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已初步建立促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法律政策体系，同时加强政策引领。民政部发布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规章，单独或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专项政策，颁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国家标准。

过去数十年，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养老保险覆盖面逐年扩大。老年人福利补贴制度基本建立，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救助力度持续加大，不断补强农村养老服务短板，连续三年共投入30亿元支持农村兴建老年人互助养老幸福院。截至2017年末，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15.5万个。

（摘编自《老有所养，从“有保障”到“更完善”》，《人民日报》2018年10月8日）

材料二：

    杭州“智慧养老”全面启动，旨在暮年安居，老有所依。一款集日常生活服务照料、家人亲情关爱以及紧急联动救助三项服务于一身的智慧养老手机逐渐在杭州的老人手中风行。

    杭州“智慧养老”项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运作模式的突破。它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用乘法，融合政府与市场。“国内大部分试点城市是政府把市场整体委托给某个企业，而我们是政府主导，政府购买服务，同时培育为老人服务的相关产业。”杭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从制度设计、项目招标到后期运作，政府都参与其中。杭州的这一模式，避免了政府或市场单独运作的弊端。服务对象既可以享受到无偿或低偿的政府购买服务，也可以自主选择有偿的高端服务，满足各层次老年人的需求。

    “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是杭州今年养老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通过该平台，杭州的老年人可完成服务申请和办理、满意度评价、信息查询、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轮候等项目。“我们希望通过智慧养老的推广和完善，最终消除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区别。”杭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换言之，该平台相当于一个“虚拟养老院”。值得一提的是，该平台将尽快融入“智慧城市”的整体建设框架，通过平台进行就诊预约挂号、远程教育、法律援助、养生旅游等服务。可见，未来基于互联网的智慧经济将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全民共享的民生服务体系。

（摘编自赵芳洲《杭州：家中“虚拟养老院”让老年生活有“质感”》）

材料三：

    近年来，全国不少地区都在尝试设立“虚拟养老院”。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2009年率先采取由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虚拟养老院”新型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一部热线电话、一个指挥平台、一批加盟企业、一套管理机制有机结合的虚拟养老院，满足于了老年人在家享受专业化、标准化养老服务的愿望。过去最常见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两种：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前者符合传统文化心理，但受偶然因素影响较大，老人能否颐养天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人是否照顾妥当；后者虽能提供专业服务，但从观念上、基础设施条件和需求供给匹配程度等多方面，都仍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虚拟养老院”是对上述两种传统模式的创新和突破。其一，它结合了二者的优点，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和保障，也为社会节省了兴建养老机构所需的经济成本和土地资源。其二，借助“互联网+”的新技术手段，传统养老升级为“科技养老”“智慧养老”新模式，能及时为老人提供必要的医疗保护、社交需求保障和情感呵护等。

（摘编自《大众网》2018年4月18日）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人物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

    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

    （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

    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

    （摘自“中华新闻网”）

    材料一：

    2014年，在经历24小时的绝食抗议后，梅拉蒂·维森和伊莎贝尔·维森被警察护送到了印度尼西亚巴厘省省长办公室里。当着姐妹俩的面，省长大人签下了“巴厘岛在2018年实现‘零塑料袋’”的承诺。这一年，梅拉蒂13岁，伊莎贝尔11岁。

    事后，维森姐妹曾在国际会议的一场演讲中给出过这样一组数据：巴厘岛的居民和游客一天制造出680立方米的塑料垃圾，其中塑料袋的回收率小于5%。在备受人们青睐的塑料制品面前，维森姐妹得到的承诺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但维森姐妹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如今，四年过去了，虽然省长的承诺并没有实现，但是她们在2012年发起的“告别塑料袋”运动，起初看起来像过家家游戏一样，如今已经成为一场致力于抵制塑料袋，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国际运动。

    维森姐妹已经在全球不同地区领导组建了17支并肩作战的团队，其中包括今年1月她们刚刚去过的上海。她们向台下上百名中学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她们的鼓励下，一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团队被组建了起来，并成为“告别塑料袋”团队在中国的第一个分支。

    “我们小孩子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25%，但我们才是100%的未来。”维森姐妹如是说。

    （摘编自王子凯《向塑料宣战的年轻人：用绝食抗议换来省长承诺》，《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据初步估算，全球每年向海洋输出的塑料垃圾可达480-1270万吨。这些陆源塑料垃圾进入海洋环境，极难降解。其中大型塑料垃圾会通过生物或物理作用慢慢碎片化，成为微塑料。此外，粒径小于5毫米的人造工业产品，如牙膏、发胶、洁面乳和空气清新剂等，其中的塑料微粒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也因难以过滤而进入水体，最终排入海洋。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颗粒及纺织纤维，有片状、线状或块状等多种形态。近年来，微塑料在世界各地的海域被检出，海洋中已没有未被塑料污染的净土。联合国环境署于2014年、2016年、2017年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对海洋微塑料问题给予特别关注，2016至2017年，微塑料污染连续被列入环境与生态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大科学问题。

    研究表明，微塑料能够被海洋生物摄食，阻塞其摄食辅助器官和消化道，造成物理伤害，产生毒理学效应。由于海洋生物能从环境中富集有机污染物及重金属，微塑料还会带来复合化学污染。这些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累积并随食物链传递，进而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有害影响。目前，虽然在野外环境中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微塑料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对人类的健康风险也尚待证实，但其对海洋生物和人类的潜在风险显而易见。

    （摘编自李道季《海洋微塑料：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重大海洋环境问题》，《光明日报》2018年9月15日）

    材料三：

    奥地利的一项研究称，首次确认人体内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大小从0.05到0.5毫米不等。其中最常见的为聚丙烯(PP)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这两者都是矿泉水瓶的主要材料。8位主动参与实验的人年龄在33至65岁之间，彼此互不认识，生活区域也不同，但都食用过塑料包装的食品或饮用过塑料瓶装饮料，其中多数人食用过海产品，没有人是素食主义者。

    近年来，研究者们相继在牡蛎、贻贝和鱼类等海产品以及饮用水、海盐甚至蜂蜜中发现了微塑料。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一种摄入途径可能是被我们忽视的，那就是日常的呼吸。在生活中，以化纤为原料的衣物非常普遍，车里、家里、办公室里铺的地毯大部分是化纤制品，摩擦时会释放出微纤维。因此，从呼吸途径摄入微塑料更为直接，摄入量也非常大，可能与通过饮食摄入的量相当。

    联合国环境署2016年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对于微塑料本身的毒性和影响的研究尚不足，但要注意微塑料表面会吸附许多细菌和真菌，可以作为病原体的载体进入人体，影响人们的健康。

（摘编自李禾《人体内首次发现“微塑料”，研究发现他们吃了这些东西》，《科技日报》2018年10月29日）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但是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

    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像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孔子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去保持他的悠闲；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适；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孔子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也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的。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孔子和孟子相去约两百年，时局已有很大变化。

    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然认为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被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已经大大超过春秋时期竞技式的战争，这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宋朝以后，《孟子》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

    （节选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材料一：

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城，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断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断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文学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取材于刘慈欣《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材料二：

吴言：对于科幻文学评论您有什么建议？

刘慈欣：现在文学界对包括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的评论，都是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和框架。不可否认，所有文学体裁都有共性，但不同的文学类型也有自己的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类型文学不是恰当的评论方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和语境来评价，包括我的小说在内，相当一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将一无是处。比如说，传统的文学评论认为，文学是人学，由此推论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中的那些类型元素，如科幻中的科幻创意、侦探中的推理等，都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平台和工具，最终目的是用来表现人性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类型元素就是类型文学本身的目的，比如在科幻小说中，环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与人物一样的独立的文学形象。有许多主流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科幻元素，比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1984》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一般不被当成科幻小说。

（取材于《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

材料三：

在人们开始带有某种乐观的倾向去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时，我们更应该反思那些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多方面的，此如，一直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文关怀方面有所缺失，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从科幻的社会教育意义来说，《三体》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内科幻界为数不多的较高质量的科幻作品中，像更关注科技伦理问题的王晋康等人的一些科幻小说，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科幻作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另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刘兵《〈三体〉现象与中国科幻》）

材料四：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原创力量的薄弱，作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很有限，大部分中青年作者又长期陷于（科幻世界）杂志体系，造成科幻文学一定程度的小众化和边缘化。缺少或没有专职作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其他的类型文学。以校园在读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成名较早，但到了而立之年又大部分因为生活、工作等压力销声匿迹。中年作家“留守”的寥寥无几，“留守”的作家刘慈欣以一人之力用一个大部头作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却由于中国科幻力量的体量小和结构性失衡而形成后继无人的窘境。

（摘编自《中国科幻图书出版的初步考察》）

材料一：

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到代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立法水平的《唐律疏议》出台，历史表明，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今天，汲取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诞生，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可以说，编纂民法典是我国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是我国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写照，映射出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不懈奋进。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曾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建议，可以说，民法典诞生的过程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过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不管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遗产纠纷，抑或遭遇隐私泄露，都需要从民法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只有全体社会成员以民法典为遵循，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民法典真正成为老百姓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

(摘编自阿斯力格《以民法典实施提升“中国之治”》)

材料二：

民法典是一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大法。民法典的精髓和要义就在于“民”字，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上的立场，饱含爱民、护民、利民、惠民的情怀，促进民权保障、民生改善、民业兴旺、民心和顺、民风文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公平感、获得感、幸福感。民法典秉持对人的全生命周期保护理念，确立或完善了胎儿利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老年人利益保护、死者利益保护等规则，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从抽象人到具体人的全方位保护体系，为人民安居乐业编织了立体化的安全保障网。

民法典是一部推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大法。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民法典不仅为合作共治提供了所需的大量规则，而且通过公平分配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给合作过程注入平等相待、尊重权利、信守契约、诚信无欺、公序良俗等精神元素，推动合作产生最优效果。同时，民法典赋予和保障了社会主体广泛的选择自由、契约自由、行为自由，激励社会主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激活社会自治、自主、自律的能量，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效果最大化。

民法典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法。民法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化指向，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民法典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重家庭、讲仁爱、守诚信、尚公平、促和谐的传统法律精神，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法律文本之中，融入民事法律规范之中，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民法典注重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保护善行义举、惩罚丑行恶举，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实现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民法典关于生命无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性别平等、尊重隐私、环境正义、英烈保护等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

(摘编自黄文艺《民法典是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之重器》)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实体法律依据。民法典的出台将会给民事检察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民事检察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冯小光：民法典颁布以后必然对行政机关、司法权产生影响。首先，此前适用的单行法律和庞大的司法解释规定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不统一的地方，民法典的体系性、协调性为民事实务提供了统一的适用依据。其次，民法典能够对民事检察官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很好地规制。长期以来，如何规制民事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司法改革的课题，民法典在这方面填补了很多空白。最高检党组提出，要以点带面实行精准监督，就要深入学习民法典，全面理解法律的内涵和要义。

王利明：民法典是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是基本的裁判依据，将来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对话、讨论的平台就是民法典，而不是各说各话。民法典颁布之后，可以从整个民法典的规则来考量一个案例，而不像在单行法时代，可能只涉及合同问题，不再考虑物权问题，不再考虑婚姻法问题。我想特别强调，在民法典中，大概有49个条款属于引致条款，就是说引致条款一定要和相关条款结合起来适用，才有助于正确处理好案件。

王轶：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应该是实力相当的，监督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疫情期间，我写了篇文章，主要讨论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着重从民法的角度分析，行政许可应该做什么样的类型区分，对民事法律行为、合同行为的效力判断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相关司法解释中，较为集中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好行政法与民法的交叉问题，这可以成为未来工作的着力点。如果我们能够重点突破，充分树立监督自信，慢慢地，会与被监督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互动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摘编自龚云飞、关仕新《王利明、王轶、冯小光“三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