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羊

李德霞

    我和母亲赶着羊群出村时，日头就要坠到西山背后了。

    下午，镇肉食站的王站长在我们村收了四十只羊，我们村在山旮旯里，拉羊的车进不来，王站长就想从我们村雇个人往山外送羊。送一只羊两毛钱，四十只就是八块钱。母亲好不容易争来这份差事，忙喊来刚刚放学的我，让我和她一块儿往山外送羊。

    路上，母亲对我说：“等把羊送到山外，挣了钱，妈就扯几尺布，给你缝个新书包。”我抿嘴笑，撵羊的劲头更足了。

    四十只羊挨挨挤挤，刷刷刷往山外走。出村不远，从对面的山坡上围过来一群羊。母亲担心两群羊混在一起，叫我盯紧点。原来，那群羊是母亲娘家村的，放羊人是母亲的六叔，我叫他六姥爷。隔老远，六姥爷就冲母亲打招呼：“是凤英啊，给肉食站送羊？”

    母亲说：“是啊是啊，六叔还没回？”

    六姥爷把羊群撵到一边，拎着羊铲踱过来，看着我们送的羊说：“凤英，叔跟你商量个事儿。”

    母亲笑笑：“六叔你说。”

    六姥爷把羊铲戳到地上说：“叔有十只羊，个头小，下的羔也少，想跟你送的羊调换几只。”

    母亲愣了，随即摇摇头说：“不行吧？叔你看，我送的羊人家都涂了抹子的呀。”

    六姥爷弯腰逮住一只羊，用手捏了捏羊背上的抹子，然后直起腰，从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得意地说：“抹子是油漆的，叔也有。叔把羊涂上抹子就是，保准不会出事。嘿嘿。”

    母亲没辙了。想了半天，母亲又说：“叔，我送羊可是挣了人家钱的呀，咱咋能干这事？”

    “羊不是公家的吗？要是你自家的，叔提也不提。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母亲为难极了。六姥爷又说：“叔也不白求你。这样吧，调换一只，叔再给你两毛钱。”

    母亲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想，是我给母亲解围的时候了。我抡起鞭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噼噼啪啪，一顿猛抽。羊群受了惊，你追我赶，蜂涌着朝前冲去。我和母亲紧撵着羊群，听不清六姥爷在背后嚷嚷什么。

    出了山外，天已黑透。十几里山路，走得我两腿酸软，肚子也咕咕叫起来。

    王站长早已等在村口，见我们到来，忙把我们领到村头的一个大院门口。门楼上吊一盏大汽灯，贼亮贼亮的。一辆拉羊车就停在一旁。王站长对母亲说：“大姐，你们娘俩先歇个脚，等我们装完羊，就给你钱。”母亲点点头，拉着我坐到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几个村里人帮着往车上装羊。奇怪的是，每抓到一只羊，临上车前，王站长总要猫下腰，拿手电照照羊肚子，然后再送到车上去。我悄悄问母亲：“他照啥呢？”母亲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四十只羊就要装完了。母亲凑过去说：“王站长，你刚才照啥呢？”

    王站长不说话，提起一只羊腿让母亲看。母亲呆了。

    王站长说：“是这样的。去年，我也从山里收了几十只羊，也是雇人送到这里的，等回到食品站才发现，有一半的羊被人半道上调了包，大的换成小的，肥的换成瘦的……所以，下午在你们村收羊时，我除了在羊背上涂个抹子，还在羊肚子上加了个抹子……我这么做也是以防万一，并不针对大姐呀。”

    好悬啊。我和母亲相视一笑。

    王站长掏出十块钱说：“大姐拿着，这是你的工钱。过年我要是去你们村收羊的话，还雇你。”

    母亲掏遍口袋，只掏出一块钱。母亲尴尬地搓着手说：“我零钱不够，王站长就给八块吧。”

    王站长说：“不用找，拿着吧。多出的两块钱，送孩子吧。”

    母亲不安地说：“那咋成啊？”

    王站长伸手摸摸我的头：“小家伙，饿坏了吧？走，到屋里吃饭去！”

    母亲赶忙说：“不了不了，我们这就回去。”

    王站长不让，拉着我的手朝屋里走。饭是莜面鱼鱼，我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我那个香啊，一气吃下两大碗。

    往回走的路上，头顶是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

（摘自《小小说选刊》2014年第8期）

微笑的鸭子

    当家家户户的炊烟依次消散，太阳便已爬到了东边树林的梢上。这个时候，丫崽便赶着一大群鸭子去村西的小河边了。十二岁的丫崽跟在那些蹒跚的鸭子后面，笑容满面。

    一直以来，村里人对于丫崽每天都能笑得出来，很是不解。丫崽本是孤儿，后被村里的李家夫妇领养，那一年，她才三岁。这个女孩的到来，并没有给这对不育的夫妇带来什么欢乐，不过李家夫妇对她尚好。丫崽五岁的时候，她终于为这个家里带来了天大的惊喜，李家媳妇忽然便怀孕了！当弟弟出生以后，家里便充满了欢乐，可丫崽的艰难生活便开始了。六岁的她就要干家务，七岁开始做饭带弟弟，连学都上不了。弟弟上学后，她除了每天干活做饭，就是放鸭子。即便如此，养父母也不待见她，常打骂她。可这个孩子却极少哭，而且只要和鸭子在一起，就会笑个不停。

    弟弟上学以后，便回到家给姐姐当老师，丫崽起初只是抱着哄弟弟玩儿的心思，乖乖地当学生。可是学着学着，竟是入了迷。弟弟也越发有兴趣，为了回家能给姐姐好好地讲课，每天都极认真地上课听讲。如此一来，学习成绩竟稳稳地保持住了第一名。本来养父母很讨厌丫崽跟弟弟学习，可见到这个效果，也就默认了。

    有一天，弟弟给丫崽上课的时候，忽然问：“姐，你咋每天都那么爱笑呢？你看爸妈对你那样，你怎么还能笑出来呢？”弟弟心里对父母如此对待姐姐很是生气，不过却也无能为力。丫崽却说：“和那些鸭子学的，你看，鸭子的眼睛都是弯弯的，就像一直在笑着，你听它们叫的时候，也像是在笑呢！其实爸妈对我挺好的，哪家的爸妈不打骂孩子？”

    弟弟上初中后，在镇里住校。每周回来的时候，依然会给姐姐讲课。可是两年后，丫崽的心里第一次有了挣扎。因为这个时候，养母开始张罗着给她找婆家。那个时候，嫁出一个女儿，可以得到不少彩礼钱。丫崽一露出不乐意的神情，养母就骂：“我把你养了十六七年得花多少钱？”丫崽即使不高兴的时候也是微笑着的，养母看着她的笑就来气：“赶明儿把你许配给一个爆脾气男人，一天打你八遍，看你还笑不笑？”

    终于有一天，说妥了一门亲事，丫崽根本反抗不得。那天家里很热闹，杀了好几只鸭子待客。丫崽注意到，那些鸭子被割断了喉咙，那眼睛依然是微笑着的。于是心里有了更大的悲哀，可她依然笑迎客人。就在那个晚上，丫崽失踪了。养父母带着好多亲戚四处寻找，也没能找到。

    好几个月后，丫崽寄回了五百元钱，并写来一封信，说：“爸，妈，我会把那些彩礼钱都挣回来！你们别找我，我没事。让弟弟好好上学。”养父母就真的没有再去找，虽然知道了她在哪里。就这样，每个月丫崽都要寄钱回来，养父母有时望着满院的鸭子，心里就会忽然很不是滋味。

    一晃四年过去，丫崽依然往家里寄钱，而弟弟也快高考了。这个时候，养父去山上拉石头的时候，被滚下来的石头砸到了头部，去世了。丫崽回来了，大哭，这次她没有笑，可是看着她哭，养母的心里更是难过。临走时，丫崽对弟弟说：“你好好学习，要是考上大学，姐就一直供你！”

    果然，弟弟考上了大学，而丫崽一直在供他上学。养母独自一人在家，每当喂鸭子的时候，就会念叨丫崽。在养母年年的念叨中，丫崽终于又回来了，那天她说：“妈，我要结婚了。你别担心，那个男人脾气一点儿也不爆，不能一天打我八遍。你放心，我会把弟弟供完大学！”养母笑了，然后又哭了。

    丫崽在城里结的婚，养母和弟弟都去参加了婚礼。养母仔细地看着新姑爷，的确是那种很安生的男人，便也放了心。三天回门的时候，丫崽带着丈夫回到家，养母要杀鸭子，丫崽没让。晚饭的时候，养母拉着丫崽的手，说不出话来，丫崽笑着说：“妈，你可要高兴啊！你把我养大不容易，可惜爸没享着福！幸好当初弟弟教我那么多知识，要不去城里打工，会更难。”

（选自《天池》2012年第4期，有删改）

谭木匠

墨中白

    泗州城奇人奇事多，出生的孩子叫父亲为爷爷，喊父亲的父亲为爹爹。叫没出嫁的姑娘为小大姐，管小媳妇叫他大姐。泗州城的小大姐和他大姐爱美，梳洗打扮都离不开梳子。

    泗州人买梳子，爱到谭家药铺。谭家药铺不抓药，只卖梳子。开店的老头儿，有人尊称他为谭木匠，更多的人叫他老谭。也曾有人劝老谭，把谭家药铺的门牌摘下，重起个店名，或干脆就叫谭木匠。每次老谭听了微微一笑，也不摇头，更不点头。

    谭家药铺门牌还高高悬挂在店门上，老谭还是不抓药，卖梳子。尽管到谭家药铺买梳子，要把脉，需时间，但泗州人乐意等。据说，有的人患了疑难杂症，抓了许多药没有喝好，用了老谭家的梳子梳头，病竟神奇而愈。

    关于谭家药铺为什么不抓药卖梳子，在泗州城有多个传说。但更多人相信谭家祖上是个御医，因为给皇家抓错了一味药，被赐死。为了不让子孙步其后尘，谭家药铺后来就改卖梳子。是真是假，无人考证，但老谭会把脉看病，是真的。不然，他怎么能治好知府大人的病。事情是这样的，新上任的白知府到泗州城不久，身上起红点，奇痒，还失眠。看遍泗州城的中医，喝了太多中药，可就是不见好。白知府找到谭家药铺，要看病。老谭头直摇，告诉他，只卖梳子。

    白知府问：“你家梳子能治失眠奇痒吗？”

    老谭微微一笑，伸出手说：“想买梳子，就交定钱吧！”

    白知府交钱，让老谭把脉。

    “三天后来拿吧！”老谭睁开微闭的双眼，“还有，你这不是水土不服，没事要到乡间多跑、多看，城外风景养眼哩！”

    白知府的脸就透着红，似信非信。

    说来神奇，按照老谭说的时辰方法梳头，七天后，白知府身上的红点渐渐消失，每晚睡得也香。

    望着手中的桃木梳，白知府百思不得其解，喝许多中药也没治好的病，怎么用梳子梳头发，就把病梳掉了呢？

    白知府想不明白，也不去问，还是按时梳头，经常深入寻常百姓家了解疾苦。从老百姓的嘴里，他知道老谭用梳子帮助许多百姓治好了顽疾，这让白知府对老谭更是高看一眼。

    老谭用梳子去掉病人身上的疾病，民间传说太多。但最让白知府好奇的，是谭家药铺的梳子能让西猪山上的十几号山匪弃刀成佛。如果不是老谭用梳子治好了他的病，白知府是不会相信的。

    西猪山有一伙响马，专在泗宿大道上抢劫过往富商。响马的头目叫跳山彪，此人虽为山贼，但是个孝子。老母亲头晕多天，吃药无效，有人就推荐了老谭。为给母亲治病，跳山彪亲自骑马带着金银登门请老谭。

    老谭也不拒绝，借口说，药铺忙，走不开。

    跳山彪见状，单膝跪地，求老谭前去：“只要治好老娘的病，什么条件都答应。”

    老谭拿着手里的榆木梳说：“见你一片孝心，好吧，就让家中小女随你上山一趟。”

    “这……”跳山彪一脸怀疑。

    “不用 担心。”老谭微笑如佛。

    一杯茶工夫，谭家药铺跑来一匹黑马，马上坐着一身白衣，尽管用白纱蒙面，但还是能看出来是个少年。老谭向跑山彪一挥手：“前方带路去吧！”

    跳山彪心里嘀咕，但还是上马，一路西奔。

    白衣少年上山为跳山彪母亲把脉，完了，走到院子里告诉跳山彪：“两天后，去谭家药铺拿梳子。”

    真是女娃声。望着山路上跳跃的黑马拖着一道尘烟远去，跳山彪自言自语：“行吗？”

    转眼两天过去了，跳山彪准时来到谭家药铺。黑牛梳一把，其余还有十八把桃木梳。跳山彪二话没说，照价，全买。

    一路上，跳山彪想不明白，别人买梳子，需要把脉，连自己母亲也不例外。可他们兄弟十八人，不号脉，还非卖给每人一把梳子。这个谭木匠不是一般的怪。

    回山后，跳山彪用梳子按时帮母亲梳头，七天后，母亲头不晕了。自己和弟兄们天天陪着母亲梳头，却对过往商人视而不见。一想着那事，堵心，还烦。

    再后来，跳山彪和弟兄们陪着母亲，在山上开垦土地种粮，还修了座庙，天天面佛，念经，心静如水。

    跳山彪放下刀剑，数佛珠，泗州人都说是因为谭木匠，可每次老谭听后，微微一笑。

    泗州人这才发现，老谭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位小女孩，天天戴着面纱。有泗州人传说别看孩子小，谭家药铺卖的梳子，全出自她的手哩！

    小女孩会把脉，白知府相信，可她会制作那神奇好用的梳子吗？

    白知府望着手里的桃木梳想，不管真假，但梳子一定出自谭木匠的手。小女孩是老谭的女儿，称她为谭木匠，也没有错。

（选自2015年第3期《小说月刊》，有删改）

一条绳索

（秘鲁）弗朗西斯科·埃斯卡特

    胡安发现了一条从天上垂下来的绳索。

那条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绳索一直往上延伸，延伸，直至消失在冬日的云层里，胡安边看着它一边想身边没有人会相信他看到的这一幕。

“这孩子太孤独，出现幻觉了。”听到胡安的故事，他姑姑会这么说。“应该带他去看心

    理医生!”最后她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于是胡安一直跑回了家，看见他爸爸正坐在门口的那段老树干上。“有一条绳子从天上垂下来!”胡安喊道。

父亲沉默地看了他一眼，好像胡安说的是一种奇怪的无法理解的方言。

胡安痛恨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然而他已经习惯了，人们总是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尽管他都快十岁了，在大草原上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来去

“爸爸，你得看看，我发现的那条绳子非常粗大，我一个人没法把它运回家。”胡安试着用父亲的语言表达，想让他别再像平时那样用轻蔑的表情看着自己。

“请您跟我来一下吧，爸爸，就一会儿。”胡安哀求道。

但这仍是徒劳，父亲不喜欢胡安求他玩耍，就像不喜欢玩耍本身，于是那孩子决定再次消失，重新向发现那条绳索的地方跑去。

他很快又看到了它，在大草原中央，纹丝不动，风吹拂着，但那条绳索仍定定地悬在那里，并不是绷紧了，只是静静的。胡安看了它一会儿，又向天上望去，寻找一种解释，

但是同样一无所获，这时他想到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碰过那条绳索，就决定碰碰看，好证明那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幻觉，或是海市蜃楼，就像那些在沙漠里迷路的旅行者所看到的。

胡安重新看了一下绳索，决定走过去。但因为某种原因，他又想起了搂着绳索渴死的旅行者，不敢向前走一步。考虑了几秒钟后，他吸了一口气，向前迈出了第一步，然后，又一步，直到剩下不到一米的距离，他伸出胳膊，用指尖轻轻地碰了一下绳索。“很软”。他想。

胡安决定拉一下那条绳索。他用双手抓住绳索，使劲向下一拉，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绳索顶住了他的全部力量，于是他决定全身吊上去，他助跑，牢牢地楼着绳索纵身一跳，就像一个九岁的人猿泰山一样吊在了绳索上。

胡安想起了一个小孩和三颗菜豆的故事，那个小孩在他家院子里种下了三颗菜豆，最后菜豆长成了一颗巨大的爬蔓植物，一直长到了天上，那孩子顺着它爬上去，在顶端发现了一座城堡，里面满是财宝。但是真的是菜豆吗?菜豆不会长成爬蔓植物呀，真是个奇怪的故事。

胡安学校的作业本上总是写满了老师的评语，说他是个非常不专心的孩子，喜欢在课堂上想入非非。现在胡安可给了所有那些老师一个理由了，在他眼前出现了一条悬空的神奇的绳索。“我应该爬上去，我得看看这是什么。”他这样想着，开始攀着绳索向上爬。

胡安爬到了十米高的时候，就害怕得不敢继续了，但是也没有勇气松开手，于是就停在了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小手很疼，胳膊开始颤抖，他决定慢慢地滑到地面上去，然后从家里随便找个人来，让他看看这条绳索。但是他刚准备动一下，就感到绳索开始下降。

突然，从很高的地方传来一声：砰……胡安一下子掉在了地面上，绳索开始往他身上落，好像终于从固定它的地方松开了。

绳索不停地往胡安身上落，把胡安埋在里面形成了一座小山；胡安绝望地挪动着胳膊，这时他感到绳索湿透了……他终于从里面钻了出来，一溜烟跑回了家。

父母不想听胡安解释，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开始下着细雨；一顿惩罚后，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透过窗户看着雨，无法讲述自己的奇遇。雨不停地下了三天三夜，胡安的父母决定停止度假回城去；胡安无法回到发现绳索的地方了，全家人都监视着他，同时全家人都受够了那场绵绵不绝的雨。似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那场雨的罪魁祸首……

在绳索落地的地方，-大雨形成了一个湖；随着时间的流逝，湖带来了植物，植物引来了动物，大草原变成了一个山谷；七十年后，那个被称为“拉坎提亚”的山谷里的湖成了当地河鳟最多的地方。最近一次我去那里，一边和孩子们在湖里游玩，一边与好几个钓鱼爱好者和渔夫一起钓着河鳟。但是一些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湖里的所有小艇上只有一个人没有在垂钓，那是一个老人，他看着沁凉的湖水，似乎在思念着什么，看了他好一会儿，我禁不住好奇心驱使，上前问他在找什么。

    “我的绳索。”他回答道。

(《译林》2010年第2期，有删改)

写作的自由

冯骥才

    ①我的经历有点奇特。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一一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②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③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混灭精神的自由。它无时无刻不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

（选自2016年《当代》，有删改）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马金莲

    羞脸鬼，羞脸鬼，端个瓦盆要浆水。

    这是我们编的顺口溜儿。

    快做晚饭的时候，二奶奶来了，她个子小腿短，走路慢悠悠的，微微撇着脚，她的鞋永远是不会穿起来的，不管是烂鞋还是刚上脚的新鞋，她一律将后跟踏倒，像拖鞋一样耷拉着，奇怪的是她这个样子走路，竟然没有一点声息。

    二奶奶肯定是来借东西了。我们的目光习惯性地去看她腋下，看见一个瓦盆夹在那里。这就对了，又要浆水来了。

    卧浆水是多麻烦的一件事，担水烧火，累人，费柴火，不是件轻松活儿。我们辛辛苦苦做好了，她就来吃现成的。况且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十几年以来都是这样。

    我妈受不了了，凉着脸接过瓦盆放在案板上，不说话，只是薄薄地笑着。二奶奶不说话，走过去自己揭开缸盖，踮着脚往里瞅，哟，新卧了浆水啊？

    一股煮干菜微微发酵后的酸味儿飘散了出来，谁都闻得出这是真正的浆水味儿，只是还没有发酵好，浓郁的菜腥味还没有消退。

    二奶奶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失望。她悻悻地夹上瓦盆离开了。

    爷爷和二爷爷是亲兄弟，他们从小没娘，兄弟间的关系要比别人亲厚得多。爷爷常在强调，要我们对二爷爷一家好一点。有一年，爷爷缝了个二毛皮大衣，穿着去寺里礼拜，看见二爷爷穿着单薄，冷得脸色都白了。兄弟两个边走边说话，走到家门口，爷爷脱下皮衣披到兄弟身上，说送给他了。直到第二年冬天，爷爷也还是没能够穿上新做的皮衣。

    奶奶是个老实人，但是为着这件皮衣，她很多年都耿耿于怀，说起来就忍不住抱怨爷爷。

    还是说浆水和酸菜吧。它们是同一口缸里待着的，从浆水缸里捞出的菜，就是酸菜，泡着酸菜的水，就是浆水。酸菜和浆水是骨肉相连水乳相融的关系，就像一家人中两口子的关系，就像我家和二爷爷家的关系。

    饭桌上爷爷终于无法忍受，拍着筷子不看奶奶，说家里有两个女人呢，连一口浆水都做不好，要你们是做啥的？

    奶奶一看这场面，气短了，一点都不敢犟嘴，给爷爷调一筷子油辣子，说新磨的胡麻油，滚滚的热油泼的辣椒，闻着都香！你不尝一口？

    第二天的干粮时节，爷爷拿起一个馒头，掰开了刚要吃，奶奶端着一大碟子酸菜上来了。碟子一落桌，一股酸菜伴着胡麻油的清香味道散开了，白生生的萝卜条，翠黄的叶脉，碧绿的菜叶，杂拌在一起，上面还抹了红红的辣椒油。

    爷爷眼神不好，没看清是什么，但是抽了一下鼻子，酸菜吗？酸菜成了吗？呵呵，你这老奶奶，酸菜已经成了咋不早说呢？边说边夹起一大筷子，一口馒头，一口酸菜，吃得滋味绵长。两个馒头不见了，一碟子酸菜也消失了。

    奶奶不高兴了，你咋一个人把酸菜吃光了呢？也不知道给我们留点。

    爷爷放下筷子，朝阳的光从向东的窗口照进来，光斑洒了爷爷一脸，他一脸金黄，很快这层金色绽开了花，冰面破裂了，爷爷笑呵呵说：没了再调一碟子嘛，你这死老奶奶，吃酸菜还能把家里给吃穷了？说着端起碟子，把最后残余的一筷子菜也吃了，连碟底那点汤水也喝了。

    奶奶彻底不高兴了，嚷了起来：谁叫你把汤也给喝了？

    爷爷摸一把胡子，呵呵笑个不断，站起身拍打一下屁股，溜下炕去，他要收拾一番骑着骡子去赶集了。

    奶奶再去捞一碟子酸菜，这一回舍不得拌清油了，多多地撒了一点干辣子面。然后一口洋芋一口酸菜地吃起来。

    我和姐姐在院子里跳绳。被我们绕着跳来跳去的草绳，正是串过干菜的冰草绳。它们和萝卜叶子绑在一起后，一起变干了。现在干菜卧出了酸菜，草绳没什么用处了，我们每人一根，在院子里乱舞着。

    我们终于跳乏了，将草绳搭在牛圈门上，看着牛一点一点往大嘴巴里叼。牛很笨，明明已经吃进去了，可是舌头在那里乱搅，忽然又吐出来，只能又往进吃，白白长了个大嘴巴，连一根草绳都不能吃得利索点。

    姐姐终于没心思捉弄老牛了，懒懒地松开了手心里的那最后半截草绳，拉上我的手，走，上山拾呱呱牛去。

    出门撞上奶奶端了一大盆浆水，她这是要给隔壁的二奶奶家送去。

    每次新的浆水卧成，奶奶都要这么送一回。一来叫二奶奶一家赶紧尝一尝新浆水。二来等于在告诉二爷一家，可以继续来我家要浆水吃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缸浆水的馨香滋养两个家庭的日子又开始了。