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智利】奥莱加里奥•拉索•巴埃萨

    一个小老头下巴蓄着又白又长的胡须，上唇的小胡子被尼古丁熏成了红色。他披着一件大红斗篷，脚登高跟皮鞋，头戴一顶龙舌兰编的草帽，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来到兵营的门口，走过去，倒回来，走过去，倒回来，反反复复，显得十分胆怯。他想向哨兵打听什么，但哨兵没等他开口就高声喊道：“警卫班长！”

    一个班长从门后跳了出来，仿佛是埋伏在那儿的。他仰起头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头儿说：“我儿子在吗？”班长笑了起来。

    “他叫曼努埃尔……叫曼努埃尔•萨巴塔，先生。”

    “我不知道哪个士兵叫这个名字。”

    乡下人骄傲地直起身子讥讽地笑了：“可是，我儿子不是士兵，他是军官，是正儿八经的军官……”

    警卫团的号手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凑过来低声告诉班长：“是新来的，刚从学校来的……”

    班长看他是个穷人，没敢请他去军官俱乐部，而是叫他去了警卫团。

    老头儿坐在一条木凳上，把篮子放在伸手可及的身边。士兵们一下子围拢来，他们以好奇的目光看着那个农民，对那个篮子很感兴趣。篮子不大，用一片口袋布盖着。那帆布下面先是听到啄食声，接着便有一只红冠老母鸡露出头来，由于闷热，它的嘴张开着，不停地喘着气。

    看到那老母鸡，士兵们一边鼓掌一边像孩子似的高声叫道：“炖鸡吃！炖鸡吃！”

    农夫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面对那么多持枪的士兵又十分紧张，不禁傻乎乎地笑起来，思想也乱了：“哈，哈，哈……对，炖鸡吃，炖了给我儿子吃。”

   说罢，老人却是一阵心酸，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接着又说道：“我都五年没见他了！他不愿意回村里去……”

    一个卫兵去叫中尉。中尉正在驯马场上跟一伙军官在一起。他个子矮小，长得黑不溜秋，躯干粗得像个木桶，面容俗气。卫兵打了个立正，两脚并拢时靴子底掀起一股尘土，报告道：“有人找您……我的中尉。”

    不知怎么回事，中尉的脑海里一下就闪现出了他老父亲那干瘪矮小的身影。他仰起头，为了让他的同事们听到，以鄙夷不屑的语调大声说道：“在这个镇子上，我谁都不认识……”

    卫兵又主动解释说：“是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披着斗篷……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提着一个篮子……”

    虚荣心顿时把中尉闹了个大红脸，他把手举到帽檐上说：“行啦……您走吧！”军官们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神色，他们不约而同地朝萨巴塔扫了一眼。那么多道询问的目光令中尉实在难以承受，他垂下头，咳嗽了一声，点上一支香烟，开始用刀鞘包头在地上胡乱划起来。

    过了五分钟，又来了一个卫兵：“有人找您，我的中尉！是一个乡下老头子……他说他是您父亲……”

    中尉没有纠正卫兵的话，他把香烟扔到地上，怒冲冲地一脚踩灭，喊道：“滚吧！我就来。”

    为了不做任何解释，中尉一头钻进了马厩。老人坚持要见儿子，卫兵班长每五分钟向上司报告一次，上司军官被弄得烦了，就去找萨巴塔。

    与此同时，那个变得像孩童似的可怜的老父亲越来越心神不宁。他竖起耳朵听动静，只要听到一点儿声响他就伸长脖子往外看。那脖子又红又皱巴，跟火鸡脖子一样。听到脚步声，他就激动得浑身发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来拥抱他，来给他讲述他的新生活，让他看他的武器、马具和马匹来了。

    警卫团军官佯装检查马厩找到了萨巴塔。他开门见山、干巴巴地对他说：“有人找您……说是您的父亲。”

    萨巴塔移开目光，没有回答。

    “他在警卫团……一定要见到您才走。”萨巴塔狠狠地往地上跺了一脚，恼怒地咬了咬嘴唇去了那儿。

    他一进警卫团，有个士兵就喊道：“立﹣﹣正！”听到喊声，士兵们立刻如弹簧一般霍地站了起来，团部里响起一阵大刀声、脚步移动声和鞋跟撞击声。

    士兵们对儿子的尊敬弄得老头儿晕头转向，他忘掉了篮子，也忘掉了老母鸡，张开胳膊向儿子迎过去。他那像老树皮一般的面庞上绽出了欢欣的笑容，兴奋得浑身颤抖着高音叫道：“我亲爱的曼努埃尔！我的小曼努埃尔……”

    尉官只冷冷地向他打了招呼。

    农夫的双臂落了下来，脸上的肌肉抖动不止。

    中尉偷偷地把他拉出军营，到了街上，悄悄地对他说：“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干嘛到这来看我……我有军务在身……不能出去。”说罢，转身走进了军营。

    乡下老汉又回到警卫团，浑身哆哆嗦嗦，茫然不知所措。他狠狠心把鸡从篮子里掏出来给了警卫班长。

    “给你们吧，就你们吃。”

    他向士兵们告了别，失望之下，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离开了。走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来两眼含泪地补充了一句：“我儿子特别喜欢吃鸡脯，你们给他一块……”

（选编自2005年《外国文艺》）

素姑

师陀

    当阳光从屋背上照进这个寂静的老宅，素姑，一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的，走路时像空气在流似的无声的女子，很早很早她就低着头开始绣花了。孟林太太这时候照例在床上睡她的午觉。

    院子里有个开始凋零的丝瓜棚，自早晨就没有人来过，就在这种静止气氛中，素姑正是坐在院子里绣花。

    素姑十二岁就学会各种女红。她给自己缝绣，也给亲友们和邻舍家的女友们。于是一年，十年……唉！后来连比她小十岁的少女也出嫁了。现在素姑是二十九岁！没有人能计算她总共绣过多少！

    时光无声地过去。素姑低着头已经绣了半只孟林太太的鞋面，在青缎的底上绣完两朵四瓣梅了。

    “妈，几点钟啦？”

    素姑心中忽然如有所动，忍不住抬起头来问。孟林太太早已醒了，正一无所欲地在床上领略午睡后的懒倦。

    “瞧瞧看。”这是她照例的回答。

    那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不知几时就停摆了。

    素姑手中捏着针线，惆怅地望着永远是说不尽的高和蓝而且清澈的果园城的天空；天空下面，移动着云。于是，是发黑色的树林，是青灰色的天陲，是茅舍，猪，狗，大路，素姑上坟祭扫时候看见过的；是远远的帆影，是晚霞，是平静的嫣红发光的黄昏时候的河，她小时候跟女仆们去洗衣裳看见过的。她想的似乎很远很远……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蓦地里走进来，素姑吃了一惊。“老王，老王！”她转过头去喊。

    “嗯！”送水的这样应着，一面担了水急急往厨房里走。忽然间她自己也觉得好不奇怪，真个的，她喊老王做什么呢，老王每天在这个时候进来，给孟林太太家担水快二十年了。

    “果园里的果子卸光了吗？”她高声问。

    “卸光了，小姐；早就卸光了。”

    老王并不回头，说着时早已走过去了。庭院里接着又恢复原有的平静，远远的有一只母鸡叫着，在老槐树上，一只喜鹊拍击着树枝。

    “早就卸光了。”素姑在心里想，她的头又低下去了。

    时光是无声的，但是每一个小城里的日子都有一种规律。

    “还不该烧饭吗，刘嫂？”素姑抬起头来问。

    刘嫂——孟林太太家的女仆，这天下午到河上洗衣裳去了，也许正在大门口和果园城的兴致永远很好的娘儿们闲谈。那个老座钟，我们说过它早就停了。

    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个卖绒线的。她走进来的时候并不曾呼喊，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以前她是每天都来的。

    “买点什么吧，小姐？”

    素姑并不要买什么，然而她仍旧想看看。于是在天井里，就在泥地上，卖绒线的坐下去，随后打开篮子，一些红的绿的绫绢露出来。素姑拣块杏红绫子，接着她又看中一种羽毛辫条。忽然间，仅仅是忽然间，当她想到这些东西该配到哪里最合适时——

    “不要了。”她说。她什么都不要了。她把卖绒线的货篮推开。

    “你明天出嫁时候用得着的，小姐。”卖绒线的发慌地喊。

    素姑感到受了一下更重的打击。她站起来，不，她什么都不要了，卖绒线的从后面望着她走进寂静的又深又大的上房。

    “外面是什么人？”孟林太太大声问。这时候她已经起来，在床上坐着，她的耳朵近几年有点聋。

    素姑没有回答就走进自己的闺房。她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书，一本展开着的不知几时忘记收起来的“漱玉词”：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接着，她的手又废然垂下去，她的眼睛移到面前的镜子上去了。在镜子里，一个长长的鹅蛋形脸蛋儿；一绺散乱的头发从额上挂下来；一双浅浅的眉在上面画了两条弧线；眼的周围有一道淡黄的灰晕；她的嘴唇仍旧是好看的有韵致的，却是褪了色的。

    素姑正是这样望着，右手支着头。在窗外，雁嘹唳着从将晚的果园城上空飞过，晚风萧索地在庭院里凋零的丝瓜棚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于是书从她手里落下去，渐渐的连镜子也在她眼里消失了，一颗泪珠从她脸上滚下来，接着又是一颗。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选自《果园城记》，有删改）

马兰花

李德霞

    大清早，马兰花从蔬菜批发市场接了满满一车菜回来。车子还没扎稳，邻摊卖水果的三孬就凑过来说：“兰花姐，卖咸菜的麻婶出事了。”

    马兰花一惊：“出啥事啦？”

    三孬说：“前天晚上，麻婶收摊回家后，突发脑溢血，幸亏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里，听说现在还在抢救呢。”

    马兰花想起来了，难怪昨天就没看见麻婶摆摊卖咸菜。三孬又说：“前天上午麻婶接咸菜钱不够，不是借了你六百块钱吗？听说麻婶的女儿从上海赶过来了，你最好还是抽空跟她说说去。”

    整整一个上午，马兰花都提不起精神来，不时地瞅着菜摊旁边的那块空地发呆。以前，麻婶就在那里摆摊卖咸菜，不忙的时候，就和马兰花说说话，聊聊天，有时买菜的人多，马兰花忙不过来，不用招呼，麻婶就会主动过来帮个忙……

    中午，跑出租车的男人进了菜摊。马兰花就把麻婶的事跟她男人说了。男人说：“我开车陪你去趟医院吧。一来看看麻婶，二来把麻婶借钱的事跟她女儿说说，免得日后有麻烦。” 马兰花就从三孬的水果摊上买了一大兜水果，坐着男人的车去了医院。麻婶已转入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门口的长椅上，麻婶的女儿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马兰花安慰了一番，放下水果就出了医院。男人撵上来，不满地对马兰花说：“我碰你好几次，你咋不提麻婶借钱的事？”

    马兰花说：“你也不看看，那是提钱的时候吗？”

    男人急了：“你现在不提，万一麻婶救不过来，你找谁要去？”

    马兰花火了：“你咋尽往坏处想啊？你就肯定麻婶救不过来？你就肯定人家会赖咱那六百块钱？啥人啊！”

    男人铁青了脸，怒气冲冲地上了车。一路上，男人把车开得飞快。第三天，有消息传来，麻婶没能救过来，昨天她女儿火化了麻婶，带着骨灰连夜飞回了上海。男人知道后，特意赶过来，冲着马兰花吼：“钱呢？麻婶的女儿还你了吗？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离开时，一脚踢翻一只菜篓子，红艳艳的西红柿滚了一地。马兰花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从此，男人耿耿于怀，有事没事就把六百块钱的事挂在嘴边。马兰花只当没听见。一天，正吃着饭，男人又拿六百块钱说事了。男人说：“咱都进城好几年了，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你倒好，拿六百块钱打了水漂儿。”

    马兰花终于憋不住了，眼里含着泪说：“你有完没完？不就六百块钱吗？是个命！就当麻婶是我干妈，我孝敬了干妈，成了吧？”

    男人一撂碗，拂袖而去，把屋门摔得山响。日子水一样流淌。转眼，一个月过去。这天，马兰花卖完菜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男人系着围裙，做了香喷喷的一桌饭菜，马兰花呆了，诧异地说：“日头从西边出来啦？”

    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嘴快，说：“妈妈，是有位阿姨给你寄来了钱和信，爸爸高兴，说是要犒劳你的。”马兰花看着男人说：“到底咋回事？”

    男人挠挠头，嘿嘿一笑：“是麻婶的女儿从上海寄来的。”

    “信里都说了些啥？”

    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嘛。”

    马兰花接过信，就着灯光看起来。信中写道：“兰花姐，实在是对不起了。母亲去世后，我没来得及整理她的东西，就大包小包地运回上海了。前几天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她借你六百块钱的事，还有借钱的日期，根据时间推断，我敢肯定，母亲没有还这笔钱。本来母亲在医院时，你还送了一兜水果过来，可你就是没提母亲借钱的事。还好我曾经和母亲到你家串过门，记着地址。不然麻烦可就大了。汇去一千元，多出来的四百块算是对大姐的一点心意吧。还有一事，我听母亲说过，大姐一家住的那房子还是租来的，母亲走了，房子我用不上，一时半会儿也卖不了，大姐如果不嫌弃，就搬过去住吧，就当帮我看房子了，钥匙我随后寄去。”

    马兰花读着信，读出满眼的泪水……

故乡的胡同

史铁生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

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

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

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里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拉倒。那时，寺庙多已消失或改作它用。

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谄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十八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关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魄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很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

哲贵

父亲六十多岁就去世了。父亲每顿能喝一斤白酒，连感冒药也没有吃过，怎么可能跟死亡发生联系？在梅巴丹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满头银丝。她觉得父亲生来就是个“白头翁”，父亲这个形象是永恒的，如他的作品一样不朽，她以此为荣。对于梅巴丹来说，父亲突然弃世是个分界线，她的人生由此划分为两段。

父亲一直是沉默的。父亲像一块巨大的木头，对，是一块巨大的木头。虽然父亲像木头一样沉默，但梅巴丹不怵他。梅巴丹从他的眼神看出来，他看她的眼神是柔和而温暖的。

他们家在信河街丁字桥巷，有个独立小院子，人称梅宅。后院有个仓库，堆满从山上搜来的各种各样的木头。仓库出来有一个工作间，工作间也堆满木头，但跟仓库里的木头已大不一样、这些木头已被锯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木块。工作间有一张大工作台，占了工作间一半位置。那些木料、半成品和成品大多散摆在工作台上。工作台上还有各类雕刻工具，有锯、尺子、敲槌、垫布、方凿、圆凿、斜凿、三角凿、针凿等等。工作间边上是陈列室，陈列室有两排大柜子，隔成大小不一的格子，每个格子里摆着雕刻好的人物、有关公、张飞、刘备、诸葛亮、苏东坡；也有观音菩萨、弥勒佛、南极仙翁、钟馗；还有一类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物，如骑在牛背上的牧童、江上的渔夫、晚归的农人、浣衣的妇人等等等等。

梅巴丹从小在工作间玩，她见父亲雕木头，也拿凿子在木头上乱凿，父亲雕什么，她便凿什么。她将凿出形状的木头递给父亲看，父亲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一年之中，父亲会带她出一趟远门，去一个叫神农架的地方。父亲带着她，转了一趟又一趟车，最后，没车可转，他们便下去步行。

他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峰。梅巴丹问父亲：“我们去哪里？”

父亲抬头看了看四周，伸手朝天上一朵白云指了指，说：“去那里。”

梅巴丹看了看那朵白云说：“白云飞得那么高，我们上得去吗？”

父亲没有回答。

梅巴丹走不动了，脚底磨出两个水泡，双腿发酸，不停颤抖。父亲背着她继续翻山越岭。梅巴丹趴在他背上，虽然脚上的水泡还在发热发痒，她心里甚至突然喜欢起它们来。她用手箍住父亲的脖子，温暖从父亲身上传来，弥漫她的身体，让她忘记了身体的存在。她喜欢这种感觉，身体越来越轻，越飞越高，飘到云朵上去了。而父亲如一只大鸟，在天地间飞行。

梅巴丹大学毕业后，在信河街文化馆当馆员，具体工作是收集和整理信河街非物质文化遗产材料。她很快明白，信河街非遗项目多得像夏天的蚊子，有黄杨木雕、渔鼓、布袋戏、舞龙、做酒、吹打，甚至有哭丧等等等等。根本弄不清楚嘛。梅巴丹兴趣索然。就是嘛，物以稀为贵，你弄得遍地都是，谁稀罕？梅巴丹所在的办公室每天有人找上门，自称是非遗传承人，打草鞋的，修篾的，剃头的，做圆木的，也有做豆腐的，都想报，一旦评上，每月会有一定补助资金。这当然是好事，为什么不报呢。梅巴丹不管这些事，她只负责收集材料。她不愿意坐办公室，有时去露个脸，有时连个脸也不露。

梅巴丹突然“决定”跟父亲学黄杨木雕。她没有将这个“决定”告诉父亲。这是她的事。她从懂事起，便拿着凿刀跟随父亲乱划乱刻，父亲从没有指点过她，可是，她哪里需要父亲的指点呀，对她来说，雕刻这些木头如吃饭喝水睡觉一样自然，日常生活而已，木雕就像她身体里流淌的血液，与生俱来。

当梅巴丹整个人沉浸到黄杨木雕里，才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结构不同，纹理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更是不同。这么说吧，如果说世界是圆形的，人生和社会也是由一个个圆搭建而成，那么，黄杨木雕就是一个方形。它是独立于世界而存在的，它不与外部世界为伍，不人云亦云，即使沉默，也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声音。

瓯江江堤上的塑胶跑道上多了一个身影。每天东方透出第一缕亮光，梅巴丹便一身轻装从家里出发。街道上几乎没有人，显得空旷又萧条。所有人都像死一般地睡着。梅巴丹跑过马路，跑过一条街道，来到了瓯江边。梅巴丹调整了一下呼吸，撒开了步伐，身体笔直，微微前倾，手臂有序摆动，向东方飞驰而去。三公里之后，她忘记了身体的存在，只听见脚步声。再过不久，脚步声也消失了，只剩下呼吸声。再跑下去，潮水声悄然退去，也不是退去，而是那声音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气流，这气流将她托起来，使她飘浮在上面。她飞翔了起来，世界又重新出现了，却变得很小很小，如一颗尘埃。她要忘了这颗尘埃，也要忘记了自己。她这时只有一个念头：一直跑下去，一直跑到海的尽头。她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她要继续飞翔，飞翔到遥远的不可知的地方。可是，她每一次都是在塑胶跑道的尽头落回到现实世界，无可奈何地返身往回跑。

半年之后，梅巴丹出现在了人来人往的望江路，她开的是一辆用黄杨木做成的小汽车。最后，小汽车被交警拦住了，交警让她出示行驶证，梅巴丹也没有。交警扣留了小汽车，让她去交警队处理。梅巴丹什么话也没有说，离开小汽车，转身回家，再也没有出来。

又过了半年，梅巴丹骑着一匹黄杨木做的木马出现在望江路。木马精神极了，浑身上下散发出七彩光芒，特别是它的眼睛，只要与它对视一下，魂魄立即被吸走。它有一股非凡的魅力，不像人世间应该有的。梅巴丹骑着她的木马，走上了江堤，在江堤上奔驰。半路上，又被上次那个交警拦下了，交警告诉梅巴丹，城市里不准骑马。

半年后，梅巴丹用黄杨木造了一条小木舟，她坐着这条小木舟，顺着瓯江水一路向东，刚刚进入东海，被一个浪头掀翻了。幸好有一条渔轮经过，将她捞起来。小木舟一沉下水，了无影踪。

半年以后，一天早晨，天微微明，有人看见梅巴丹骑着一只黄杨木做的大鸟，从家里翩然飞出，那大鸟有桑塔纳汽车那么大，两只翅膀像飞机一样张开来，像老鹰在空中飞翔。看见的人说，那一天，梅巴丹一身白衣，骑在大鸟上，绕信河街上空一圈，然后朝东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