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社科院和文献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重大的人口事件之一是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将“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

    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大大延长。

    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第一，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将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据统计预测，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25年将抚养29.46人2050年将抚养48.49人.第二，伴随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必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三，人口老龄化使养老经费大幅增加，给政府带来比较沉重的财政负担。第四，人口老龄化客观上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第五，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加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子女需外出打拼，陪伴父母的时间变少，使得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渐弱化。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社会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摘编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材料二：

    2008-2017年中国新生人口数量及人口出生率

    （注）人口出生率指某地在一个时期之内（通常指一年）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之比，它反映出人口的出生水平，一般用千分数来表示。

    2010-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比重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在国家还处于欠发达的状况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为此，国家已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制定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并争取以较短的时间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老年健康服务的刚性需求将不断释放。“十二五”时期，我国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尽管老年健康服务机构数量逐步增长，但适应老年人健康需求的综合性、连续性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强调要积极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重点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所需的医疗护理和长期生活照护服务，并以建立养老社区，中医药保健等方式使老年人健康服务更为多元化，推动老年病养护、防治。

（摘编《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亿》）

    材料一

     联合国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环境大会上制定的《21世纪议程》指出，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所导致的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发展失衡是地球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绿色消费理念自此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倡导和传播。

     绿色消费与传统消费有什么不同?在传统消费理念下，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疯狂地掠夺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绿色消费则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中心，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传统消费是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大量开采有限的自然资源；绿色消费则追求消费的可持续性。

     传统消费追求奢华，倡导高消费、多消费和超前消费，人们常常不是为了需求消费，而是为了面子消费；绿色消费则崇尚自然纯朴、节俭适度，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得到需求的满足。传统消费已经带来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恶果，绿色消费则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放在首位。

     （节选自《光明日报·我们距离绿色消费有多远》）

    材料二

     2016年6月，哈尔滨师范大学面向国内大专院校发放了一份关于绿色消费观的调查问卷。在有效的953份问卷中，只有35.3％的学生认为自己比较了解绿色消费，4.7％的学生表示自己完全不了解绿色消费。例如，15％的学生对“怎样消费是个人自由，与他人和社会无关”的观点表示不确定，另有17.8％的学生对此观点不赞同；有20.4％的学生仍然认为高档消费值得羡慕和追求，这与当前社会高档消费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有关。此外，909名大学生表示自己在日常消费中经常或偶尔使用一次性筷子，看来当代大学生使用一次性产品现象普遍存在；10％的学生表示父母不会经常对自己进行绿色消费教育，31.5％的学生表示学校偶尔或从未进行过绿色消费教育，这表明家庭和学校在绿色消费教育方面的角色缺失客观存在。

（节选自《光明日报·我们距离绿色消费有多远》）

    材料三

    随着消费升级、生活品质的提高，居民对室内空气质量和饮用水水质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空气净化器、家用净水设备等健康环保产品成为消费热点。新能源汽车是一种发展前景广阔的绿色交通工具，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2017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销达到200万辆，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占汽车产销20％以上。

                                    （节选自《2017年中国居民绿色消费发展情况》）

    材料四

    郑先生今年4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过去一年在“饿了么”上花掉的13799元被全数免单，理由只有一个—— 一年300多次点单，他一次都没要餐具。郑先生就这样成了当地“环保冠军”，不过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在少数。自去年9月外卖点餐平台“饿了么”的“无需餐具”功能上线以来，有超过3000万单都主动选择了“无需餐具”。“饿了么”对这一行为的积极鼓励，不过是阿里整个新零售体系中引导绿色消费行为的一种。

     环保一直是物流业的难题，菜鸟也是这方面的先锋。它最早在业内推出全生物降解快递袋和免胶带纸箱，第一个将“绿色包裹”引入物流业。数千万个废旧纸箱得到循环利用。它还通过智能打包算法精准匹配箱型，减少了15％的包材使用。2018年2月，首批数千个循环箱率先在杭州上岗。从菜鸟仓到全国零售小店的配送，这些循环箱替代了传统纸箱。而在未来，莱鸟将对100万家零售小店全部采用环保循环箱，预计数量将超1000万个，因此能够节省出数百万棵绿树。

                  （节选自《阿里新零售倡导绿色消费被评中国可持续发展先驱》）

材料一：

在既有模型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数据训练和引导不断更新模型，初步展现出人类的创造性。这种强大的理解分析综合能力，不仅代表着技术上的突破，更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定冲击。关于技术对人类的取代过程，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对人的取代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对人技艺知识的剥夺，对人生活知识的剥夺，对人理性知识的剥夺。整个剥夺过程被斯蒂格勒称为人的“无产阶级化”。在斯蒂格勒看来，“无产阶级化”并非指人的经济状况的贫穷，而是指技术的“智能化”导致的人的“愚钝化”，抑或“废人”化。也就是说，技术发展不仅能够取代人类身体，代替人类的生产劳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提供生活选择设计选项，让人们在其中作出价值选择，甚至代替人们选择如何生活。那些失去知道“怎么做”的知识的人会被视为“废人”，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甚至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以及逻辑判断能力会不断下降，越来越趋于平庸化、扁平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人的取代已逐渐接近斯蒂格勒描述的第二、三阶段——越发剥夺人的理性知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人的理性判断能力。

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带来了机遇。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了人们的危机意识，使人的自主性、人与他者关系、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变得越发重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协助人类进行知识生产，甚至能够生成新的“思想”。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需要去思考作为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应如何调整自身状态迎接未来的智能时代。对于个人而言，或许培养自身的灵活性、创造力和理解能力会变得越发重要。人类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能够根据特定情境调整自身的沟通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使我们能够不断根据时代与环境的发展重新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式，探寻新的机遇，积极把握主动权，发挥主体性优势。并且，对于需要综合判断和组织沟通的工作，或者说需要展现“人格魅力”的工作，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尚不能胜任。人所特有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使得需要人在场才能激发出更好效果的工作或许都难以被代替。因此，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锻炼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以及情绪管理能力等。

人类有着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够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构建稳定的模型。梅洛·庞蒂对人的认知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人的知觉形式是依据当下情境而存在的，人在所处的情境世界中充分调用所有的身体官能，并使知觉在身体中得到综合体现。身体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形式，我们能够通过身体调动所有感官和情绪，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形成知觉。人的认知会塑造人的价值观，从而沉淀在人的发展状态中。这种沉淀属于每个个体的情感记忆以及理性思维，人的当下状态与过去状态密切相关。这种基于情绪、非扁平化、带有个体独特记忆的认知，恰恰是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不能局限于课本知识学习和答题能力培养，而应更加注重亲身观察和体验，在此过程中激发主观能动性与实践理性，在场景中学习，并主动培养多视角理解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

此外，我们要保持对于知识的热爱与自由探索。在未来的智能时代，或许当下越是被视为“实用”的知识和岗位越容易被替代。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我们不应局限于实用、可计算性的视角，而是要在理解学习的过程中，更多思考知识的建构方式和深层次思维中那些“为何产生”“如何产生”等问题。对于知识的自由探索，能够充分调动深入思考能力和批判推理能力，有助于培养人文精神和综合素质。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不仅提示我们要改变自身学习状态和知识结构、回归人类的本然状态，更是提示我们要改变教育模式、调整社会结构。未来智能社会对于工作价值和意义的定义会发生很大改变，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携手应对。在此过程中，哲学和伦理学的深刻思考方式和追问方式，能够更好地让我们认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如何应对变化。哲学和伦理学要想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或功效，就不能仅局限于思考过去和当下，而是要面对未来和可能性，做未来之学。

（摘编自唐兴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危”与“机”》）

材料二：

目前看，Sora将对影视制作、广告业、短视频业和大学影视专业的人才培养形成进一步的冲击。以上行业分工精细，环节众多，现在这些环节面临着被精简优化的压力。但我认为Sora并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拍摄、制作和真人表演。

使用AI建构一个新的现实需要其具有极强大的细节控制能力。目前Sora生成的视频还不能做到完全精确，有的细节破绽人的肉眼就可以识别，例如东京街头姑娘迈步时的左右脚不太自然，人在搬椅子时椅子竟然会漂浮在空中，篮球会穿过篮筐的边筐而过，几只小狗会不断地变幻出更多的效果，人咬了一口饼干但饼干上没有咬痕等。当然，这些问题在Sora的不断迭代中都很快能如破解物理题一样地得到解决。但是目前看，Sora能接受的“提示词”主要是可以被轻松视觉化的描述性文字，但抽象的、概念性的文字或观点能否视觉化，如何视觉化，这是Sora下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正是文字媒介与视觉媒介（图片和视频）之间的差异让我们作为用户很难以文字提示通过Sora的“人工智能黑箱”来精确地控制和输出我们想要的图片或视频。我们说“一图胜千言”，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即使是通过“千言”也无法精确达到一张图片，更别说一个视频的效果了。比如，在热播剧《繁花》中，90岁的游本昌老师扮演的“爷叔”看到穿上精致西装的宝总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短短几秒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注视，仿佛诉尽了自己一生的悲喜。我很难想象，用多少以及什么样的文字作为提示词才能让Sora精确地输出“爷叔”如此登峰造极的表演效果。

即使Sora可以高效地和逼真地输出很多个某一类型的长达60秒或以上的视频片段，某些类型的视频片段的表演仍然只有像游本昌先生这样的专业老戏骨才能胜任；能将这些片段以符合观众接受心理的方式流畅编织起来、讲述一个如《繁花》一样精彩和卖座的故事的，目前也仍然只能是由专业的讲故事高手通过专业的设备才能实现。尽管人类创造力的高峰已经被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重重包围，步步逼近，但最高处的红旗仍将猎猎招展，高高飘扬。

（节选自【澎湃新闻】的一篇访谈文章，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导）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将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毛泽东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材料一：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浑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

都在发生变化。村庄的最好位置往往是最有钱的住户，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人们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爷奶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只有单纯的金钱关系。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做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的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稳固的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摘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