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叮叮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街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渐去渐远的炊烟

徐水法

    ①我在一个暮色渐合的傍晚回到家乡的。

    ②夕阳在天边写着最后的诗篇，一片金黄，亮得有些晃人眼睛。越过村南狮子岩的上空，那或粗或细的一条条灰白的炊烟，袅袅娜娜升起在空中。我仿佛在沙漠中找到了路标，血管里的流淌的鲜红液体开始泛滥，开始沸腾。

    ③炊烟是我回家的路标。小时候，无论在东山背放牛，还是在西山坞割草砍柴，夕阳西下，宿鸟归巢，抬头看见村子上空一条条粗细不等的炊烟渐渐升腾起来，我就知道，可以回家吃晚饭了。炊烟就是一根老天赐予的幸运之绳，绳的一头系着我温暖的家，系着父母家人合家团圆的欢欣。

    ④家在浙中龙门山脉的余支，四面耸峙的群山中间，有一块太师椅一样的凹地，我村的始祖辈择居这里。全村不过百来户人家，起先倒是循祖训按族中兄弟分房而居，每个房头本家兄弟的住房以房中厅堂为中轴线，燕翅一样平分在两边，这也符合传统聚族而居的习俗。后来繁衍日多，两个厅堂两边住不了，就在村中两道浅浅山弯里觅地另建。在我小时候很长一段记忆里，村里的房子基本散落在一个“V”字形的山谷里。于是，有懂风水堪舆的人说村子状如鸡窠形，家鸡在窠里什么也吃不到，跳出鸡窠才有白米吃，于是村人自古以来就有出村去打工、经商等谋生计的传统。

    ⑤我也在祖辈要求跳出鸡窠去寻白米的训诫中，刚迈过二十岁的门槛就出门打工，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就自己创业，多年打拼，终于在县城谋得可以安放一张书桌的地方，成为所谓的城里人。

    ⑥城里有交叉错杂的马路，有高低错落的大楼。城里看不见炊烟，看不见炊烟的来自山村的我，总觉得自己像在虚空中漂浮，活在梦里一样不太真实。经夜的梦境里，总是看见群山环抱的谷地，粉墙黛瓦之间，夕阳把树影拉得长长的，炊烟开始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吞吐起伏。粗的，细的，袅袅如莲步轻摇的，肯定是勤劳人家，柴火干燥，灶火旺则炊烟淡如流云；突突似老牛吐气的，则是柴火没干，灶洞里半是烟来半是火，这烟囱里自然冒出粗大的烟柱。张家的、李家的，一支支炊烟柱子升上天空，就像一张网遮住山村，山村就进入安宁、静谧的漫漫长夜，富有诗意的山村之夜。

    ⑦回家的村路从泥泞小路到简易沙石公路，又到宽敞平坦的水泥路，应该说回家的路越来越宽阔。只是在我们每一个游子的心中，他乡的生计辛劳，生活的辗战奔波，这回村的路仿佛在不断地延伸，家乡的炊烟也在渐行渐远。

    ⑧栖身都市的角落，每个人都有一本安居不易的难以述说的账，回家的机会是愈来愈少，家乡的炊烟总是在清晰的升腾中渐渐模糊，终至淡化，最后眼前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焦灼的不变之心，为家乡为炊烟在日复日经受难以抉择的煎熬，祈祷山里的父老乡亲能够永远拥有一个安详、平和的梦。

    ⑨有一次去看一位学有所成的老乡的画展，在一幅水墨丹青前，我挪不动脚步了。黛黑的背景山影，黑色的瓦片，雪白的墙，灰白的炊烟，一根根粗细不等，漫到村子上空交织成一层薄薄云岚，似云非云，似雾非雾，使原来平常的村居，仿佛笼罩在云山雾海之中，若隐若现，几疑琼楼仙阁。这不正是我千百次梦里出现的场景吗！我忍不住久久伫立在画前，眼泪潸然而下。

    ⑩我问画家可以割爱吗？他说，只有这幅是他自己无数次梦里出现的家乡场景，他画成后密不示人，悄悄挂在画室里，每天必看的。最后，他一连深情地说，炊烟是我们回家的路标啊！看见炊烟仿佛看见年迈的母亲在灶前忙绿一家人的晚餐，仿佛听见村里弄堂口传来父母叫呼在外玩耍的孩子回家的声音。炊烟离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啊！

    ⑪我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不放，双目凝视，仿佛彼此想从对方的眼眸中寻找出家乡升腾的炊烟。

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了？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到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摘自《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心底最挂念的人

吴念真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们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笨蛋！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

石魂

杨建

    ①六爷是村里的能匠，神着哩。山上随意滚下的一块石子，六爷看了，都像遇见宝贝似的，原本无神的眼睛便慢慢放出光来，那张打满皱纹的脸上，就像菊花瓣一样舒展开来。他近摸摸，远瞧瞧，左量量，右敲敲。不几日，那石头就不是石头了，变成了谁家摆放着的器物——石磨、石磙、石臼、石杵、石猪槽。古朴，粗粝，简陋。

    ②六爷人很怪，别家工匠上门，得有酒伺候，他不喝人家一滴，就开工前，用一小盏酒，恭恭敬敬浇在那块要开凿的石头上。我问：“六爷，您自己咋不喝呀?”六爷不理睬我。别家工匠打家什，巴不得人家少用几年，好再雇他上门，六爷不这样，人家不小心碰坏一个角，六爷会咕哝你半天。我就说：“六爷，人家用坏了，不正好再使您的手艺嘛！"六爷还是不理睬。

    ③人怪，做出的东西就特别。石臼本是方形或圆形的，六爷却打造成树杈筑鸟窝形状，就是那简陋粗重的石磙，六爷也会在两头刻上飞禽走兽。只是这些雕刻的线条太粗糙，造型也粗劣，在我看来有点不伦不类。有一回我看着看着就咕哝了一句：“凿上这些玩意儿有何用，再怎么着，它也只是舂米磨浆呀。”六爷斜瞥了我一眼，嘴上依旧不说什么，不拿正眼瞧我。

    ④六爷因有了这一门手艺，村上无论长幼，见着都会打心眼儿里敬着叫声“六爷”，那时候村里人穷，家用的器物，尽是木匠做的，篾匠打的，石匠凿的。六爷的活儿，一年到头就满满的了。再忙，六爷也不会为赶工把活儿做粗了，我每回看到他，他都是满身尘土，石雕般的脸上滚着大颗的汗珠，不紧不慢地凿着，磨着。那姿势，曾经让我很是着迷。

    ⑤村主任看六爷手头活儿多，忙不过来，就劝他收个徒弟，六爷也不想让手艺断在自己手里，就收了一个。那徒弟脑门活络，在入了门道那会儿，东家里来了一个看风水的先生，六爷的徒弟看那风水先生耍耍嘴皮子就来钱，就问风水先生收不收徒弟呀，第二天，六爷就让徒弟收拾东西走人了。

    ⑥六爷从此再也没有收过徒弟。手上凿出这么多的石具，他已经很知足。村人们一边捣臼一边拉呱儿的场景，会让六爷露出孩子般的笑。六爷从十八岁开始学艺，锤子凿子的跟了他五十年，没停歇过一天。就是到了花锤举不高钢钎拿不住的岁数，也没有歇手的打算。只是，六爷觉得请他的东家越来越少了，他凿的东西越来越没用场了，村里丢弃的石具也越来越多了。“你六爷是不是不中用了？”六爷抬起无神呆滞的双眼，这样问我，有好多次。

    ⑦那时，我常常看到六爷站在石器旁，那些有的被置于阴暗的旮旯儿，任灰尘飞落，有的被弃于屋檐甚至露天处，凭风吹日晒，他时而深情抚触，时而愣愣发呆。好些年过去，六爷都这个样子。

    ⑧那一年，村里开始有古董贩子走动，有人竟盯上六爷凿的那些笨家伙，有的人家还真拿它卖了钱。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六爷知道有人在卖他凿的石器，跳也似的扛上把锄头，横立村口，怒目圆睁，就是不放古董贩子出村，弄得买卖两家都下不了台。我看了这架势，就劝六爷：“六爷，让他们拉走吧！好歹也有人当宝贝疙瘩藏着，总比让人敲了当墙脚石好呀！”六爷这才极不情愿地挪开身子。

    ⑨随着最后一件石器被运出村去，六爷就大病一场，躺在床上半月起不了身。我六奶奶抹着泪说：“这老头，这关怕是挺不过去了！”

    ⑩病了多天的六爷，忽一日猛地从床上一弹而起，搬出他那已经锈迹斑斑的钎锤，上了南山石场。我六奶奶满脸惊慌：“这老头莫非是石魂附身了?”村里人也惊奇不解：“六爷这是要干啥去呀?”

    ⑪几天后，我上山来到石场里，看到六爷正在夕阳的余晖下，神情肃穆地挥锤凿石。他那躬身举锤凿石的姿势，在余晖里投下个硕大而凝重的身影。我在远处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我想，如果能把六爷这个造型凝固下来，那也是一件绝好的石艺品啊！

    ⑫十天以后，大伙儿没见到他下山来，上山寻找时，见到六爷安然地伏倒在他那尊石雕上。

    ⑬我是在后来才看到六爷那件尚未完成的石雕的。未到跟前，我就被那尊石雕惊住了，六爷雕刻的，正是我那天看到的，他在夕阳余晖下，心无旁骛挥锤雕出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