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 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摘编自2016年12月6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大学毕业后，黄湘洁作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2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黄湘洁的归来也让村里人不解。他们说，一定是在外头找不到工作吧。2013年9月，在当了志愿者一年后，她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她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遗忘了”。

（摘编自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材料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关于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材料四：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荥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摘编自2016年9月21日“中新网郑州”）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们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部署、持续推进。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被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点工作。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二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三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突出解决好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四要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健康科技创新，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扩大健康国际交流合作。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8年10月13日刊文）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亚健康状态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临界状态。虽然仪器不会检测出病症，但人体却会有各种不适感，这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所承受的日益增大的压力，以及普遍拥有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现代社会亚健康群体增多，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等问题日趋泛滥。

    随着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隐患日益严重，一种富有全局性的健康理念——“大健康”应运而生。它倡导人们从透支健康、对抗疾病的方式过渡到呵护健康、预防疾病的新健康模式，树立正确的健康消费观念，接收科学的健康指导，让人们“生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病得晚、提高生命质量、走得安”。“大健康”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追求精神上以及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健康。当今医学界，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传统模式逐渐向多因多病的“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大健康模式转变。大健康模式研究的不是病因，而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其核心是通过个人健康管理，科学地排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素，达到保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摘编自《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材料三：

    2013-201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

    材料四：

    巨大的市场份额和高额的利润导致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从鸿茅药酒到权健事件，暴露出的是整个保健品行业普遍性的问题——不少保健品生产企业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等旗号，制假售假，甚至把产品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诱导消费者上当。一些保健品在销售过程中，与消费者大套近乎、嘘寒问暖，“专家免费会诊”“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套路重重……种种乱象，坑害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

    针对保健品市场乱象，必须加速完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的专项条例及配套实施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加强保健品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要建立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市场流通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明晰相关部门审批、监督和处罚职责，建立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出现问题，要露头就打、一查到底，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取缔违规企业；同时进行警示教育，要让公众客观认识保健品的“疗效”，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正确的消费引导。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1月10日）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幼敏慧，及长，身长岳立，屹有伟度，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敞，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隐青岩山，著书，名日盛。太祖征江西，祎献颂。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创礼贤馆，召置馆中。累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赐金带宠之。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敛当减。”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也。明年修《元史》，命祎与濂为总裁。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奉诏预教大本堂，经明理达，善开导。召对殿廷，必赐坐，从容宴语。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命祎赍诏往。至则谕梁王，亟宜奉版图归职方，不然天讨旦夕至。王不听，馆别室。他日，又谕曰：“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于锋刃。若恃险远，抗明命，悔无及矣。"梁王骇服，即为改馆。会元遣脱脱征饷，胁王以危言，必欲杀祎。王不得已出祎见之，脱脱欲屈讳，祎叱曰：“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馀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或劝脱脱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虽孔圣，义不得存。”林顾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遂遇害。时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逢使致祭，具衣冠敛之。建文中，子绅讼事，诏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节选自《明史·王祎传》）

（注）大本堂：明初太子读书的地方。

    材料一：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谣言从原来的人际点对点传播演变成了点对面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也更加恶劣。

    肆无忌惮地传播谣言，不但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消解难得的社会信任，甚至还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害国家的安定团结。当虚假信息和谣言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谁能为它们的飞速传播踩下刹车呢？

    动物园的大象丢了！这个怎么听都像魔幻电影情节的网络谣言，就发生在五天前。据北京警方发布的通报：本月10日，一网民在网上发布的“海淀区动物园丢失一头大象”的警情通报引发了关注。经核实，这个消息是谣言，造谣人员毛某某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打击虚假信息和谣言，尤其是网络时代下的虚假信息与谣言，需要多个体系一齐发力才行。一是完善的法律体系。目前，无论是刑事法律还是民事法律，都有相应的规定，只是需要进一步细化。二是加快诚信建设，诚信不单纯是自律。比如网民自律、企业自律，更多的是能够把诚信通过量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央广网”，《打击网络谣言需要社会合力踩下刹车》）

    材料二：

    材料三：

    近日，由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主办的“医疗健康信誉管理专题论坛”在山东济南召开。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会长陈啸宏强调，诚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医疗健康行业信用体系的构建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全民健康至关重要。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医疗信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毛振华指出，信用医疗具有深厚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特别是在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医疗健康行业的信用管理，涵盖主体机构和个人行为，对于机构而言，信用管理有利于强化诚信在内涵建设中的基石作用，提升主体机构的社会品牌价值及行业影响力，提升个体公共道德观。

    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广以公共道德为标准，运用市场手段，使失信者接受社会的“惩戒”，不失为我国医疗健康信用体系建设的前置措施，将有利于受戒者的教育与回归。独立的第三方信用管理专业机构及其开展的医疗信用评价认证工作具有独特作用，对加强社会监督，增强医疗健康机构与患者的信息透明与互动，客观公正地展示行业诚信情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新华网”《以信用医疗为基石，推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材料四：

    日本的诚信教育几乎贯穿人的一生，在家庭中父母经常教育孩子“不许撒谎”；到学校里耳濡目染的是“诚实”二字；到公司里“诚信”几乎是普遍的经营理念。日本很多学校的校训都有“诚信”二字，如东京文京女子中学的校训是“诚实、勤勉、仁爱”；横滨翠陵中学的教育方针是“自立、诚实、实行”；泰星中学的校训是“诚实，品位和刚毅”，校长解释说，诚实就是对所有人都要以诚相待，有品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诚实，因为诚实，所以要一诺千金，以坚强的意志实现诺言。

在描述德国人的性格特点时，“严谨、诚实、守信”是经常被提到的字眼。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孩子在四五岁时是培养价值观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最重要时期，97%的孩子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因此在德国的青少年教育体系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的启蒙教育者。德国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在德国城镇的十字路口随处可见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了孩子请不要闯红灯”。据了解，自从立了这块牌子，闯红灯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减少。

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着眼于考察集体性文学观念。若说研究个体文学理论是求异，研究集体认同则是求同。集体认同不是代表个别人，而是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集体特质。“认同”是中国文学集体认同命题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重复的话题、习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认同形式是与理论形态相对而言的，两者虽无法截然分开，但又有明显差异。如果说理论是理性的，那么认同则是感性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话题，表达或清晰或含混的感觉或观念。

集体认同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对众多事实所作的有倾向性的选择。选择的可能是事实，不过是选择者所喜欢的部分事实。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简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表达的并非事实，不是这样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是中国古人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非简单判断其真假对错。举例而言，“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在中国古代是同时存在、各有事实依据的诗学论题，都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在长期的诗学接受史上，多数人还是选择“诗能穷人”“穷而后工”之说，而相对立的表达则被渐渐遗忘或遮蔽。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后人往往以“不平”为处于逆境或不公平待遇，其实不平所指甚广。钱钟书说过：“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不平则鸣”是指处于不平常、不平静之境，总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但历来对于“不平则鸣”往往是一种有所偏重的接受，即倾向把“不平”理解为不公平或逆境。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是一种集体认同。它与倾向于选择“穷而后工”“诗能穷人”的认同是出于相同的集体心理，都认为好作品是反映悲苦生活的，而写作者则应经过困苦和磨难才能成为杰出诗人。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这种集体认同，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诗歌与诗人的集体理想，对诗人的想象与期待及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是一种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高尚的精神寄托。

在古代中国，“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须有所担当和牺牲。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而建构的诗人的“宿命”，其本质正是古人对于文学使命的一种积极期待。集体认同包括“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正面理想。对于文人的贬责也是中国文学集体“反向认同”的典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诗人”与“文人”既有关联又有差别。“诗人”往往带有悲剧性，受到同情和尊重，而“文人”则普遍受到贬责和卑视。诸如“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就是这类代代相传的集体话语。文人自身也对“文人”持否定态度，南朝范晔“常耻作文士”，而且也“无意于文名”。但古代也有很多为“文人”辩护的情况。如刘勰就对“文人无行”之说予以反驳。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既列“文人相轻”之目，又列“文人相推”之典。但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对文人群体污名化的倾向邦公到中国古人的替语认间，甚至成为至今流行的成语俗话。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的焦虑，誉威了古人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所有对文人的批评或文人的自我否定都是基于一个参照系，一个隐在的标准和理想。古代文人是从早期士人发展、分化而来的，“士”在古代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词语。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传统“士人”就是“文人”的参照系，古人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和作出自我期许。但古人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批评并非仅是世俗的蔑视，其实还包含对文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人积极用世、对文章经世致用的期待。古人对于文人的批判其实是出于理想而对文人表达一种期待和文人对于建功立业的自我期待，这是一种将殊的“反向认同”。

集体认同是对诸多事实的选择与取舍，集体认同所表达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不是统计学上的真实，而是一种对于“诗人”与“文人”的期待，表达的是一种文学信仰与理想。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

①正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每一种具体的文化构成了丰富而多样的民族文化传统。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与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版。工匠精神在中国历经超越五千年的发展，所累积的成果是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是中国工艺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最具国家文化意义的特征与代表。一部中华文明史凝聚了每个朝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创造。遗憾的是，他们鲜有留下姓名的。即使留下了姓名也只是一个标记，流传不广，不像文人的诗篇那样千古传唱。今天，当这些工匠的各类作品陈列在博物馆中，构成“古代中国”的时候，人们在赞叹其工艺成就之余又少有人去追问工匠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存在。这是历史造成的误区，也是审美造成的困惑，而中外大致都是如此。可是，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作用于各行各业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参照。

②工匠精神是以手艺支撑的精神品格，是技术之外的精神外延。从古至今的工匠都有属于他自己、又表现传承的绝活，他们是技与艺的综合。即使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样粗简的制作，在技术的很多方面，包括其中的绘画和烧制，都是在不断的失败中而获得的成就。在不同的类别和材质上，不同的技艺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显现了类别的特点；而在相同的技艺表现上，其工艺水平则区别了大匠与凡工。对精湛和极端技艺的追求，是大匠巧夺天工的毕生努力，而突破与创造则是彰显其魅力的核心。手艺的磨练是时间的消费，也是精神的倾注。它们需要持之以恒，需要一以贯之。在不同类别的手艺中，有着各自的技术基础和终极目标，但精雕细琢和一丝不苟，则是工匠们的共同追求，其表现在精神层面上的是对工和艺追求的精益求精的完美主义。在中国丰富的工艺世界中，玉石、金银、青铜、陶瓷等不同材质的品种，从造型到图案，从绘画到雕刻，从印染到织造，从剪到刻，从嵌到绣，从编到织，如此等等，工匠精神所追求的完美，是工与艺的完美结合。无工不精，无艺难美。所以，从材料的选择到具体的设计，再到工艺的制作，工巧的概念以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谨严，都在追求极致的品格中表现为不同于一般的精神和境界。

③精湛的技艺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历久的磨练和谙熟于胸的心得。因此，它往往深含私有性的特性。而技艺的传承就在一个保留与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如何传？传给谁？都需要在家族或弟子中进行甄选。传承的重要性不仅是要将手艺与成就传给后人，以避免始初阶段的失败，还要以能够不断、不绝为依归，应该说这也是工匠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了传承，师傅会总结出特定的方法或口诀，会设计出特别的窍门和要领，这一切技术方面的内容在传承过程中的守望与相依，需要工匠精神奠立思想的基础。为了使特定的技艺能够代代相传，精神的延续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这种传承更重要的是手艺与责任的托付，成就与精神的传续。

④工匠精神也是一种态度。尽管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工匠创造了无数能够代表时代的经典工艺作品，可是，鄙视工匠却是历史的尴尬。低下的社会地位，艰苦的工作环境，超强的体力透支，经年的时间付出，磨练了他们那超于常人的意志。而技艺的传承以及依靠技艺而维持的生活，也树立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念，造就了他们的责任感。这是农耕时代特有的现象，终其一生，代代相传，一种手艺连接了一个家族的营生，一种手艺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的类别。显然，职业态度中的自我信念是维系其发展的本源，因此，自得其乐成为手艺持有人的职业态度。他们世代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恪守在自己工坊内，不为外界所迷惑或见异思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特别的人生态度，将技艺在身视为生命的主体，矢志不渝。

⑤工匠精神的示范作用以及影响力并不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他们在不同行业内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特质，其普世价值在于应用和举一反三。尽管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的手艺和行当被自然淘汰，因为失去了基本的应用，可是，像服饰和工艺等依然在实用和审美的领域内表现出了存在的价值。而有些行业的工艺经过产业化的激发，表现出传承中的延续，延续中的创造，焕发了青春。其中有些依据工匠的技艺而创立的品牌，则成为由精神和手艺所构建的行业的标志，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市场的追捧。其中产业化的发展更将这种具有传奇性质的品牌故事，变成了推动市场发展的力量。工匠精神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它能够激励创造精神，督导恪守品质与品格，推动制造业向更高的水平和质量方面发展。工匠精神是提升国民素质与品质生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是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精神支柱，因此，社会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厚爱。

⑥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与需求和原料联系紧密的手艺，其历久性是巨大的考验，因为它们很容易失传，有许多仅三两代而已。至于物质文化中许多杰出的成果，有的也在历史的发展中戛然而止。尤其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中，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物质文化正日渐消融在现代的进程中。工匠不存，精神焉附。工匠精神不能存在于书本和记忆之中，需要唤醒记忆中的工匠精神而传承。

（摘编自陈履生《工匠精神是民族文化传统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