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书”本是指文字符号，现在提到的“书”不是从文字符号讲，也不是从文字学“六书”来讲，而是从书法艺术讲。书法对中华民族有很深远的影响，“书”与“金”、“石”与“画”并称，在中国文化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中国的汉字刚一出现，写字的人就有“写得好看”的要求和欲望。如甲骨文就是如此，虽然字形繁难复杂，但是不论单个的字还是全篇的字，结构章法都要好看。可见，自从有写字的行动以来，就伴随着艺术的要求，美观的要求。

    不论是秦隶还是汉隶，都是刚从篆书演变过来的，写起来单调而且费事。所以到了晋朝后，真书（又叫楷书、正书）开始出现并逐渐定型。真书虽然各家写法不同、风格不同，但字形的结构是一致的。在历史上篆书、隶书等使用的时间都不如真书时间长久，真书至今仍在运用，就是因为它字形比较固定，笔画转折自然，并且可以连写，多写一笔少写一笔也容易被人发现。真书写得萦连便是行书，再写得快一点就是草书。草书另一个来源是从汉朝的章草，就是用真书的笔法写草书，与用汉隶的笔法写章草不同，到东晋以后与真书变来的草书合流。

    真书的书写很方便，所以千姿百态的作品不断涌现，艺术风格多样，出现了各种字体，比如颜体、柳体、欧体、褚体等。在这以前没有人专门写字并靠书法出名的，就连王羲之也不是专门写字的人，古代也没有“书法家”这个称呼。当时许多碑都是刻碑的工匠写的，到了唐朝开始文人写碑成风。唐太宗爱写字，写了《晋词铭》《温泉铭》两个碑，还把这两个碑的拓本送外国使臣。当时的文人和名臣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以及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写碑，这样书法的流派也逐渐增多，他们的碑帖一直流传至今。其实，今天看见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写经等，其水平真有超过传世碑版的。唐朝一般人的文书里，也有书法比《晋词铭》|《温泉铭》好的，但是那些皇帝、大官写出来的就被人重视，许多无名书法家的作品就不为人所知了。

    古代称好的书法作品为“法书”，是说这件作品足以为法，“书法”、“书道”、“书艺”是指书写的方法；现在合二为一了，一律叫做“书法”。书法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书法作品、艺术装饰到书信往来都要用到书法，同时书法活动既可以培养艺术情操，又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效果。北朝人曾经说过：“尺牍素书，千里面目”。看到一封来信，感到很亲切，如见其人。书法被人作为人的品格和形象的代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摘编自启功《金石书画漫谈》）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

    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辩”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试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辩”》有删节）

    随着被称为中国版“博物馆奇妙夜”国宝探秘节目《国家宝藏》走红，原本“高冷”的博物馆一下子成为市民热捧的旅游“打卡目的地”。某在线旅游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初以来，通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游客上升了50％。另有数据显示，元旦小长假南京博物院的参观量达到了6.6万人次，较平时有了大幅度增加。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迎来游客入馆参观的高潮，一股“博物馆热”似乎正在悄悄形成。

    说到博物馆，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因为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常年受国内外游客追捧之外，其他的地方性博物馆却大都是旅行社所开发旅游线路上的冷门，鲜有游客主动选择把某个博物馆当作自己的旅游目的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少部门也尝试推行了免费开放政策等，虽然吸引了一部分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寻宝”，但总体的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众所周知，博物馆作为收藏、研究、展示历朝历代文物遗存的地方，不仅仅具有游览、观赏的价值和意义，还起着传承、普及、弘扬传统历史文化的作用，是让国民更好地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等不可替代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物馆里面收藏的每件文物，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都是一种文化的结晶。博物馆收藏和研究这些文物最大目的和使命，就是把其展示给世人，让参观者自觉地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下去。

    如何更好地传承是当下业内思考的问题。而前提是，公众能够自觉自愿地走进博馆，走近这些文物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不愿意走进物馆、亲近历史文物，那自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是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给予改进和推动的。而如今的一档电视节目点燃了大众的“博物馆情”，掀起了一股“博物馆热”，无疑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也要看到，之前一些地方的博物馆之所以受冷落，和博物馆自身的管理及展示方式滞后也有很大的关系。通过电视节目，邀请明星参与，展示珍贵国宝的形式让很多博物馆受到了启发，其在文物的展示陈列、对游客的引导和服务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这必将为正在形成的“博物馆热”再添一把“火”。用更多吸引人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这些有效的实践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所以我们更期待在未来民众走进博物馆由被动引导变为主动自觉，让“博物馆热”一直“热”下去。

（摘编自《为“博物馆热”叫好》

    京东大鼓是发源于河北省的汉族说唱艺术。它早期主要在农村演出，演出方式为赶庙会、赶堂会等。京东大鼓曲调简单，易学易记。表演形式最初为木板击节，后改为铁片、铜板。演唱者右手击书鼓，左手击板，站立演唱；弦师弹大三弦伴奏。在最初撂地说书阶段，曾有一种自弹自唱的演唱形式：演员坐抱三弦，边弹边唱，其右脚踩一鼓楗击鼓，左腿上绑“节子板”，以司节奏。

    京东大鼓的源起要追溯到乾隆中叶，河北省南皮县木板大鼓名家李文通从家乡逃荒来京东行艺。他吸收了京东各种民歌小调，增加了京东乡音，丰富了木板大鼓的唱腔，人称这种京东风味的木板大鼓为“小口”木板大鼓。后来李文通的弟子邓殿奎吸收了一些京剧唱腔，得到了民众的首肯。活跃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于七广泛吸收民歌小调的音乐素材，特别是吸收了京东南部香河、宝坻、安次一带的田歌，丰富了京东大鼓的唱腔。这种田歌系农夫下田劳作间歇时，聚集在一起，一边击打农具，一边即兴编唱的民歌，称“乐乐停停”，或“乐停调”或“乐亭调”。此后，其他艺人又对京东大鼓的板式和唱腔做了进一步加工。但当时仍使用“大鼓”“杂曲”“乐亭调”“乐亭大鼓”等名称。

    京东大鼓在北方，尤其在天津演唱十分普及，但直到1935年，这种新腔去北京演唱时，因是京东乡音，被京城人称作京东大鼓，才算正式定名。不过，由于行腔板眼均不甚考究，鼓词文字也较粗糙，20世纪40年代末期，该曲种日趋衰落。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京东大鼓艺人编演宣传抗日救国的段子，以卖艺为名宣传抗日，但因为战乱，京东大鼓发展基本停滞。新中国成立后，京东大鼓得到空前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东大鼓发展出现了高峰期，许多新演员成长起来，天津市演员董湘昆以普通话革新演唱，并在三弦伴奏的基础上，加上了扬琴伴奏，这种以普通话演唱的新的京东大鼓开始进入专业剧场，在民间更是空前普及，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京东大鼓的书目先是只唱不说的短篇，如《王婆骂鸡》《郭巨埋儿》《草船借箭》等。后来增加了说唱相间的中篇书，如《包公出世》《刘公案》等。至清末民初进入城市书馆后，发展起来了长篇大书，如《杨家将》《反唐》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创作演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林海雪原》等中长篇书目。“文化大革命”中，京东大鼓受到影响，在城市逐渐衰微，但在乡村仍较活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京东大鼓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随着国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中国文化的瑰宝。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材料一：

随着算法推荐成为信息分发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即算法加剧了信息茧房的产生与泛化。由于缺少直接观测信息茧房的量表，所以需对信息茧房的公认特征进行剖析。

在信息供给端，当前，传统媒介、社交型媒介、算法型媒介等不同模式的传播渠道并存。不同媒介的信息分发各有侧重，满足着用户不同维度的信息需求。例如倚重人工的传统媒介，强调社会共性信息解决，通常扮演了“压舱石”的角色。而社交媒介则成为各类偶发性信息与意见交换的重要场所。因此，媒介使用的多样性意味着用户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信息与观点，为了解和评估事实提供了多维度的参照。

但是，对算法持负面态度者坚持认为，算法型媒介通过刺激多巴胺分泌致使用户成瘾，并“收割”用户有限的空闲时间。这种时空的侵占降低了用户与其他类型媒介接触的可能，信息渠道变窄，使媒介多样性受到影响。

在信息茧房中，“每个人的世界图景都只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而不是世界本来应该拥有的样子”。基本上人们提到信息茧房时，都会涉及到信息偏食等致的视野局限，以及由此对观念、态度与决定等的影响。

认知均衡理论认为，网络带来了信息大爆炸，面对复杂纷乱的信息，人们容易感到无所适从，为缓解心理焦虑，往往根据个人喜好或既有经验进行筛选和过滤，以保持认知的平衡。技术忧虑者担心算法推荐加剧了上述心理认知，用户将信息选择的权力交给算法，算法根据用户惯习投其所好，形成所谓“过滤气泡”。

如果“过滤”仅涉及个人的娱乐爱好，倒也无可厚非。但算法忧虑者关注的重点在于，算法的“价值无涉”可能等致舆论治理的危机，尤其使得传统媒介“压舱石”功能失灵。但一些观点认为，用户对于不同信源的信任程度并不一致，用户未必就相信自己日常接触的媒体。

在人工智能主导信息分发的时代，所谓把关的权力并未轻易让渡给智能算法，而是通过开放算法原理、加强人工审核、优化推荐系统，引入专业内容生产团队，为算法持续注入了人本与理性的价值。

实际上，信息分发所依赖的算法，已具有越来越多元的发展趋势。不同的算法型信息分发平台很少会使用同一种算法，采用多种算法的信息分发平台所具有的社会构造，从信息流动来说，总体上能够有效地避免“茧房效应”的发生。

在传统的新闻生产中，传播的主导权掌握在新闻媒体手中，媒体控制着传播渠道与传播内容，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新闻文本的“解码”者而存在。算法则将媒体的传播主动权部分分流到了受众手中，使用户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的议程设置者。同时，由于不同用户的需求与个性是各不相同的，经由算法推送的新闻经过用户的分享，使得多种声音同时存在。

（摘编自喻国明：《算法是信息茧房的缔造者，还是打破者？》）

材料二：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生活世界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层层过滤、慢慢引导、逐渐上瘾、摆脱不掉的“阿得拉社会”（阿得拉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聪明药”）正在全方位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样的智能过滤机制中，也潜藏着一系列的问题：封闭性——用户被孤立和隔绝，个性化的过滤泡里只有你一个人；隐蔽性——你置身于过滤泡内部，却几乎看不到它是如何运作的；强制性——算法的决策权在过滤程序手里，你无法选择，也无处可躲。

其实，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有关“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群体极化，确认偏误等的论述，或多或少都指向“信息过滤”的问题。然而，在智能时代，当这个问题以过滤泡的形式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来的时候，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忧虑在于，当这样的信息过滤机制成为常态，我们该如何生活其中？

首先，要分清“技术趋势”与“技术事实”。技术发展是一个多种矛盾相互激发的过程，存在着一个大的趋势，同时还蕴藏着多样的可能。在未来，过滤器将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一个技术趋势，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要求掌握过滤技术的实践主体考虑公共利益、关注人类生存状态，给出更加优化的过滤方案，

其次，在自动化时代要保有“健康的怀疑精神”。在智能时代，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自动化”可能会导致我们丧失“生命知识”。我们沉浸在被“编排”好的知识体系和感官体验中，也在失去批判思考的能力。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种“健康的怀疑的精神”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再次，要敢于反视结构，能够反思自身，信息理论家维纳有句名言：自然世界由“无数可能与信息有关的人”组成。这句话阐明了两层关系：在一个信息和控制主导的世界里，人是由与信息相关与否的关系来定义的；而这样的关系形态，最终被建构成了“自然世界”，取得了合法且坚固的优势地位。

最后，要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关注个人应有权利。算法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存在着技术门槛和社会边界，但同时又是一种集体生产；它使用技术语言为现实世界打造了一个“数字孪生”，是一个多行动者共同组成的“网络”。

在过滤泡的运行过程中，不仅是科技公司、程序员，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都对算法进行了集体建设。虽然目前阅读和开箱算法都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但算法时代的每个个体，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及时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关注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保持对这种“在20世纪发挥了核心作用”的技术形式的了解、监督和评估，这也是成为数字公民的应有之义。

（编自方师师《如何在“算法过滤”的世界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