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敢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我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推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续”。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的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城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文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18年01月08日）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埋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兵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一：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何”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需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①，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发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感觉够将意思传给他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坚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式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述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以后，总要看两遍，自己感觉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必然要它读得顺口； 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知道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当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 Stylist(文体家)。

所写的事迹，大略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乱说的。

注：①《汉书·艺文志》溯小说之起源，谓其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

(摘自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材料二：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写真实”，他非常重视社会生活，要求艺术创作真实地描写生活，反映生活中复杂的关系。他的这种主张起初是在评价古典说部的时候表达出来的。鲁迅赞扬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他说《儒林外史》的刻画人物，  “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红楼梦》的描写生活，  “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从笔底经历到纸上声态，在鲁迅看来，它们之所以动人，全在一个“真”字； 而他说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实在是直搏内核的至理名言——从平凡的现象(写实) 中揭示不平凡的真理(新鲜)，也是他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最简括、最深刻的科学的说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一篇评论果戈理的文章中，引了普希金说的“含泪的微笑”这句话，同时指出果戈理的“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这同他赞扬《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语言几乎是一致的。鲁迅称《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感而能谐，婉而多讽”，  “感而能谐”是“含泪的微笑”的同义语； 称《红楼梦》的写实本领为“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如实描写”也同“用平常事，平常话”显出地主的无聊生活十分相似。鲁迅在翻译介绍、整理编写的过程中，潜心巨著，多所发明，从中外著名作品中开掘出了许多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补充的艺术的手段与法则。

这些事实加深了鲁迅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他将古代的和外国的经验移植到现代创作上，向艺术家提出：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当张天翼的小说《蜜蜂》引起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的讨论，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主动写了《“蜜蜂”与“蜜”》，介绍蜜蜂争蜜的情形； 当杨昌溪抄袭《毁灭》，将莱奋生佩挂的“日本指挥刀”改为“日本式指挥刀”，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又主动写了《刀“式”辩》，说明游击队的生活。他自己为了小说《阿Q正传》里阿Q唱绍剧《龙虎斗》中“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散文《女吊》里女吊出场时唱“奴奴本是杨家女，……”两段，怕儿时记忆不真，都曾向人询问，调查对证。

细节描写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的条件，而根本的关键在真实。鲁迅还多次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有一个要点他曾反复说明：真实不一定是事实。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事实也是真实的，但没有经过剪裁和集中，没有经过综合和概括，没有经过典型化的艺术的过程，严格地说，这样的作品不能算是艺术品。艺术上的真实，鲁迅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自述其创作经验有四句话，叫做：  “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他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便于将真实和事实区分开来，这对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大有好处。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申报》副刊《自由谈》发生文学与社会生活问题的争论，鲁迅在一封给人的信里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但他又反转来强调，凡所缀合、抒写的“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他自始至终重视社会生活：不必是事实，一定要真实。就在这封信里，对社会生活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鲁迅还发表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言论，他就两者的作用与反作用，打了个比喻说：“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从这句话里，也透露了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极为重要的见解，值得深入的探究与钻研。

(摘自唐弢《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论文、昌耀先生的追捧者的文章等等，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两手空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要被杀死多少回，但他依然在不停向上。上帝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荆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依托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谁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草包，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都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在修改后面世，诗的裁剪的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又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继续着。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更需要读上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中国19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到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亦即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存在着1979年之后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很多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是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带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80年代、并且“属于80年代”的一些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重要和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形成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着它独具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着它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着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姿纵、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枥，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材料一：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7点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有删改）

材料二：

BBC香港1997年7月1日报道  他们在回荡珠江两岸的号角声中离开，用挥手画下悠长告别的句点。这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最后一次航行，大英帝国的最终章。

雨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这位最后的香港总督离开总督府时，现场弥漫着情绪。这一刻他准备已久。当降旗的号角声最后一次响起时，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勉力维持住情绪。

这位总督是苏格兰风笛的爱好者，这首《高地教堂》是他最喜欢的曲调。他必须离开代表这座城市的住所，象征这位最后总督的国旗也将随他回国。他的女儿们专注地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一刻。

总督离开时，他遵循传统，坐车绕行总督府三圈。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代表着承诺“我会回来”。

英国占领香港，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之时。今晚，她的后代将把香港交还。

夜空紧接着被点亮，伴随着隆隆的烟花声。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程在节庆般的烟花中画下句点。

午夜来到，历史将香港从英国的怀抱中移开。英国国旗降下，一个半世纪的大英帝国统治随之结束。

登上“不列颠尼亚”号，他给女儿温柔的碰触。

看着今晚在我身后航行的“不列颠尼亚”号，很难想象英国人靠着木造船航行过半个世纪的时代。那时候，香港是个荒凉寂寞的地方，英国人的帝国主义冒险最不可能发生于此。当时香港还没有成为大英帝国最有价值的战利品。

（有删改）

材料三：

美联社香港1997年6月30日电  随着午夜国旗的交换，焦虑不安和兴奋的香港今天摆脱了156年的殖民时代，并开始了在欢欣鼓舞的中国共产党主权下捉摸不定的新时代。

香港剪贴簿上此时此刻展示的英国人结束、中国人开始的种种镜头，显示殖民主义逐渐衰落的图像，以其规模和速度使人眼花缭乱。

英国查尔斯王储的游艇驶离香港。红旗取代了蓝旗。当大英帝国的太阳最终沉落时，天上下雨了。

对英国来说，虽然查尔斯王储和彭定康设法把他们的撤退变成尊严和克制的英国爱国主义场面，但是，这个事件已通过使英国感到沮丧的方式提醒英国：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已缩小。

全世界通过电视观看的这个简单仪式给19世纪的殖民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并洗刷了中国一贯认为是根本的耻辱。

对香港630万人民来说，这是未来的黎明。这一天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纪元的诞生。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