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语

胡炎

    风，卷着梦的香气，一阵一阵，撩得人难受。

    村头老杨树下，他蹲着，目光铸在密密匝匝的枝叶间。叶片上，昨夜的梦还在跳荡，金光灿灿，晃得人眼晕。抬头捋一把，那叶子全是钱，新崭崭香喷喷，揣进怀里，平素蔫软的腰杆硬是生生挺得笔直。

    身前，烟屁股滚了一地。最后一支抽尽，再把烟屁股捡起来，点燃，狠狠地补几口。

    心，也给灼得火烧火燎：这财，别人发得，我怎就发不得？

    “爹！”进家，他叫。

    “弄啥？”爹不看他，手里的锤子起起落落，自顾加固他的锄头。

    “钱……我得用。”

    爹的手停了，翻他一眼：“那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的。”

    “媳妇不急，钱急。”他给爹敬支烟。

    “到底弄啥？”

    “正事，别问！”他把字咬得很重。

    爹不再言语。这是他唯一的儿。儿一贯是老实本分的，他不能不依他。

    叔、伯、舅、姑……挨个借了个遍。然后村西的、村东的，南头的、北头的，挨门槛进，讨好地笑，把一张脸都给拉伤了。

    “就你，也做白日梦？”村人的眼里，满是鄙夷和不屑。

    他依旧笑，心里却骂：“狗眼看人低，等着瞧！”

    购置设备、联系货商、组织人手……第一批成品终于出炉。没想到，事儿来了。

    一块黑砖，拍晕了他：“敢跟老子抢生意？”

    他摸索着爬起来，捂着流血的后脑勺：“疤哥，我不懂事，您老人家大人大量，抬抬手，给兄弟条生路。”

    疤哥叉着腰：“这砖，挨得亏不亏？”

    “不亏。”

    “想不想再挨一砖？”

    “疤哥，您说笑。”

    “识相点，拜老子的山头，有钱大家赚。”

    “懂了，疤哥，您是爷。”

    “好孙子。”疤哥又朝他的后脑勺拍了两下，这次不是砖，是手。

    有了疤哥，生意竟出奇的红火。

    人前人后，他便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老实蛋子”，好烟潇洒地掷过去，说话便有了十足的底气。

    村人的眼光，也把他托了起来。

    唯有爹，一张瘦瘦的黑脸平静得像十月的秋空，怎么也拧不出个表情。或许在他心中，只有锄头、泥土和庄稼，那是他生命的全部。

    这晚，他置了好酒、好菜，硬把爹从牛棚子里拉到餐桌旁。

    “爹，喝一口解解乏，咱爷儿俩好好说说话。”他捧起酒碗，敬爹。

    爹的手沾满泥土，接过碗，却没喝。沉吟了一会儿，爹说：“带上酒菜，跟爹走。”

    他不知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拾掇了酒菜，跟着走。

    月光下，爹的身影更显得瘦削，那是日晒的、风吹的、雨淋的。他不由心痛，日后，是得让爹好好歇歇，可劲儿享一把清福了。

    出村向北，穿过一片树林，半山坡上，是自家的祖坟。

    墓碑前，摆好酒菜。爹拉他一把：“给先人跪下。”

    四周静得出奇，唯有虫声唧唧。

    爹说：“儿呀，当着先人的面，你要说实话。”

    “嗯”

    “你干的，是正经营生吧？”

    “是……”他低着头，不敢看碑。

    “那就好，咱家世世代代没啥本事，可都是老实人、正经人，你爷爷走时跟我说，种好田，养好儿，吃安稳饭是大福。可别辱没了祖宗。”

    ……他哑然，心底被一只手狠狠掏了一把，底气全给掏光了。然而，一阵风吹过，底气一下子又回来。

    订单越来越多，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

    车买了，楼盖了，漂亮媳妇娶了，四面都是风光。唯有爹，照样耕他的田，犁他的地，侍弄他的庄稼。地是他的命，随他吧。

    然而有一日，他从风声里，听到了异样。

    风很猛，揪下了叶片上的梦。脊骨一软，腰杆儿竟再也挺不起了。

    两月后，一条新闻充斥大街小巷：“全国特大地沟油案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这天，荒草萋萋的祖坟前，爹长跪不起。末了，一头撞在碑上。

    风，依旧卷着梦的香气，撩着很多汉子的心。一张张焦裂的嘴，吐出一团团墨蓝的烟雾，在风中飘啊飘，飘啊飘……

（选自《百花园》2016年第1期，有删改）

游子吟

侯发山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子韦大摇头晃脑地朗读着孟郊的《游子吟》。韦伟心中一动，想起了乡下的母亲，有半个月没有回去看望她老人家了，当即决定回老家一趟。听说可以不学习了，韦大欢呼着跳起来。

    到超市采购了一些水果，他们就开车上路了。车上，妻子凌华不忘辅导儿子，说：“韦大，知道《游子吟》什么意思吗？”韦大从窗外收回目光，摇了摇头。“《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就是说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凌华一张嘴就卡壳了。她没有做过针线活，也不会做针线活，怎么去讲这首古诗呢？

    果然，韦大天真地问道：“妈妈，什么是针线啊？”

    “儿子，回到老家我给你讲啊。”韦伟开着车，不容分心。

    看到韦伟一家子回来了，母亲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

    韦大给奶奶打声招呼就去跟村里的一帮野小子疯去了。

    说了一阵子话，母亲系上围裙，忙着和面擀面条。凌华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妈，晚上也吃面条啊？”

    婆婆迟疑了一下，说：“起脚饺子落脚面，是咱这儿的风俗。”韦伟接上话茬给凌华解释道，家里有人外出或者欢送客人，要请上路的人吃饺子，这叫“起脚饺子”，说是饺子的样子像古时的银锞和元宝，希望他（她）出门发财；家人归来或者有客登门，接风的饭必定是面条，这叫“落脚面”，传说面条像绳索，绊住来客的腿，要他多住几天，表示亲热。

    怪不得每次回来都是吃面条，回城时都是吃饺子。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凌华心里感慨着，忙晴了脸，挽起袖子去帮婆婆做饭。

    晚上吃罢饭，母亲坚持自己收拾家务，说还要给韦大洗一洗裤子。韦大出去疯了一下午，裤子弄得脏兮兮的。韦伟知道拗不过母亲，就去休息了。

    临睡前，韦伟就给韦大讲他小时候的事：

    有一天下午放学，他跟村里的几个孩子在路上玩耍。一会儿下河摸螃蟹，一会儿上树逮知了，一会儿山上捉迷藏，一会儿沟里丢手绢……听到大人们的呼喊，他们才发觉天已经黑了。回到家里，他才发现自己的裤子上磨破了好几个洞。第二天咋去上学呢？他就这一条裤子。不到过年，家人是不会给买新的。母亲也没有责怪他，叹了口气说：“这条裤子已经穿了好长时间，早晚要破的……你赶紧吃了饭睡觉，我给你缝。”吃了饭，他就上床睡了。母亲坐在煤油灯下，就着昏暗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缝起来。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母亲还在煤油灯下佝偻着腰，仔细地缝着……听到父亲吆喝母亲起来做饭，他才睁开眼，看到趴在桌子上瞌睡的母亲醒过来。母亲把裤子撂给他，他发现裤子上的几个洞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针脚缝好了。当时，他咧开嘴巴笑了。要不然，穿个破裤子，小伙伴们还不叫他“叫花子”啊？

讲到这里，韦伟自己也被感动了，鼻子酸酸的，眼角潮潮的。他转脸去看儿子，发现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韦大起床穿衣服时，发觉裤子跟往常不一样，“哇”地一声哭起来。伤心又委屈。

    母亲揉了揉红肿的眼睛，尴尬万分地说：“嗨，奶奶不中用了，眼花了，多年不拿针了，缝得不好……乖乖，别哭！乖乖，别哭！”

    原来，母亲连夜把韦大裤子上的几个窟窿全都给缝好了！

    韦伟和凌华知道事情原委，哭笑不得。

    韦伟给母亲解释：“妈，现在城里流行这种有破洞的衣服，叫作‘乞丐服’。裤子买来时，韦大嫌裤子的颜色新，洞不大，凌华找来砂布打磨了好几个晚上呢。”

    “以为你们日子过得艰难，回家拿钱呢……”母亲从口袋里摸出一团零碎的票子，不好意思地说。

看来，要让韦大理解《游子吟》的内涵是很难了。韦伟叹了口气。

（原发《郑州日报》2016年8月6日）

山头上的桄榔树

佚名

    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我向研究所的领导请了假，便风雨兼程回家。

    母亲原来住的那座泥屋，已经改建成一座二层的砖屋。原来的泥屋坐北朝南，现在的砖屋坐西朝东。母亲住在二层，凭窗可以看到东边山头上的那两棵挺拔的桄榔树。树下绿草如茵，野花盛开。

    “长锁，”我的乳名叫长锁，“娘死后，你要把我埋在桄榔树旁!”

    “主葬？”

    “不是。埋盒子，不起坟头。你爹回来时，知道我在那里就行。”

    父亲叫榕生，1948年秋天被抓壮丁，1949年冬天去了台湾。那时我仅3岁，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供我上大学。

    1996年11月，我陪母亲到泰国旅游。一天晚上，正赶上水灯节，夜色越浓，灯火越明，天上星光，水上烛光，交相辉映。

    “咱也做一盏水灯吧！”母亲提议。

    附近小贩群集，可以买到做水灯的材料。

    母亲用芭蕉叶做了一盏莲花形的水灯，学曼谷市民的样子，明烛点香，把水灯放到水面上，双手合十，默默祈祷……

    “这湄南河，流到哪里去？”母亲问我，我答:“这湄南河，往南流，流到泰国湾。水灯绕过中南半岛，就漂到了海南岛，再往东北方向漂，就漂到台湾岛……

    1999年11月，我陪母亲到马来西亚旅游。一天晚上，我们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个超市里购物。有游客在买棕榈糖果、小瓶装棕榈食用油。

    母亲想买，我心里纳闷儿。

    母亲说：“我问过导游小姐，她告诉我，桄榔树也属于棕榈树……”

    我在家乡小住三日。一天上午，我走上东边山头，看见一对青年在桄榔树下烧香、磕头，不解其意。下山后，到了旭日小学，向谢校长请教。

    谢校长笑着问我：“那桄榔树是啥样的？”

    我说：“是挺拔的。”

    “有没有枝蔓？”

    “没有枝蔓，一心向上。”

    “这就对了——它没有枝枝蔓蔓，说明它一心一意。男女青年拜桄榔树，是希望自己的配偶像桄榔树那样对待自己——一心一意，没有技蔓。”

    我按照母亲的遗愿，把她的骨灰盒深埋于东边山头上的桄榔树旁。

    父亲从台湾回到了大陆。

    父亲问：“这改建的房子，怎么坐西朝东？”

    我答:“这是按照母亲她老人家的意思改建的。她想看到东边山头上的桄榔树……”

    父亲默默地走上东边的山头。

    “你娘的骨灰盒存放在哪里？”

    “就在这桄榔树旁。”

    桄榔树修长的树干，直指高远的天幕。太阳和月亮挂在天幕上。

隆兴寺

铁凝

    少年时听父亲讲过正定。建国前后正定曾是培养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著名的华大、建设学校校址都曾设在那里。

    成年之后，每逢我乘火车路过正定，望见那一带灰黄的宽厚城墙，便立刻想到父亲讲过的那教堂、那钟声和月季。

    不知为什么，父亲讲正定却很少讲那里的其他：那壮观的佛教建筑群“九楼四塔八大寺”，那俯拾即是的民族文化古迹。

    我认识的第一位正定人是作家贾大山。几年前他作了县文化局长，曾几次约我去正定走走。我只是答应着。直到今年夏天大山正式约我，我才真的动了心，却仍旧想着那教堂。但大山约我不是为了这些，那座“洋寺庙”的文化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相反，他那忠厚与温良、质朴与幽默并存的北方知识分子气质，像是与这座古常山郡的民族文化紧紧联系着。

    一个深秋绵绵细雨的日子，我来到正定。果然，大山陪我走进的首先就是那座始建于隋的隆兴寺。

    人所共知，隆兴寺以寺里的大佛而闻名。一座大悲阁突立在这片具有北方气质的建筑群中，那铜铸的大佛便伫立在阁内，同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大石桥被誉“河北四宝”。

    隆兴寺既是以大佛而闻名，游人似乎也皆为那大佛而来。大佛高20余米，浑身攀错着四十二臂，游人在这个只有高度、没有纵深的空间里，须竭力仰视才可窥见这个大悲菩萨的全貌。而他的面容靠了这仰视的角度，则更显出了居高临下、悲天悯人，既威慑着人心、又疏远着人心的气度。它是自信的，这自信似渗透着它那四十二臂上二百一十根手指的每一根指尖。人在它那四十二条手臂的感召之下，有时虽然也感到自身一刹那的空洞，空洞到你就要拜倒在它的脚下。然而一旦压抑感涌上心境，距离感便接踵而来。人对它还是敬而远之的居多。这也许就是大悲菩萨自身的悲剧。

    距大悲阁不远是摩尼殿，在摩尼殿内，在释迦牟尼金装坐像的背面，泥塑的五彩悬山之中，有一躯明代成化年间塑绘的五彩倒坐观音像。和大悲菩萨比较，她虽不具他那悲天悯人的气度，却表现出了对人类的亲近，她那十足的女相，那被人格化了的仪表，一扫佛教殿堂的外在威严，因而使殿堂弥漫起温馨的人性精神。她那微微俯视的身姿，双手扶膝、一脚踏莲、一脚踞起、端庄中又含几分活泼的体态，她那安然、聪慧的目光，生动、秀丽的脸庞，无不令人感受着母性光辉的照耀。松弛而柔韧的手腕给了她娴雅；那轻轻翘起的脚趾又给了她些许俏皮。她的右眼微微眯起，丰满的双唇半启开，却形成了一个神秘的有意味的微笑。这微笑不能不令人想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位意大利的艺术巨匠，同我国明代这位无名工匠，在艺术上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他们都刻画了一个宁静的形象，然而这种宁静却是寓于不宁静之中的。蒙娜丽莎被称作“永远的微笑”，这尊倒坐观音为什么不能？

    没有人能够窥透她的微笑，没有人能够明悉这微笑是苦难之后的平静，抑或是平静之后的再生。这微笑却浓郁了摩尼殿，浓郁了隆兴寺，浓郁了人对于人生世界之爱。不可窥透的微笑才可称作永远的微笑。

    游人却还是纷纷奔了那著名的大悲阁而去，摩尼殿倒像是一条参观者和朝拜者的走廊。

    走出寺门，我用心思索着大悲菩萨和倒坐观音，谁知威严无比的大悲菩萨我竟无从记起，眼前只浮起一个意味无穷的微笑。原来神越是被神化则越是容易被人遗忘，只有人格化了的神，才能给人深切的印象。

    我又想起了那座曾作过革命者摇篮的教堂。原来它和隆兴寺仅一墙之隔。当年，寺内伴着朝霞而起的声声诵经，随着晚风而响的阵阵抢铃，是怎样与隔壁教堂的悠远钟声在空中交织、碰撞？正定给予神和人的宽容是那么宏博、广大。东西方文化滋润了这座古城镇，这古城又慷慨地包容了这一切。

    正定的秋雨很细，如柳丝一般绿。

（节选自《正定三日》，有删改。）

禁山

    只有代代不绝的人，没有万年长青的山。这是祖父教我的道理，虽然我总听不大明白。祖父叹了口气说，我当小孩的那阵，屋背后的山都夹得死牛，树几个人都兜不拢。如今荒得兔子都不愿待了。

    祖父虽然一辈子砍柴，却是禁山倡议最积极的。他一句话常挂嘴边，我还要把我的钎担传给我的孙子咧!钎担两头铁尖，中间是圆木扁担，是老家砍柴人的专用工具。那些年，大家疯狂上山砍伐木头，原始森林都砍成了光头山。祖父在村子里带着一帮老人张罗着想要禁山。禁山的意义和目的大家都懂，但是真正开始禁山，阻力却不小。反对最激烈的是炭佬和村头砖厂老板，还有一个是拐子瘌痢。炭佬要烧炭，他那个炭窑一年四季烧掉的树木柴段难以计数，砖厂烧砖更是小四轮整车整车地往厂里运。拐子瘌痢则是不谙农事，几十年都是砍柴卖柴为生。他们放下重话——谁要禁山，就跟谁拼命。但祖父他们须发飘飘，端坐在祠堂议事桌上，一身凛然地逼退了那帮宵小。

    禁山仪式古老而庄重。敲响铜锣，全村老小齐集祠堂，宣布禁山令，杀鸡盟誓，而后摆上宴席，全村老小一道吃上禁山的猪肉饭。

    禁山要求大坞深山三年一封半年一伐，禁山期内任何人不得带刀斧入山。

    春封秋伐，在开禁之前，任何人不得人内。禁山期内，为解决全村烧柴供应问题，石子岭和大坞头、青山坞的山场允许砍柴，但只能砍指头粗细的柴棍和茅柴。禁山之后，在主要的进山口竖了块禁山碑文。为了监督禁山，还要选一个人当巡山员，发一定的报酬。大家的意思是让我祖父来当，但他让给了拐子瘌痢。

    禁山之后的祖父很觉无聊，他最爱走动的柴房也不去了，抬脚去的是与柴房相通的灶房。母亲烧饭、煮猪食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往灶里塞柴火。能用枝丫柴的时候，坚决不放劈柴；有时候松毛针也能紧巴巴地烧熟一餐饭。

    村子里看不到浩浩荡荡的砍柴大军，也不见那些小年轻随意在村头郊野生火堆烤食物、取暖。炭佬改行杀猪去了，砖厂虽然还冒着烟，但是突突的拉柴小四轮蹦跶得不那么欢了。村里三五天就咣咣响着拐子瘌痢的破锣锣音。瘌痢走一步垫一步，扯着喉咙喊：砍树一棵，杀猪一头!

    那是半年之后吧，我放学路上看到大人小孩喜气洋洋，几乎人人手上都提溜着一小块狭长的猪肉。一打听才知道，村里乌佬赌博输了钱想扳本，半夜上山砍树要卖给砖厂老板。不料被拐子瘌痢逮了个正着。父亲和炭佬等人按禁山村规，当即把他家的大肥猪宰杀了，而后全村分肉。

    等我考上中专去了外地上班，多年之后回到老家，一路上除了惊羡村子里鳞次栉比的高楼洋房外，再就是讶异于进村公路两旁原先寸草难生的荒山秃岭，如今变得郁郁葱葱，不敢认了。村子里的人家大多都开始使用沼气，还有一部分用上了液化气。树木基本上不再砍伐。其他村子的山林没有我们村子保护得好，大多都光坦坦的。外村人有个形象的说法，下雨的时候，雨脚就只是落在我们村周围，而别的村子沾不到一点儿光。老家人都充满感激地对我说，这些要感谢你祖父和他们那一帮老辈人啊!

    当然这话祖父已经听不见了。多年前，祖父患食道癌去世。弥留的那一刻，他交代父亲和叔伯他们，坟墓外边一定要堆土，不要用那种水泥砖砌。那时候做丧葬，比较气派的是起个大大的墓园子，坟包子用水泥砖砌。遵照遗言，祖父的坟墓是新鲜泥土堆垒的。

    来年的清明，我们去给祖父上坟。我看到坟包上郁郁森森，都是那些指头粗细、绿意盎然的黄荆树，估计是鸟儿们把树籽衔到祖父的坟包上生根发芽的吧。走下山道，回望山中祖父的坟茔，却找不出一点儿痕迹。

（摘编自《短篇小说（原创版）》2016年01期）

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苏联】伊萨克·巴别尔

    中午，我们把我们骑兵连连长特隆诺夫弹痕累累的遗体移至索卡尔市，他今晨在与敌机战斗中饮弹身亡。所有弹着点都在脸部，两颊布满弹孔，舌头被打成两截。我们尽力把死者的脸擦洗干净，免得他样子过于吓人。我们替特隆诺夫拣了一个庄严的地方——市中心公园紧靠栅栏的花圃——筑了个坟墓。我们全连骑着马前去送葬，团部和师政委也去了。

    团长普加乔夫大声痛悼并赞美。最后他把花撒在墓的四周，我们一个个走到特隆诺夫跟前，同他最后吻别。我用嘴唇碰了一下特隆诺夫的前额后，便去观光市容，观光笼罩在瓦蓝色尘埃和加利奇忧伤情调之中的索卡尔市哥特式风格的市容。

    公园左边是个大广场，广场四周有好几座古老的犹太教会堂。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襟大褂的犹太人在这个广场上吵骂，扭打。一个加利奇人手牵一头毛蓬蓬的小母牛，身穿白麻布长袍，拐入一条烟雾熏人的斜巷。犹太女人在斜巷一问间叫烟熏黑的陋屋的穷苦的厨房里忙碌。

    “柳托夫，”一个正在等着钉马掌的哥萨克叫我，“你魔鬼附体了，你干嘛今天早晨要害死特隆诺夫？”

    然而他的话不是事实。不错，今天早晨我的确跟特隆诺夫争吵过，可是他，帕萨，死了，世上再也没有人来审判他了，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

    今天的俘虏是天亮时我们在扎沃迭火车站抓获的，共十人。在我们抓获这十个波兰人时，他们都只穿着内衣，一堆军服撂在他们脚下，我们无法从军服上区分出军官和士兵。是他们自己脱下军服的，可这一回特隆诺夫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军官出列！”他走到俘虏跟前，拔出手枪喝令道。

    这天早晨，特隆诺夫头部已经挂花，头上缠着破布。

    “军官，招认吧！”他重复说，用手枪柄推撞着波兰人。

    这时从这伙人中走出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光裸的肩胛骨显得很大。

    “结束战争吧，”老头以不可理解的亢奋说道，“军官们逃跑了！”

    这个波兰人说罢，把一双发青的手向骑兵连长伸去。

    “五个手指头，”他挥动着干瘪的大手，抽泣着说，“我就靠这五个手指头养活一大家子人呀！”

    老头哭得喘不过气来，热泪像线一样挂下来，跪倒在特隆诺夫面前，可特隆诺夫却用马刀把他推开，嘟哝了一句，一边逼向前去。老头仰天倒下，红似珊瑚的鲜血冒着气泡从他喉咙里像河水般涌出。

    我被安德柳什卡叫过来给剩下来的俘虏造册。第九名俘虏是个青年，穿针织绒毛背心和轻骑兵的长衬裤。他撩开汗湿的头发，说出了他部队的番号。这时安德柳什卡一把抓住他的长衬裤，问道：“衬裤是哪儿来的？”

    “母亲缝的，”俘虏回答说，身子晃了一下。

    安德柳什卡摸了摸轻骑兵的长衬裤，随后准备把他拉到已经登记好了的其他俘虏那里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特隆诺夫从土墩后面爬了过来。鲜血从骑兵连长头上像雨水从麦垛上那样滴落下来，缠在头上的脏布条散开了。他肚子贴地爬着，从二十步外的地方一枪把那青年的脑壳打得粉碎。波兰人的脑浆溅到我手上，特隆诺夫走到我跟前。

    “抹掉一人！”他指着名单说。

    “我不抹，”我回答说，“领导一再下达的命令看来不摆在你眼里！”

    “抹掉一人！”“我不抹！”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吼道，“本来十个人，成了八个，上边是不会放过你的，帕萨……”

    “我们这么拼死拼活，上边会放过的，”特隆诺夫回答说，浑身的衣服已撕成碎片，声音嘶哑得厉害，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可后来他停住脚步，抬起沾满血污的脑袋望着天空，痛心地责备说“你吼吧，吼吧，”他说，“招得那边也吼起来了……”

    骑兵连长指给我们看空中的四个黑点，四架轰炸机在光灿灿的天鹅似的云朵后边飞过来，那是法温特莱罗少校飞行大队的巨型装甲轰炸机。

    “上马！”各排排长见到敌机便快马将连队带往树林，可是特隆诺夫没有随自己的连队进树林。他留在车站的一幢房子旁，两个穿深红色马裤、光着脚丫的机枪手围住了他。

    “弟兄们，得把螺旋桨打下来，”特隆诺夫对他们说道，脸上血流如注，“我这就给普加乔夫打报告……”

    特隆诺夫在一片斜撕下来的纸上用庄稼汉粗大的字体写道：

    我今天将拼死一战，我有义务用两挺机枪尽力打下敌机，为此将连队指挥权交予谢苗•戈洛夫排长……

    他把报告封好，坐到地上，使劲脱下自己脚上的靴子。

    “拿去穿吧，”他说道，把靴子和报告交给机枪手，“穿吧，靴子是新的。”

    特隆诺夫说罢，便朝小山包上车站小卖部旁边的机枪阵地走去。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后，特隆诺夫，我们骑兵连战死沙场的连长，其遗体被移至哥特式风格的索卡尔市，葬于庄严之地——市中心的公园花圃内。

（戴骢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