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材料一：

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47亿人、2亿人、2.45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8%，覆盖人口超13.5亿。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6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褒奖中国“在社会保障扩面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什么要颁给中国？协会秘书长康克乐伍斯基用两个百分比做了形象的解释，“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社保覆盖面只有50%，算上中国就达到61%。”中国为什么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仅仅因为中国人多吗？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材料二：

    从企业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从企业单一责任到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责任共担，从城镇到农村，从城镇职工到城乡居民，我国社会保障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逐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保障覆盖群体较小，绝大多数劳动群众还不能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保障水平也从过去基于免除生存危机的“雪中送炭”式，提高到了保障所有人基本生活的“适度保障”水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制度模式与实践方式上有很大差别，但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通过社会保障来保障与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并不断提升其生活质量的意志。

    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才使得社会保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性安排，托起亿万群众“稳稳的幸福”。

    （摘自新华网《中国为何能建成全球最大的社保网络？》）

    材料三：

    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看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社保覆盖面，并且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名列前茅，为社保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经济发展的“速度”，夯实了社保基金的“厚度”。

    注：五项社会保险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持续15年不间断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充分显示政府惠民的承诺不是摆在口头上，而且是实实在在做到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社会部主任白天亮说。“因为有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不断提高，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如愿采取有力且有效的社保行动。”郑功成说。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我国社保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金保工程”建设，“互联网+人社”行动计划实施，有力推动了社保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老百姓办社保容易了，社保体系建设加速扩展。

    （数据来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开数据整理）

    材料四：

    70年前，苏联的劳动保险经验为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大量借鉴。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学者和官员走出国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研…

    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独一无二，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为全体人民提供有效社会保障的道路，只能靠我们自己。

    利用公共财政实现社会保障兜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强有力地覆盖最广大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自2008年以来，我国大规模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建成世界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数千万贫困农民告别破旧的泥草房、土坯房，住上了基本安全房。让百姓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中国一直在探索有着鲜明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如郑功成所言，政府动用公共投入为职工之外的居民提供普享的基础养老金，并补贴低收入困难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才能快速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并实现老年人人人享有养老金的目标；政府为职工之外的全体城乡居民提供医疗保险筹资规模三分之二以上的财政补贴，才能使全民医保的目标快遠变成现实……

    正是通过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社会保障发展速度最快、覆盖人口规模最大、保障水平提升幅度最多的国家。

（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三次印发关于棚改的专门文件）

材料一:

近期发布的中国工程院某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指出，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然影响到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目前，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污染是长期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

我国耕地污染问题不容忽视。超过限量标准的重金属如镉、砷等长期存在于受污染的耕地中，并随水分下渗或在雨水冲刷下随水土流失扩散到周边，造成地下水或地表水污染。还有的随农作物种植和生长转移到农产品中，导致农作物减产或者成胁到粮食卫生品质。由此可见，耕地污染对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隐蔽性。

近年来，我国在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重度污染耕地上，采用种植结构调整或替代种植方式；在中度和轻度污染耕地上，施用可降低重金属活性的药剂。这些治理措施消减了粮食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风险。但药剂只是暂时钝化土壤中的重金属，要维系成效，需要持续不断地施用药剂，不仅治理时间长，投入资金大，还难以确保对耕地的生态功能不造成影响。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才能有效消除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上的隐患。

当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耕地土壤亚金属清除技术，是利用能够从土壤中大量吸收重金属并将其富集于植物地上部分的特殊植物，通过收割植物的地上部分逐年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这种能够吸收、富集并对重金属具有较强忍耐力的植物，被称为超富集植物。这种技术也称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不破坏土壤和河流生态环境、不引起二次污染等优点。

幸运的是，经过20年的技术积累，中国在净化砷镉污染农田的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储备方面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应用示范效果。在广西河池环江县，上万亩重污染耕地土壤，采用超富集植物与经济植物（桑树等）间作的耕地净化技术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其“地方政府主导、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农民主动参与”的环江农田土壤修复工程，在改善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同时，也为环江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可以彻底净化重金属污染耕地，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在植物萃取技术的工程实践方面已有良好的储备，但在推广应用层面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对于末端治理的安全利用技术，以净化耕地为目标的植物修复技术所需启动投资相对较多。虽然前期投入相对较多，但从运行的笫二年开始，植物修复技术的后续运行维护费用即可显著降低。很多情况下，在开展植物萃取修复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间套作方式与当地的种植业有机结合，既保障农产品的卫生品质，同时也可以保证农户的收益。从长远来看，植物修复技术的总成本要远远低于安全利用技术的总成本。

土壤生态关系粮食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耕地污染涉及公众利益和粮食卫生品质，严重制约受污染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势必给民众身体健康和家庭收入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耕地污染对粮食产量和卫生品质的威胁。

如何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安全，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将污染耕地修复纳入生态建设长远规划，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针对污染耕地开展长期修复治理工作。二是加强配套政策扶持，如通过国家专项基金，对以净化为目标的耕地修复工作给予启动资金和相关政策支持，减轻地方政府压力。三是加大科普和政策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国家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的政策规定和实践成果，不断强化各级党政干部和民众的科技与环保意识，增强参与解决耕地污染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陈同斌 雷梅《从源头上消除土壤污染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材料二:

让中国人改变餐桌文化并不容易。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所有大事都在盛宴之后决定。即使是平常日子，餐桌上也很丰富。于是，很多时候饭菜吃不完，都被扔掉了。

中国平均每年浪费1800万吨食物，相当于3000万人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中国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美食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烹饪是中国主要文化传统之一。中国有多个菜系，如鲁菜、川菜、粤菜、浙菜等。其食谱、食材、酱料和口味各有不同。中国人请客习惯点“一桌子菜”，菜是大家一起吃的，只有米饭是各人吃各人的。而且点菜的人通常都有这种想法：多点一些菜，每个菜浅尝辄止。如果客人吃不好，这对主人来说很没面子。餐桌上不能只剩下空盘子，倘若每盘莱都吃光了。就意味着客人们还没吃饱。结果，很多菜被剩下，然后丢到垃圾桶。

餐桌上铺张浪费是很多中国人好面子、摆阔气的下意识之举，要遏制起来并不容易。为了树立节约粮食的好风气，耐心的教育熏陶比干巴巴的禁令更有效。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中国大力倡导珍惜粮食好风气》）

吴召儿

孙犁

我们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一下就和老乡生活在一块儿了。

我组织民校妇女识字班，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碰起球来，真是热烈

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个名字：“吴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尾，靠着一根白杨木柱子，好像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儿。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来，两手捧着书，低下头去，书念得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真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

十一月“反扫荡”。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跑到村长家里去找，村长散披着黑羊皮袄，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一个女孩子跑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装着三颗手榴弹。

“真是，”村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荡’呀，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

“尽是夜间活动，红不红怕什么呀，我没有别的衣服，“走吧，同志！”说着就跑下坡去。

在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跑上前去问她：“我们先到哪里？”

“先到神仙山！”她回过头来一笑，这时我才认出她就是那个吴召儿。

“到了神仙山，我有亲戚。”她说，“我姑住在山上，我们到了，我叫她给你们熬着吃个饱吧！”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到了神仙山的脚下。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

北斗星转下山去，我们才到了她姑的家。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吴召儿大声对她姑说，“快给他们点火做饭吧！”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灯上取着火

“你爹给你买的新袄？”姑问。

“他哪里有钱？是我给军队上纳鞋底换的。”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

以后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像活在天空里。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一清早放晴，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能断定，她的生活和历史会在我们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

1949年11月

（有删改）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是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做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改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各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标准案件，参照执行案件，判例案件)。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我在前几篇杂话中已说过，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一：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随着时代背景和读者审美需求的变化，红色文学在内容视野、表现手法上不断寻求突破，力图通过艺术创新，把红色历史讲到当代读者心里。

借助历史研究最新成果，将案头梳理和实地寻访相结合，当代作家不断深入红色历史，拓宽书写视野，丰富题材内涵。以庆祝建党百年期间涌现的作品为例，何建明《革命者》以牺牲在上海街头的年轻烈士为主角，讲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英勇抗争的感人事迹；丁晓平《红船启航》聚焦重大历史节点，以文学笔法生动还原历史现场；杨震林《山腰上的中国：红旗渠》、铁流《靠山》等作品，则围绕百年党史积累下来的宝贵历史经验，书写和弘扬民族精神。

一些创作在彰显革命理想的同时，融入更多人文情怀，深化和丰富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红色文学的发展，与当代文学艺术手法的日益丰富密切相关，得益于几十年来文学创作领域的不断探索，今天的红色文学在处理历史与艺术、题材与形式等关系上更显从容。郑欣《百川东到海》等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根底上是宏大叙事但切入的角度更“巧”，塑造的是典型人物但形象更“活”，叙述也富有个性，凸显美学特色。

一些创作面向当代读者，从通俗文学以及大众文化中汲取有益元素。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一些红色经典，就吸纳了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优长，《林海雪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革命叙事天然具有英雄主义的浪漫豪情与传奇色彩，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也借助类型小说和通俗文艺的手法，把革命历史故事演绎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拉近了红色历史与当代读者的距离。

对当下的红色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仅有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和荡气回肠的人物等事迹可供开掘、书写，还有根脉深厚的创作经验和文学传统可供借鉴、汲取。今天的创作者理应从前辈宝贵的文学经验中汲取动力和养分，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自觉继承和发扬中华美学精神。

无论文学怎样变化，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的书写不会停止，它们构成中国文学永恒的魅力。期待红色文学创作不断产生黄钟大吕之作，以新时代红色经典彰显中国气派。

（摘编自丛治辰《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流》）

材料二：

“昨天的英雄，如何打动今天的观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针对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述提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表达出了当代红色历史题材所面临的新时代读者、新时代语境等因素构建的创作新困境。

“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创作经验给我们很多启发，但是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这些经验与他们的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当代中国作家没有亲身体验和经历红色革命斗争历史。因此，今天的作家进行红色题材创作面临的困境就在于，昨天的历史故事，今天该如何重新讲述?实际上，对于这个时代难题，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审美思考。“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正如小说里对高密东北乡的复杂、多样、魔幻般描绘一样，莫言的《红高粱》塑造了一群“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演出过一蘘暴英勇悲壮的舞剧”的民间野性草莽英雄，极大扩展和丰富了以往革命历史叙述的单一维度，呈现出历史多元化、整体化、深度化的新经典探寻。

不仅文学创作如此，当代影视剧在审美理念、创作手法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也有新突破。《亮剑》无疑是当代最受观众欢迎的、最生动的、最富有个性化品格和鲜明饱满人物形象的电视剧。剧中的主角李云龙，饰演对手戏的楚云飞，乃至里面的一些次要人物形象如和尚等人，都让观众惊喜不已。毫无疑问，这是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的一个飞跃，极大拓展和丰富了红色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但是我们也不讳言，当代红色革命影视剧也出现了如“手撕鬼子”等滑稽、戏谑、搞笑的“抗日神剧”，而在一定程度上亵渎和扭曲了红色革命历史文化。

总之，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无法重新亲历那些革命历史。但是，我们要有历史危机意识，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还原历史”“进入历史”“复现历史”的途径、方法和理念。而绝不应该是对前人的简单模仿，绝不应该是陈陈相因，裹足不前，绝不应该是简单地跟风、追风，而应该是怀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如同司马迁一样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记忆民族历史、传承革命精神、铸就文学经典的理念，创作出属于中华民族的、也属于世界的红色革命文学经典。

（摘编自张丽军《当代红色题材创作亟需经典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