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转向布瓦斯贝特洛伯爵，把他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勋章取下来，系在炮手的短衫上。

     “乌拉！”水手们欢呼起来。

    海军陆战队的兵士们举枪致敬。

    那个年老的乘客用手指指着受宠若惊的炮手，继续说：

     “现在，把这个人拉去枪毙。”

    惊惶代替了欢呼。

    于是在坟墓般的静寂中，老人抬高了嗓音。他说：

     “一个疏忽危害了这只船。到了现在，这只船也许已经没法挽救。在海上，就是面对着敌人。一只渡海的船就是一支作战的军队。风暴隐藏着，可是并没有消失。整个大海就是一个陷阱。面对着敌人的时候，犯了任何过失都要处以死刑。没有任何过失是可以补救的。勇敢必须奖励，疏忽必须惩罚。”

这些话，一句一句说出来，缓慢地，严肃地，带着一种毫不变动的节奏，仿佛斧子砍在橡树上。

    老头儿望着兵士们，加上一句：

     “执行。”

    那个胸前闪耀着圣路易十字勋章的汉字低下了头。

    布瓦斯贝特洛伯爵做了一个手势，两个水手走下中甲板，然后带着裹尸布回来。船上的随军神甫从开船起一直在军官们的饭厅里祈祷，也跟着两个水手来了。一个曹长从排列着的海军陆战队中喊出了十二个兵士，把他们排成两行，六个一行。炮手一句话也不说，走到两行兵士中间。随军神甫手里拿着十字架，走上前，站在炮手旁边。“开步走。”曹长说。两排兵士用慢步向船头走去，两个水手拿着裹尸布跟在后面。

    一种阴郁的静寂笼罩着全船。远远的飓风在呼啸。

    过了几分钟，黑暗中响起了枪声，闪过一道亮光，然后一切复归静寂，再听见尸首跌落海里的声音。

    老人仍旧靠在主桅上，抱着双臂在沉思。

    布瓦斯贝特洛用左手食指指着他，低声对拉维厄维尔说：

     “旺代有首领了。”

鞋匠

李培俊

    鞋匠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认真看了他一眼。这是一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面的褶子一条摞着一条，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握钱的手，被柔韧的细绳勒出一道道嫩红的沟壑。

    他说：“请给我一朵玫瑰。”

    鞋匠的摊子摆在我们花店的窗下，坐北朝南，一年四季，鞋匠那张憨厚的、黝黑的方脸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在阳光里乒乒乓乓钉掌，在阳光里嗤嗤拉拉绱鞋^①。没活的时候，鞋匠会舒服地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烟，望着天边某处，不知想些什么。有时，那烟味会丝丝缕缕飘进花店，暖暖的，有些辛辣，有些刺鼻。那烟，显然是两元一包的低档货。

    鞋匠的生意不错，摊子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他而来的原因，当然是鞋匠为人活泛，活儿做得地道。鞋匠在花店窗下摆摊好几年了，没见和谁红过脸、生过口角。顾客付钱时，鞋匠满脸微笑，从马扎上欠欠身子，重重点点头。顿时，那张脸便显得生动起来。他说，“谢谢，您慢走，再来啊。”

    鞋匠第一次来买花，很拘谨，站在收银台前，他狠劲搓手，粗糙的双掌磨擦出一串沙啦沙啦的响声。我问：“有事吗？”鞋匠羞涩地点点头说：“我买一朵玫瑰。”

    买玫瑰？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声，“你要玫瑰？”他重重地点点头，说，“是的，我要一朵玫瑰。”说着，把钱递了过来。钱是一元一元的零票，折褶里带有微微的酸味。

    我从新进的玫瑰花中选出一朵最大最艳的，用绢纸包上花枝，递给他。他双手捧着走出花店，快步跨过马路，消失在对面的小巷里。

    我没问过这花买给谁，为什么每月要买一朵？他靠手艺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什么要把汗水里捞出来的钱送进花店，换回一朵不能吃不能喝的玫瑰呢？也许鞋匠有一位他十分疼爱的妻子，每月为爱妻送上一朵鲜花；也许他的妻子有什么疾患，卧病在床，她的床头需要一朵鲜花陪伴；也许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把玫瑰供在妻子遗像前，以示怀念……不管是哪种情况，鞋匠都是值得敬重的男人。

    每次进货，我都要精心为他挑选一朵鲜艳的、最大的玫瑰为他留着，等着鞋匠来取。

    情人节成了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庆典。这天，少男少女们疯了一样涌向花店，你来我往。尽管我有所准备，进货量高于平时三倍，玫瑰仍然供不应求。下午五时，最后一朵玫瑰卖出，我吁了口气，准备清点当天不菲的收入。这时，一对恋人急如星火走进花店，男子问，“有玫瑰花吗？”我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玫瑰刚刚卖完。”女子眼尖，发现了那朵留给鞋匠的玫瑰，兴奋得大叫起来：“瞧，还有一朵！”她央求我说，“大姐，卖给我们吧。”我说，“抱歉，那花是别人预订的，过会儿要来取。”女子十分失望，两眼噙满泪水，说，“这是我俩过的头一个情人节，全市花店跑遍了，只剩下你这朵玫瑰了，你忍心让我们过个没有玫瑰的节日吗？”男子也说，“要不，我出双倍的价钱。”

    我还是摇了摇头，说，“做生意要言而有信，你愿意让我做个失信的人吗？”

    女子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埋怨男子说，“都怨你，都怨你，我说早些来，你偏不听，现在可好……”男子脸上讪讪的，嗫嗫嚅嚅地说，“明年，明年我送你一大抱玫瑰。”

    鞋匠早进来了，他把钱递给我，我把玫瑰交给了鞋匠。鞋匠脸上绽开一抹笑意，把玫瑰举到鼻子下，深深地嗅闻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次鞋匠没有跨过马路，也没有走进那条小巷，他微笑着，把玫瑰花交给小伙子，说，“还不快点送给姑娘。”天降之喜把小伙子弄懵了，接过玫瑰，朝鞋匠深深地鞠了三躬，连声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这对情侣走时，鞋匠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祝你们幸福啊！”那喊声很快淹没在寒风中，不知道小情侣听没听到。

（选自《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有改动）

注：①绱鞋：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

将军的部队

李浩

    我越来越多的想到将军了。想到他，就想到他的部队。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只巨大的木箱里，我仿佛又看见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闻到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全部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一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阴，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站在这支部队的前面，将军一块块一排排地看过去，然后把目光伸向远方。将军只有站在这支部队前面的时候才像一个将军；其他的时候，他只能算一个老人，有些和善、有些孤独的老人。将军从他的部队的前面走过去，他就又变成一个老人了。他的腰略略地弯下去，然后坐在屋檐下的一把椅子上，向远处眺望。

    如果下雨，下雪，将军就会叫我在他的书房里把木箱打开，他把那些木牌一块块拿出来，从某个墙角排到书桌上，然后又排到椅子上，再放在地上。两箱子的木牌摆完，将军就把自己摆出了书房，那些密密麻麻的木牌在房间里那么排着，它们带有一种让人不敢呼吸的肃穆。书房的门敞开着，里面的光线昏暗，那些或高或低的木牌在昏暗中静静地呆着，一言不发。

    将军的那种自言自语一片一片地传入我耳朵。

    将军说，你去吧。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将军说，……

    有时将军也和我聊一些和他这支部队相关的陈年旧事，他选取的不是战争而是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譬如某某爱吹笛子，吹得很好，有点行云流水的意思，只要不打仗了停下来休整的时候他就吹。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手被炸掉了，笛子也丢了，他很长时间都不吃不喝，闷闷不乐。他被送往后方医院。两个月后将军又偶然地见到某某，他正在吹笛。因为没有右手的帮助，他的笛子吹得很不成调。他对将军说笛子就是原来的笛子，他用了三天才把它找到。譬如一个战士特别能睡，打完一场战斗，将军一发出休息的命令，即使他站着也会马上鼾声如雷。他脚还特别臭。将军说我原本想让他当我的警卫员来着，可我受不了他的臭脚。说到这里时将军的声音很细，并且有种笑意。他笑得有些诡秘，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年轻了很多。

    将军还跟我说过逗蛐蛐、抓毒蛇、吃草根一类的小事，说过某某和某某的一点琐事，他很少跟我谈什么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要知道将军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要知道将军在这无数次的战争中很少失败，要知道他现在指挥的这支木牌上的部队，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啊。

    ……

    经过近两天的昏迷，将军在那个窗外下着小雨的早晨醒来了。他对医院里的一切都好像有些陌生，甚至是恐惧，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在颤。他的手很烫。你是叫某某吧？我不知道他叫出的是不是他的那支“部队”中的一个名字。我犹豫了一下，我说不是。那么你是某某？我再次对将军说，不是，我是您的勤务员，我叫某某。

    他放开了我的手。他的脸侧向了一边。他手上的力气一点点地消失了。

    ﹣﹣你帮我，把箱子，箱子，拿来。

    在将军的面前我打开了他的那两个箱子，在他昏迷的时候我早已把箱子给拉到医院里来了，我知道将军少不了它。我把那些木牌依次摆开。将军欠了欠身子，他望着那些原本白色，现在已变成暗灰色的木牌，突然淡淡地笑了：哈，看你这小鬼，真是，真是……

    将军的手伸得相当缓慢。他的手指向了排在地上、茶几上的木牌，但我未能看清他手指确切的指向。现在我想，在一个人最后的时间里，他指向了谁，他想到的是谁都不算重要了。

    将军带着那种淡淡的笑意，他走了。

    那些木牌，燃烧的木牌，在将军的墓前变成了一缕缕的烟。它们升腾的样子就像一支远征的部队，我甚至听见了人喊马嘶，听见脚踩在泥泞中的声音，子弹穿过身体的声音。将军会把他的部队带向哪里呢？

（有删改）

偷食

    地瓜面煎饼我们叫它黑煎饼，玉米面煎饼我们叫它黄煎饼。

    我和张里是吃黑煎饼长大的。

    黑煎饼烧胃，胀肚子，大便黑，解大便困难。黄煎饼就不同，它有让人眩晕的黄色和香味儿，而且大便顺畅呈黄色。张里他爷经常吃黄煎饼。用张里他娘的话说，你爷干活儿最累，所以吃黄煎饼。张里和他6个姐姐，都吃黑煎饼。我永远记得张里他爷举着黄煎饼的样子，黄煎饼在张里他爷的黑手里攥着，攥得我的心生生地疼。我只能干咽唾液。那天，我咽下两个黑煎饼，去叫张里上学。张里从他家的粪篓里掏出一个黄煎饼，掖在怀里，拉着我飞跑进村南的小树林。张里对我说：“我偷的，咱俩分着吃了，千万别说，说了俺爷能敲死我。张开手接着，别掉了。”我大张着两只小手，张里小心翼翼地撕开，把大一点儿的一块递给我。我双手捧着大半个煎饼，兴奋得发晕。吃下第一口，我浑身战栗。尽管那半张煎饼上还粘着几点黑黑的猪粪。

    那是我和张里童年的事。说着说着就长大了。

    张里是属于绝顶聪明的那种，用村里人的话说，家里最小的一个，是他爷他娘积攒力量要来的，所以最聪明。事实证明，这话有点儿道理，我们初中3年，张里一边玩儿一边学，没费什么力气就读了中专，上的是省城的银行学校。你想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能到省城读中专的有几个？而且学的是数钱的专业，参加工作后天天对着钱。村里的老少爷们想到这一层，眼球里都像铺了一层青苔，绿莹莹的。我笨一些，只能复读了一年，然后上了高中，等到我费尽力气考上专科师范，到乡镇初中教书时，张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市的银行里管着往外发钱的科长了。张里给我打电话，说黄煎饼天天吃，但是很小，四四方方的，小巧玲珑的，什么时候你来，我请你。我就笑，然后心就不听话地乱跳。

    据说局长们、县长们都盯着张里的钱，苦于没门路。但我对于我和张里的关系，闭口不谈，熟悉的人问起来，我只是说已跟他无往来，他们都信。因为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尽管他们都说我有沉鱼落雁之貌。就是让那个色眯眯的校长扣了奖金，压迫着教两个年级12个班的课，我也没有找张里帮忙。

    在我结婚那年，我见到了张里，是在张里组织的初中同学会上。在这之前，我几次梦到过他，他的高大魁梧和他的递给我黄煎饼的修长手指。那一次，是在市里最好的一家酒店，我去的时候，张里正在和一个小姑娘说笑。她不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但比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要漂亮得多，包括我。我注意到张里修长的手指，正夸张地搭在小姑娘的肩上。张里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绿了一下，过来就抱住了我。当我在他怀里战栗时，我听到张里说了一句话：“有男朋友吗？如果没有，就跟了我吧。”　我迅速逃出他的怀抱，虽然我曾经渴望过。我笑着说：“张里，你太白了，我不喜欢白皮肤的男人。”然后我对着他哈哈大笑。其实，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那样笑的。

    酒宴的始终，我一直听到张里高亢的声音。他的声音过于夸张，修长的五指张牙舞爪。他对我们的男同学们说：“放心玩乐，有你想不到的快乐。”那一刻，我正举着一块黄煎饼，就是张里说的那种，四四方方，小巧玲珑，有着让人眩晕的黄色。听到这话，我差一点儿吐了，好像十几年前那块煎饼上的猪粪才开始散发臭味。当看到张里歪歪扭扭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主意。那次聚会回来，仅半年时间，我就和一个同事结婚了。

    我是经常回老家的。回去就有人说我，还有张里。说张里的时候，全村的人就一个表情——馋，就像当年我在张里家里眼馋他爷的黄煎饼一样。我就强装笑脸，历数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的一大摞证书。张里他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全村第一个吃黄煎饼也是吃黄煎饼最多的人，在张里飞黄腾达的时候溘然而逝。在村里我也见过一次张里，他因臃肿而不再魁梧，修长的五指变得粗而白，那时他已经是副行长了。看到他艰难地把自己塞进小车时，我的心不再有以前的疼痛。这真的很奇怪。村里的老人们说：“你看张里多出息，又白又胖。”我就说：“是啊是啊，多少年才出一个张里啊。”

    后来再回去，就没人跟我说张里了。“张里给逮住了。”这是张里他娘跟我说的。我经常去看她。那个慈眉善目、养育了6个女儿1个儿子的老人，抓住我的手对我　　说：“妮子，你替我去看看张里吧，我走不动了。”她坐在夕阳里自言自语：“张里那么听话，他怎么会拿公家的钱呢？他媳妇儿来闹腾我，说张里还养着二奶，我都听不懂。他是不是让城里的女人给祸害了？妮子，张里到底咋了？”

    隔着一张厚玻璃，我见到了张里。我带去一摞黄煎饼，是张里他娘给的。她说，张里都当上官了，还是喜欢吃她摊的黄煎饼。张里看到黄煎饼，竟然笑了一下，是黄煎饼再一次让我的心疼起来。张里对我说：“我还配吃黄煎饼吗？”他脸上的肉太厚了，其实根本看不出他在笑。

    走出那扇大铁门，我才想起给他买的那盒烟——中华牌的。那次聚会后，我知道他喜欢抽这种烟，但我不知道它贵得这么离谱。

    我回去时，张里还没回监号，我看到他正把一块黄煎饼往嘴里摁。

    那一刻，张里像极了一个偷食的孩子。

位置

尹全生

    胡集镇最棒的摄影师早把照相的家伙架好了，镇机关全体人员也都各就各位摆开阵势了，就等市、县领导到位，合影照就可以开拍了。

    电话约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这时间已经到了呀。负责组织照合影的镇文化站站长心里着急，便拨打手机询问。市文联主席回话说，距胡集镇10公里的地方公路塌方，正在疏通。

    消息一传开，本已各就各位的人便“放羊”了，站长放开嗓子吆喝：“大家都不要远离，要招之即来呀！”他特地嘱咐王夏有：“市、县领导说不准啥时候到，你半步也不要离开这里！”

    王夏有是这次合影的主角。他本是国企的下岗工人，托人帮忙才到镇螺丝钉厂打工，电工兼搬运工。就是这么个小人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写了部中篇小说，被国内某权威文学刊物刊发，且该刊物准备推荐其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

    王夏有用不起手机。该刊物编辑部急需了解其个人情况，站长说刊物编辑部是乱点鸳鸯谱：胡集镇就这么个屁股大的地方，哪个人能写出较顺溜的广播稿，哪个人曾在市、县报刊上发表过打油诗，站长心里还是有数的；别说胡集镇了，就是县文联的笔杆子们、市里的专业作家们，也没有参评“鲁迅文学奖”的能耐呀！

    可是一了解，王夏有确有其人；再找到其本人询问，王夏有在某刊物发表中篇小说确有其事！

    小镇突然冒出了个打工的“文曲星”，这一来动静就闹大了：市、县文联主席及分管领导，一起前来召开座谈会，会前安排了个合影的活动。

    过了半点钟了。又过了半点钟了。市、县领导还没有来！

    站长心急火燎的。他不但要安排照相，又要安排座谈会，还要安排中午会餐、领导午休……因此便交代王夏有继续原地等候，自己则见缝插针，离开照相现场忙活别的事去了。

    站长忙完宾馆忙会场，到酒店后为件小事与老板争吵起来。正吵得天昏地暗时，他的手机响了。文联主席说市、县领导的车队已经通过塌方地点，马上就到！

    站长看表已经十一点了，撇下老板冲出酒店，脚跟打屁股奔向照相现场。

    站长满头大汗找到市文联主席请示问安，却遭到了一通责怪：“你起初不是说没有王夏有这么个人吗？”

    站长解释说自己办公室座机有毛病，接听时噪声最少有100分贝，把王夏有误听成“王家牛”了：“王夏有是我们文化站多年培养起来的，哪能……”

    这边还没解释完呢，镇长又过来催促，说是座谈会改到下午，现在十一点多了，上级领导该进餐了，马上安排照相吧！

    站长就扯起嗓子喊：“各就各位啦——”

    位置座次早上八点就排好了，领导还有王夏有的位置都预留在前排。可是，这就要开拍了才发现计划没有变化快：市、县领导不是10人而是15人！早忙晕了头的站长只得临时做工作：请原来安排在前排的副职镇领导改当“背景”。副职们都想落个“全尸”，迟迟疑疑地不愿挪窝。

    镇长见状只能拿站长杀鸡吓猴：“上级领导在大太阳下晒着，你还指手画脚个啥？你们几个还是屈尊到后排吧！”

    合影的阵势这才草草调整完毕。

    站长刚随便找了个地方，“茄子”还没出口呢，咔嚓、咔嚓——摄影师已经把活儿干完了……

    合影照第二天就出来了。照片上方有一行醒目的文字：“热烈祝贺王夏有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站长捧起照片端详，这一端详他的眼珠子就往外突了——从前排到后排，从左看到右，死活找不到王夏有！

    他出了一头冷汗，找到正撅屁股干活儿的王夏有：“这照片上怎么没有你？”

    年近五十的王夏有吭吭哧哧地说，当天快十一点时工厂电路出了故障，老板差人把他揪回厂排除故障去了，“老板说要是误了生产就炒我鱿鱼！”

    站长的脚就乱跺开了：“这这这……”

一根火柴

叶骑

    我独自站在这广袤、寥廓的雪域之地，雪花如落下的枫叶漫天飞舞，淹没了足迹，隐去了生机，空留一片彻骨的银白把大地冻结。

    但即或如此，多年前，我仍能在这土地上分清兔子的粪便、辨出百米外獐子啃食地衣发出的碎响，而今天，我孤独地站在雪地，再也闻不出故乡烟筒里散发出的炊烟。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年迈的猎人，迷失在了他曾经无数次穿行过的土地上。

    我开始整理身上的物资，背包里食物充足，这些肉干足够我撑上三天。但就在检查包底时，我不幸地发现，一道豁口撕开了背包，自己唯一的一块打火石再无踪影。

    我浑身一紧，一股寒意顿时从四肢散入身躯。我急忙搜寻外衣的口袋，里面还有一封自己用来点燃烟斗的火柴，但在盒子打开的瞬间，我立即陷入了无尽的暗夜，里面仅有一根火柴。

    我瘫坐在无垠的雪地里，绝望地发出咒骂。我痛恨自己的老去，不辨东西。我痛恨命运的尖薄，在这存亡的关头夺去救命之物。难道冥冥之中，这就是一个老猎人无法脱逃的宿命？

    然而，我却无意就范。

    我是一个猎人，一个以山林为家的乡巴佬，生存或者死亡是我一生不曾回避的问题，我们或将苍老，枯竭的躯干也终将交还给这片挚爱的土地，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向天乞怜的可怜虫。

    天色将晚。我用树枝在雪地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帐篷，然后从四周捡拾了一些枯枝败叶，堆放在一旁，这是自己仅有的希望。

    “你只有一根火柴。”

    我提醒自己。

    入夜，风雪愈紧了。狂风怒号着，在山谷里往来驰突，折断了枯枝，卷起了残雪，自己的帐篷在风暴中摇摇欲坠，寒冷像饥饿的狼群，将我层层包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狞笑着说。

    我把火柴紧紧攥在手心，感受着“狼群”的啃食。它们的尖牙刺破我的肌肤，穿过血肉，直抵皮囊下的灵魂，而我蜷曲在这荒寒的冷夜，任由分食。

    我望向身旁的枯枝，欲望在心底挣扎。我想象它们倔强地燃烧起来，火苗微弱，在风雪中苟延残喘，却画出一个昏黄的圈，点燃一盏或明或暗的灯。

    “不用了，留给明天吧。”

    第二天，我爬出帐篷，穿过雪原林海，希冀在某座山后能看见那熟悉的景象，但最终，除了满目苍凉，再无一人。

    我孤独对抗着这寒夜的侵袭，夜再次来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追赶上来，龇牙咧嘴，不肯罢休。

    “留给明天吧。”

    我气息奄奄躺在帐篷里，听着血液流动的声音，回答他们。

    ……

    我是在第五个夜晚被村庄的人发现的，据说，找到我时，我倒在帐篷门口，冻成了一个冰人。

    乡亲们把我带回寨子，问我是怎么在雪地里活下来的。

    我说，我有一根火柴。

    他们觉得难以置信。

    后来，他们知道我弄丢了打火石，的确没有撒谎，又好奇我有一根火柴为什么没有点燃。

    “如果真的点燃了，我就冻死在雪夜的第二个夜晚。”

    乡亲们若有所思，但似乎也没听明白。

    而我深深地懂得——

    我能活着，因为我手上有一根随时可以点燃的火柴。

（选自《啄木鸟》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