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一词的出现显然要晚于“城市化”，这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获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中共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这是近50年来中国首次在最高官方文件中使用“城镇化”。

（摘编自“360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1950—2025年中国与世界城镇化率比较》）

材料三：

    依法执政能力是党领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增效剂，具体表现为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城镇化进程中依法执政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破解制度难题、统筹城乡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面对城镇化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法治是最好的化解之道。

    一方面，建立健全以保障农民权利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从人口学意义上看，城镇化的本质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构建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通过司法保障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长期帮扶机制；等等。

    另一方面，提高党对新型城镇化的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党领导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定发展规划，推进制度改革，保障农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要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决策和科学决策，城镇化政策的调整、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修改、城镇地址和规模的确定等都要依法依规进行。

（摘编自焦晓云《加强党的领导，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力》）

材料四：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重物轻人、“兴城不兴业，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违背了城镇化规律。所以，中央一再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明确提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摘编自彭焕才《解决好人的问题是城镇化的关键》）

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是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子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健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

    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扁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5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材料一：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全域旅游的加速发展，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得以持续增强，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业态也得以迅速崛起。文化旅游1.0时代主要依托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资源，文物发掘、遗迹保护、古建修复、文化恢复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开发形式。文化旅游2.0时代不以有限资源而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无中生有、变废为宝”是主要特征，文旅产业的智造业属性得以彰显，不断迭代成为必然的选择，“永远建不完的迪士尼”即是文化旅游2.0的典型代表。值得高兴的是，国内一些优秀的文旅企业，如无锡灵山、华强方特、宋城演艺、华夏文旅等也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创意和科技为驱动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文化旅游2.0时代的先行者。可以说，未来，谁拥有了创意和科技创新能力，谁就是文化旅游2.0时代的赢家。

（摘编自肖建勇《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2017》）

材料二：

    “十三五”期间，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结构调整需加速发展服务业，动力转换需增强内需消费的拉动力，改善民生需要进一步释放国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都为文华旅游业发展提供重要机遇。2015年在线旅游市场迅速扩张，市场交易规模为4273.2亿元，在移动互联网产业大爆发的背景下，旅游行业迎来“新春天”，新业态的文化旅游也随着蓬勃发展。从自由行主题角度来看，2015年中国在线自由行用户偏好文化体验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该主题的旅游渐渐向20—40岁青年、中年群体拓展。不同年龄段的选择文化体验游的用户占在线自由行用户总数的比例各不相同，其中，2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9.7%，21—30岁的用户占20.5%，31—40岁的用户占15.8%，41—50岁的中年人占4.7%，远远高于同类型用户参加海岛度假游、疯狂购物游的比例。可见，文化旅游渐渐受到游客的追捧，市场空间不断扩大。

（摘编自《中投顾问·文化旅游专题》）

材料三：

    大众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也不都期望以旅游来“阅读”中国文化这部恢弘的历史长卷。所以，在依据资源本身的文化类型进行产品组合时，应考虑到资源的功能性转换，使整个线路切合场景活动特点和旅游者的审美习惯，否则就可能脱离市场。毫无疑问．文化旅游产品应该具备相应的主题。主题越鲜明，越典型集中，越富层次感，就越有利于分层次、多视角地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展示，使其内涵得到充分发挥，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文化旅游是一段时间有限、场景集中的经历与体验。旅游者在有限的时空中获得文化旅游的体验和感知，因此，文化旅游产品就必须用典型、形象、通俗、有趣的形式去展现文化，才算是选位得当。

    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崇尚参与和亲身感受是现代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必要研究为猿游者提供亲身感受和亲自参与的机会的有效措施，以便旅游者进入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角色当中。

（摘编自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理论、战略、实践》）

材料四：

    随着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内容的文化性需求不断提高，以感知异域文化特色、体验异域文化氛围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旅游目的也从单一的观光活动向更富于知识性的文化旅游转变。因此，选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要结合区域特色、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及业态的发展趋势，开发出特点鲜明且具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但是，由于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多城市开始竞相开展文化旅游，这其中出现了效仿现象，更有甚者，为了文化旅游利益而争夺历史文化发源地。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让历史文化遗产沦为金钱的附庸，那文化旅游也就失去了意义，更无特色可言。

（摘编自桑彬彬、黄敏《我国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材料一：

    9月17日至19日，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为期3天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医疗、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广阔前景。空前的盛况、广泛的关注，映照着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连续6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40%，语音、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阿里巴巴、科大讯飞、依图等一批企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力竞争者……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技术优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摘编自《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要下好“先手棋”》，《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9日）

材料二：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差距为何如此大？相关运用不断突破，促进各国不断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这是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得益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集中突破，人工智能近年来开始进入落地实践阶段。以深度学习为主要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展露强劲发展势头，相关应用突破还可能给医疗、交通、制造、金融、教育等领域带来巨变。

    正是看到其巨大潜力，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开始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纷纷加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军备竞赛”。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而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报告，2017年中国有592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3.92万人。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由于中国高校在较长时间内没有人工智能专业，这也导致了国内相关人才供给不足。

（摘编自彭训文《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紧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2月03日）

材料三：

2018人工智能促进协会（AAAI）会议提交和入选的论文数量

2018AI论文加权引用概况

【注】加权引用（FWCI）是AI作者在该地区接收的平均引用次数除以所有AI作者的平均引用次数

（摘编自《斯坦福2018全球AI报告，七大维度数据公开》，《参考消息》（2018年03月25日）

材料四：

    记者：如何认识目前我国学校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情况？

    李德毅：当前，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育刚刚尝试。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职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还处于无序状态。高职院校大多在计算机专业里开设零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零乱，深浅不一，更缺少技能型、应用型训练和应用型创新工匠的培养。本科生在校学习智能科学和技术的课程，以选修为主，一般不超过4个学分，仅占总学分的四十分之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智能人才的需求。研究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有“高开低走”现象。例如，清华大学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研究生教学课程45个学分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课程不到10个学分；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不到6个学分；在电子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生教学课程中，甚至没有人工智能课程。

（摘编自董洪亮《怎样对学生进行人工智能教育（前沿访谈）——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3日）

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晚唐后，书画家给作品强势注入自己“意”“态”，标志书画从此走上以媚妍为特征的漫漫长途。作为“意”“态”反叛之前奏，书画家开始追寻媚妍以外审美元素匡救其弊，缘此，“南北之论”应运而生。明朝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提出“画分南北二宗”，强调“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虽没有在地域上给予绘画强加分类，但从禅宗教义上认为南派重“顿悟”常“寄乐于画”，北派重“渐悟”而绘画“精工之极”。在书法上，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正史、《金石略》以及南北朝《水经注》《颜氏家训》为据，在地域上将书法鲜明地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南派属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尊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南派适宜于启牍，北派适用于碑榜。

书画“南北之论”出发点都是为了避免媚妍，双方归结点却迥然有别。董其昌推崇南派绘画，认为南派充盈自我隐逸、淡然林泉生命意识，不为物役、不为世俗、无不融洽才是画派“正宗嫡传”。而阮元则一味尊崇北派书法，呼请“振拔流俗，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可见，董其昌和阮元为艺术新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线路图。当然，这种线路图与时代际会与个人境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时代际会来看，媚妍被书画家嗤之以鼻。董其昌所处时代盛行以商养画，模仿之风泛滥，绘画品质充斥流俗之风，虽然也有不少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等创作了不少闪耀历史光泽的优秀作品。为此，董其昌提出“集其大成，自出机杼”，执意追求“淡远”求其耳目一新。他认为，造成媚妍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笔墨风趣，与山川自然太过真实，愈真而愈加媚妍；只有用笔“空灵”才能走出媚妍的陷阱，才能使绘画具有生机无穷和气贯势满之可能。与此相似，阮元所处清乾嘉之际，书法帖学鼎盛，此时虽也出现诸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师，但总体上帖学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使用“馆阁体”，字形方整、点画光洁、结体均匀日益成为教条，钝化、疲劳人们的审美感官。这迫使阮元等书家选择魏晋以前碑刻那充满稚拙原始粗犷雄悍的风格，以金石气来盖过、冲走书卷气。

从个人境遇来看，董其昌身处明朝后期，虽为官一生，却总在授官与退仕之间徘徊，散淡与世故使他皈依禅宗找寻到心灵依托，但他看中的是禅以色为空、虛静怡淡的思想，彰显绘画审美愉悦功能。其禀赋、才情和特性，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从北派绘画磅礴、苍茫中吸取营养，开辟一条拙陋、雄浑之路来革除媚妍之风。他的绘画取道董源、巨然、米芾，所作山水树石皆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具有文人画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董其昌选择了淡远，不如说淡远契合了董其昌。而阮元则不一样，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酷爱金石文物，主张实事求是，“实”“用”思想贯穿其一生，这就决定了他在拯救书法方式、途径上不会也不可能凭借淡远来弥缝其阙，兴碑抑帖、贬南褒北的重任就这样如约而至落在他的双肩。

(选自嵇绍玉《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