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

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材料一：五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日均新设企业由5千多户增加到1万6千多户。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摘编自《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国家创新指数（2016-2017）》）

材料三：我国创新水平迈向国际第一方阵。2017年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1.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其中基础研究经费920亿元。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不断涌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世界第20位升至2017年的第17位。而体现国家创新实力的重要标志是知识创新。2017年，国际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都居世界第一，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8件，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2.7万件，同比增长8.2%。

    韩国《产业日报》报道称，中国的全球化创新型企业正不断增加研发投资，加大研发力度的氛围日益高涨，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政府也制定了发展计划，并给予中国企业相关扶持。4298家众创空间、3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多家企业加速器，以及19家国家自创区和156家国家高新区形成了一个日趋完善的创业孵化生态链条。

（摘编自《科技部：去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1位》《大数据观察•专利支撑创新发展》）

材料四：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创新前所未有的“黄金五年”。我国坚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科技成果呈现“井喷”：

    墨子“传信”、神舟飞天、“天眼”探空、北斗组网、超算发威……科技创新有力地支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民生改善。科技创新在打赢蓝天保卫战、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兴林、科技治沙成效显著，在全球率先实现“沙退人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加速融合，织就保障亿万群众生活的幸福网。

十八大以来全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人，研发人员超过53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重大科技任务、科研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对创新人才发挥了“筑巢引凤”的“虹吸效应”。“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深入实施，带动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归国潮”，回国人才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这是我国创新的“力量之源”。

    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动真格”，向数十年难除的积弊“下刀”。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院士制度、科技奖励、科技军民融合等改革也正在深入推进过程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创新的普惠性政策，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自由开放共享等基础性制度也在加快建立，科技人员获得感大大增加。

（摘编自陈芳、余晓洁、胡喆《科技成果“井喷”：中国创新奇迹从何而来？》）

材料一：

    中非关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对外合作关系。中国和非洲有着浓厚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2015年12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墓式上发表了题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的致辞，中方愿在未来3年内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2018年7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非洲之行”，出访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毛里求斯四个非洲国家。

    中国帮助非洲建设了一批公路、铁路、机场、港口……2017年5月31日通车的蒙内铁路是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重要成果，也是中非“三网一化”和产能合作的标志性工程。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视察蒙内铁路建设时说：“蒙内铁路将带领肯尼亚开启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转型。”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8月7日）

材料二：

    过去20多年间，中非经贸额不断飙升，1990年只有9亿多美元，2000年达到100亿美元，2010年超过1000亿美元，2017年高达1700亿美元。专家认为，未来5到10年间，中非之间的贸易额会有两位数的增长。这不光是量的增长，还意味着越来越高的“含金量”。在非洲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谋求更高层次发展之际，中国将毫无保留地同非洲分享技术、经验与市场，以开放合作促互利共蠃。这是中非合作最美的前景。

    中国在南苏丹、马里等地有约2500名维和驻军，占中国全球维和人员80%以上。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宣布，中国五年内将提供1亿美元支持非盟常备军建设，并建设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

    事实证明，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之后，非洲的发展呈现出了更大的活力。无论是非洲“2063年愿景”，还是非洲国家具体制定的相应发展战略，都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在双方共同意愿之下，“中国梦”与“非洲梦”不断共鸣，中非发展机遇日渐紧密融合。

（摘编自《经济论坛》2017年10月25日）

材料三：

    本报北京8月22日电（记者杜尚泽、白阳）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9月3日至4日举行。这是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大团圆，也是中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会主席将率团与会，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特邀嘉宾、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观察员也出席了峰会有关活动。

    9月3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下午，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主旨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加强对非关系的新理念新主张，宣布中国对非务实合作的新行动新举措。会议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

    在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主旨讲话，提出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下一阶段中非务实合作的“八大行动”。

    《苏丹视野报》经济版负责人阿布达拉说，北京峰会吸引了全球商界和媒体注意。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合作可以创造全球经济发展新的繁荣阶段，有助于解决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平等问题。

    布隆迪《新生报》姆伯尼汉库耶说，中非合作给非洲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八大行动”囊括了设施联通、能力建设、健康卫生多个方面，完全符合非洲人民对中非合作各方面的期待。通过“八大行动”，未来非洲会有更多大型项目和计划得到落实。

    中非媒体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加强交流：加强务实合作，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传递“正能量”；凝聚媒体力量，为增强中非国际传播力发出“好声音”；鼓励青年交流，为讲好中非友好故事注入“新动力”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2018年9月10日）

    材料一：

    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旅游成为消费的重要支出，5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在年收入的10%以上，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部分。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臻品游、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

    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如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包括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雾霾等污染因素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

    调查显示，除了领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外，减压、增进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成为国人旅游的重要理由，去异地异国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和资源、躲避雾霾等也成为旅游的动机。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三年国家旅游局关于春节假日期间国内旅游市场的统计表

材料三：

    建设好慢游基地，让游客尽享“慢游”乐趣。最佳慢游旅游区呈现“众星捧月”的空间格局。经过多年的培育，贵州旅游已经形成了若干个明亮的“月亮”，如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西江苗寨、镇远古城、百里杜鹃等等，但是这些“月亮”缺少“众星”产品的陪伴，游客当天看完，当天离开，而无法实现对周围辐射型的消费。贵州是国家公园省，山地度假、乡村度假、气候度假资源优势突出，处处有美景，既有诸多区域的“小月亮”，也不缺少捧月的“星群”资源。因此，加强“伴月星群”的打造是建设慢游产品的基础工程。要树立大旅游区概念，依托核心度假基地，综合利用周边文化、生态、环境等资源，把景点串成景区，打造品牌慢游旅游度假区。

实施“众星捧月”工程的关键之一是对“月亮”和“星群”的识别与筛选。作为区域慢游度假基地的“月亮”应该是以城镇为依托的大型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它应具备以下特征：拥有舒适的自然环境、舒适的住宿、丰富的夜间产品、康益的人文环境。基于度假需求的慢游产品。“星群”应具备以下特征：依托慢游度假中心，拥有发达的辐射型短线游，时间上能满足求“深度”和“休闲”的需要。

    （摘编自《打造贵州“快旅慢游”产品体系》）

材料四：

    今年春节返程最堵的地方无疑是海南。到目前为止仍有超过万辆外地车辆滞留海南。从大年初三开始，受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雾天气影响，琼州海峡出现反复停航。

    事实上，前些年春节期间，在海南的一些热门景点游客蜂拥而至，人挤人、人挨人、大堵车的现象也频频出现。照理说，海南是离岛，有多少车辆进入海南，港口方面能够充分掌握，这也为限流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优势。未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些车辆进行限流？如何限流才会确保更好的旅游体验，不至于堵在囧途？特别是，根据气象特点，琼州海峡每年12月至3月雾较多，且多为平流雾，是否应该为极端天气的可能发生留足运力余量，根据运力的余裕程度来考虑接待游客的数量？这些课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摘编自2018年2月“央视新闻”）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关增建

①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曲折复杂，扣人心弦。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在东方的中国，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这就是中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          。

②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下面是《晋书·天文志》的有关记载：“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① ， 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② ， 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日丽天^③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勾股重差^④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

③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④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有力挑战。天文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⑤这场争论涉及与有关宇宙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比如，他提出，按盖天说的说法，天至高，地至卑，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动，也是高高在上的，人之所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是由于太阳太高了，导致人产生了视觉错误的缘故。但是即使人眼会因观察对象的距离远而产生视觉错乱，水平面和光线的传播是客观的，它们是不会出错的，那么就在高山顶上取一个水平面，以之判断日的出没。实验证明太阳确实是从水平面之下升起的，光线也是从下向上传播的，这与盖天说的推论完全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这是扬雄从观测依据的角度对盖天说所作的批驳。整体来说，他从八个方面对盖天说所作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

⑥但是浑天说也着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的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

⑦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这场论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些，无疑都是这场论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⑧延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这场论争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场争论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对宇宙结构问题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更多的宇宙结构学说。这场论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场论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论争之一，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有删改）

（注）①槃同“盘”，木盘，古代盛水器皿。②隤，下降。③丽，依附。④重差：汉代测望太阳高、远的方法。

材料一：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儒墨同显，一致百虑，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学有“当而不可易”（正确而不能改变）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孟子推崇墨子兼爱的人格精神魅力。《孟子·尽心上》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提倡全人类兼爱交利，即使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只要对天下有利，都甘愿付出，这种损己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突显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贵品格。孟子对墨子精神的赞扬，影响深远。

西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孟子非墨辟墨，但其思维表达方式，承自墨子，酷似墨子，辩论模仿墨子惯用的归谬反驳法。《孟子·告子上》说：“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不知类”是墨子应用归谬反驳法的标志词、惯用语，曾被墨子用来说服鲁班与楚王，止楚攻宋，孟子出色地加以传承发扬。《孟子·梁惠王上》说：“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归谬辩辞，比喻生动，脍炙人口，众所周知，是世人普遍效法的思维表达范例。

儒墨之学，各有所长，舍短取长，有助于把握全面真理和治国良方，是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思想家对儒墨学关系的标准定性，是今日认知判断儒墨关系的正确指引。

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人性论，“兼爱”理想，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的善良愿望和理论假设。

儒家“爱有差等”，适应宗法等级制要求，随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是“中世纪”漫长宗法等级制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为知识由后天学习得来。《尚贤下》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就像叫哑巴当外交官，聋人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

孟子辟墨，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辟”即驱除、屏除、排除。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

孟子攻击墨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和人格定性定位，绝无一丝可能翻案平反的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典型“以权威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是充斥心理相关型和论据空缺型的诡辩。

在当今不同文明互补互鉴的全新时代，辨识墨子兼爱学说的精义，吸取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探寻墨学中绝的动因，推进儒墨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赋予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学界应携起手来，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学研究和墨学研究交流合作，开辟儒墨学兼容创新的新局面。

（摘编自孙中原《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

材料二：

儒家“仁爱”主张“爱有差等”，即根据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的爱。从维护“君臣父子”的纲常出发，儒家主张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以自己为起点，逐渐扩大至他人，即“立爱自亲始”。

墨家“兼爱”是围绕“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基本论点展开的。《吕氏春秋》说：“墨翟贵兼。”“兼”的本义是一只手拿着两颗稻谷，引申为同时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在《墨经》中，“兼”表示“整体”“全部”的意思。因此，“兼爱”主要强调的是“兼爱天下之人”。在墨子看来，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无论出身是高贵还是低贱，只要是人，都是被爱的对象，这个爱的对象的范围应该是“天下之人”，也就是整个人类，也即“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家“兼爱”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却又要求别人不分差别地彼此相爱，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之中。与“兼相爱”紧密相连的是墨家的“交相利”的实利主义道德原则。在墨家看来，爱就是利，利即为爱。没有实际的“利”，就无从谈“爱”。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都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所爱的对象是相同的。儒家坚信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仁爱；而墨家则认为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兼爱，其实这两种理想的人际关系皆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之爱，是人类之爱，爱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儒家有“泛爱众”“仁者爱人”，墨家有“兼爱天下”。儒家施行“仁爱”的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譬也，可谓仁之方也”，这种方法就是由己及人。“君子之于物，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的“仁”和“亲”是两个概念。“仁”是对亲人之外的他人的喜爱。“亲”则是对亲人或相熟的人的亲爱。

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都是中国传统思想，都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我们要在充分理解它们两者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具体含义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分析、鉴别、取舍、改造，使它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今散发出更大的魅力和光芒。

（摘编自高洁《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