸儿问她爸爸几句话，扯着她爸爸的手儿往村西头走去了。

    老王看得出了神：那个小孩子含笑的小脸儿，仿佛有一种魔力，引出人心中很深密的爱。这个景象深深印在老王眼里，使他的脑筋起了特异作用。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顺着脚走回自己屋里，饭也不吃，瞪着眼睛仰卧在炕上不动。

    老王仿佛身在磨房里，但是这回自己不推磨了。一个大驴子给他推磨，他只在一旁忙着加麦子收面。这个长脸的驴子，竖起两个大长耳朵来在磨前飞跑，面落得十分快。他看着自是高兴，忽听身后一声叫道：

    “爸爸，你不去吃饭么？妈妈都预备好啦。”老王回头一看，一个五岁的小孩子站在他的面前。这是他的小孩子，比白天看见的福儿还长得好看些。抱起来亲个嘴，他喜得唇都颤动了。

    “你磨面给我做巧果子么？”小孩子抱着他的脖子问他说。

    “是呀！是呀！做一大串巧果子，好不好？”老王忙着回答说。小孩子喜得张了小嘴笑，露出一口洁白的小牙来。他抱了孩子走回家，他的女人指着桌子说：“快吃吧，等会就冷了。”看见桌子上放着一盘子热气腾腾的黄瓜炖牛肉，刚蒸好的馒头，他觉着腹中饥饿得很。饭吃得香甜极了，却是越吃越觉着饿。小孩子坐在桌子头上，伸出小手来要馒头，又张着小嘴儿要菜吃。他心中说不出来的快乐，泪包着爱的眼光常射在他的小孩子脸上。一阵脚步响，张老三闯了进来，嚷道：“福儿！福儿！我好半天没找到你，你跑到这里来了。”说着抱了小孩子往外就跑。老王吓呆了，急向前来抢，却吓醒了，心里还只是蹦蹦地乱跳。睁开眼屋内漆黑，死沉沉地寂静，只听远远的鸡声和肚子里面咕噜咕噜的声音相答。

    老王瞪了眼，躺着不动。直到窗纸发白了，树上的雀儿噪起来了，他才懒懒地起来，仍旧一转一转地磨他的面。他渐渐地瘦下去了。

    秋天的黄昏，屋角上黄色的夕阳照在草园里一堆堆的落叶上。下面的蟋蟀，唧唧！唧唧！时断时续地叫它的友伴。草屋里的老王已经绝粒几日了。他起初受了风寒，头烧得厉害。后来腰腿都痛起来，他不得不和他那两块又冷又硬的磨石分手了。他躺在床上，也没人送饭他吃，捧水他喝。倒是对门王家的花狗儿有时想起他，跑来打两个转身，见他躺在炕上，把两只前爪子搭在炕沿上，摇摇尾巴，对他汪汪地叫两声就跑了。他一阵一阵地发昏。忽觉屋内放了光明，他看见他的驴子在那里推磨，他的老婆在那里做饭，他的小孩子在草园里玩，很可爱的小脸对他笑着，伸出小手来招呼他，他也笑着跑向他的小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