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永远的怀念

王向田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33年至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1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张涵信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钱伟长已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与白马在一起的夏天

威廉·萨洛扬

    凌晨4点，整个村庄都在沉睡中。突然，一阵轻敲窗户的声音惊醒了我。“阿兰姆。”一个声音在窗外轻轻叫唤道。

    是我的堂兄穆拉德！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打开窗户。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看到的一切。虽然还不是早上，但因为是夏天，黎明前的亮光足以让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我13岁的堂兄穆拉德正骑在一匹漂亮的白马上。

我把头伸出窗外，揉揉眼睛。“你没看错，”穆拉德用亚美尼亚语说道，“是一匹马，你没有在做梦。如果你想骑的话，就快点出来。”

    我知道穆拉德是所有同龄人中行为最疯狂的一个，但是我仍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马的记忆，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骑马。但我们很穷，就是因为穷，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我们没有钱，我们整个部落都处于贫困之中。每个家庭的钱都只能勉强维持一日三餐。然而，我们很诚实，我们因为诚实而闻名。因为诚实，我们甚至相信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以诚实为荣，而且我们是非分明。我们不会利用任何人，更别说去偷别人的东西。

    我知道穆拉德家没有马，他本人更不可能有钱买马。这匹马一定是他偷来的。可是我拒绝相信他偷了这匹马。我们部落的人不可能是贼。

    我盯着我的堂兄和他胯下的马。“穆拉德，你从哪里偷来的马？”我问道。

    穆拉德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以平静的语气说道：“从窗户跳出来，如果你想骑马的话。”

    看来我的猜测是真的了。

这匹马是他偷来的。然而我对马太痴迷了，在我看来，偷一匹马来骑跟偷别的东西（比如偷钱）似乎是不一样的，也许这根本不算偷。

    我迅速穿好衣服，然后从窗户跳到了院子里。穆拉德轻轻下马，把我扶到了马背上。在我们的房子后面是田野、果园、灌溉沟渠、乡间公路。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乡间公路。空气无比清新，骑在马背上奔跑的感觉真是爽极了。穆拉德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在这里，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人发现我们的。

    “阿兰姆，坐稳了。”穆拉德提醒我。然后，他双腿用力一蹬马的肚子，喊道：“驾！”白马后腿站立，前脚扬起，长嘶一声，然后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蹿了出去。马穿过田野，跨过灌溉沟渠，向乡间公路跑去……我们跑了一圈又一圈，马和人都大汗淋漓。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我们得回去了。要不大家都起床了，我们的秘密就藏不住了。”穆拉德说道。

    “我们把它藏在哪里？”我问道。“我知道一个地方。”穆拉德答道。

    大约十分钟后，我们悄悄地牵着马走进了一个废弃的谷仓。谷仓的地上有一些燕麦和干草。

    那天下午，我正在穆拉德家玩，一个叫约翰·拜伦的农民来穆拉德家做客。约翰·拜伦的家在另外一个村庄。“我丢失了一匹马，一个月了还没见它回来。”约翰·拜伦对我的伯父、穆拉德的父亲扎拉布说。

    “你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很多亚美尼亚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我们的部落被迫迁徙到这里。你只是丢了一匹马，不要在意。”扎拉布伯父大声说道。

    “可是这匹马花了我60美元啊！”约翰·拜伦回应道。他们接下来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跑出去找穆拉德。

    穆拉德正在一棵桃树下救治一只受伤的小乌。“你居然已经私藏了那匹马一个月！”我盯着他说道。

    穆拉德没有看我，只是专心地给小鸟受伤的翅膀涂药。

    “干脆，我们把马留下来一年时间吧。”说完，我热切地看着穆拉德。

    “我知道你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学会骑马，但我们不能留它这么长时间。”穆拉德头也不抬地回答我。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马还回去？”

    “最多六个月。”说完，穆拉德站起来，用力把小鸟抛向天空。小鸟努力拍打着翅膀，几乎要掉下来，但最终，它还是飞走了，而且越飞越高，越飞越稳。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穆拉德每天凌晨都来接我出去骑马。我们在田野旁的公路上尽情地驰骋。太阳升起来之前，我们就把马牵回那个废弃的谷仓。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日子啊！

    可是这一天还是来临了。那天早上，我们在牵马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正赶往镇上的约翰·拜伦。他盯着白马问道：“孩子，你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小心肝。”穆拉德答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约翰·拜伦问。

    “当然可以。”穆拉德说。

    在仔细查看了几分钟后，约翰·拜伦说：“如果你们部落不是享有诚实的美誉，我几乎就认为这匹马是我丢失的那匹马。嗯，也许它跟我的马是双胞胎。”说完，他转身就离开了。

    我看着穆拉德，穆拉德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把马牵回了旧谷仓。

    三天后，约翰·拜伦又来到了穆拉德家。

    “我的马回来了！而且，它比以前更强壮了！”他高兴地说道。

（摘自《现代青年》 2017年第5期）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年5月  （有删改）

古董

阿城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这样。

    小时候，家住北京宣武门内，离宣武门外的琉璃厂很近，故放学后没事就去玩儿。古董字画古旧书就在琉璃厂，举人士子穷家读书的，搜寻故旧。有个姓松的同学家就在那边，到他家去玩儿。他家的院子现在想来就是古董，小，什么都缩一号，非常精致的四合院，院门上有复杂的砖雕。这个同学很喜欢我到他家，我们的家庭都属于同一阶级成分，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甚为相得，没有政治的压力。

    班上还有个姓杨的同学，对山水画狂热，用毛笔蘸水彩颜料在任何纸上画贺天健式的山水，说实在挺好看的。我画的很杂，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们两个都不屑参加学校里的美术小组，坐在那里画石膏，画静物，有摆样子给窗外经过的人看的意思。我们是放学后去玻璃厂的小子。

    琉璃厂，是我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去琉璃厂的时候，已是公私合营之后的时代，店里的人算是国家干部职工。

    安静。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净。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人和气。熟人进店，店员立起来招呼，请坐沏茶，聊，声音不大不小；一般人，随意检阅，刚有疑问，店员已经到了。我们小孩子，店员是不管的，可是要看什么，比如书搁得高了，店员也够下来递给你。觉得好玩儿的东西，店员就自得其乐讲故事。我的许多见识，就是这样得来的，玉，瓷器，字画儿，印章一个小孩子，其实对名家的东西并不当真，而是对喜欢的东西着迷，之后渐悟。

    店里的习惯，是培养将来的买主，可是新中国的下一代，是不会买古董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转，一点不假，现在古董又值钱了。

    什么东西一值钱，就有仿冒品，历来如此。

    有一本《金石书画笑史》不妨重印，或什么讲古董的杂志连载一下，一定让看的人心情愉快。清代古砖值钱，因为值钱，所以官场中送礼讲究送砖。毕沅到江西做官，有个知县送十多块，派人押来，因为毕沅五十大寿。毕沅当然是欢喜得很，赏了这个押差。押差当然也是欢喜得很，一欢喜就得意，一得意就想奉承。于是表功，说知县怎么怎么不容易，按照旧样仿，烧造，浸色，做旧，养苔。毕沅具体气成什么样，很难想象，因为他素称通博，而且手下有一帮有名的金石考订专家，像宋葆醇、俞肇修、赵魏等。

    不过钱泳的《履园丛话》也记了砖的事情。嘉庆年间谢启昆做浙江布政使的时候，因为整治庭院，挖出八块砖。砖上有“永平”字样，于是谢启昆考订为晋惠帝永平年间的古物。得了古董，谢启昆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八砖书舫”，而且设宴雅集，自己赋诗纪之，和诗的多到数十人。偏偏有个人不识相，说这“永平”两个字是明朝永平府烧造标记，古董于是不那么古了。谢启昆气得大骂“你们这类嗜古家，就会穿凿附会，一块砖也值得深究吗”！

    钱泳记的这件事，好像不是在骂人，因为不识相的人也许说的是实话，只是不识相罢了，谢启昆则是将雅趣看得很透，把话兜底讲出来，倒有真意，谁还能再说什么？

    认真说起来，清朝在古董的趣味上是很宽的。这和大清律有关。清朝的清教意识很重，规定八旗子弟不可经商，怕受腐蚀。不经商干什么呢？每月领了饷银，多也不多，物价稳定，吃穿够了，于是只好游手好闲，玩笼鸟，玩鹰，放鸽子，遛狗，斗蛐蛐，收鼻烟壶，听戏。

    因为听戏，八旗子弟养成为专业听众。听戏真的是听，不是看，眼睛是闭起来的，而且脸不朝戏台，更专业的是钻到戏台下面听。对这样的专业听众，唱戏的怎么敢唱错？

    开玩笑的话，可以说大清朝亡于不许子弟经商。一八四〇年前，因为瓷器、丝、桐油的出口，清朝是白银入超国，一仗打下来，贵戚才渐渐明白洋人是要有贸有易。清朝三百年，如果贸易的意识健全，历史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呢？

    我有时候到宣武区游逛，会想，古时候，这里是商业区呀。可是，它怎么连仿冒古董的样子也没有了呢？

（有删改）

鲁鲁（节选）

宗璞

    鲁鲁原是孤身犹太老人的一只狗。老人前天死去了，他的死和他的生一样，对人对世没有任何影响。后事办完了，这矮脚的白狗却守住了房子悲哭，人们打他，他也不肯离去。房东灵机一动说：“送给下江人范先生养吧。”这小村中习惯把躲避战乱到当地的外省人一律称作下江人。于是他给硬拉到范家，拴在大树上。

    晚上，鲁鲁坐在地上，悲凉地叫着，声音更带着十分的痛苦、绝望，像一把锐利的刀，把山村的春夜剪碎了。

    房门开了，两个孩子走了出来。6岁的弟弟捧着一钵饭，对鲁鲁说：“鲁鲁，你吃饭吧，这饭肉多。”10岁的姐姐温柔地说：“鲁鲁，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拉拉手吧？”这话今天姐姐已经说了好几遍，鲁鲁总是发出一阵悲号，并不伸出脚来。姐姐伸手去摸他的头，鲁鲁一阵颤栗，连毛都微耸起来。这只小手很轻，但却这样温柔，使鲁鲁安心。他咻咻地喘着，向姐姐伸出了前脚。

    “好鲁鲁！”姐姐高兴地和他握手。“爸爸妈妈！鲁鲁愿意住在我们家了！”

    爸妈走出房来，在姐姐介绍下和鲁鲁握手。妈妈轻声责备姐姐说：“你怎么把肉都给了鲁鲁？我们明天吃什么？”弟弟忙说：“明天我们什么也不吃。”

    过了十多天，鲁鲁情绪显然已有好转。有一天，鲁鲁出了门，踌躇了一下，却忽然往山下城里跑去了。他要去解开一个谜。

    黄昏时他进了城，在一座旧洋房前停住了。他坐在门外，不时发出长长的哀叫。这里是犹太老人和鲁鲁的旧住处。主人是回到这里来了罢？怎么还听不见鲁鲁的哭声呢？有人推开窗户，有人走出来看，但都没有那苍然的白发。鲁鲁在门口蹲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上，人们气愤起来，拿来绳索棍棒下决心要处理他。他又饿又渴又累，看着屋门，希望在这一瞬间老人会走出来。但是没有。这时他想起了那温柔的小手，便跳起身，冲出重围向城外跑去了。

    姐弟俩很难过，傻鲁鲁！怎么能离开爱自己的人呢！你一定会回来的吧。

    他们终于等到了鲁鲁回来。姐姐冲过去弯身抱着他的头，他抵着姐弟俩的手，又给爸爸妈妈作揖。那晚全家都高兴极了。

    从此鲁鲁正式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整个小村沸腾了。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终于可以回北平去了。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鲁鲁是不能去的。最后的决定是把他送给T市爱狗的唐伯伯。

    T市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大瀑布，10里外便听到水声隆隆。车经这里的那天，姐姐发着烧，还执意要下车去看。于是爸爸在左，妈妈在右，鲁鲁在前，弟弟在后，向观瀑亭上走去。急速的水流从几十丈的绝壁跌落下来，在青山翠峦中形成一个小湖，水气迷蒙，一直飘到亭上。姐姐觉得那白花花的厚重的半透明的水幔和雷鸣般的轰响仿佛离她很远。她努力想走近些看，但它们越来越远，什么也看不见了，倚在爸爸肩上晕了过去。

    姐姐因病住进了医院，从此鲁鲁再也没有看见姐姐。没有几天，他就显得憔悴，白毛失去了光泽。唐家的狗饭一律有牛肉，他却嗅嗅便走开，不管弟弟怎样哄劝。

    范家人走时，唐伯伯叫人把鲁鲁关在花园里。在飞机上，姐姐和弟弟为了不能再见鲁鲁，一起哭了一场。他们听不见鲁鲁在花园里发出的撕裂了的嚎叫，看不见鲁鲁因为一次又一次想挣脱绳索，磨掉了毛的脖子。他们飞得高高的，遗落了儿时的伙伴。

    鲁鲁发疯似地寻找主人。唐伯伯总是试着和他握手，同情地、客气地说：“请你住在我家，这不是已经说好了吗，鲁鲁？”

    有一天，鲁鲁又不见了。过了半年，大家早以为他已离开这世界，他竟又回到唐家。他瘦多了，身上好几处没有了毛。他又一次去寻找谜底后，又历尽辛苦回来，只是为了不违反主人的安排。

    但后来他却有了观赏瀑布的癖好。他常常跑出城去，坐在大瀑布前，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心弦的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