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柯洁微博（2016年12月31日）：我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研究了大半年的棋软，无数次的理论、实践，就是想知道计算机究竟强在哪里。昨晚辗转反侧，不想竟一夜无眠。人类数千年的实战演练进化，计算机却告诉我们人类全都是错的。我觉得，甚至没有一个人沾到围棋真理的边。但是我想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棋手将会结合计算机，迈进全新的领域达到全新的境界。新的风暴即将来袭，我将尽我所有的智慧终极一战！

（柯洁：中国围棋职业九段棋手，围棋等级分排名世界第一，也是榜单上唯一一名排在AlphaGo之前的棋手。）

材料二 ：

    昨天下午，棋圣聂卫平以七目半负于电脑屏幕后的神秘棋士Master。对弈刚刚结束，聂老单手托腮，两眼微闭，显然还沉浸在刚刚的对弈之中。他说：“我本来是赢棋的，一块活棋走死了，损失很大。”

当有人问他“连您都输了，人类智慧是否真的在围棋领域敌不过人工智能了？”时，聂卫平先是激动地反驳，后来的回答又有些沮丧。他说这一盘棋说明不了什么，但它前面下的50多盘棋非常说明问题。这盘棋它其实下的不好，我应该赢的，我的形势比较好。可以肯定的是，它很厉害，我知道人是下不过人工智能的。”

自从去年初李世石与AiphaGo进行公开比赛后，人类棋手终将全面不敌人工智能的结论似乎已经鲜有人反驳。沉寂一年后，AiphaGo的马甲Master在网络围棋平台上再出江湖，短短7 天，车轮战60场，挑落中日韩三国的顶尖才俊柯洁、井山裕太、朴廷桓，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Master在过去七天里一次又一次打破了不少“定式”和“棋理”，很多此前被认为“铁亏”的下法，它最后都赢了。日本著名棋手藤泽秀行先生曾说：“棋道一百，我只知七。”AiphaGo用60盘对弈，真正让当今棋手们领悟到了这句话的奥妙与实在。棋盘对面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和学习能力都远超人类。在IT界看来这不仅不足惧，反而是内藏惊喜。

IT分析师付亮表示，从Master的连续获胜中能看到，电脑的进步相当快，计算机在学习方面比人有明显的进步，它可以快速学习，快速改正自己的错误，不需要休息，这些都是人没法做到的。“Master不用人定的规矩出牌，它自己找到了规律。它的棋谱让棋手推演，发现人给自己设置了很多陷阱，把思维封闭在某些环境下。如果跳出这些思维，有可能下得更好。相信经过AiphaGo和Master的比赛，各国棋手可能会有不少新的招式出现。”

（摘自《60连胜Master实为AiphaGo围棋界：打破职业棋手思维定式》央广网2017年1月5日）

材料三：

    Master连克围棋顶尖高手后，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席卷网络，网民观点呈现多元化趋势。多数网民具有较强忧患意识，担心人工智能将抢占人类工作机会，恐惧它们终将拥有自主意识从而统治人类。部分吃瓜群众则热衷于利用段子调侃人机大战。还有网民感慨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期待其在科学领城的运用，并开始探讨人工智能的伦理界限。围绕围棋展开的言论集中于讨论人工智能战胜棋手的原因，思考职业围棋今后发展的意义等。

总体而言，恐惧和担忧等悲观情绪一度占据主流。高晓松在Master连胜后感慨称“多少代大师上下求索，求道求术，全被破解。未来一个八岁少年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战胜九段，荣誉信仰灰飞烟灭。等有一天，机器做出了所有的音乐与诗歌，我们的路也会走完”，这一表态也引发众多网民共鸣。早在1997年，人就在与超级电脑“深蓝”的国际象棋对弈中败下阵来。但一直以来，围棋被公认为棋牌类游戏中最难被电脑攻克的一种，多年来成为一座堡垒，坚持捍卫着人类的尊严。然而，Master和AiphaGo的出现再次打破了这个局面，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可见一斑，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人工智能会迅速发展直至超越人类。这也是人工智能在围棋界战胜人类，引发轩然大波的重要原因。

（摘自《Master横扫围棋界，被人工智能支配的恐惧感席卷而来》网易新闻2017年1月6日）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扬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材料一：现在看，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以河北省为例，深度贫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22%以上；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在15%以上，高于全省贫困县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接近35%，高于全省贫困村平均水平近24个百分点。“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深度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 650元，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 386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 928元，分别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0.7%、36.2%、49.7%。“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深度贫困县的贫困村中，村内道路、入户路、危房需要维修和重建。“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

    深度贫困地区在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摘自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一些贫困群众“不怕穷”，也就是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解决精神匮乏比解决物质匮乏难，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比解决贫穷难。

    国家统计局近期对云南八个市州的贫困村进行调查，59.5%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表示满意，35.2%表示一般，只有5.3%的表示不满意。贫困程度这么深，满意度还非常高，“不怕穷”、安于现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贫困群众，对易地搬迁，怕难以适应新环境；对发展产业，怕学不会新技术；对外出务工，怕朝九晚五的约束。怕这怕那，就是不怕穷，宁可守着穷摊子，也不愿干出新生活。

    要在未来的时间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安于现状的问题，必须坚持不懈，因为那些落后的观念、习俗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这并不影响实现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既定目标。精神上的内生动力和物质上的脱贫，既有密切联系，也有一定区别。扶贫工作既不提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急于求成，降低标准，我国有信心在2020年打赢这场攻坚战。

(摘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2012～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及发生率：

(摘自国家数据网)

材料四：“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十六字真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扶贫“真经”。不同地区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原因，致贫原因不尽相同，“个性化”扶贫无疑是一剂治疗贫困的良药。

    扶贫“个性化”，因地因人制宜是关键。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不同个体，在致贫问题上是存在差异性的，唯有深入其中、量体裁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精准扶贫的效用，全面助推精准扶贫攻坚工作持续升温。个性化扶贫在政策的制定上，要摸清家底，找出区域致贫的主要原因，借鉴其他地区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其可行性进行研判，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出台科学合理的帮扶政策，并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根据推进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扶贫项目上，要改变“帮扶就是帮钱帮物”的传统观念，多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按照贫困程度、产业发展进度、脱贫难易程度等，制定地区扶贫开发实施计划和年度计划，把扶贫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杜绝盲目扶贫。

(选自《大众日报》)

材料一：

    据游戏咨询机构伽马数据估计，2017年第一季度，《王者荣耀》取得了55-60亿元的收入，估计占整个手游市场收入的20%左右。与市场上巨大成功相伴而来的，是社会上的争议不断。小学生沉迷游戏后刷爆家长的银行卡之类的新闻不断出现。在社会关注之下，7月4日，《王者荣耀》“防沉迷系统”上线。系统推出当天，港股收盘时，腾讯股价下跌4.13%，市值蒸发151亿美元。

    《王者荣耀》的防沉迷系统，被众多媒体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目前，各大网络游戏厂商都制定了相似的防沉迷系统规则。

    实际上，网易、暴雪等各大游戏厂商所遵循的防沉迷系统标准版本已有超十年历史。2005年到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曾联合中央文明办、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发布了多个“游戏防沉迷”条例：2005年的《网游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主要针对7家运营商11款游戏，要求疲劳时间收益减半，不健康游戏时间收益为零；2007年的《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针对全国所有游戏，要求必须在原有网络游戏中增加防沉迷系统；2011年的《关于启动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工作的通知》继续针对全国所有网络游戏，规定对所有游戏玩家进行实名认证，未满18岁或虚假身份的自动纳入游戏防沉迷系统。

    然而，以上政策执行得仍不到位。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公布的《中国游戏绿色度测评统计报告》，自2013年以来，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有所增加，但在当年所有测评游戏中的占比却在下降。而且，2016年没有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仍占到当年所有测评游戏数量的71%。

（摘编自《澎湃网：防止小学生沉迷游戏，防沉迷系统是最佳方案吗？》）

材料二：

    《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网游用户数量达到5.66亿人，同比增长5.9%。记者调查发现，从几岁的中小学生到40多岁的中青年都有沉溺于网游的玩家。因为家庭关怀缺失、学校教育不足、同伴负面影响等种种原因，许多青少年愿意到网游世界中寻求精神寄托。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希望在网游的虚拟世界里获得在现实工作中难以取得的成就感。

    据一些游戏设计师介绍，企业内部对游戏设计的考评就是靠每日活跃玩家（DU）等指标，为了达到目的，游戏就会每天搞整点活动等，刺激玩家提高在线时长。某些游戏厂商虽然推出游戏防沉迷系统，但通过使用别人的身份信息，未成年人依然可以“畅游”该游戏。因为网游后台没有核查申请人和玩家是否为同一人，实名制根本落不到实处。以游客身份登录的，虽然系统默认为未成年人，但仍然可以凭游客身份充值买游戏装备。

（摘编自《凤凰网：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 亟须实行游戏分级制》）

材料三：

    武汉市教科院德育研究室主任王一凡说，防止沉迷网游最关键的是家庭教育。家长应该多培养孩子现实中的兴趣爱好，加强和孩子的交流与沟通，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应该进行管控和限制。另一方面，作为游戏运营企业应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真正落实实名认证。社会公众以及网络平台对涉及色情暴力的游戏及时举报。同时，网络平台还应大力推荐、宣传积极向上并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绿色游戏。

    “扬清是激浊最有效的手段，当前亟待扶持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吸引力的绿色游戏。”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曹三省说，青少年受到网游的吸引，说明网游有强大的吸引力，文化需求的出口还不够。为此，应建立有效的推动机制，把绿色游戏当成产业来做，并对整个行业进行引导，推动更多的企业越来越绿色。要用运动锻炼、兴趣爱好、绿色游戏等来占据青少年的闲暇时光，有效促进身心健康。

（摘编自《新华网：网游在和我们争时间？》）

【注】游戏收益：指在游戏中取得的经验值和虚拟货币。

材料一：

    当下人工智能大潮中，人脸识别技术是最早走向应用的技术之一。其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并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力。比如“刷脸”解锁已成为越来越多智能手机的标配。在安防监控领域，“刷脸”技术可以对银行、机场、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的人群进行监控，实现特定人物的自动识别和追踪。今年以来，深圳等多地纷纷启用电子警察执法，通过“刷脸”识别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违法，大大提高了效率。金融领域，“刷脸”支付已经成为现实。货前审核、身份认证等业务也正被覆盖，通过人脸识别，银行可以快速核查甄别身份信息，用户无需银行卡也能实现取款。在出行领城，百度与南航合作的基于人脸识别的“刷脸”登机项目，已在河南南阳姜营机场落地，人脸闸机让旅客直接“刷脸”坐飞机，以秒为单位完成身份验证。零售商超领城，阿里、京东等纷纷试水无人超市，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应用在购物、结算环节，不仅可以帮助线下店铺迅速捕捉用户信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对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也是一种升级。

    与此相伴随的是行业规模的快速增长。来自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计算机视觉市场规模为68亿元，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达到78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25.5%。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目前，国内外人脸识别技术发展速度加快，技术路径也比较多。

    其中，基于模板匹配方法是将待处理的人脸图像直接与数据库中所有模板进行匹配，选取匹配最相似的模板图像作为待处理图像的分类。不过，由于数据库中每个人的模板图片数量有限，不可能涵盖现实中所有的复杂情况，简单的模板匹配只利用了相关信息，对背景、光照、表情等非相关信息非常敏感。因此，该方法只适用于理想条件下的人脸识别，并不适合应用于实际场景。

    基于几何特征的方法，即人的面部有形状和大小都不相同的部件，如鼻子和嘴巴等。通过对这些部件形状的对比、部件间位置的检测，从而实现人脸识别。与基于模板匹配方法相似，形状、距离等信息并不能表达出图像中的姿态、表情等非线性因素，导致该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较低。

    最后一种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方法。其核心内容是逐层训练的网络结构，每层使用的是自编码神经网络，自编码神经网络主要包括对数据编码和解码两部分内容。通过编码、解码实现对输入数据的无监督学习，辨识能力随数据增长逐步提高。

（摘编自《科技日报》）

材料三：

    在信息即价值的时代，个人隐私信息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在人脸识别技术火爆的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是否会侵犯隐私，人脸是否能被“假冒”的担忧和质疑。目前，国内从消费电子领域到安保、网络支付、金融等领域都在逐步引入人脸识别，但新技术有“双刃剑”属性。应防范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

    特别是在“刷脸”过程中，用户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甚至用户在不同情境状态下的情绪等大量信息都被采集并储存。这些信息如果得不到妥善保管而被泄露，用户个人隐私就处在“裸奔”状态。“因此，面对刷脸产生的个人隐私问题，我们必须多角度共同保护。目前在人脸识别技术领域，我国尚无相应的安全监管机制，应及早未雨绸缪，预先防范。”某专家说。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也在其博文中表示:“考虑到这项技术被滥用的可能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政府在人脸识别方面的立法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人脸识别技术的开发仍有巨大拓展空间，国家有必要在数据共享和开放上加大引导力度，促进技术发展。另一方面，人脸识别技术在逐渐走向成熟，应用将越来越多，识别技术的各类标准，特别是保护公民隐私的标准应尽快出台:相关行业及企业需担负起社会责任，主动积极地规范行业标准，自觉维护采集、储存的公民隐私数据安全等。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材料一

    9月15日，2018全国科普日活动拉开帷幕。这项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14年成功举办的全国性科普活动已成为目前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参与范围最广的科普活动。

    当朋友圈里不再大量转发那些所谓的养生文章；当诸多伪科学谣言在公众传播过程中被各个击破：当人们开始愿意相信科学、使用科学……这些生活中的细微变化体现了科普工作的卓有成效。

    2018年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比2015年第九次调查的6.2％提高了近2.3％，而2010年只有3.27％。

    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还召开了主题为“科学素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中国正积极履行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责任和义务，推动世界公众科学素质进一步提升，让全世界共享科技文明成果。

    (选自《光明日报》，《普及科学知识，增强全球民众科学素养》)

材料二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日益重视科普工作，科普投入、科普人才、科技场馆等都明显增加，科普内容、传播形式更加丰富，推动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显著提升，我国有望实现“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底具备体现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的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超过10％的目标。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科普工作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科普产业领域大有可为。科普有公益属性，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也需要市场和社会各方的参与，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政府提供面向公众和特定人群的科普内容，市场则更加灵活地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对科普的需求。

    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科普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主营科普的企业不到400家，这些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弱、人才缺，产值规模上亿元的企业凤毛麟角。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了做大做强科普产业具有巨大的空间。科普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不断创新技术和产品，创造出更多满足公众科普需求的科普产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选自《人民日报》，冯华《科普产业大有可为》)

材料三

    科学有什么用?回答：当然有用，而且有重大的作用。但有时候，人们察觉不到它的作用。

    以航空为例，古希腊阿基米德的《论浮体》揭示了流体的浮力规律，意大利达·芬奇在《论鸟的飞行》中还绘制了大量的飞行器草图。1738年，瑞士物理学家丹尼尔·伯努利提出的“伯努利方程”奠定了流体动力学的基础。但他们的发现，并未自然地产生航空应用科学与技术。直到1809年，英国乔治．凯利发表《论空中飞行》，这一切才得以改变。

    基于空气动力学的一般原理，乔治·凯利研究出了关于升力和速度间的关系，勾勒出现代飞机的轮廓．、他的“现代飞机不应模仿鸟类振翼、而应采取固定翼加推进器模式”的论断，使长期以来陷入仿鸟飞行迷阵的人们茅塞顿开。一个真正的航空时代到来了，乔治·凯利成为公认的航空科学之父。此后，在其科学思想的指引下，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有了1903年莱特兄弟的世界首例载人、有动力、可控飞行的成功。

    由此看来，科学不特定于某一具体的产品开发，也不会直接导引出实用技术，但它揭示规律，指明道路，经过持续积累，逐渐形成体系。那些懂科学的聪明人，将会在某一时刻，进发出创意与灵感，研发出一个又一个的新产品。因此，随着国家对科普工作的重视，在我们的科普工作中，引导人们认识科学的作用，不可忽视?

    (选自张聚恩《科学有什么用——以航空航天科学的创立与发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