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士本来是末等的贵族，但是在周代，它就已经向庶民的方向滑落。在孔子时，士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阶级，游离摇摆于贵族与庶民之间，上可为贵族或为官，进入统治集团，下可为民，即成为被统治阶级。最终它定位于民之首，所谓士农工商。而这个士，在多数年代，得到了统治阶级和庶民的尊重，有着很大特权。

      孔子本身是一个士。儒家就是士的代表。正是由孔子集成发扬，将此前就已经存在的士的人格特点，包括精神的、知识的、操守的，形成了体系的框架，最后在孟子那里，将它建成为一座辉煌的殿堂。此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士，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进程的价值主干和人格载体，道统在兹，文脉在兹。

可以将士的精神内涵、行为特征与人格特点简单地归纳如下：以天下为己任、救苍生保社稷的责任担当；尽心知命、天人合一的信仰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熟知经典与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技能；社会道德纲常的教化维护；诗文琴棋书画及优游山水的生活雅致。而中国古代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是由士担任主角的，如秉笔直书的齐史，安贫乐道的颜回，含垢忍辱的司马迁，捐躯死国的颜真卿、文天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等等。

以上这些士最重要的精神内涵、行为规范，有一个集中点，就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之于士，就如其精气神和脊梁骨。如果没有独立人格，那么士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特的阶层，也就浑然泯灭于庶民之中。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主干支持，或者说，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延续，因为中国文化会在一团软泥似的士的身上断裂湮灭。

士也有自己种种的弱点和问题。除了知识单一专业性较差外，作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群体，它从先秦的独立性人格，随着时序变迁，渐渐产生了人格分裂，大多数士为了生计，不得不形成对君主的人身依附，而那些入仕的士，在权力腐蚀下，不能知行合一，产生了对价值观的背离，腐败变质。士的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制度本身，而制度的形成，又在于历史上中国的经济特质。作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经济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上下尊卑的差序格局，因为只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应对农业所要求的诸如水利建设和荒年救济这一类公共管理需要，而小农经济的风险和单薄，则要求祖辈的传统经验和全家乃至家族的齐心协力。于是，天地之外，君父崇拜就是社会纲常的基础。

漫谈李白诗歌中的夸张

林庚

    李白有一首《长相思》诗中说：“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是一首闺人思念征夫的诗，相思之苦，以至于到了“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的程度。美妙的眼睛竟成了一口泉眼，这当然是有些夸张；却还不能说就怎么不合理，还可以算在合理的夸张之列；但也有其不合理处，这不合理处在于她还要证明原来是秋波横生的眼睛，真的变成了一口泉眼；并要求那面镜子到时候为她作证。因为如果真到那征夫回来的时候，她即使还很憔悴，即使是当时快乐得又哭了起来——那神情毕竟会大不相同——要证明她真正肠断的情形，只有那面镜子才最清楚。可是除非那面镜子是面魔镜，又怎能重现她那已经成为过去的容颜呢？也许今天有了录像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如果真有一位妻子录好了像专等她丈夫回来时证明这一切，恐怕她的丈夫反而更不相信；何况古代并无录像这种先进技术呢？假定真能录像，也许看来是合理的，却反而近于荒唐；假定镜子可以证明过去，看来好像是不合理的，却反而更近于真实。艺术的魔力竟然真能把一面普通的镜子变成了魔镜吗？反正我们读这首诗，读到这里时早已忘记了那不合理性，而只感到分外亲切，分外动人。从日常的尺度来说乃是不合理的，从艺术的尺度来说却是更为合理的；那么所谓合理的夸张到底该怎样来理解呢？

    “白发三千丈”，这是人们谈到李白诗中夸张时最爱引的名句，在这首《秋浦歌》中乃是轮到李白自己面对着一面镜子了。所以说：“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从日常的尺度来说，这个“三千丈”简直是违背常识；从夸张的尺度来说，也未免无边无际；如果这样的夸张起来也算合理，那么究竟夸张到什么程度才算不合理呢？李白有一首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望庐山瀑布》，诗中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瀑布仿佛是一道银河自天而降，也不过才夸张到三千尺，而白发从头上算起，却竟能达到三千丈；艺术的魔力似乎正是通过战胜那日常尺度认为的不合理而变得更为合理，这能不令人为之惊异叹服吗！

    有些人认为夸张似乎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这可能有些道理，可也并不尽然。夸张几乎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出现；而且夸张在许多场合中，往往最容易产生使人发笑的效果；这与浪漫主义作品之多少带些悲剧性格或英雄性格的特征是毫不相干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除了“千里”这个习见的词汇外，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夸张呢？而这首诗却无疑的乃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名篇。然则夸张既不是浪漫主义中所必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中所特有的；只不过是一种通用的表现手法而已。如果说夸张与浪漫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缘分的话，那只能说夸张的手法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中，似乎可以尽情发挥到完全不合理的程度。这并不是由于夸张手法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由于本质上浪漫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宏观”的创作方法，正如现实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微观”的创作方法，并由此自成不同的局面。《傀儡家庭》中娜拉的出走，从日常的尺度来说，她是完全可以不必出走的，但娜拉却决然出走了。《秋浦歌》中的白发，从日常尺度看来，那白发只不过是映在咫尺明镜之中，而它却能直达三千丈。用日常的尺度去衡量微观或宏观世界中的一切，有时常会出人意外。例如在近于光的高速运动中，人竟能青春不改；这不简直如神话之不可思议吗？日常范畴的尺度，与艺术的无限魅力；在这里两相对照，也正如面临着一面魔镜，不禁令人为之深思神往！

（选自《唐诗综论》，略有删节）

汉字危机

    中国的书写交流进入键盘划时代只有十几年，任何一个初次接触电脑的人通过简单的学习都能迅速掌握文字输入。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很多人写字总是提笔忘字，尤其是经常使用的汉字往往一下想不起来了，这跟他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无数信息和知识的身份有点不符。很多人纷纷惊呼汉字危机来了，拯救汉字刻不容缓。

    书写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式，只有经常书写，才能记住一个字该怎么写。过去用笔书写汉字基本上是音、形、义同时进行，键盘输入就出现问题了，它不是直接写汉字，而是让你在候选的重码中去选择正确的那个字。这就是汉字在键盘输入时代面临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就是音素文字和语素文字的最大区别。所有音素文字（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它们只有音和形，而且音形基本统一，打字本身就是书写过程。我们是拼音解决汉字输入问题，而不是在键盘上打笔画。五笔字型不会让你忘记一个汉字怎么写，但是可能会让你忽略它该怎么读；拼音输入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字怎么读，却让你慢慢忘记它怎么写。在信息时代，中国人开始遇到能说能读能输入但可能不会写的问题了。这也暴露了汉字的自身局限问题。

    网络时代屡屡出现新词，人们对“雷”、“囧”这类汉字就赋予新的含义。从每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中不难看出，新的词语越来越多，看上去也越来越没文化含量，继而还可能导致汉语的使用环境和美感越来越差。网络语言通过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迅速扩散全球，但死得也非常快。它只是迎合某一类信息某一种情绪在传播的当口被创造出来，并随着这种氛围的消失而慢慢消亡，能留下来的凤毛麟角。

    为了提高书写效率，方便学习和交流，开始出现俗字、新字，汉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却有不断简化的趋势。是否要恢复繁体字的讨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多汉字究竟怎么写，它的结构组合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可能都觉得不重要了。今天80%以上的中国人都会使用汉字、这其中多数人就像街头对话一样也仅仅是用来交流，而不是用来写作或研究。比如你打一个“爨”（Cuan），用简拼敲四下就出来了，你不用去写31画，它比你打一个“装”（zhuang）还少两下，笔画已经不是键盘输入时代最让人疼痛的问题了。那么，汉字是否还要继续简化就不是问题了。

    汉字在任何时代都有极强的适应性，不管是刻在龟甲上，还是刻在竹简上，还是写在帛上，或者写在纸上，乃至今天用计算机编码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汉字从来没有因为它的复杂性而被淘汰或异化。而眼前，我们汉字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中的语言交流和传播。汉字在外国人看来是最难学的文字，汉语是最难掌握的语言。

汉代艺术的美学风貌

①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

②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现为速度感。而所谓速度感，不正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现着运动加力量吗?你看那著名的“马踏飞燕”，不就是速度吗?你看那“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那不也是速度吗?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以展现出磅礴的“气势”。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以后的安详凝练的静态姿式和内在精神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③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

④如果拿汉代画像石与唐宋画像石相比较，如果拿汉俑与唐俑相比较，如果拿汉代雕刻与唐代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由于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就反而由之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尽管唐俑也有动作姿态，却总缺少那种狂放的运动、速度和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立静坐形象，却仍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运动力量。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⑤形象如此，构图亦然。汉代艺术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比后代空灵的美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乎显得分外的拙、粗、重。然而，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而洗练。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足目的，就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毋宁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么，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有删节)

    “拙”是中国艺术的灵魂，它是艺术中的一种根本性趣味，在中国不懂得“拙”，就不知道怎么做建筑、造园林，刻印章，写书法、画图画、品戏曲，拙跟巧是相对的，老子讲“大巧若拙”，大巧是最高的巧，拙是不巧，最高的巧是不巧，他的意思并不是要追求不巧。一般来说，人总是喜欢追求巧，而不喜欢不巧的东西。如工艺，就是追求巧的过程，但古代有一句话叫“大匠不斫”，是说最有本事的工匠人，没有雕琢的痕迹。

    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是清代康熙到乾隆时期一个著名书画家，他把中国古拙传统推到极高地步。他曾在一幅梅花图上用他特有的古隶题有七个大字：“损之又损玉精神。”“玉”是梅花，“损之又损”来自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的道是“损”道，“为道日损”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定律，是要从表象世界走向真实世界，追求内在的东西，“损”道不是做减法，“损”道就是拙道。

    中国人特别喜欢石头，“石头”也呈现了一种拙趣。老子说：“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不愿做一块琭琭的美玉，虽有令名，但经过刮垢磨光的无数次打磨，成了被塑造的对象，这样就是有为，背离自然之旨。他宁愿“珞珞如石”——做一块坚硬的未雕的石头。

    儒家好玉，道禅好石，两种不同的思想指向，正好反映对秩序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不同的人格指向。没有理性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缺乏礼仪的人生是粗鄙的人生。但当知识、理性、礼仅发展到与人的真实生命追求相反的程度时，就成了人的生命的负面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思想都有价值，相互补克，以成传统中国思想之大观。

    文人艺术对假山有一种偏爱，它有特别的美感。假山是人们运用石科“叠”的、“掇”的，做出一片风景，也演绎着创造者的一片灵心，真正的叠石者，不是简单的“石工”，而是独抒性灵的艺术家，杂乱之石，叠起胜景，配之以明花疏树，建之以陂陀平间，引之以涧瀑清泉，幕之以藤情蕉影，再辅之以蓝天自云，月上柳稍。

    假山的美就是“拙”，“拙”就是把巧的东西去掉，把目的性的东西去掉，要巧夺天工。明代计成强调：一切艺术都是人作的，作得就像没有作过一样，作得就像天工开物。他突出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思想，一切艺术都要在遵循自然的原则下规避人工秩序。这里面正体现出一种追求“拙”——天趣的精神。

    所以，大巧若拙不是愚蠢哲学，而是让你放弃外在目的性的攫取，追求内在真实的体验。

    生态创新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它结合当前被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经济领域的眼光和手段，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追溯其根源，不能不提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单纯的发明创造不是创新，只有当它被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由此将生态创新定义为：“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

    生态创新这一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当下的社会时代特点紧密相关。当前，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如果单纯依靠投入来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力承担。生态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取得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包括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公平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它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要求单位资源消费量为人口创造的福利最大化；同时，它又排斥平均主义，过度的平均不利于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代际公平涉及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数量上要至少保持稳定，在质量上要求不至于发生代际退化。

    单就环境与资源而言，不公平问题还可上升到更深的层次。首先，在不同阶层之间，一方面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会更多地关心生存问题，对保护环境资源认识不够，从而导致了广泛的掠夺性开发和普遍的短期行为。其次，发达国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本质上是对其他国家环境权益的剥夺，而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两难之中。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生态创新是重要的途径。当然，生态创新也并非万用万灵，需要决策者们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应对处理。

    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了地球长达200多年。它是众多造成当代环境问题根源中的深层根源。所以，要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伦理关系，改变传统的主奴关系，确立尊重与爱护自然的观念。其次，环境质量具有消费性，因此在评价生活质量的时候，必须要将环境质量考虑进去。对公众而言，除了学法、懂法、守法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社区公益性的环保组织或协会，维护自身环境利益。最后，在生态创新前提下，人们的价值基本尺度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财富观也应更新为生态财富观。这是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价值财富观的本质区别。

（摘编自高文杰等《生态创新的几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