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8月8日，九寨沟地震发生18分钟后，中国地震台网的机器，写了篇新闻稿，写作用时25秒。稿件用词准确，行文流畅，且地形天气面面俱到，即便专业记者临阵受命，成品也不过如此。再考虑到25秒的写作时间，人类完败了。

    人工智能正在向高端职位进军。有人预言，除了华尔街的交易员，像律师、会计、医师等高端职位，也将大量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埃隆·马斯克说在未来20年，全球12%至15%的劳动力将因为人工智能而失业。李开复则认为，10至15年之后，也许50%的人要面临工作部分或全部被取代的局面。

    “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一轮工作革命，人工智能将大量淘汰传统劳动力，很显然也会有不少行业，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兴起而消亡。”陶庆华说，“但也要看到，人工智能会创造高端的新型的产业需求，从而带来劳动者的转型升级。所以，只有新型劳动者，才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摘编自《人工智能来了，你的饭碗会被拿走吗》，2017年9月1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近年，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全球关注和辩论的焦点。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会导致人类的工作机会大量缩减，甚至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冲击。但戴尔表示，他本人对人工智能并不恐慌。他认为技术就是要推动人的潜力最大化。任何一种新技术或者新工具可以有好的用途，也可以有坏的用途。“技术发展不应成为我们害怕的理由。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人与机器合作的世界。”戴尔还谈到，新的技术使我们拥有更好的商业、社会和教育环境等。就如同劳动力和资本，数据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投入要素。“数据是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摘编自《迈克尔·戴尔：人工智能时代是人加机，而非机减人》，9月29日新华网）

材料三：

    预计到2020年时，与全球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行业增加值将达到近20万亿美元，中国约有69%的企业将数字业务发展作为未来一年内的首要任务。对于企业来讲，数字时代已然来临。在未来，个性化和预测将成为消费者客户服务需求的主题，依靠类似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将把渠道内的客户服务与效率提升到极致。可以预见的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识别、智能匹配、智能解答将得到广泛的应用，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信息推送。

（摘编自《AI将改变客户体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2017年9月29日环球网）

材料四：

    目前人工智能尽管有了长足发展，但毫无疑问都只是停留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建立在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各个领域知识成就基础之上的能真正解析人类智能之谜的理论。诚然，人类原本就是自然的产物，人类能达到的智能水平，从理论上讲，通过相应的渠道机器完全可能达到。可是，当前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差距显然是存在的，智能机器与人的本质差异可能就在“个性”方面。理论上讲，软硬件完全相同的机器之间，是无所谓“个性”的，而人的重要的特征就在于拥有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个性。

    就技术而言，不管是智能实体还是网络虚拟人，如果不能深入解析人类心智本身，则雷库兹韦尔预言的奇点，即在2029年我们将在机器中实现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的梦想就不可能到来。因此，深入解析人类“自由意志”和“个性”的本质是实现强人工智能目标的必经之路。但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一旦机器具备自由意志，人类将不得不面临新的伦理与现实的问题。

（摘编自《人工智能发展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2017年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们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部署、持续推进。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被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点工作。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二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三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突出解决好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四要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健康科技创新，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扩大健康国际交流合作。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8年10月13日刊文）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亚健康状态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临界状态。虽然仪器不会检测出病症，但人体却会有各种不适感，这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所承受的日益增大的压力，以及普遍拥有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现代社会亚健康群体增多，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等问题日趋泛滥。

    随着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隐患日益严重，一种富有全局性的健康理念——“大健康”应运而生。它倡导人们从透支健康、对抗疾病的方式过渡到呵护健康、预防疾病的新健康模式，树立正确的健康消费观念，接收科学的健康指导，让人们“生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病得晚、提高生命质量、走得安”。“大健康”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追求精神上以及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健康。当今医学界，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传统模式逐渐向多因多病的“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大健康模式转变。大健康模式研究的不是病因，而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其核心是通过个人健康管理，科学地排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素，达到保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摘编自《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材料三：

    2013-201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

    材料四：

    巨大的市场份额和高额的利润导致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从鸿茅药酒到权健事件，暴露出的是整个保健品行业普遍性的问题——不少保健品生产企业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等旗号，制假售假，甚至把产品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诱导消费者上当。一些保健品在销售过程中，与消费者大套近乎、嘘寒问暖，“专家免费会诊”“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套路重重……种种乱象，坑害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

    针对保健品市场乱象，必须加速完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的专项条例及配套实施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加强保健品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要建立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市场流通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明晰相关部门审批、监督和处罚职责，建立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出现问题，要露头就打、一查到底，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取缔违规企业；同时进行警示教育，要让公众客观认识保健品的“疗效”，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正确的消费引导。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一：

    2019年8月1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封面上，一项中国科学研究成果成为绝对主角。这颗画着大脑、充满科技感的芯片，叫“天机芯”，是世界首款异构融合类脑芯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既可支持脉冲神经网络又可支持人工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芯片。研发出“天机芯”的，是清华大学施路平团队。该团队在本期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更实现了中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自然》论文零的突破。

    （摘编自搜狐网《天机芯带您从零崛起》）

    材料二：

    目前传统计算机芯片，主要基于冯诺依曼架构，处理单元和存储单元分开，通过数据传输总线相连。芯片总处理信息能力受总线容量的限制，构成所谓“冯诺伊曼瓶颈”。而且传统计算机的处理单元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导致能耗巨大。同时，由于需要精确的预编程，传统计算机无法应对编程以外的情况和数据。而大脑结构则完全不同：神经元（处理单元）和突触（存储单元）位于一体，不需要高能耗的总线连接，突触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具有可塑性，能够随所传递的神经元信号强弱和极性调整传递效率，并在信号消失后保持传递效率。突触的这种性质，使大脑神经网络结构动态可塑，能够随外部数据的变化而适应调整。脑神经网络包含1000亿神经元和100万亿个神经突触，他们相互连接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神经网络，使人脑信息处理能力超强，而神经元只在工作时消耗能量，大脑的功耗极低；可大规模并行处理多个信号；具备学习能力，在海量数据处理方面有巨大优势。

    类脑计算芯片可模拟人类大脑信息处理方式，能以极低的功耗对信息进行异步、并行、低速和分布式处理，并具备自主感知、识别和学习等多种能力。同传统计算芯片相比，类脑计算芯片将实现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传统“执行程序”计算范式的局限，有望形成“自主认知”的新范式；二是突破传统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局限，实现数据并行传送、分布式处理，能够以极低功耗实时处理海量数据。

    （摘编自唐旖浓《美国类脑芯片发展历程》）

    材料三：

    预测2018-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

    材料四：

    今天类脑芯片的发展最根本的优势在于，类脑计算可以绕开比特编程和摩尔定律。在算力极限面前，是跟量子计算一样都是人类的主要救生船。但是类脑芯片在今天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有一些基础问题无从解答。

    比如类脑芯片的任务性处理能力差、算力水平过低。虽然经过几年的发展，类脑计算可以处理的任务越来越多，但是要看到这些任务都有严苛的先决条件。对于绝大部分计算目标来说，类脑芯片都带不动。另一方面，用电子电路模拟人造突触，是极其不划算的一件事。它要花费极高的工艺与技术成本，来实现效率并不高的神经元模拟。所以面向未来，更多人认为一定要找到可以代替晶体管的，属于类脑计算的新材料——但是这个材料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到像硅晶片一样便宜，今天都是未知数。

    还有，适配类脑计算的架构、算法、编程方案等等也处在广泛的空白期。尤其在我们身边，还要特别警惕一件事，那就是类脑芯片虚假繁荣带来的危险。AI火了之后，更未来更AI的技术成为投融资与政府扶持热点，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类脑计算和类脑芯片，事实上还有非常远的路要走。今天在产业中讨论它，很多时候都是漫无边际的非理性畅想。

（摘编自电子工程世界网《类脑芯片简史：2019或成类脑芯片爆发元年》）

    ①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麻风、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②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③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④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

    ⑤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要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要坚持守正创新。

    ⑥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

    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

    ⑧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

（摘编自《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05月14日）

材料一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0）先后对“粮食安全”作过三次定义，分别是1974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以及1996年的“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粮食安全的早期定义仅限于供给层面，主要强调国家和全球的粮食供给。但研究发现，由于粮食没有得到合理分配，以及在获取食物上存在物质、经济或社会文化方面的种种障碍，导致国家或全球充足的粮食供给本身并不能保证家庭的粮食安全，这使得1983年的定义将重点转向家庭和个人获取食物的问题，对粮食安全的政策关切逐步将收入、支出、市场和价格因素纳入考虑。第三次定义进一步拓展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内涵上将食物的卫生和健康标准以及营养平衡纳入考虑，外延上则引入人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由于许多国家数据收集系统不完整，加之政策背景差异，进行全球粮食安全评价面临较大的挑战。目前，数值模拟、试验方法和统计模型是国际上粮食安全评价常用的三种基本方法。

（摘编自《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4期有删改）

材料二

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5%能够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之一，但国外风险已跨越有形壁垒深入影响我国粮食产业发展。表现为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国内市场受到挤压，粮食“三量齐增”（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现象依然存在，饲料及国内畜牧业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传导影响大，外资粮企已逐渐竞争布局我国粮油市场等。为此，我国“粮食自给”战略不是尽量减少全球联系带来的风险，放弃国际化，而应主动出击，在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立足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农业合作，建立可靠的国外粮食供应链，最大化利用国外粮食资源，把握国外市场主动权，为规避各类风险超前谋划布局，如此方能更好地实现“粮食自给”安全战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应再单纯强调产量增长，而应该转向更多地强调粮食质量能否满足消费者对于营养健康的高质量粮食品种的需求，保障居民对个性化、多元化、绿色化食物消费的需求。

（摘编自《改革》2020年第9期，有删改）

材料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启动为期一个多月的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旨在加快建立法治化长效机制，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以法治方式对浪费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储存和流通以及消费各环节，需要从每一个环节发力。粮食减损降耗和制止粮食浪费成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认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将成为我国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以及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契机。

厉行节约是一场“持久战”，要形成长效机制，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遏制粮食浪费。当前，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此次专题调研要与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结合起来，推动将节粮减损政策措施转化为法律规范，强化杜绝粮食浪费的刚性约束和法治保障。”

（摘编自2020年9月23日的《新华电讯》）

材料一：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只要它自成一体，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地理的相对完整性，二是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一般说来，江南文化在区域地理上的相对完整性是大家公认的，而江南在文化传统上的独立性，则是一直很成问题的。

表面看来，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地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这是康熙写给江南大小官吏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它表明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很准，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特别是明清以来。另一方面还可以说，政治家毕竟只是政治家，所以只能看到对他们统治有用的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源。但这个江南，与一般人心目中的“江南”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两方面显然不能看作是江南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更多的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大到是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小到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超功利的审美存在，与帝王那种实用的江南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有必要问一下，什么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它自身所独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发现。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江南之所以会成为中华民族魂牵梦萦的一个对象，恰是因为它比康熙最看重的“财赋”与“文人”，要再多一点东西。多一点什么呢？这也可以在比较中去发现，比如，我们可以说，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但使江南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老实说却不在这两方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涉足。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如果说，由于文化本身是无所不包的，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它们与北方文化圈也是一脉相通的，那么也可以说，只有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文化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是其他区域文化不能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把审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南是古代诗意生活的一种象征。它并非一个实在的地域概念，而是一种观念，或者说是皇帝与士人脑中的想象。江南不是政治、经济、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而是一种在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片永恒的青山绿水；它不是现实世界中那片富足的养活了无数南国儿女的鱼米之乡，而是一个从唐诗宋词乃至更早的南朝就开始的只有诗性心灵才能忆起的美丽梦境。

另一方面，在这里也需要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文化都没有审美创造，而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例，它当然也有自己的审美性格，如孔子就说过，他最赞同的人生境界，就是带着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到春天的郊野中去春游。但在儒家文化中，由于沾染了太多的道德色彩，儒家的审美活动就不够纯粹，它经常发生的一个异化，就是“以道德代替审美”。

（摘编自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

材料二：

明清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从表现形态来看是起居、饮食、养生、娱乐、消遣等几个方面，他们以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作为审美对象，一枝一叶，一琴一鹤，一饮一啄都能以审美眼光看之，我们可以说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张潮说：“松下听琴，月下听箫，涧边听瀑布，山中听梵呗，觉耳中别有不同。月下听禅，旨趣益远；月下说剑，肝胆益真；月下论诗，风致益幽。”江南士人审美的日常生活形成的原因是他们具有审美的心胸，以审美的视野去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因此原本平凡的事物就具备了审美的意义，这既是士人的人生态度，也是生活策略。

从美学的本体来说，江南士人将“闲”看作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和意义，“闲”是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美学的根源和最后的归宿。“闲”能使士人以别样的视野审视人生和寻求人生的意义，其归属在于从生活中去寻求这种无关功利的闲适，是一种疏离了现实利害关系之后的超然心态，是感性生命活力的自然释放。

“闲”的内蕴是生命意识的审美化，是在一种情感维度中来感受生活，它常常依附于一些简单的事物中，比如下棋、钓鱼、赏花、闲侃等等事情。由于懂得生之可贵，因此那些看似简单细微的事情在生命的语境中变得具有意蕴。士人将生命的价值寄予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意味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缰利锁的困扰，生活也就在毫无牵绊的顺畅中如行云流水一样悄然滑过。正如李渔所言：“把钓观棋，一朝即过，不信日长如小年。”又云：“枕上闻啼鸟，花间鸣素琴。闲来理残编，悠然自古今。”

明清时期士人将“闲”作为日常生活的广泛追求和臧否人物的尺度，“闲”与“忙”是有区别的，“忙”有着鲜明的功利色彩，这是一种苦的生活方式。“闲”带着生活的审美色彩，诸如游山玩水，四处闲荡。“闲”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关键是要换一种视角去看生活，人只要暂且放下心头的名利之思，也可以发现生活中的一时闲乐。另一方面，这种“闲”与儒家赋予道德审美意义的“闲“不同，儒家关于“闲”最为著名的就是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颜回这种闲且乐的生活一直是儒家所推崇的境界，因为它和人的道德相关，能够在物质简陋的情况下悠然自得，是人的道德境界的体现。很明显，江南士人并没有这个特点。他们更多注重的是自己的感受，追寻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而相应淡化了身上的道德责任感。

摘编自赵洪涛《明末清初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