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赵新

    和其他主食比起来，米饭，我是天天吃顿顿吃也吃不烦吃不厌，媳妇叫我“米虫子”。可是有一个问题很是让我添堵：米里的沙子太多，吃饭时总是硌牙，碗里像有炸弹似的，吃得小心翼翼，吃得提心吊胆，吃着吃着就吃出一肚子火，扔下饭碗了事！

    下顿饭还是这样。

    我非常想买些不带沙子的米，吃个放心，吃个坦然，吃个舒畅，吃个欢喜。

    有一天单位组织下乡，先到了某个县城，又从这个县城下到了某个乡镇。这个镇子很大，恰逢集日，街市上人山人海，叫买叫卖，非常热闹。

    我在农贸市场挤挤碰碰地转悠时，看见一个老汉蹲在那里卖米。那米雪白晶莹，幽幽地闪着光，颗颗晶莹剔透，玲珑如玉。

    弯下腰细看细瞅细挑，没有一粒沙子。

    戴上花镜再看再瞅再挑，还是没有沙子。

    请了几个也一起挑米的人帮着看，仍然没有沙子。

    我既兴奋又激动，忙问这米怎么卖。老汉郑重其事地报了价，并且申明这米是他自家产的，价钱虽然偏高了些，却配得上米的品质。

    老汉问我要多少，我说：“豁出去，要100斤！”

    老汉很严肃地说：“同志，我这人光明正大，不遮不瞒，不欺不诈，你要100斤，我只能给你98斤。”

    我说：“老哥，别呀，2斤米也能做好几顿饭呢！”

    老汉顺手提过旁边的一条口袋说：“分量保证给够你，另外2斤就是这里边装着的沙子。”

    我大吃一惊：“沙子？”

    老汉平静如水：“沙子。”

    我一看，那沙子也是米粒般大小，雪白晶莹，幽幽地闪着光，颗颗晶莹剔透，玲珑如玉。如果把这样的沙子和米混在一起，肉眼凡胎，断然看不出来。

    我说：“老哥，我只要米不要沙子。”

    老汉很憨厚地笑了：“同志，对不起，那我这米不卖。”

    我说：“不卖？那你咋不把沙子掺到米里？”

    他说：“那不是坑人吗？”

    我说：“你这也是坑人呀！”

    他说：“这坑和那坑可不一样。这坑是明着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问心无愧；那坑是暗里坑，我怕有人骂我坏了良心，掘我家的祖坟！”

    想想是这么个理，人家叫明唱响了，你完全可以不买嘛。又往深刻之处一想，就觉得这老汉很老实很厚道很可爱了。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他不搞惟妙惟肖的伪装，不做浑水摸鱼的手脚。

    老汉60岁左右，一张皱纹纵横的脸，一双结满老茧的手，嘴唇上的胡须里还有一粒黄色的饭渣。他的鞋破了，露出半个脚趾头。

    我说：“老哥，这米我买。”随即给了他100斤大米的钱，要了他98斤的米。

    老汉拉住我的手：“同志，你先别走，你还没要我那2斤沙子哩。”

    我说：“我不要你的沙子！”

    老汉把钱退给我：“你不要沙子，就把大米还给我，我不贪这份便宜！”

    我愣了，心想，这人真是有脾气，不要他的沙子他还不依！

    老汉说：“我的沙子也是钱，那是经过加工的；你拿回城里种花养草，喂鸟养鱼，比大米用处还大哩。”

    看着他固执认真的样子，我要了他那2斤沙子。

    午饭以后我又来到集市上闲逛，走到卖米老汉那里，看见有好几个人把他抓住，正推推搡搡地押着他在街上走。秋风萧瑟，黄叶飘零，那老汉的脚步踉踉跄跄，落下一路汗腥。

    押着他的人愤怒地斥责：“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明目张胆地坑害顾客，让人家买你的沙子！”又一个说：“你把那沙子掺和到米里卖，不就没事了吗？”

文友

阿成

    鹤岗的梧桐也有我的文友。

    黑龙江境内的业余作者，彼此都是有联系的。看到谁成功地发表作品了，或者征文得了三等奖、优秀奖、提名奖了，就通通信，在血泪般的成绩面前，发泄一下，无比自豪一下。省内的大作家，我们也扯不上。人家裤兜子里的家伙都是玉的，我们怎么能比？

    但是，我们不服他们！

    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之间经常走动。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另外，大家都在省内，走动起来很方便，车票也不太贵，吃住也不敢挑剔。彼此见了面，就是一个聊啊。

    通宵达旦地聊！

    我先是在鹤岗下的火车。从哈尔滨到鹤岗的那趟火车，有一个乘警是我的小学同学，这样，不仅车票钱省了，还白吃了一顿他们的“工作餐”。

    下了火车后，我再转长途汽车去梧桐。都说好了，我的那个文友在车站等我。

    我下了长途车，便和文友像外国人那样拥抱起来，互相叭叭地拍了背。这种样子当地人是看不惯的。

    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铺吃饭的时候，文友无奈地跟我说，住他家里是不行了，他的那个娘儿们，又从娘家整来一大堆的亲戚，大人小孩的，人五人六的，连老爹的寿材上都睡了人了。唉，怎么创作呢。

    我吃了一惊说，那我住哪儿？当天返回去可没车了，咋也得明天早晨走哇。

    他说，放心吧，安排妥了，在一家老房子里。事先我都收拾好了，搭了两个板铺。还说得过去。大夏天儿的，还用被褥么？

    我说，不用不用，能聊天就行。我能让住几天？

    他说，两天。

    我说，两天够了。就是想跟你聊啊，都想疯了。

    事后，我们又弄了点酒、烟和吃食，出了小饭铺，就去了那个老房子。

    那个老房子虽然破，但比预想的还要好。我们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屋子里。屋子里的两个板铺也行，平平的，阔极了。于是我们边吃边聊。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构思。比如爱情啊，打猎啊，土匪啊，七大姑八大姨，爹妈兄弟呀，还有机关改革，美好的理想，自杀，疯子，流浪汉等等。但是，好像编起来挺困难。目前就是咱们兄弟嘴小，等以后吧……奴隶要翻身哪。不远的将来，也有咱们不断接受采访，不断上电视的那一天！

    我们仰面躺在板铺上聊天的时候，文友说，你也别瞧不起咱们睡觉的这个地方。

    我说，我没瞧不起。我又不是托尔斯泰，我刚才讲的话，也不过是展望未来。

    文友说，这个地方，日伪时期是梧桐伪警察分驻所。赵尚志被俘之后，就死在这里。

    真的？

    文友说，赵尚志可是抗联队伍里的一个大人物啊，他担任过东北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还有一些衔我记不住了。日本鬼子想抓他想得眼珠子都红了。后来，他们和梧桐警察分驻所共同下了一个套，把赵尚志抓住了。

    什么套儿？

    文友说，挺复杂的。我简单说，就是派了一个假装收山货的特务上山，取得赵尚志的信任后，勾他一同去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就是现在咱俩住的这个地方中埋伏了，是不是？肯定的。

    对。并且那个特务还冲着赵尚志的腹部干了一枪。我到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呢。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我说，你背背我听听。

他开始背：“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审讯时，他对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得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他痛骂审讯官，狠狠地瞪着警察，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却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文友问，咋样？写得挺客观吧？

    我说，写得好！

    后来，我提议，用酒祭奠一下赵尚志。于是，我们翻身下床，把碗斟满了酒，将酒一圈一圈儿洒在地上，并说了些佩服的话。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坐长途车离开梧桐的时候，车又路过了那座老房子。看着它离我们车越来越远了，在灰尘里变得迷蒙起来，心中不禁一阵凄凉。

（有删改）

醉酒之后

刘庆邦

    项云中喝得一塌糊涂，他不知道自己的酒量，一口气喝了小半瓶。酒下去了，心底的痛苦和委屈却翻了上来，肺腑里发出压抑很久的哭声。这天下午的第四节课是自习，初二班的同学听见了项老师的哭声，吃惊之余，难免从教室里溜出来，挤在老师门外。不料老师的门是虚掩的，同学们一挤一拥，竟把老师的门推开，蜂拥到屋里去了。

    项老师不只是哭，还在诉：太绝情了！说好的你等我三年，我调到市里，咱们就结婚。这才一年多，你咋就不理我了呢！

    当晚，校长专门安排食堂为项老师做了他最爱吃的酸汤面叶儿。校长说，我们学校地处偏远山区，师资力量薄弱，项老师是到我校来的第一位本科毕业生，我们指望项老师能挑起学校的大梁呢！

    项云中低着眉，懊悔地苦笑一下，摇了摇头。他想：不能再待下去了，该写一份请调报告了。

    次日上课，项老师发现同学们变了。以往每天第一节课，总有同学迟到，而今全班齐刷刷的。以前课间休息时，同学们把王大牛的光头打得啪啪响。王大牛学习不咋样，但他把自己当成同学们的开心果，一点儿都不介意同学们打他。可今天，同学们不再打了。

    还有，班长余红霞带着值日的同学，到项老师宿舍打扫卫生了。项老师整天忙于教学，对卫生不是很讲究。余红霞在扫床底时看到一双翻毛皮棉鞋。因地面有些潮湿，鞋底上还沾有黄泥巴，棉鞋已经发霉，翻毛上面像是又长了一层毛。

    一天晚上，一位家长给项老师打电话，一上来就给项老师道辛苦。家长说，这几天孩子回家挺晚，说是在学校上晚自习，谢谢项老师啊！项老师并没安排学生晚自习，他很警惕地说：您的孩子学习挺自觉的，表现挺好的，放心吧。

    第二天，项老师一走上讲台，就又发现了新情况：王大牛的脸是肿的，肿得像一只小面盆一样，肿得把眼珠子都包住了。他问：王大牛，你的脸怎么回事儿？

    王大牛站起来了，说没事儿。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项老师走到王大牛课桌旁边，要看得更仔细些。

    见老师向他走来，王大牛赶紧低下头：老师，真没事儿，我就是不小心被马蜂蜇了一下。

    王大牛说被马蜂蜇了一下，若搁以前，不知同学们会笑成什么样呢！可眼下竟一个笑声都没有。一下课，项老师就对余红霞说：最近放学后，同学们都能按时回家吗？

    余红霞脸上红了一下，又白了一下，说：这几天放学后，有一些同学到山上采中草药去了。采到药材卖给收购点，攒点儿钱交下学期的学杂费。王大牛爬到山崖上摘一只马蜂窝，就被蜇到了。

    项老师对同学们的行为表示理解，但提了两条要求：一要注意安全，二要跟家长说实话。

    周一早上，余红霞和几个班干部提着一样用绿方巾包着的东西来到项老师办公室，对项老师说：我们代表全班同学送给您一样东西，请您一定收下。

    项老师说：我怎么能要同学们的东西呢！

    余红霞不容分说，解开方巾，打开纸盒，里面放的是一双皮鞋。皮鞋是黑色的，闪着亮光。当皮鞋呈现在老师面前时，同学们的眼睛无不亮闪闪的。他们想，项老师的女朋友之所以不理他了，是因为项老师没有城里人最爱穿的皮鞋。有了这双皮鞋，说不定他们就会重归于好。

    当晚，项云中把已经写好的请调报告撕掉了。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草原上的马鞍

艾平

    呼伦贝尔一代鞍具大师，我哥哥巴特尔，他一直坐在那个黢黑发亮的砧子跟前，“咔——咔——咔——”地打錾鞍具，金银铜铁，在他的凿子下熠熠闪光，慢慢绽放出海棠卷草和吉祥八宝的图案。当暴风雪肆虐的夜晚，这声音汇入骏马的嘶鸣；当第一棵灰绿色的牧草钻出地面，这声音追赶着激荡的春雷。我哥哥巴特尔把一生的梦想，錾入了沧桑的岁月里。

    五十年前，我哥哥巴特尔虽然还是个年轻人，但他那驯马的本领，已经像一首诗那样传遍了草原。他牧放的马，跑起来比苍鹰飞得快；他调教的马，懂得岔开四条腿，用身子给主人挡风雨；他饲养的马，蹄子就像成吉思汗拋出的石块，踢死过一头凶猛的狼王。好马需要好鞍，我哥哥也是一样。

    有一次，我哥哥巴特尔的马蹄踏过幽幽的山谷，一副隐于枯草中的旧鞍鞯，显现在他的眼前。这片草原历史上是鲜卑先祖迁徙的驿站，是成吉思汗子孙征战的沙场，也是蒙古人百代千年的游牧地，不知道掩埋着多少英雄的诗篇。岁月像鸿雁那样飞远了，天上没有痕迹；骏马的躯体慢慢融化成泥土，大地保留着这静默的马鞍。哥哥慢慢拿起那架鞍子，鞍桥、鞍座和残存的鞘皮，瞬间噗簌簌地散落成粉末，他手里剩下的，只有几根景泰蓝，那原本是鞍子的镶边，此刻，筋骨一般勾勒出鞍子的轮廓。虽然是风雨剥蚀，那景泰蓝锈而不腐，上面古老的缠枝花叶竟栩栩如生，可谓鬼斧神工。

    不知问了多少人，我哥哥才知道在草原的更深处，有一位叫达拉嘎的老人能修复古老的马鞍。当他把马鞍的骨架放到老人面前时，老人跪倒在地，浊泪纵横，唱起了古老的蒙古史诗。

    半年后，当达拉嘠把修复好的马鞍拿到我哥哥巴特尔面前的时候，我哥哥感到眼前陡然一亮，心里热血沸腾，一种纵马飞驰的冲动几乎不可遏止。谁的双手如此神奇、神妙?这架镶嵌着老景泰蓝的新鞍子，黑桦木的鞍座，湘竹的鞍桥，配以月光般的银饰，翡翠色的玛瑙石片，捧起来轻盈玲珑，放下去敦厚结实。我哥哥巴特尔把这个鞍子鞴在自己的铁青马马背上，伸出一个拳头，探探马背和鞍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恰到好处。他不由飞身上马，如一面旌旗猎猎展开，驰骋向远。这个马背上长大的少年，明白了自己满心的喜悦来自骏马的敏悟，而那非凡的骏马，靠的是一副贴心的鞍子。鞍子是草原人的心。哥哥被这个马鞍折服了，也被这门手艺折服了。于是，他拜达拉嘎为师，造起了鞍具。

    我哥哥巴特尔终日坐在师傅留下的砧子跟前，打錾紫铜和白钢，琢磨玉石，修整鞍具的木构件，很久才会抬起头来，轻轻抿一口奶茶，复又埋头于手里的活计。我哥哥学徒的第一课，是使用斧子和凿子，练习斧凿马鞍的木头底座。这个惯于在草原上四处飞跑的年轻人，完全不适应如此单调乏味的营生，他玩心太盛，不时走神，每每戳伤了手，然后就开始大呼小叫。每当这时，师傅就会让他过来陪自己坐着，望着呼伦贝尔远处的山包，一言不发。后来，我哥哥终于完成了基本功训练，把斧子和凿子变成了无所不能的魔术棒，掌握了金、银、铜、铁、木、皮、竹、漆全套手艺。

    他们师徒最喜欢做的事，依然是静静地望着草原远处的山包。几年后，师傅去世了。我哥哥巴特尔就这样成了师傅的继承人。

    记不得那是哪一年，草原上改变了游牧的传统，家家圈在包产到户的小草场里放牧，远方和天边的概念消失了，摩托车的轮子替代了骏马的四蹄。由于生意清淡，鞍具社倒闭，师傅的徒弟们也散了。只有我哥哥巴特尔，还在做鞍子。他每天用狼油揩拭师傅传给他的铁砧子，揩着揣着就回到了以往的日子里，嫂子不喊他，他就忘记了吃饭的事儿。他卖掉了家里的羊群，去买制作鞍具的原材料；他让嫂子辞了工作，帮他绣鞘皮的花纹。有人说，这个老头儿吃了醉马草，醒不过来了。我的哥哥巴特尔，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做他的鞍子。他做的鞍子摆满了一屋地，一架比一架更带劲儿，既有来自师傅的神韵，又添以时尚的华彩。虽然那些赞叹我哥哥巴特尔手艺的人没有减少，却没有谁愿意买走他做的马鞍；虽然女儿结婚时家里的存折上仅仅剩下五十元钱，我哥哥巴特尔一点儿都不慌乱，他相信只要草原和天空不分离，蒙古人还在马背上，长调和史诗就还在蒙古人的血液里，自己做的鞍子就会有人要。

    只有一件事儿，让我哥哥巴特尔惦记很久了。终于有一天，他雇来汽车，把一架架漂亮的鞍子往一个个学校送。他说老师们，你们让咱们的孩子看看鞍子，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学校的老师很感动，连连说传承民族文化是必须的。我哥哥巴特尔把这事儿办妥了，便心满意足地回了家。他做的鞍子放在学校的陈列室里，上面小心翼翼地覆盖着塑料布，有人按时去擦塑料布上的灰尘，却没有人触动那鞍子。我哥哥巴特尔没有看到这一幕，他坐在铁砧子跟前等待着，他觉得学校应该请他去给孩子们讲一讲马鞍的故事……

    到底是大自然唤醒了草原上的畜牧业，牧民之家纷纷剪断了阻挡马蹄的铁丝网，开始互助游牧。辽阔的草原回来了，无垠的大地回来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飞奔的心！马群如云从天而落，牧马人的唿哨随夙传送，四面八方的客人相约草原，马鞍不仅恢复了它的实用功能，还作为一种光荣的象征，矗立在每一个有蒙古包的地方。一代鞍具大师我哥哥巴特尔，他忙极了，每天都有人眼盯着他手里的凿子和身前的铁砧子，渴盼着脱颖而出的新鞍子。有人一掷万金，有人开来宝马豪车，只为获得一副大师的杰作。

    我哥哥巴特尔，草原上的一代鞍具大师，他无动于衷，不言不语，脸上的微笑像湖水一般宁静，将手中的凿子徐徐举起，徐徐放下，在他面前，呼伦贝尔大草原，微风吹过，像一匹青骢宝马正在慢幔苏醒，而远处那一座山包，两头微微翘起，中间凹陷，稳稳地架在草原之上……

（原文有删改）

称呼

李国新

    那年，老石来乌乡采访，刚下车，我上前握住他的手，石主编，稀客，稀客，欢迎，欢迎!老石哈哈一笑，纠正说，不要叫我石主编，叫我石总编，我当总编都快一年了。

    我笑一笑，我哪知道哩，几把手？是一把手还是二把手？

    老石又是哈哈一笑，看怎么说，我业务上是一把手，社长是党委一把手。

    对对对，一把手。我笑嘻嘻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喝了一点酒。我又叫老石石主编了，老石比我喝得多，他连忙纠正，你啊你啊，我不是石主编，石主编只负责一个版面，我是石总编，负责整个版面了。

    在座的有宣传委员，宣传干事，还有老石随行的同事都笑起来，而跟老石的同伴中有人说，叫石总，是我们的老总了!我们报社是正县级单位，石总是正县级总编辑。老石听后笑容可掬。后来，我听说老石调到宣传部了，有的说是副部长，有的说是科长，还有的说是主任，究竟任什么职务不清楚。

    有一天，我去市委组织部办事，顺便想看望老石，毕竟我们认识多年，算是老朋友了。组织部离宣传部很近，只爬了二层楼就到了。我正想去打听老石在哪个办公室。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过来了，正是老石。他也看见我了，我总不能要他先叫我，他毕竟是领导，出于礼貌，我张开嘴，竟然鬼使神差地叫了他一声石总编，这应该是他过去的职务，我应该没有叫错吧。可老石急忙朝我走过来，是你呀，又叫错了，我已经不是石总编了，我现在是石副调研员，好了，就叫我老石算了，老石神色有点黯然。

    我一听，连忙说，不行，你是领导，叫你石部长算了！

    老石一听，脸上笑容顿起，不敢当，不过，我相当于副部长，但你还是叫我石副调研员为好，不过我虽然有个副字，我的级别还是正县级。

    我说，现在算是比报社舒服了。老石叹了一口气，我被人挤下来了，表面是提拔了，实际上是个闲人，一点权也没有，今天我是从家里来拿报纸的，正好碰见你了。

    我再一次碰见老石，是市里派来一个督办工作组到乌乡督查，组长是老石。

    我在中午接到乡领导的电话，说市里有个老领导来了，要我去陪他，我一见到老石，马上叫道，石副调研员，是你呀！

    老石望着我笑，纠正我，就叫我石专员，我现在被市委任命为市委第二十八组督查专员了。我连忙改口，石专员好！

    老石对我的领导说，李国新和我是同乡，从小至大，一起读书，是好朋友，也是好兄弟!我的领导连连点头，难怪的。

    我连忙纠正，不，石专员，你是领导，我一直都很敬重你。

    老石听了，脸上笑容灿烂，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