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氏父子

张天翼

老包①小心地抽开抽屉，把老花眼镜拿出来带上，慢慢念着。象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东西，牟信封瞧了老半天。两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开一合的，他从上面的地名读起，一直读到“省立xx中学高中部缄”。

“露，封，挂，号，”他摸模下巴。“露，封，……”

他仿佛还嫌信封上的字太少太不够愈似的，抬起脸来对天花板愣了会儿，才轴出信封里的东西。

天上糊满着云，白天里也象傍晚那么黑。老包走到窗子眼前，取下了眼镜瞧瞧天，才又架上去念成绩单。手微微颤着，手里那几张纸就象被风吹着的水面似的。

成绩单上有五个“古”。只一个“乙”——那是什么“体育”。

一张信纸上油印着密密的字：告诉他包国维本学期得留级。

老包把这两张纸读了二十多分钟。

“这是什么？”胡大一走进来就把脑袋凑到纸边。

“学堂里的。……不要吵，不要吵。还有一张，缴费单。”

这老头把眼睛睁大了许多。他想马上就看完这张纸，可是怎么也念不快。那纸上印着一条条格子，挤着些小字，他老把第一的上半格接上了第二行的下半格。

“学费：四元。讲义费：十六元。……损失准备金：……图书馆费：……医……”医……”

他用指甲一行行划着又忿第二遍。他在嗓子里咕噜着，跟痰响混在一块。读完一行，就一瞧天。

“制服费！……制服费：二——二——二十元。……学生除——除一一除宿费膳费外，皆须……”

瞧瞧天。瞧瞧胡大。他不服气似地又把这些句子念一遍，可是一点也不含糊，还是这些字——一个个仿佛刻在石头上似的，陷到了纸里面。他对着胡大的脸子发愣：全身象有——不知道是一阵热，还是一阵冷，总而言之是似乎跳进了一桶水里。

“制服费！”

“什么？”胡大吃了一惊．

“唔，唔。唵。”

制服就是操衣，他知道。上半年不是做过了么？他本来算着这回—共得缴三十一块。可是这二十块钱的制服费一加，可就……

突然——磅！房门给谁踢开，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

房里两个人吓了一大跳。一回头——一个小伙子跨到了房里。他的脸子我们认识的：就是上那张照片里的脸子，不过头发没那么光。

胡大拍拍胸脯，脸上陪着笑：“哦唷，吓我一跳，学堂里来么？”

那个没言语，只膘了胡大一眼。接着把眉毛那么一扬，额上就显了几条横皱，眼睛扫到了他老子手里的东西。

 “什么？”他问。

胡大悄悄地走了出去。

老头把眼镜取下来瞧着包国维，手里拿着的三张纸给他看。

包国维还是原来那姿势：两手插在裤袋里，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象是因为衣领太高，那脖子就有点不能够随意转动，他只掉过小半张脸来瞅了一下。

 “哼。”他两个嘴角往下弯着，没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张方桌跟前。他走起路来象个运动员，踏一步，他胸脯连着脑袋都得往前面摆一下，仿佛老是在跟剐人打招呼似的。

老包瞧着他儿子的背：“怎么又要留级？”

 “郭纯也留级哩。’：那小伙子脸也没回过来，只把肚子贴着桌沿。他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那张方桌就咕咕咕地叫。

老包轻轻地问：“你不是留过两次级了么？”

没答腔，那个只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接着倒在桌边那张藤椅上，把膝头顶着桌沿，小腿一荡一荡的。他用右手抹了一下头发，就随便抽下一本花花绿绿的书来：《我见犹怜》②。

沉默。

房里比先前又黑了点儿。地下砖头缝里在冒着冷气，老包两只脚仿佛踏在冷水里。

老包把眼镜放到那张条桌的抽屉里，嘴里小心地试探着说：“你已经留过两次留级，怎么又……”

 “他喜欢这样！”包国维叫了起来。“什么‘留过两次留级’！他要留！他高兴留就留，我怎么知道！”

外面一阵皮鞋响：一听就知道这是那位表少爷。

包国维把眉毛扬着瞧着房门，表少爷象故意要表示他有双硬底皮鞋，把步子很重地踏着，

敲梆似地响着，一下下远去。包国维的小腿荡得利害起来，那双脚仿佛挺不服气——它只穿着一双胶底鞋。

老头有许多话要跟包国维说，可是别人眼睛盯到了书上：别打断他的用功。

包国维把顶着桌沿的膝头放下去，接着又抬起来。他肚子里慢慢念着《我见犹怜》，就是看到一个标点也得停顿一两秒钟。有时候他偷偷地瞟镜子一眼，用手抹抹头发。自己的脸子可不坏，不过嘴扁了点儿。只要他当上了篮球员，再象郭纯那么——把西装一穿，安淑真不怕不上手。安淑真准得对那些女生说：“谁说包国维象瘪三！很漂亮哩。”

【注】①老包，小说中“包国维”的父亲，一个公馆内的老仆人。②《我见犹怜》：流行于当时的庸俗小说。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

    ②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因寂静、单纯而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油绿的芹菜、细嫩的西葫芦、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③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④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等等。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⑤十一月上旬，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会后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⑥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 是艾芜先生的儿子汪继湘先生和儿媳王莎女士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汤道耕印”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王莎女士说，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作别三峡纤夫

韩永强

    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一个名叫A·K的外国人，在一本英文版《长江三峡》的画册里，为古老的长江三峡留下了极为精彩的画面和动人心魄的文字。

    书中最叩击我心弦的，是关于峡江纤夫的描述。“悬崖峭壁间开凿出了一条蜿蜒的小路，那是供纤夫拉纤时通过的栈道。狭窄的地方仅供一人通过，远望就如绝壁间的一段凹槽。纤夫们就光着脚行进在尖利的岩石上。夏天他们顶着炎热的骄阳，冬天他们必须跃入刺骨的冰水中游到岸上。当行走在高高的栈道上的时候，一旦有人不慎打滑跌入悬崖，另一个人就必须迅速补位，从而不让船下滑……这就是纤夫的生活。”

    读着这些情景交融的文字，我的眼前就呈现出一条条结实的竹缆，竹缆一头连着在险滩上挣扎的柏木船，一头连着悬崖峭壁上的纤夫。那条紧绷绷的竹缆绳上，悬挂着我祖辈的灵魂。

    每一个纤夫都有自己或妻子或老母亲或情人细心缝制的“扯扯儿”（即拉纤的搭肩）。这些“扯扯儿”，长六尺宽半尺，一律用上好的“白官布”制作，对折成三尺长，另一头则固定着一个一寸见方的厚竹板。拉滩的时候，纤夫把竹板向纤缆上一别，把宽的一头斜挎到肩头，就开始艰难的跋涉了。搭在肩上的白官布上不能有任何装饰，否则拉纤时哪怕一个细小的线头或者折痕，都会让纤夫的肩膀磨破流血。而别在纤缆上的一端则可做些文章，纫得越密实，就越牢固安全。

    船到滩头，领纤的一路如风一般旋去，纤夫们没有一个敢怠慢，都会一边以极快的速度

    奔跑，一边迅捷地把扯扯儿别到纤缆上。这时，纤夫的腰就马上绷成了一张弯弓，而纤缆就如弦上的箭。

    险滩喧哗着咆哮着猛烈撞击柏木船的船头，激起高高的水浪。纤夫们在陡峭的山崖上毫无选择地把手指抠进岩缝中，赤裸的脚板则要尽量寻找悬崖上的缝隙。苍凉无情的崖石上，只有汗珠碎成了八瓣，只有纤夫从胸腔中挤压而出的“嘿咗”声如闷雷滚过……

    长江三峡中，自古“西陵滩如竹节稠”。纤夫们战胜了一个险滩，而下一个、下下一个以及每一个险滩，都是夺命的关口。所以，长江三峡的两岸边，总有望郎的妇人化作奇峰异石苦守崖顶。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们把山崖上的竹叶都撕成了丝丝缕缕的心事，把自己的血肉之躯都望成了冰凉的望夫石！于是，七百里峡江中，总有“望郎滩，望郎滩，我望郎君早回还”的呼唤。

    但真正的纤夫从不恐惧。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回家，回家，回家同妻儿团聚。在这个目标的导引下，纤夫们有时会十分快活。在拉纤时含泪而唱的“拉纤小调”，他们在顺风顺水时唱得有滋有味——

    三尺白布四两麻啦，做个扯扯儿把滩拉啊！

    大坪大蹚各顾各啊，石旮浪里脚蹬脚啊！

    一声号子一声汗啊，幺儿连三都使力啊！

    一声号子一声胆啊，一声号子过险滩啊！

    喊声号子加把力啊，船过滩头把家还……

    A·K先生作为一名外国人，毕竟只是三峡的匆匆过客。假如他进一步走进纤夫中去，他会在对长江三峡纤夫的同情悲悯中增添更深的敬意，写出更为深情的文字，让世人更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在长江三峡，有一群人在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当年的长江三峡是外国人看中国最好的“看本”，今天的长江三峡，更是世人看中国的必到之地。那些慕名而来的人们，已经看不到《长江三峡》中记录的栈道、纤夫和柏木船了。但是，新的长江三峡提供给人们的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和豪气。在巍然矗立的三峡大坝之上，昔日“滩滩都是鬼见愁”的一百多道险滩杳如黄鹤，今日三峡只有碧波荡漾的浩瀚！

    桀骜不驯了千万年的长江三峡，在如水月光的映照下，同我一起在梦幻中迤逦而行，去作别永远的三峡纤夫。我要告诉巫峡的神女和遍布三峡两岸望郎的山峰，她们的悲剧会永远谢幕，他们的子子孙孙因为有了新三峡的滋润，会永远幸福而甜蜜。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3月1日，有删节）

琥珀手串

宗璞

    祝小凤当护工已经六七年了，照顾的大多是老太太。她做事细心，手脚又麻利，是上等的护工。

    这一次，祝小凤照顾的这位老太太，姓林。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在一家大公司做事，人称林总，母女俩相依为命。

    祝小凤心里羡慕林老太的女儿。林总的衣着，那真是千变万化。有时毛衣上开几个洞，像是怕风钻不进去；有时靴子上挂两个球，走起路来乱甩。跟着她的人对老太太说：“林总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报道中总少不了介绍她的服装。”老太太叹一口气，摇摇头。

    这一天，林总来了。她穿了一件黑毛衣，完整的，没有窟窿；胸前有一件蜜色挂坠，非常光润；手上戴了同样颜色的手串，随意套在毛衣袖子外面，发着幽幽的光。小凤只觉得好看，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林老太看着女儿说：“今天穿得还算正规，黄和黑这两种颜色搭配，很典雅。”女儿便把手串褪下来，说：“这叫蜜蜡，琥珀中的上品，做工也好。”林老太随手模了摸，说：“戴首饰越简单越好。好在你不太喜欢这些东西。”

    祝小凤照顾林老太吃晚饭，问了一句：“琥珀很贵吗？”林老太说：“要看质地……”说着便呛咳起来。祝小凤忙倒水、捶背，不敢再多话。

    过了几天，祝小凤的丈夫来看她。二人去逛市场，忽然看到一个小摊。祝小凤站住了，她的目光落在一件饰物上，那俨然是一件琥珀手串。她拿起手串，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看不出和林总的有什么不一样，几次放下，又拿起来。丈夫善解人意，和摊主讨价还价，花了五块钱，把手串买下了。小凤明知这钱是自己挣的，心里还是荡漾过一阵暖意。

    回到医院，小凤指着手腕上的手串，请林老太猜值多少钱。林老太说：“做得真像。十块？二十块？”小凤道：“您出个价，我卖给您。”二人都笑了。

    晚饭后，护工们议论起小凤新戴的手串。一个说，一看就是假的，玻璃珠子罢了；另一个说，别看是假的，做得真像呢；还有一个说，管它真的假的，好看就行。

    晚上，林总来了，祝小凤拿起自己的手串请她过目。林老太忽然说：“小凤这么喜欢这样的手串，你们两个换着戴几天。”女儿笑着把手串褪下来。小凤不敢接，林总说：“换着戴吧，怕什么，只要妈妈高兴。”说着，她把手串放在桌上。小凤便也把自己那串放在桌上，取了林总那串戴上。

    林老太拿起祝小凤的手串，仔细端详着说：“真像，只是光泽不一样，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林老太看了看女儿，不由得叹道：“东西戴在你手上，假的也是真的。”说着又摇了摇头。

    林总出了医院，回到办公室，随手把手串扔在桌上。次日，一个半生不熟求林总办事的人来，见了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就丢在这里？”回去物色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送过来，说：“好东西要有好穿戴，原来一定有的，添一个是我的心意。”秘书收了盒子，林总瞥了一眼，心想，可以给妈妈看，证明妈妈的话。

    祝小凤戴上真的琥珀手串，有些飘飘然。护士长来了，看着祝小凤戴的手串说：“呀，这么好看！”祝小凤觉得护士长识货，便抬起手让护士长看。不料她说：“做得真像，看上去很贵重似的。”祝小凤说：“你仔细看看，这是真的呀！”护士长笑着说：“戴在你身上，真的也是假的。”

    林总去美国出差，几天没有来医院，病房里很平静。凌晨时分，祝小凤听到林老太哼了几声，没有在意。等她起来梳洗后，见老太太没有动静，过去看时，见她双目微合，神态安详，叫了几声都不应，已经停止了呼吸。

    后来，祝小凤想起她拿着林总的真琥珀手串，应该去把自己的那件换回来。她不愿意用自己不值钱的东西去换别人值钱的东西，况且她的手串是丈夫给她买的。

    听她说明来意后，林总拿出那精致的盒子，递给她。祝小凤去取盒子里的手串。林总按住盒子，向前推了推，示意祝小凤连盒子收下。她戴上自己的真琥珀手串，喃喃道：“妈妈说这样很好看。”林总明亮的眼睛里装满了泪，一滴滴落在衣服上。那天她穿了一身黑衣服。

    时间流逝，祝小凤的生活也一如往常，送走旧病人，迎接新病人。她把手串连同盒子放在箱子里，再想到取出来戴时，已是次年暮春了。这时，她的病人仍是一位老太太，见了说“好看”。祝小凤故意说：“这是琥珀手串。”老太太疑惑地上下打量着她，慢慢地说：“假的吧？”

（有删减）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

    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子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他的眼力就这样厉害。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他雕的蝴蝶、鲤鱼，让那要出嫁的女孩看得目不转睛，真害怕那蝴蝶飞了，那鲤鱼游走了。树死了，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我要细致而完美地再现我想象的艺术境界……多年努力，我未臻此境。

    但是，这个木匠，他，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外，请他做一些小活儿，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他都回答：没空儿。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我从郑州回去，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我有些生气。

    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没听人说，他是懒木匠？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说走了的木匠：“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儿，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我说：“这人，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学生如何实现在网上做生意赚钱的致富经历。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他只是孤独。

    春节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我问他：“你在哪儿打工？”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8000元呢。”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摘编自《百花园》，有删改）

来电与应答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我真心崇拜那些打来电话时，并不立刻迫使你进入话题，而是先倾听并尝试体会你情绪的贴心的电话推销员。这就是“耶思”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心情跟她交谈时，我首先对她的周到表达感谢的原因。随后我礼貌地回答她，我没有这个心情。

    “因为我刚刚不巧摔进一个洞里，碰伤前额和脚。所以时机实在是不合适。”我解释道。

    “我理解，”德芙拉说，“那您觉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一小时以后？”

    “我不太确定，”我说，“我的脚踝一定断了。这洞很深，要是没人帮我，我自己可出不了洞。所以我什么时候能与人通电话，取决于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以及医生是否要给我的脚打石膏。”

    “也就是说，我或许应该明天再打过来？”她提议道，语气平静极了。

    “是呀，”我呻吟，“明天也许挺好。”

    “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租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妻子在听了我闪烁其词的回绝伎俩后责备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儿子列维留给我妈妈带，两个人外出，所以她有点儿烦躁。“你干嘛就不能直接说‘谢谢，不过我对你推销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买或租或借的兴趣，所以请你这辈子都别再打来了，如果可以，下辈子也别打来。’随后在简短的停顿后来一句‘祝你一天愉快’，然后挂断，其他人都是这样干的。”

    我不觉得其他人对德芙拉的态度像我妻子说的那样强硬恶劣，但我必须承认她说到了点子上。中东人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对必死的命运体会更深，这导致大多数中东人对试图浪费一点点他们待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陌生人形成一种攻击性倾向。我虽然也吝啬地保卫自己的时间，但真的无法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不。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摆脱上门推销的小贩，或在电话里向我推销的熟人。但是“电话推销”加“陌生人”这个诡异组合麻痹了我，在一秒之内，我就想象着电话那端的人由痛苦和屈辱生活导致的挫败的面庞。我给他设想了一个站在他四十二楼办公室窗边拿着无绳电话跟我平静交谈的画面，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再被该死地回绝一次就跳下去！”在一个人的生命和被每个月仅仅九块九毛九谢克尔的“气球雕塑：全家无限欢乐”电视频道节目套牢之间，我选择生命，至少在妻子和经济顾问礼貌地要求我停止这样做之前这样选。

    从那时起，我发明出一套“外婆战术”——我召唤出一个女人，为她安排了好多虚构的葬礼，用来摆脱这些琐碎无聊的来电。但我既然已经因为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的关心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并摔了进去，在接到她的来电时只好让肖莎娜外婆安息了。

    “早上好，凯雷特先生，”德芙拉第二天来电时说道，“我希望这次的谈话时间比昨天合适。”

    “我的脚现在出现了并发症，”我咕哝道，“不知怎么搞的，溃烂更厉害了。我正要去做截肢手术。”

    “我只需要几分钟。”她不屈不挠地争取。

    “我很抱歉，”我坚持道，“他们已经给我打了麻药，医生已经在示意我关手机。他说手机没经过消毒。”

    “那我明天再打给您，”德芙拉说，“祝您手术成功。”

    大多数电话推销员打了一次电话就放弃了。做电话民意调查的人和上网流量包销售员也许会再打一轮。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是个异数。

    “您好，凯雷特先生，”我接起电话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有点儿猝不及防，“您过得怎么样？”我想出答案之前，她继续道，“鉴于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您可能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向您介绍我们的‘极限运动’节目包。四个频道，涵盖世界上的各种极限运动，从爱尔兰‘矮人曲棍球世界冠军赛’到澳大利亚吃玻璃比赛，什么都有。”

    “你是想找埃特加？”我悄声问。

    “是的。”德芙拉说。

    “他死了，”我顿了顿，继续压低嗓门说道，“真是个悲剧啊。一个实习医生在手术台上要了他的命。我们正在考虑诉讼。”

    “那请问您是哪位？”德芙拉问。

    “米歇尔，他弟弟，”我临场发挥，“但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正在参加葬礼。”

    “我对您失去亲人深表遗憾，”德芙拉用颤抖的声息说，“我跟他没能讲上几句话，但他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谢谢，”我继续低语，“我真得挂电话了，轮到我致祷文了。”

    “那当然，”德芙拉说，“我之后会再打电话过来。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可以抚慰情绪的电视节目包，这个节目包非常适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