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小镇折射500年交通兴衰史

李鲲 丁静 王民

    交通便利将给城市带来什么？一个冬日的夜晚，寒风刺骨。记者一行来到唐山市鸦鸿桥镇，在京唐城际铁路获批即将开工之际，聆听这座“京东第一大集”讲述其500年来伴随各种交通方式的兴衰与期待。

    走在鸦鸿桥镇文化路上，两边日化、五金、文体等各种店铺一个挨着一个，显得有点破旧和凌乱，每个店铺不过十几平方米，似乎没什么特别，陆续打烊的时刻，还显得很冷清。

    记者走进一家针织用品店，28岁的老板周裕踌躇满志，他说这个店一年营业额一二百万元，后面还有个仓库，一年营业额能达到1000万元，利润近100万元。

    “我们这里有个特点，‘店面越小，后面越大’，一些不起眼的小店，后面不是有几千平方米的库房，就是有工厂，货物北到内蒙古、东北，南到浙江义乌。”周裕说，“听说京唐城际要经过我们这里，估计生意又要红火了。”

    天黑了，鸦鸿桥镇的商品街越来越安静，而远处传来的汽车轰鸣却越发清晰。循着声响，记者来到鸦鸿桥镇的物流园，只见货运卡车进进出出，装卸工人十分忙碌。而物流园旁，还乡河仍在月光下静静流淌，这里，是鸦鸿桥镇与交通故事的开始。

    “路传驼铃响，水送摇橹声”，当地广为流传的古诗句描绘出鸦鸿桥镇几个世纪前的繁荣景象。蓟运河的支流还乡河是鸦鸿桥镇的母亲河，明代成化年间，明宪宗下令疏通还乡河，在鸦鸿桥建水陆码头，开集市，现鸦鸿桥仍有一个村叫运河头村，大约是当年码头所在地。清代道光年间，鸦鸿桥已有商户近面家，成为“京东第一大集”。

    现在，还乡河已没有了运输功能，但依然是鸦鸿桥商贸得以孕育和发展的见证。而摇橹声也已被还乡河畔的轰轰作响的汽车之声代替。

“一天得有200辆次大车进入，但都是传统物流，比较慢的那种。”鸦鸿桥镇政府主任科员郭义东说，2015年，鸦鸿桥镇GDP约50亿元，常住人口6.3万人，企业400家，商户1.5万家，物流企业160家，人均收入1.2万元。

    “鸦鸿桥镇虽然仍是全国重要的商贸城，但我们的小商品销售近年来确实萎缩了，我们没有抓好上一轮交通发展的机遇。”郭义东说。

伴着窗外的寒风凛冽，在物流园简陋的办公室内，郭义东介绍道，改革开放后，鸦鸿桥凭借距离北京、天津两大城市120公里的区位优势再次成为北方重要的小商品集散地，1994年，小商品成交额达5.5亿元。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京沈高速公路的开通给鸦鸿桥带来了第二次发展的历史机遇。

    “京沈高速开通前，我们每年只能销售约100万套衣服，开通后，每年能销售1000万套，带动性特别强。”鸦鸿桥镇一家服装店老板张良说，从那时起，鸦鸿桥镇上的一家家小门面店背后的仓库和厂房越建越大。

    2001年左右，镇里整合各商户的物流成立鸦鸿桥物流公司，这才有了现在的大车轰鸣。2009年，鸦鸿桥镇小商品销售额已达80亿元，综合实力居全国小商品市场第四位。

    但是，郭义东回忆，差不多也是从那时起，鸦鸿桥没有及时提升服务水平和产品质量，为现在的萎缩埋下了隐患。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商铺仍然很破旧、很零散，物流业不现代，再加上电商的冲击，鸦鸿桥小商品的销售额近年来是下降的。”郭义东说。

    在鸦鸿桥镇，子承父业非常普遍，尽管在接任“掌门人”不久的周裕和张良看来，日子还挺好过，但在经历了商贸巅峰的他们的父辈看来，鸦鸿桥小商品销售目前困难重重。

    “几年前这里还是摩肩接踵，人来人往，现在冷清了很多，听说网上的售价更低、买货更方便，我也不懂，只是这销售真的下降了不少。”老何百货负责人何长富说。

    一家名为春良日化的店铺负责人胡晓莉也说，这几年特别不好干，“日化的销量比2011年少一半，所以我这才同时卖起了其他产品。”

    在郭义东等镇领导看来，历史上，鸦鸿桥因水运兴起，因高速开通而进一步发展，但终因没有在交通便利的同时及时完成经营、服务的现代化转型而走向萎缩，“光有便利的交通还不够，依托交通搞好配套、提升服务也很关键。”

    现在，新的机遇再次来临。10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京唐城际铁路项目，开工在即，隶属唐山市的鸦鸿桥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政府的“高铁综合服务区项目”开始招商，以此为利好消息的一些楼盘也四处打着广告。

    据郭义东介绍，今年以来，鸦鸿桥镇“两街一路”大修工程全面推进，现代物流园区一期工程全面开工，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也在推进，还乡河“一河两岸”生态公园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共投资33亿元，未来小商铺也将走向集约化管理。

    夜深了，记者一行离开了鸦鸿桥。穿过还乡河时，河里的月亮折射出柔和的光芒，鸦鸿桥500年来依托交通而发展的故事正走进新篇章。

（选自2016年11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一部顶着“1200万元”巨制名头的动画《戚继光英雄传》预告片在网上播出后，却遭到网民们一致恶评。不仅如此，13位动画业内人士也质疑投资的真实性，要求制片方还中国动画尊严。

    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6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网友，制作了和该片一样的预告片，3D画质明显提高，但仅仅耗时三天，制作成本则是：泡面一箱，咖啡若干袋，AD钙奶4支A4纸半包，这无疑给了劣质动画一个响亮的耳光。

    许多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的目的，不是遵循观众欣赏趣味和市场诉求，而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因此，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片的流程一般是，先制作出批量的动漫片，然后在电视台和院线进行公关，最后到政府钱库里领赏……如此畸化的产业链，自然是功利当前，有量无质。

    动漫产业的灵魂是创新创意，这固然常要金钱的刺激和支援，但若陷入孔方兄的钱眼不可自拔，创新创意就为铜臭所污染，这样的产业，注定是泡沫化的。

（摘编自华西都市报《从<戚继光>看动漫产业的“气短”》）

材料二：

材料三：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把握宣传导向，突出重大主题。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一批优秀重点作品，继续组织推动“中国梦正能量动画短片创作计划”“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等重大工程项目，超前谋划，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发挥好政策杠杆和专项资金作用，争取出精品、出人才。

（摘编自新浪网《高长力：2019年将推动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

材料四：

    广州最近对青少年展开一项调查“迪斯尼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不只是“米老鼠”，更包括衣服、文具、电脑游戏、皮包连锁店、专为著期炮制的电影大片。将近70%的孩子也知道把迪斯尼定义为“商品、文化附属产业”。

    事实上，由迪斯尼等公司主导的动漫产业，包括动画卡通、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多媒体产品等内容，正成为继IT产业之后的又一个全球经济热点。美国网络游戏业连续4年超过好莱坞电影业，成为全美最大娱乐产业，而上世纪曾以《大闹天宫》写下辉煌的机器猫，仅这“五位”每年就从中国卡通市场“掠走”6亿元，巨大的市场和薄弱的原创力量，将中国动漫市场80%以上的盈利源源不断地向日本、美国输送。

    中国动画要想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寻找新的灵感比如重新发掘绵延上千年的皮影艺术，同时从美国的迪斯尼公司、日本的宫崎峻等处拿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成功推销文化产品的运作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和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的增强，中国故事也将会推动本土动漫产业快速前行。

（摘编自新华网《中国“孙悟空”与美国“米老鼠”的魅力竞争》）

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励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人，l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出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地方的不少乡镇。途中，他们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毛泽东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疾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有删改）

    以“意象”为本体的中国美学,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实体论哲学与美学,它不是将美看作实体的属性看成是外在于人的情感意识的实体性对象,而是看成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的统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意象所呈现的是一个有情感、有意蕴的感性诗意世界,是以“象”为载体、以“意”为主导的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意象所创造的世界不同于现实,它不是让人们满足于眼前、当下的东西,而是超越现实,走向高远的人生境界。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诗歌艺术创造的本体即是意象。王夫之正是在诗歌艺术创造实践中总结出“诗”既不等于“志”（意）也不等于“史”,而是情与景的融合,即“诗”的本体是意象的观点。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普遍看法。中国古代诗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兴象、情景、虚实、比兴、气韵等,都直接指向了诗歌审美意象的创造。另如中国戏曲艺术、书法、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它们都不像西方传统艺术那样,以形式和形象模拟为中心,而是以形写神,情景融合、虛实相生,体悟道的生命节奏,传达宇宙人生的生命与生气,所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象创造的艺术。

    意象作为美和艺术本体的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的特色,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范畴,进入到现代人的视野中。张世英先生说,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一种有价值的思路是吸收现象学美学的理论成果来阐释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美于“美”有一种解读,那就是“美"是从显现的、在场的东西让你体会到背后无限不在场的东西,这与中国意象美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意象之美就是通过在场的东西（象）想到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意）。它让你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到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体会到未说到的东西,让你的心灵与古人相通、与人性相通,使你的生活充满诗意。

    传统意象美学在当代美学领域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对人们的精神和艺术创造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而认真汲取意象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

（节选自毛宣国《意象理论与当代美学艺术实践》,2017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全球城市化的推进给城市的人口、交通、通信、健康、教育、污染及废弃物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缓解这些挑战带来的压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全球相继启动智慧城市计划。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近日发布的《超级智能城市》管理咨询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超过了1000个，从在建数量来看，中国以500个试点城市居于首位，并已形成了数个大型智慧城市群。德勤合伙人马炯琳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以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城市居民和工作人群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幸福感的提升，智慧城市的深度应用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力求打造开放、共建、共享，服务均等化以及城市特色化的智能城市。传统的智慧城市要朝着“超级智能城市”的方向发展，必须要具备实时化、普遍化、开放化、智能化、自主化以及融合化六大关键要素，还要涵盖智能经济、智能出行、智能环境、智能生活以及智能教育这六大领域，使得城市更加融合于一体化，进行更高效的相互协作，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材料二：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智慧城市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城市空间数字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城市部件实现“万物互联”。二是信息技术改变城市生活。信息与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发生化学反应，城市各领域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实现智能运行，如智能缴费、智能交通、智能养老、智能社区、智能环保、智能政务等，从而更加方便快捷、运转高效。三是智能驱动城市治理创新。城市治理主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不但可以及时为市民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可以实时感测城市运行状况、优化城市治理决策，推动城市可持续、包容性发展。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

    智慧城市的提出，是破解城市发展中的生态、民生等一系列问题的。有人误把城市信息化或数字城市等同于智慧城市的全部，有人以为智慧城市建设就是建设数据中心、宽带网，缺乏对智慧城市目标、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的考虑。人口膨胀、城市扩张、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等，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更大的压力，智慧城市建设应当破解这些难题，并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众多互联网企业、科技公司、金融公司也开始参与进来，并成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其中，阿里的杀手锏是ET城市大脑，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城市的管理，从交通领域入手，深入城市规划、医疗、治安等多方领域；腾讯的绝招是强化“连接”优势，整合开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LBS、支付基础技术，赋能政务、医疗、旅游、交通等诸多社会领域；华为则聚焦ICT基础设施，欲打造智慧城市“神经系统”。智慧城市千人千解，但都指向智慧城市的核心特征——以人为本。智慧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也不仅仅是办事柜台的线上化，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有情怀、有温度地服务社会。

（摘编自《人民日报》）

    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改编与阐释始终根植于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之中，在动画电影的发展史上则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以上海美影厂的作品为代表，例如《过猴山》《宝莲灯》等，都实现了中国电影民族性追求在影像形式、风格与技术上对西方话语的革新与超越，也借助它们对经典文学或民间故事的影像化重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标识注入至“中国故事”之中，在国际上形成了能见度极高且被公认的“中国学派”。

    这些电影对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影像化改编，首先是一种内容上的重构，是以电影这种媒介形式对文学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演绎。正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对哪吒形象与经历的塑造、叙述，并未拘泥于仿造《西游记》或《封神演义》中的旧有叙事，而是努力使之与现代审美观念无限趋近，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当代意识。在片中，李靖与哪吒之间的刻骨仇恨被置换为崇高的“父爱”．被哪吒“抽筋剥皮”的小龙王敖丙则成为了纯粹而崇高的友情象征，曾经悲壮而残酷的哪吒自刎被替换为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天劫”……由此可见，这部影片中的哪吒形象和他的故事，已与名著与传说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之前多数引起市场轰动的经典改编作品，也几乎都依循了这种颠覆性的模式，例如逍遥浪子形象的许宣（《白蛇·缘起》）、顽童形象的唐三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与追求自由恋爱的“天神”（《大鱼海棠》），等等。

    但是，这种在表面上看来过度解构经典的创作倾向，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如今对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负面评价，亦多集中于对其颠覆传统文化或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与经历的不满。但是反观这些影片的拥趸，则多数抱着自顾自的娱乐心态，把影片满足个体价值认同摆在突出位置，鲜少去思考影片与主题来源之间的关系，或者根本不去触及。

    两种意见之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断层，究其原因，正是杰·瓦格纳所谓的“近似式改编”所致——影片虽以一种与原著近似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观念进行创作，但实际上却与原著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构成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有意思的是，西方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的改编，多集中于莎剧、圣经故事和希腊传说。例如，近期被翻拍的《狮子王》取材于《哈姆雷特》，经典音乐剧《西区故事》的主要情节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纸牌屋》的故事内核源自《麦克白》，《七宗罪》《黑客帝国》等都是从圣经故事中汲取灵感，《诸神之战》《特洛伊》等则源自希腊神话。

    可以看出，西方的这些改编作品也几乎都采取的是“近似式”的改编策略，原文本自身并不会为影视作品提供一个“超稳定结构”，而且改编作品之中无不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当代意识。塞吉欧·莱昂内曾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西部片中的人物则被导演搬进了神话世界。”也就是说，当经典文本通过改编穿梭至电影银幕之上时，它们之间的外部结构已然失去了相似之处，使之产生关联的只有由原文本所提供的“最大公约数”。

（摘编自郑炀《中国电影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