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是父亲的脚
        我一直嫌弃父亲，甚至很少叫父亲，每次开家长会，父亲要去，我总是将他拦住只让母亲去。
        我嫌弃父亲，不只是因为这个人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我的父亲，在五岁时就去世了，还因为现在这个叫父亲的是个瘸子。在我眼里，他是个没用的人，他只会对着一堆木头，又削有推，弄得满屋子木屑，而一家人的生计，只靠母亲一人忙活，犁地插秧，无论天晴下雨，都在田地上任劳任怨。我是心疼母亲，我看到母亲渐生的白发，看到母亲劳苦下渐渐躬下的背，想到母亲背着沉重的背篓在泥泞中摔倒的样子------我对他的恨就愈深。我想，要是这个人不是嗜酒，不是因为喝醉了摔下山崖，要是他能像人家的父亲那样照顾整个家，我也不会被伙伴嘲笑。他是个木匠，他会给我削各种玩具，家里摆满了木偶、木剑全是他雕的，但我从来不玩，我甚至将它们扔得远远的，是母亲又一一捡了回来。母亲训斥我，但每次他都说，算了，小孩子嘛，等他长大了，自然会懂得的。
        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城里的高中。高中三年，我给家里写过很多信，但信里之提母亲，对他只字未提，但他从不计较，我写一封，他就回一封。信里，写了很多关心的话，但都在开头加上一句，“妈说的。”
        高中毕业，我收到了外省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临行那天，他把一块珍藏多年的表悄悄塞进我的书包。母亲把我送出村子，到镇上的车站时，我说，妈，等我读完大学，我挣钱养你，我带你去城市里生活。母亲含着泪送我上车，但我又忽然转身，把藏在心里多年的话说了出来：“妈，跟那个人离婚吧，那个废物------”话没说完，一记响亮的耳光就落到了我的脸上。母亲哭了，她对我怒吼道：“不许说你爸是个废物，你知道他是为谁瘸的吗，是为你。你八岁那年，在学校跟人打架，被人从楼上推了下来昏死过去，那时你爸在外县帮人做工，听说你的事后，他连夜开着借来的拖拉机往医院里赶，心里急，开得快，没想到半夜又下起了大雨，车才翻下了山谷。找到他的时候，车身紧紧压住她的双腿，但他睁开眼，最先问的却是你有没有危险------”母亲哽咽着，那时你还小，不懂事，你爸怕你知道了心里难过，就一直没跟你说，只是说自己喝醉了摔下山崖的。“我听着，愣在那里，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那天，我没上车，我是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山路跑回家的，我看到父亲坐在门口，还是送我走时的那个姿势。我不顾一切地跑上去抱住父亲，大声喊着 “爸，我错了，爸儿错了。爸，我背着您到处转转吧。”我背着父亲到田里、地里、山上，父亲自从断腿后就没出过家门了，我说，爸，以后您想去哪里我就背着您去哪，从今天起，儿子就是您的脚了。

母亲养蜗牛

    父亲去世后，母亲来北京跟我住。我忙于写作，实在抽不出空陪她。母亲被寂寞所困的情形，令人感到凄楚。

    楼上人家赠予母亲几只小蜗牛。那几个小东西，只有小指甲的一半儿大，粉红色，半透明，可爱极了。

    母亲非常喜欢这几个小生命，将它们安置在一个漂亮的茶叶盒儿里，还预先垫了潮湿的细沙。母亲似乎又有了需精心照料和养育的儿女了。她经常将那小铁盒儿放在窗台上，盒盖儿敞开一半，让那些小东西晒晒太阳。并且很久很久地守着，怕它们爬到盒子外边爬丢了。它们爱吃菜心儿，母亲便将蔬菜最嫩的部分细细剁碎，撒在盒儿内。

    母亲日渐一日地对它们有了特殊的感情。那种感情，是与小生命的一种无言的心灵交流。有时，为了讨母亲欢心，我也停止写作，与母亲共同观赏。

    八岁的儿子也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奶奶，它们能长多大啊？”

    “能长到你的拳头那么大呢！”

    “奶奶，你吃过蜗牛吗？”

    “吃？……”

    “奶奶，我想吃蜗牛！我还想喝蜗牛汤！我同学就吃过，说可好吃了！”

    “可……它们现在还小啊……”

    “我等它们长大了再吃。不，我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以后再吃，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有蜗牛吃了。奶奶你说是不是？”

    母亲愕然。

    我阻止他：“不许存这份念头！不许再跟奶奶说这种话！”儿子眨巴眨巴眼睛，受了天大委屈似的，一副要哭的模样。

    母亲便说：“好，好，等它们长大了，奶奶一定做给你吃。”

    从此，母亲观看那些小生命的时候，儿子肯定也凑过去观看。

    先是，儿子问它们为什么还没长大，而母亲肯定地回答--它们分明已经长大了。

    后来是，儿子确定地说，它们已经长大了，不是长大了一些，而是长大了许多。而母亲总是摇头--根本就没长。

    然而，不管母亲和儿子怎么想，怎么说，那些小生命的确是一天天长大着。壳儿开始变黑变硬了，它们的头和柔软的身躯，从背着的“房屋”内探出时，憨态可掬，很有妙趣了。

    母亲将它们移入一个大一些的更漂亮的盒子。

    “奶奶，它们就是长大了吧？它们再长大一倍，就该吃它们了吧？”

    “不行。得长到和你拳头一般儿大。你不是说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之后再吃吗？”

    “奶奶，我不想等了，现在就要吃，只吃一次，尝尝什么味儿就行了。”

    母亲默不作答。

    我认为有必要和儿子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了。趁母亲不在家，我将儿子拉至跟前，对他讲奶奶一生多么地不容易；讲自爷爷去世后，奶奶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讲那些小蜗牛对于奶奶的意义……儿子低下头说：“爸爸，我明白了，如果我吃了蜗牛，便是吃了奶奶的那一点儿欢悦。”从此，儿子再不盼着吃蜗牛了。

    一天晚饭时，母亲端上一盆儿汤，对儿子说：“你不是要喝蜗牛汤吗？我给你做了，快喝吧。”我狠狠瞪儿子一眼。儿子辩白：“不是我让奶奶做的！”母亲朝我使了个眼色。我困惑地慢呷一口，鲜极了！但那不是蜗牛汤，而是蛤蜊汤。

    其实母亲是把那些能够独立生活的蜗牛放了，放于楼下花园里的一棵老树下。她依然每日将菜蔬之最鲜嫩的部分，细细剁碎，撒于那棵树下……

    一天，母亲说：“我又看到它们了！它们好像认识我似的，往我手上爬。”我望着母亲，见母亲满面异彩。那一刻，我觉得老人们心灵深处情感交流的渴望，令我肃然，令我震颤，令我沉思……”

（作者：梁晓声。有删改）

冬日漫步

       我们一觉醒来，正是冬天的早晨。万籁无声，雪厚厚地堆着，窗槛上像是铺了厚厚的棉花；窗格子显得加宽了，玻璃上结了冰纹，光线暗淡而寂静，更加强了屋内舒适愉快的感觉。早晨的安静，似乎静在骨子里，我们走到窗口，挑了一处没有冰霜封住的地方，眺望田野的景色；可是我们单是走这几步路，脚下的地板已经在吱吱地响。窗外一幢幢的房子都是白雪盖顶，屋檐下、篱笆上都累累地挂满了雪条；院子里像石笋似的站了很多雪柱。大树小树四面八方地伸出白色的手臂，指向天空；本来是墙壁篱笆的地方，形状更是奇怪，在昏暗的大地上，它们向左右延伸，如跳如跃，似乎大自然一夜之间，把田野风景重新设计过了，好让人间的画师来临摹。

       我们悄悄地拔去了门闩，雪花飘飘，立刻落到屋子里来；走出屋外，寒风迎面扑来，利如刀割。星光已经不那么闪烁光亮，地平线上笼罩着一层昏昏的铅状的薄雾。院子里的雪地上，狐狸和水獭所留下的脚迹犹新。这使我们想起：即使在冬夜最静寂的时候，自然界的生物没有一个钟头不在活动，它们还在雪上留下痕迹。把院门打开，脚步轻快，我们跨上寂寞的乡村公路。农舍窗上虽然积雪很多，但是屋里的农夫已经早把蜡烛点起，烛光孤寂地照射出来，像一颗暗淡的星。树际和雪堆之间，炊烟也是一处一处地从烟囱里往上飞升。

       太阳最后总算从远处的林间上升，阳光照处，空中的冰霜都融化，隐隐之中似乎有铙钹伴奏，铙钹每响一次，阳光的威力逐渐增加；时间很快从黎明变成早晨，早晨也愈来愈老，很快地把西面远处的山头，镀上一层金色。我们匆匆地踏着粉状的干雪前进，因为思想感情更为激动，内心发出一种热力，天气也好像变得像十月小阳春似的温暖。假如我们能改造我们的生活，和大自然更能配合一致，我们也许就无需畏惧寒暑之侵，我们将同草木走兽一样，认大自然是我们的保姆和良友，她是永远照顾着我们的。

       大自然在这个季节，特别显得纯洁，这是使我们觉得最为高兴的。残干枯木，苔痕斑斑的石头和栏杆，秋天的落叶，现在被大雪掩盖，像上面盖了一块干净的手巾。寒风一吹，无孔不入，一切乌烟瘴气都一扫而空，凡是不能坚贞自守的，都无法抵御；因此凡是在寒冷荒僻的地方（例如在高山之顶），我们所能看得见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因为它们有一种坚强的淳朴的性格——一种清教徒式的坚韧。别的东西都寻求隐蔽保护去了，凡是能卓然独立于寒风之中者，一定是天地灵气之所钟，是自然界骨气的表现，它们具有天神一般的勇敢。空气经过洗涤，呼吸进去特别有劲。空气的清明纯洁，甚至用眼睛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宁可整天处在户外，不到天黑不回家。我们希望朔风吹过光秃秃的大树一般吹彻我们的身体，使得我们更能适应寒冬的气候。我们希望借此能从大自然借来一点纯洁坚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是有用的。

我的金融生涯

（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

    一进银行我就慌了手脚。那些职员令我发慌；那些小窗口令我发慌；白花花的钞票令我发慌；那里的一切都令我发慌。

    我去银行本来是想和它打打钱方面的交道，可是一踏进它的门槛，我就顿时变成了没头没脑的傻子。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的，可我的月薪加到了五十元，我觉得除了把它存入银行别无他法。

    于是，我踉踉跄跄地进了银行，怯生生地朝四周张望那些职员。我心想，一个人要开户头的话，得先和银行经理谈谈。

    我走到标有“会计”字样的小窗前。那个会计员是一个高个子的、冷冰冰的凶神。一看到他我就慌张兮兮的。我的声音也阴沉兮兮的。

    “我能见见经理吗？”我说，而且一本正经地补充道，“单独见。”我不知我为什么要说“单独见”。

    “当然可以。”会计员说，然后就找经理去了。

    经理是一个严肃沉稳的人。我紧紧抓着口袋里那已被捏成一团的五十六块钱。

    “您就是经理吗？”我说。说实话，其实我并不怀疑这一点。

    “是的。”他说。

    “我能——”我说，“单独见您吗？”

    经理警觉地看着我。他感到我有一个可怕的秘密要透露给他。

    “上这儿来。”他说着，领我走向一间密室。他旋了一下插在锁里的钥匙。

    “这里没人打扰我们，”他说，“坐吧。”

    我们俩都坐了下来，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说不出话来。

    “我猜您是平克顿的人吧？”他说。

    他从我的神秘举止推测我是一名侦探。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使我更不知所措了。

    “不，不是平克顿。”我说，那口气像是在暗示我是从另一家可与之匹敌的侦探公司来的。

    “说实话吧，”我继续说，好像我先前迫不得已说了谎似的，“我根本不是侦探。我来是想开一个户头。我想把我所有的钱都存入这个银行。”

    “我想，是一大笔钱吧。”他说。

    “相当大，”我低声说，“我想先存五十六块，以后每月定期存五十块。经理站了起来，把门打开了。他高声地招呼那个会计。

    “蒙哥马利先生，”他不安好心地扯着嗓门叫道，“这位先生想开个户头，他想存五十六块钱。再见!”

    我也站了起来。

    密室的一边有一道大大的铁门敞开着。

    “再见，”我说，随即踏进了那个保险库。

    “出来。”经理冷冰冰地说道，叫我走另一条路出去。

    我走到会计员的那个窗口下，把揉成一团的钱往他前边一丢，动作仓促而略带痉挛，好像我是在玩变戏法蒙人似的。

    我的脸一片死白。

    “给，”我说，“存上吧。”那口气好像在说：“咱们趁热打铁把这苦差事儿了结了吧。”

    他叫我把存款数额写在一个条子上，还叫我在一个本子上签了名。我再也弄不清我在干什么了。银行在我的眼前摇晃。

    “存好了吗？”我用呆滞、发颤的声音问道。

    “存好了。”会计说。

    “我想开张支票取钱。”

    我的本意是想取出六块钱供眼前用。有个人从一个小窗户递给我一本支票本，另一个人开始告诉我怎么填写。银行里那些人大概都满以为我是一个有毛病的百万富翁吧。我在支票上写了一气，然后把它塞进去给了那个职员，他看了看。

    “什么!你又想全部取出来？”他惊愕地问道。我这时才意识到，我本想写“六”却写了“五十六”。我现在已经完全乱套。我感到此事怎么也说不清了。所有的职员都停下笔来盯着我。

    既然已如此狼狈，我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是的，全部。”

    “你想把你的钱全部取走？”

    “一分不留。”

    “你再也不存了吗？”那个职员惊讶地问道。

    “再也不了。”

    我突然产生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或许他们会认为我填支票的时候被怠慢了，因此才改变了主意吧，我拼命装出自己是一个非常急躁、易于上火的人。

    那个职员准备把钱付给我。

    “你这钱怎么个拿法？”他问。

    “你想要什么面值的？”

    “噢——”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想都没想就回答说，“五十五十地给。”

    他给了我一张五十的钞票。

    “那六块呢？”他干巴巴地问道。

    “给六块一张的。”我说。

    他把那六块钱给了我，我冲出了银行。

    那道大转门在我身后旋转的时候，我听见银行里爆出一阵哄堂大笑，简直要把天花板震塌了。

    自那次以后，我就再也不去银行存钱了。我把我的现金装在裤袋里，节余下来的钱则换成银币藏在一只袜子里。

（选自《里柯克作品集》，有删改）

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铁  凝

①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先生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②我自然不敢，但那份放松的欢悦已在心中，我和杨绛先生一同笑起来。“笑得很乐”——这是杨绛先生在散文里喜欢用的一个句子。

③那一晚，杨绛先生朴素的客厅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辞典。沿墙有两只罩着米色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先生则坐上旁边一张更旧的软椅。

④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先生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后来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过那几枚黑手印，杨绛先生读了那篇文章说：“铁凝，你只有一个地方讲得不对，那不是黑手印，是白手印。”我赶紧仰头再看，果然是白手印啊。岁月已为天花板蒙上一层薄灰，手印嵌上去便成白的了。而我却想当然地认定人在劳动时留下的手印必是黑的，尽管在那晚，我明明仰望过客厅的天花板。

⑤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她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几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⑥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这位来自乡村的健康、勤勉的中年女性，家里有人在小企业就职，有人在南方打工，亦有人在大学读书，常有各种社会情状自然而然传递到杨绛先生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

⑦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① ， 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

⑧我想起杨绛告诉我钱先生教她八段锦时的语气，极轻柔，好像钱先生就站在身后，督促她每日清晨健身。那更是一种从未间断的想念，是爱的宗教。从“我们仨^②”的失散到最后相聚，杨绛先生独自一人又明澄勇敢、神清气定地走过近二十年。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也是一个爱的奇迹。（有删改）

【注释】①八段锦：一套健身功法，起源于北宋，古人把这套动作喻为“锦”，意为五颜六色，美而华贵。②我们仨：指杨绛和先生钱锺书、女儿钱瑗三人。钱瑗和钱锺书分别于1997年、1998年去世。杨绛先生逝世于2016年，终年10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