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文化，切忌混淆“精华”与“糟粕”

    文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您认为什么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何特征？

    葛剑雄：最基本的一点，还是应该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文化应该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规范、行为的准则、意识、制度、思想，等等。所以文化的基础还是物质的，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中间产生的，尽管它也吸收了牧业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优势，但总体是适应农业社会的。所以，面对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要把传统文化完全不加改变地保留下来是不可能的。

    文汇报：在您看来，对于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葛剑雄：有些人只看到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糟粕及其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同时，有些学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一些浅显的学问，甚至一些糟粕，都贴上“国学”的标签，变身所谓“精华”。

    文汇报：从您对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研究来看，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博弈，还是融合？

    葛剑雄：切忌把中国的和外来的、古代的和现代的都对立起来。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面，需要通过借鉴外来文化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事实证明，传统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影响工业化，也没有影响经济发展。

    文汇报：现代新儒家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主张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对此学术主张，您是否认同？

    葛剑雄：有学者主张把儒学宗教化，要建立儒教，甚至提出使其变成国教，“儒化社会”。这种方法理论上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儒家文化并没有他们描述得那么美好，而且几千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真正广泛发挥作用的并非儒家文化，而是最简单的“因果报应”。

    传统文化中，很多理念很好，但是却始终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没能转换成为社会实践，没能形成相应的制度、法律或者规则。今天，如果还是脱离实际，作为纯学术研究，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那么我们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文汇报：近年来，不乏孩子们穿上古装，给父母、师长行跪拜之礼的消息见诸报端。有些人认为，这是对于传统的回归，是民众了解和熟悉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效渠道。对此，您有何看法？

    葛剑雄：这些做法莫名其妙，违背了人的天性，对于孩子领悟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没有帮助的。我也强调小孩子要从小培养好的习惯，但这应该是由内而外的，而非通过刻意地“拗”出来某个姿势。事实上，这背后除了思想片面的因素外，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在利用这些搞经济活动，趁机敛财。

    文汇报：十年前，孟母堂的出现与“叫停”，饱受争议。今年6月，小孩子赴京“国学村”里学国学，遭老师虐打的事情一经曝光，再次把“黑私塾”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您认为，“孟母堂”当立还是当废？

    葛剑雄：判断一件事情的是与非，个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真正要研究教育，应该首先关注样本有多大，跟踪情况如何，从而得出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再做效果评估。不能够总是习惯于典型调查，从个案下结论。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幼年时的教育确实非常重要。我一直不认同人们老是执着于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性本善也好，性本恶也罢，都需要善意的引导。所以，要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形成积极健康的伦理道德，养成好的社会习惯，然后，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给孩子，进而使他们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够把义务教育再往前提一些，提前到学前教育就更好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很好地完成孩子的启蒙教育，那么，就需要由相关教育机构协助家长在这个人生学习的宝贵阶段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宜早不宜迟。

    文汇报：请您举例说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有哪些可能“看不见”的具体存在。

    葛剑雄：中国文化讲究以“和”为贵，今天，我们需要把这个概念具体化。我们一直提倡文明礼貌，那么，什么才是礼貌的标准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建议制定一本国民通礼——国民通用的礼仪，制定出来然后再去推广，去提倡。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都说南仁东20年做了一件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人称“中国天眼”。他是这项大工程的发起者及奠基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人称“中国天眼之父”。而该工程核心团队的成员，大部分是他的学生。那么，他们造出来的“中国天眼”，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天眼？

    首先我们还得追溯到望远镜的发明历史。我们知道天文望远镜，主要有光学望远镜和射电望远镜，此外还有红外、X射线、伽马射线等望远镜。最初的天文望远镜是光学望远镜。1609年，45岁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一根管子两端装了两个镜片，对着月亮一看，看到了环形山，从此有了现代天文学。早年的电视，收不到信号，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雪花闪烁。这是电磁波信号，包括来自太空的射电辐射。1933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卡尔·央斯基，研究长途通讯中的静电噪声时，发现银河中心持续的射电辐射，从此有了射电天文学。格罗特·伯雷应聘贝尔实验室失败，1937年在芝加哥附近的自家后院，制造出第一台射电望远镜。这两个小伙子，取得如此重大成果时，都只有二十多岁。

    天文学家都想要很大很大的锅盖。以前屋顶上经常会看到“锅盖天线”，口径越大，电视画面越清晰。射电望远镜的“锅盖”，也是如此。所以世上的射电天文学家，都想有大口径“锅盖”，提高射电望远镜灵敏度。当年伯雷制造的射电望远镜，抛物面天线直径是9.45米。美国上世纪60年代在波多黎各建造了阿雷西沃射电望远镜，口径305米，在老大位置上坐了数十年。口径100米的射电望远镜，有德国波恩附近的埃费尔斯贝格射电望远镜，以及美国格林班克射电望远镜。而“中国天眼”FAST口径500米，抢到了老大之位。还能不能制造更大的锅盖呢？单个望远镜，要做得更大是很难了。不过办法是有的，用大量射电望远镜组成一个阵列，分布在辽阔的地理空间，收到信号综合分析，就相当于一个超大望远镜了。比如国际天文学界正在建设的“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它的观测能力将是神级的。中国是SKA的首创国之一。

    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分布在从非洲到大洋洲的辽阔空间，而美国的阿雷西沃望远镜，和中国的“天眼”，都造在偏远的山窝里——喀斯特地形的洼坑中。这有什么讲究？据专家说，好处不止一个。位置偏远，意味着受其他无线电信号的干扰最小；洼坑地形，是建造大锅盖的理想之地；喀斯特地形，即熔岩地形，排水畅通。建造“中国天眼”之前搜寻选址，找了300多个洼坑，南仁东拄着拐杖，亲自考察了平塘县的几十个候选台址。贵州黔南州平塘县的大窝凼，地形最理想，获得最高分。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总工艺师王启明说：“望远镜反射面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尽管反射面板才1毫米厚，也用掉2000多吨铝合金。”他说，中国“天眼”有很多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都由国内顶级企业建造完成”。组成射电望远镜“镜面”的4450块反射面单元，每一块标准单元有两部分，铝合金背架、反射面面板。这个铝合金背架，是萧山企业东南网架制造拼装的。圈梁、索网和支撑馈源舱的6座高塔，用掉的钢材有1万多吨。美国阿雷西沃望远镜的馈源平台，1000多吨重，几乎固定在半空，这样的设计有利于馈源的定位，却缩小了观测角度。王启明说：“如果我们按照阿雷西沃的方案，我们500米望远镜，馈源平台重量至少会达到几千吨。这样重的大家伙挂在空中，成本相当大了。”他说，中国“天眼”用了轻型索支撑馈源平台方案，馈源舱只有30吨重。

（《都市快报》2017年9月23日，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 ——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

（选自光明网）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再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她大半本都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这说明他们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选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

（选自新浪网）

材料一：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二：

    2018年6月8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在回答“《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的问题时，相关负责人说：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高校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

    6月10日，在江汉大学举行的高校招生咨询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专业之一，多数家长们看好它的就业和薪资前景。

    长江日报记者发现，大数据、机器人工程成高校爆款专业，教育部在汉高校在设置此类专业时非常积极主动。在湖北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高校里，除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双一流高校全部“集体上线”。

    省属高校中，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作为市属高校的江汉大学围绕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双一流高校建设需要，增加了大数据、智能制造专业方向；武汉商学院去年成立了湖北省首个机器人工程本科专业。

    部分民办高校也十分敏感，武昌理工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昌首义学院、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那么，如何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张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一定是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时一定要打牢基础。江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程辉也持同一观点。他认为低年级的大学生首先要学好数学、计算机这些基础学科知识，到高年级再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实践。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杨维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可以结合项目进行培养。

    ——摘编自2018年6月12号《长江日报》

材料一：

    会宁皮影戏已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会宁皮影多以牛皮、羊皮、驴皮制作而成，一台皮影戏至少需要四至五人才能完成，唱腔多以当地的传统戏曲秦腔为主。大年三十晚九时许，新添堡乡河屲村村口的皮影戏老艺人牛俊魁家传来阵阵鼓乐声，村里组织的新年皮影戏演出在这里鸣锣开演。

    河屲村是会宁县新添堡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晚上九点，乡亲们在家里欢聚一堂，唱着皮影戏过大年，让我们感受到了皮影戏的魅力。

    走进牛俊魁家，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他家的正房里上演，老艺人牛俊魁在白色幕布后舞弄着皮影角色，边舞边唱，另外三人时而拉二胡，时而吹唢呐，敲锣打鼓配合默契，村民们看得全神贯注，记者也被精彩的演出所吸引，跟着看了起来。在演出结束后记者走进幕后，体验了一把皮影戏的演出过程。

    据介绍，牛俊魁是会宁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他不仅可以熟练制作皮影道具，而且能够演唱多部传统戏曲。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领村里人白天搭台，晚上唱戏，每场皮影戏要演出两三个小时，以丰富乡亲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添堡乡河屲村村民邵启虎对记者说，本地文化活动比较单纯，到过年的时候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看一看皮影戏，耍一下社火，自娱自乐，大家都比较高兴。

（“会宁广电网”记者  甘孟玉  荆平）

材料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的活动屡见不鲜。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跨界民族，也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善于迁徙的狩猎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习俗延续下来，如驯鹿、瑟宾节都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驯鹿成为贯穿全年每个呼伦贝尔草原盛会的“吉祥物”，二百余人的鄂温克部落每年能接待中外游客近五万人次。

    而每逢瑟宾节，鄂温克部落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加，由部落首领主持，猎人们在落叶松的间隙里点燃篝火，边歌边舞，祭祀山神，一片欢乐祥和。台湾游客任先生几乎每年都会到呼伦贝尔旅行一次，他说：“不论夏季或是冬季，呼伦贝尔总有让人看不完的美景，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出的盛会就让人流连忘返。”

2016年上半年，呼伦贝尔市接待中外游客488.47万人次，同比增长8.5%。

    以上种种，都只是内蒙古草原上很普通的活动，但也是内蒙古草原诸多文化活动的缩影。

    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元文化底蕴深厚，将草原文化融会贯通并“打包”展示已成为当地所有民族文化活动的“套路”。不论是各地一年四季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还是内蒙古“走出去”举办的文化活动，草原传统技艺总是结伴出现。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内蒙古已在蒙古国、俄罗斯、美国、马耳他、毛里求斯、澳大利亚、丹麦、斯里兰卡等地举办“文化周”活动，阵容颇为“豪华”，对外讲述者内蒙古的故事。

落于金莲川草原上的正蓝旗人口仅8.3万，但这里有世界文化遗址元上都和延续千年的传统游牧生活。

（摘自中新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的草原盛会吸引中外游客》，有删改）

材料三：

    江苏省南通市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宋亚军这两天伤透了脑筋，他正在给88岁的毛素娟找一个传承人。毛素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南通色织土布技艺的唯一传承人，由于后继无人，这项技艺正濒临失传。赶在老太太还能说会动之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技艺传下去成了宋亚军的当务之急。

    如何让非遗更好地传承下去？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曹锦扬表示，非遗传承有其特殊性，不能全靠市场，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011年6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一些地区落实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经费拨款不到位，不重视宣传，对民间的非遗传承人重视不够等。一些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每年在非遗上的经费投入只有区区几十万元，非遗传承人、研究人员想对外交流自己的技术和作品都捉襟见肘。

    “事实也证明，凡是非遗传承做得好的地区，政府都发挥了很好的主导作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说。在全国，宜兴紫砂壶鼎鼎有名，这是该地区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所带来的效果。宜兴有专门的副市长、文化局副局长分管紫砂陶艺发展，政府还出资让有兴趣学习紫砂陶艺的人免费学习，每年的“陶艺节”，市委书记、市长再忙也要出席，这些都提高了紫砂陶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与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贺云翱教授说，“除了宜兴紫砂壶，像苏州的刺绣，南京的云锦，这些非遗项目都兼具了一定的市场价值，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学。相比之下，南通色织土布就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稍远些，对于这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政府就更不能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非遗的传承出一份力，在韩国、日本，每年都会有企业家出资赞助非遗项目，定期举办一些展览，让民众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这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摘自《光明日报》：《非遗传承，难在哪儿？》，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电影市场空前活跃，电影票房总收入增长迅速。

    国内电影票房收入情况及预测

    我国电影基础设施建设也突飞猛进。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电影银幕数量41179 块，是2012年的2.14倍，使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电影银幕拥有量最高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升级换代 市场走向规范发展》)

    材料二：

    “十二五”时期是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期。2016年中国的文化消费进入一个攀升阶段，消费需求由模仿型向个性化多元化消费转型。资本市场非常活跃，为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14年、2015年资本市场关注最多的领域就是影视传媒、游戏动漫、教育培训等。文化产业特别是电影产业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法制化步伐在加快。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管理正在经历着由行政管理为主向依法管理为主转型，这个转变对未来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祁述裕《重视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

    材料三：

    和高速增长的前几年相比，2016年电影行业除了增幅等数字上的变化之外，也没有出现“爆款"的国产电影，曾经被捧上天的IP改编影片，经历了从高空跌落至尘埃的过程。

    电影制片人安晓芬认为这与“创作大小年”相关：“一部好的作品，最快需要两三年的开发、沉淀和培育，才能制作上市。”业内人士还认为，这是电商票补退潮后的市场容量的真实展现。去年正值各大电商建立票务平台的旺季，9.9元烧钱式票补带动了电影消费。到了今年，电商票务平台格局已定，票价恢复到了正常的40多元。一些习惯了 9.9元的电影观众，在选择电影时就会更加谨慎。

    （摘编自《2016 中国电影行业高增长时代终结 缺乏爆款 IP 崩盘》）

    材料四：

    《湄公河行动》《战狼 2》这些传播正能量、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华优秀文化的国产优秀影片反映了我国电影创作的提升和进步，也反映出我国电影正在形成“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创作格局。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还认为，“中国电影不仅要满足观影人群差异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还应与中国观众建立更加紧密、良性互动的关系。”优质的作品创作离不开优质人才的培养。在国家多种措施的推动下，我国电影行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导演、新编剧、新演员、新制片人。这些新鲜的面孔，不断为行业注入生机与活力，推动国家电影事业的日新月异。

    为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 该法案对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与提炼，并以法律的形式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意味着我国电影将在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环境中迎来新的机遇。

（摘编自《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升级换代 市场走向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