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顺差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为4298亿美元，货物进口为1539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9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逆差也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为1304亿美元，货物进口为505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美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比中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多出近1000亿美元，数据差异主要缘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占到了双边货物贸易差额统计数据差异的76%。2000年以来，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从2000年的480亿美元逐步上升至2017年的758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一差异占美国自中国货物进口额的比重已经从48%逐步下降至15%左右，且这一比例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美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贸易赤字快速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7260亿美元，其中以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多，达到2016亿美元。

（摘编自2018年08月21日许宪春《统计视角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

材料二：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美经贸关系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中美两国发展模式有异，但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两国企业间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并更为深入，中美贸易飞速发展，中国从美国进口比重持续增加。数据显示，中美双边贸易额一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11倍。中国对美出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为18%；中国从美进口保持增长态势，特别是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后，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进口额的比重不断增加，截至2015年末达到8.95%。

图表1：中国对美出口情况

图表2：中国从美国进口情况

材料三：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美国挑起的贸易保护争端逐渐升级。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一直是美国贸易战的焦点。特朗普自胜选以来，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频繁打出“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等常规性贸易救济牌，使得中美贸易战的阴云一直未散，中国正面临与当年日本和德国类似的情境。如今的日德在经济上已有明显起色，两国在应对贸易冲突上有许多经验和总结。那么，中国可以从日德经验中学到什么呢？

    首先，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我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因此，要以十分的定力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通过提振内需并有针对性地发展新兴产业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国还应理性面对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隐性不良等问题，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形成像日本80年代所形成的巨大资产泡沫，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留下余地；同时，我们还应提高对美贸易双向开放对称程度，主动化解摩擦风险，进一步放宽外商准入，逐步加快金融领域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强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扩大推进对外开放程度。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3月21日《以史为鉴，中国当如何应对可能的中美贸易战》）

材料一：

    黄旭华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前不久，老人还荣获了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1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给黄旭华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1988年，在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把这个使命般的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此后的20多年里，黄旭华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这位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天8点半走到办公室，整理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的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希望把它们留给年轻一代。

    黄旭华少年时期曾在聿怀中学读书。2017年9月29日，聿怀中学举办建校14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黄院士携夫人精神矍铄地回到母校出席活动，寄望同学们立自强之志，迈坚寒步伐，成为新一代国家栋梁。

（摘编自《汕头日报》）

材料二：

    1958年，中国的核动力潜艇完全白手起家。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核动力装置、艇体结构及艇型等7项难题号称“七朵金花”。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美国为实现水滴型构造，谨慎走了三步。中国该怎么办？黄旭华大胆提出，“必须三步并作一步走”。既然国外已成功地将水滴型艇和核动力结合，就说明这条路切实可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只能少走弯路……”

    纸上得来终觉浅。要使想法变成现实，除了大胆，还要苦干。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论证，黄旭华带领同事仅用3个月就提出5个弹道导弹核潜艇艇型方案。方案一出，黄旭华又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试验室。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在没有计算机之前，研制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就是从这把算盘上跳出来的。黄旭华说，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常常是两拨人一起算，结果一致还好，不一致两边都要重新算。

    除此之外，黄旭华还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核潜艇体积狭窄，而装艇设备和管线数以万计，如何知道艇体和设备的精确重量、确保重心稳定？黄旭华要求，所有设备都要过秤。在之后数年的建造过程中，大小设备件件如此、天天如此。“斤斤计较”使得排水量达4000多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为了艇上千万台件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网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可想而知。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们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终于，中国的核潜艇搞出来了。

（摘编自《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曾拿着算盘算数据》）

材料三：

    下潜的深度，决定了核潜艇能否躲过对手的监视而成功攻击目标。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深潜试验中葬身大海，艇上100多人全部遇难。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也要做深潜试验。试验之前，艇员心理包袱很重，为了稳定军心，黄旭华在和潜艇的官兵们开会时，大胆提出了要一同下水的决定。时年62岁的黄旭华随着核潜艇下潜至水下300米，在这一深度，一张扑克牌大小的核潜艇艇壳要承受1.5吨的压力，黄旭华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并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摘编自臧江江、吴夏曦《核艇之父黄旭华人间蒸发30年成就赫赫之功》）

    材料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这是自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后，连续三年被写入报告。

    2016年3月，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引发全球对“人工智能”

    的关注。人们惊奇地发现，人工智能已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其学习能力和智能化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如今，在社会各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深刻改变了产业形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3月《人工智能连续三年被写入报告新技术正改变未来》）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2017年人工智能行业创业投资情况分析》）

    材料三：

    2013年以来，关、德、法、英、日、中等国都纷纷出台了人工智能战略和政策。各国人工智能战略各有侧重：美国重视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科技领先和国家安全的影响；欧盟国家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隐私、尊严等方面的伦理风险；日本希望人工智能推进其超智能社会的建设：而中国人工智能政策聚焦于实现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化，助力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各国政策在研发重点和重点应用领域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从2009年至今，中国人工智能政策的演变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其核心主题词也在不断变化，体现了各阶段发展重点的不同。国家层面政策早期关注物联网、信息安全、数据库等基础科研，中期关注大数据和基础设施，而2017年后人工智能成为最核心的主题，知识产权保护也成为重要主题。综合来看，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中国制造、创新驱动、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研发。

    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其中《中国制造2025》处于人工智能政策引用网络的核心，在地方人工智能政策过程中发挥着纲领性的作用。通过政策发布数量来看，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活跃的发展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

    （摘编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

    材料四：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安全防护提供了一条全新思路，但与众多强大的工具一样，人工智能平台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更可能受到网络不法分子的利用。由于人工智能推动设备智能向场景智能演进，主动调动各种场景的功能为人们提供服务，这就让安全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不法分子有可能通过“机器人黑客”来发动精确的漏洞攻击。

    同时，由于物联网的发展，联网设备大量增加，在居家和办公室环境中，所有智能设备间实现互连的情况也将带来更多的安全漏洞。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形势，单一设备、单一领域和单一系统的安全解决方案哪怕再强，也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安全需求。构建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系统化安全防护方案，通过自主学习解决不同的安全问题，对企业构建安全防护墙至关重要。

    （摘编自科技世界网2019年3月《用人工智能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材料一：

    2016年8月，“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2017年9月29日，连接北京、上海，贯穿济南和合肥全长2000余公里的量子通信骨干网络“京沪干线”正式开通，通过北京接入点实现与“墨子号”的连接，是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重要基础。这条干线可满足上万用户的密钥分发业务需求，已实现北京、上海、济南、合肥、乌鲁木齐南山地面站和奥地利科学院6点间的洲际量子通信视频会议。

    安徽大学校长、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光力委员说，随着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的开通，以及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圆满完成三大科学实验任务，量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科技创新实力，也让安徽创新在全国范围内提升了影响力。2019年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委员表示，目前，我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已经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和较强的实力，甚至在部分方向上，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是，有些相关领域的优势也受到了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冲击。“当前，量子信息科学已经进入到深化和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各项关键技术的攻关，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性布局。”潘建伟委员建议，尽快实质性启动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以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项目。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12日）

材料二：

    这些年来，针对量子通信的质疑几乎从未中断过，甚至有人认为量子通信就是“伪科学”。对此，潘建伟回应，量子力学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有很大不同，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于量子通信的先进理论都未必能很好地理解，所以公众才会对量子通信的科学性产生怀疑，担心这项技术不成熟。潘建伟进一步解释说，创新成果从产生到广泛应用，通常会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公众接触到一个全新领域的东西，最开始的反应通常是：不靠谱。比如最早的照相机，大家觉得魂魄被吸到相机里面去了，都不太敢用。所以早期的量子通信，有人认为是伪科学，当它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又觉得这个技术还没有广泛应用，有疑虑。“现在我们确实有很多创新性的成果已经走在世界前沿，我们应该有自信。”不过，潘建伟也表示，目前，量子通信正处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转换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大量的科普工作。“当量子通信被广泛应用后，大家觉得没什么稀奇了，创新过程也就完成了。”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三：

    2010年，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组实现了4个量子接口之间的纠缠，代表此前的国际纪录。此次，清华大学段路明团队首次实现了25个量子接口之间的量子纠缠，把世界纪录提高了约6倍。25个接口意味着，接口更多了，能把大家有效地连接起来。就像是在互联网里，用户更多了，把不同的内容都能包容进去了，为量子互联网构建的“万里长征”又往前走了一步。

    那科学家想要实现的量子纠缠是什么呢？量子世界有两个重要特性：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量子纠缠通俗理解常常被比喻为“远程心灵感应”，爱因斯坦也称其为“鬼魅般超距作用”。也就是说，两个量子纠缠，量子A状态改变可以对量子B产生影响，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有这样属性的量子纠缠，是信息传递、信息保密的最重要的基本资源，是实现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的基石。但有效的量子纠缠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有效的量子信息传播需要高纯度的纠缠状态。“我们需要的纠缠是很纯净可控的纠缠，就像是两个人之间心心相印。”段路明说。

（摘编自《新京报》，2018年5月1日）

    材料一：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

    —— （摘自2019年2月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材料二：

    世界四大湾区2018年经济数量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WIND，地方政府统计局）

    材料三：

    大湾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世界500强聚集，民营企业多，以全国0.6%的面积贡献了12.4%的GDP，人均GDP是全国的2.5倍。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和国际三大湾区处于同一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大天然良港，按货物吞吐量算，深圳港排世界第3、香港排第5、广州港排第6；大湾区是铁路、航空的重要枢纽，交通方面有堪称世界奇迹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和广东也高铁相通。可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轨道系统等快速交通网络，有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区域。

    国家将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据统计，大湾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深圳市R&D比重超过4%，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创新企业。

    大湾区还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区域之一。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一国两制、CEPA、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天有近70万人次跨境往来，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粤港澳大湾区11城区位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

    ——（摘自《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来源：中国网 2018-07-03）

    材料四：

    粤港澳三地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让湾区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垒，让要素顺畅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自《大湾区2035年目标来了》，经济观察报，2019年2月18日）

    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改编与阐释始终根植于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之中，在动画电影的发展史上则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以上海美影厂的作品为代表，例如《过猴山》《宝莲灯》等，都实现了中国电影民族性追求在影像形式、风格与技术上对西方话语的革新与超越，也借助它们对经典文学或民间故事的影像化重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标识注入至“中国故事”之中，在国际上形成了能见度极高且被公认的“中国学派”。

    这些电影对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影像化改编，首先是一种内容上的重构，是以电影这种媒介形式对文学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演绎。正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对哪吒形象与经历的塑造、叙述，并未拘泥于仿造《西游记》或《封神演义》中的旧有叙事，而是努力使之与现代审美观念无限趋近，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当代意识。在片中，李靖与哪吒之间的刻骨仇恨被置换为崇高的“父爱”．被哪吒“抽筋剥皮”的小龙王敖丙则成为了纯粹而崇高的友情象征，曾经悲壮而残酷的哪吒自刎被替换为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天劫”……由此可见，这部影片中的哪吒形象和他的故事，已与名著与传说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之前多数引起市场轰动的经典改编作品，也几乎都依循了这种颠覆性的模式，例如逍遥浪子形象的许宣（《白蛇·缘起》）、顽童形象的唐三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与追求自由恋爱的“天神”（《大鱼海棠》），等等。

    但是，这种在表面上看来过度解构经典的创作倾向，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如今对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负面评价，亦多集中于对其颠覆传统文化或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与经历的不满。但是反观这些影片的拥趸，则多数抱着自顾自的娱乐心态，把影片满足个体价值认同摆在突出位置，鲜少去思考影片与主题来源之间的关系，或者根本不去触及。

    两种意见之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断层，究其原因，正是杰·瓦格纳所谓的“近似式改编”所致——影片虽以一种与原著近似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观念进行创作，但实际上却与原著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构成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有意思的是，西方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的改编，多集中于莎剧、圣经故事和希腊传说。例如，近期被翻拍的《狮子王》取材于《哈姆雷特》，经典音乐剧《西区故事》的主要情节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纸牌屋》的故事内核源自《麦克白》，《七宗罪》《黑客帝国》等都是从圣经故事中汲取灵感，《诸神之战》《特洛伊》等则源自希腊神话。

    可以看出，西方的这些改编作品也几乎都采取的是“近似式”的改编策略，原文本自身并不会为影视作品提供一个“超稳定结构”，而且改编作品之中无不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当代意识。塞吉欧·莱昂内曾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西部片中的人物则被导演搬进了神话世界。”也就是说，当经典文本通过改编穿梭至电影银幕之上时，它们之间的外部结构已然失去了相似之处，使之产生关联的只有由原文本所提供的“最大公约数”。

（摘编自郑炀《中国电影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